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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5日至7日,在香港中乐团举办的第二届胡琴节中,“看、听、谈”改革胡琴音乐会与座谈会如期举行。继5日和6日在香港文化中心举办了两场改革胡琴专场音乐会后,7日晚又举行了音乐会及座谈会,港内外专家及观众应邀出席。座谈会之前,乐团用环保系列乐器演奏了李焕之在1985年改编的《二泉映月》及谭盾的《天影》(作于1985年,最弱的力度是4个p,最强的时候是4个f,这对于乐团的张力和乐器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并播放了两段录像:一是余其伟在2005年12月中乐团音乐会上用当时被称为“HKCO1型”环保高胡演奏的《平湖秋月》和《妆台秋思》,另一段是高韶青在近期音乐会上用环保二胡与一个爵士乐队及香港中乐团演奏的《玫瑰花》。随后,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阎惠昌带大家做了一个猜谜游戏,即拉下幕布,然后让乐团演奏家在后面轮流用传统胡琴和改革胡琴拉奏,请观众填表,猜测是哪一种胡琴,并填写喜欢哪一种乐器的音色。随后阎惠昌请嘉宾上台座谈,并主持了座谈会 。
阎惠昌:各位观众、各位朋友,前两天晚上,我和乐器研究改革主任阮仕春先生分别给大家做了一些演讲,介绍了一些相关知识。今天,我们团改革的环保胡琴系列完整地在这里呈现出来。
今晚我们请了一些专家到场。在介绍专家之前,我们要特别感谢政府总部民政事务局文化部首席助理秘书长黄静仪小姐,感谢多年来她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今晚邀请的嘉宾有:国家大剧院副院長、音乐学家杨静茂博士,日本华乐团音乐总监、指挥家、东京大学龚林博士,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胡琴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秘书长、二胡演奏家高扬先生,在大提琴、低音乐器方面一直在研究如何用西洋乐器演奏民族风格音乐方面卓有成效并在这次音乐会帮助训练我们低音声部的董金池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现任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乔建中教授,长期从事民族管弦乐研究和评论工作的《人民音乐》原副主编于庆新先生,台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院長、音乐声学专家、古筝教育家郑德渊教授,台湾指挥家、胡琴教育家陈如祁老师。先请黄静仪小姐致词。
黄静仪:欢迎大家来到这边。香港中乐团是香港政府支持的一个表演乐团,也是我们觉得很骄傲的乐团。除了在表演上最卓越,还在包括管理、委约作品、乐器的改革创新等方面都是最高的境界。
余其伟:我是第一个使用环保胡琴的。如果说好处,我觉得上下把位的音色始终都很统一,而且不受气候的影响。但是,可能是我年龄的问题,我是从农业社会过来的,现在到了后工业时代,对传统的音色还有点依依不舍。因为以前的蛇皮它是有生命的,如果从独奏来说,那种动物的东西跟人的心灵的互动、谈心,可能在现在这个纤维的皮里面不容易发出来。这种交响性的中乐团我觉得关键是音色要统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环保琴是很需要的。我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要做集体的事情,要高效率的时候,要用电锅来煮饭,它要准确,可以控制时间。但是有时候你要休息,要放松心灵的时候,很有可能一个人在家里来一下瓦煲。我的意思是说,蛇皮跟环保皮就是瓦煲和电饭煲的关系。
郑德渊:独奏的时候我比较喜欢传统乐器,但合奏上环保胡琴的协和度听起来比较舒服。高音的杂音比较少,整个协和度听起来是蛮好的。只是从民族的审美来讲,机动性好像不那么强。从乐器的改革来讲,我觉得世界上有没有绝对完美的、最好的乐器?没有。新传统接受了一种西方美学的观念,但是它的原来的民族性还是在的,这种东西我们可以继续保持。所以我觉得,在合奏上可以继续发展。当然在音量上比不上西方的弦乐器,那主要还是振动和辐射面的问题。小提琴的振动和辐射面那么大,而胡琴只有这么小。如果我们必须要保持原有音色不变,再从音量来改,我想空间是有限的,但也不是不可能。当然这方面阮老师以及我们各位同仁还有继续努力的空间。这是我的一点建议。
