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向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提交的提案说，中国存在大面积违规种植的转基因水稻和玉米，要求农业部对此作出回应。他提出的问题是否存在尚需调查。他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的回答没有提供新的信息，只是重复了众所周知的官方口径：只有转基因棉花和木瓜得到了种植批准，中国政府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主粮作物。没有批准不等于非法种植不存在。韩长赋没有直接回答崔永元的质疑。
　　但韩长赋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中国政府对转基因技术的政策取向，概言之为“加快研究、推进应用，规范管理、科学发展”。中国政府的态度不再模棱两可，而是决心通过“国家重大专项”研究，在转基因农业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对支持转基因技术的人士来说，无疑是一大胜利。
　　韩长赋的表态能否终结愈演愈烈的转基因技术之争，或是会使争论变得更激烈，目前尚难定论。崔永元与韩长赋的隔空对话，反映了中国在转基因粮食领域的两难现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粮食消费国之一，中国对转基因农业技术的研究、应用、管理和信息发布，还处在粗放和不透明的阶段。这直接导致了当前的转基因僵局。而僵局不但带来了技术失控的风险，使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认知日渐对立，还使得中国在国际粮食贸易中的行为变得难以预期。
　　很多人知道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但不见得知道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2012年，中国进口粮食超过7000万吨，农产品贸易逆差接近500亿美元。和第一次出现逆差的2004年相比，这个数字在8年中扩大了9倍。
　　进口粮食以转基因大豆为主，超过5800万吨。大豆是中国制造食用油的主要原料。中国市场上90%以上的大豆油，是转基因大豆制造的。这说明中国人的餐桌与转基因作物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中国政府还没有批准进口转基因玉米，但各地海关都不断查出违规进口的转基因玉米。这些玉米是制造饲料的原料。
　　从经济学上说，大量进口转基因粮食，会产生连带效应。本国的种植者必须寻找更高产和抗虫害能力更强的种子，才能与国际市场上高产低价的转基因产品竞争。换句话说，只要粮食作物市场是开放的，种子市场终究有一天要开放。不然，本国的种植者就会纷纷破产。这在中国已经被现实所验证。
　　即使不考虑转基因技术的影响，中国粮食的成本劣势也非常明显。陈锡文说，到2013年下半年，进口小麦、玉米和大米的到岸完税价格，均低于中国国内价格。中国政府的农业补贴政策承受着巨大压力。
　　粮食自给水平下降，以及补贴政策带来的财政压力，引发了中国高层的担心。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追求的另一个主要经济目标——城镇化，则面临着土地供应不足的瓶颈。这三个因素使中国寻求高产农业技术的需求变得日益迫切。
　　有些科学家呼吁，中国应推广转基因技术，提高粮食产量，来应对国际农产品市场上的竞争。经济学家则希望，转基因农业能促使更多土地从农业用途转变为非农业用途，以获得更高收益。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尽管激烈反对或坚决支持转基因技术的人都为数不多，但大多数人对政府能否提供有效和透明的监管心存疑虑。
　　中国政府一度犹豫不决，但替代性的选择并不多：提高对国内农产品的补贴（会加重财政压力，且违反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建立农产品关税壁垒（同样违反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发展一种足以与转基因技术抗衡的农业新技术（目前看不到可能性），或放弃现有的城镇化思路（比发明新的农业技术更难）。
　　韩长赋的表态显示，中国政府已经做出选择。转基因农业的僵局有望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