陈如祁:刚才余其伟老师讲的这一段话,我从我的理解替他解释一下。刚才谈到的主要的问题是,我们传统的胡琴是用蛇皮,蛇皮的现象大家应该都知道,从传统的自然蛇皮当中会找到非常好的胡琴,但是可能一百把里有一把,这样的比例,就不能满足乐团的需要。如果个人的独奏我们可能会找到非常好的胡琴,就像余其伟老师提到的,那个蛇皮的“瓦煲”,用它煮菜好像是特別的味道。基于对数量上的需要或是乐团的群体需要,現在阶段这种环保胡琴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阎惠昌:香港中乐团有43位弦乐演奏家。我1997年刚刚来乐团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人演奏的音色不统一。所以团员们就说乐团可不可以集体给他们买琴,把音色统一起來,那是1997年、1998年的时候。现在的环保胡琴是香港中乐团期望音色统一的尝试。高胡、二胡、中胡都保留了这三个要素:第一,样式上一看就是二胡;第二,音色基本不变;第三,演奏方法不变。我们在这三个前提下,再考虑音区是否可以拓宽一点,高音区衰减的部分是否更好一点,是否受气温的变化影响小一点。
高扬:这次我听到的和我两年前在香港中乐团成立30周年的音乐会上听到的环保二胡在品质上有了质的飞跃。我自己从事二胡改革(环保二胡)也有很多年了。我觉得香港中乐团已经取得了到全世界的通行证,再不会遇到因乐器的蛇皮违反环保规定而不能过关的尴尬。记得在8年前,要控制使用蛇皮,国家林业局成立了野生动物保护小组。结果,我们周边国家,比如越南,为了发展经济,就在中国边境上搞家养蛇,并带动了境内的广西地区,有了大量的家养蛇。后来我们出国时就说:“这个不是野生蛇,是家养蛇。”好像就不受限制了。而香港中乐团并非因此而放弃改革,因为他们具有一个非常先进的理念,即环保是必走之路。
余其伟:那种家养蛇皮的音色和张力都不行,不能用。
董金池:我的讲话可以总结为六个字:“兴奋”、“成绩”和“骄傲”。我是搞交响音乐的,在天津是大提琴首席和独奏演员,但是我自己在如何让大提琴走中国的民族化方面又有一些想法和创新,所以我从1993年开始在世界各地的独奏音乐会,我都背着一个上海发明制作的革胡。每次演奏完革胡就呼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创新,逐步完善。因为当时的评论大部分都是负面的。我跟香港中乐团合作并多次使用了这件改革后的革胡,成果令人兴奋!这其中包含了乐团领导阎惠昌艺术总监、钱敏华行政总监以及改革小组阮主任和乐团所有革胡演奏家的心血和努力。今年夏天,四川音乐学院搞了一个用木板改革的,也不错。但我还是提倡革胡的改革要建立在皮面的基础上。与过去五八型、六四型的革胡相比,现在这种板膜共振的革胡确实很不错。也许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会有争论,但若干年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就会为今天改革的成绩感到骄傲!向中乐团表示祝贺!
龚林:中国胡琴在大陆,有几十种之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胡琴的发展一直是自由的、追求个性的发展,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5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管弦乐团的成立,从江南丝竹乐队、吹打乐队结合起来,发展成一个大乐队的时候,我们就明显感到弓弦声部音域不足了,仅有二胡也是不够的。于是就把广东音乐的高胡改造一下搬到了我们的乐队,然后中胡也就出来了。中国民族音乐家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就是想用我们的三把乐器来抵一把小提琴,但我们民族管弦乐队的高胡、二胡、中胡,它的音色、音量是不统一的。香港中乐团的乐器改革,尤其是把高、二、中、大、低(我把革胡叫成大胡,把低音革胡叫低胡,因为我觉得高、二、中、大、低比较统一)作为系列来改革,是了不起的。我觉得高、二、中在这次改革中从皮质上统一了,所以在解决声部的音量、音色、音质的平衡方面,是跨出了一大步。
于庆新:民族乐器作为农业文明的产物,具有很强的个性特色,个性常常具有排他性。在新型的民族管弦乐队中,其个性化特征的负面影响日渐突出,例如它自身的音准、音色衰减及声部间的音色融合、音响平衡等等。多年来,在民族器乐领域,创作、演奏、指挥、理论、教育、普及及乐器改革等等诸方面,发展最为迟缓、落后的当属乐改。我认为,民族乐器改革的滞后,已经严重阻碍了民族管弦乐艺术的发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2000年我在高雄开会时所提交的论文中提出,民族管弦乐发展的当务之急是“一手抓创作,一手抓乐改”。我还呼吁,两岸三地各有各的资源优势,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联合起来,取长补短,推动乐改。当时阎总监信誓旦旦地向我表示:“以后你看看我们香港中乐团是怎么做的吧!”
阎总监没有食言。近年来多次参加香港中乐团的活动,每次都能听到他们在这一领域新的进展和成果。这次环保胡琴的研制,与以往的乐改更加不同,即除了长期以来存在的乐器性能问题之外,还面临着一个世界性的环保课题。面对这样双重的压力,中乐团这次向我们展示的成果是令人欣慰的。环保系列胡琴的研制,不仅解决了乐团出国的“通行证”问题,而且在高胡、二胡高音区的音色、音量衰减及高、二、中、革胡声部间的音色融合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香港中乐团的这次活动,理应载入我们正在编纂、十月即将出版的《二胡大典》之中。一流的乐团,我认为应该在创作、演奏、指挥、管理四方面达到一流水准,作为民族管弦乐团的特殊情况,理想化的更高层次还应加上乐改一流,这五个方面,香港中乐团名列前茅,令人信服。
三年前我在大陆找到了一位热心乐改、愿意召开全国乐改会议的音乐学院院长,但因得不到各方的响应而错失良机。希望今年11月香港中乐团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和环保胡琴的专场音乐会,在大陆民乐界形成一个乐器改革的冲击波,早日在大陆形成一个民族乐器改革的热潮。
阎惠昌:去年11月马友友先生跟我们合作的时候,听完我们的革胡,他说“哇,这么神奇的一件乐器!”后来我们把琴送给他,希望他在演奏过程中能给我们提出意见,他说:“哇,有了琴了,太好了!什么时候给我作品?”他表示要赵季平接着给他写这个作品,但是没有想到当天晚上的演出他就拿那把琴上去演奏了。像这样世界级的演奏家能这样做,确实对我们乐器改革是认可与鼓励的。政府对我们一直很支持,希望继续支持;也希望在座的真的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乔建中:多年来,香港中乐团在推动民族管弦乐作品创作、提升乐队表演水平、扩展民族乐队国际影响、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以及全面实现公司化管理方面均取得了令所有同行瞩目的成绩。在乐器改良研究方面,乐团同样坚持其务实求真的一贯路线。如果说,胡琴系列的改革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这次阶段性的成果就可以归结为“初战告捷”。我们有理由为这件被誉为世界上“第一把绿色二胡”获得广泛承认而兴奋。在近百年的中国胡琴乐器系列改革史上,它迈出的是一大步,也可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自1919年中国第一支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管弦乐队组建以来,乐器改革就是乐队建设最重要的环节和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无论是郑觐文起草的《大同乐会之新组织》,还是刘天华的《国乐改进社缘起》,均把乐器改革作为“改良”或“改进”国乐的三大任务(另外两个任务是创作和研究)之一。他们之后,这项工作再也没有停止。然而,由于思想观念及民族管弦乐队创作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往的“乐改”,多数有局部性和零碎性的缺憾,而缺乏整体性和前瞻性。香港中乐团自2004年起所以将“乐改”置于乐团建设的整体规划中,是因为他们在作品积累、演奏水准都进入自身的巅峰期,既有实践本身作为厚实的基础,又有乐队“更上层楼”的历史呼唤。同时还加上一个全球都特别重视的“环保意识”。可以说,此举乃顺乎潮流、水到渠成之为。它的初步成功,正好圆了郑觐文、刘天华、李焕之、彭修文等前辈的理想之梦,也为中国民族乐队拓展出某些新的表现空间。
从全面推行“乐改”之始,香港中乐团的艺术、行政总监及参与者就确立了自己的改革理念和宗旨:即以不改变外形,不改变基本演奏方法,不改变原乐器的基本音色为前提,再加上坚决“放弃”使用野生动物皮而改为“环保型”人造皮膜的原则,就构成了“三不”“一坚”的“乐改”理念。表面上看,它的“定位”似乎不算太高:“三不”相对是一种比较现成的框格,现代人工制造的皮膜技术也已有很高的水平,但要超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积淀、又经历了百年来的不断改进的“这把”胡琴,实际上有很大的难度,其“挑战性”是不言而喻的。可贵者,主持其事的阮仕春先生前有改革阮类乐器、仿制日本正仓院唐传乐器的实践经验,后有内地数十年胡琴改革成绩作为参照,加上理念清晰、目标明确以及一切通过实践的“乐改”精神,最终是此次“环保胡琴系列”的改革获得主持者、使用者、关注者及听众群体的普遍承认。以我本人的想法,哪怕是新器与原器基本相当也就算是大告成功了,何况,某些指标已明显超过原器。我们有理由为它衷心祝贺!
在多年的改革试验中,有一种态度让我们非常感佩。那就是尊重科学,尊重实践,将乐器改革置于完全开放的场景中,体现了一种难得的“公开性”。如此“不设防”的心态,坦荡又大气。它与以往乐器改革中出现的私匿的、狭隘的、生怕“泄露”技术秘密的做法,形成了很大的反差。特别是这次“看、听、谈”,表现出更大的公开性和开放性,这才是保证“乐改”初步成功的真正动力。香港中乐团以坦诚之心获得了新的社会认同,这也正是今后乐器改革最可靠的保证因素之一。说到底,乐器改革(其实,在改革、改良、改进这几个词汇中,我更喜欢“改良”,因为“改革”多少有点否定传统的含义)是20世纪初组建现代民族管弦乐并使它日益成熟、完善的关键因素之一。香港中乐团近期的乐器改革,是在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逐步走向成熟,香港中乐团演奏水平、表现性能进入自己的高峰阶段提出并展开的,而且有某种整体性目标,所以它会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然而,从一个公认的理想化乐队的历史发展进程而言,它只能说是刚迈过最艰难的一步。今后的路程还很长。对此,主持其事的阮仕春先生有清醒的认识,他说自己才做到了“三分之一”。其中不乏有谦虚之意,但这种开阔的眼量,我们是深表赞许的。
阎惠昌:我现在宣布一下刚才猜谜的统计结果。第一个环节中,喜欢传统高胡(蛇皮)音色的有20人,喜欢环保高胡音色的有60人,占多数;第二个环节中,喜欢传统二胡音色的有50人,喜欢环保二胡音色的有60人,占多数;在第三个环节中,喜欢传统中胡和环保中胡的各有50人。
感谢香港中乐团所有团员无一缺席地都参加了今天的演奏会、座谈会。感谢各位观众,也感谢我们民政事务局的秘书长,感谢我们所有各地来的专家!
阎惠昌:各位观众、各位朋友,前两天晚上,我和乐器研究改革主任阮仕春先生分别给大家做了一些演讲,介绍了一些相关知识。今天,我们团改革的环保胡琴系列完整地在这里呈现出来。
今晚我们请了一些专家到场。在介绍专家之前,我们要特别感谢政府总部民政事务局文化部首席助理秘书长黄静仪小姐,感谢多年来她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今晚邀请的嘉宾有:国家大剧院副院長、音乐学家杨静茂博士,日本华乐团音乐总监、指挥家、东京大学龚林博士,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胡琴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秘书长、二胡演奏家高扬先生,在大提琴、低音乐器方面一直在研究如何用西洋乐器演奏民族风格音乐方面卓有成效并在这次音乐会帮助训练我们低音声部的董金池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现任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乔建中教授,长期从事民族管弦乐研究和评论工作的《人民音乐》原副主编于庆新先生,台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院長、音乐声学专家、古筝教育家郑德渊教授,台湾指挥家、胡琴教育家陈如祁老师。先请黄静仪小姐致词。
黄静仪:欢迎大家来到这边。香港中乐团是香港政府支持的一个表演乐团,也是我们觉得很骄傲的乐团。除了在表演上最卓越,还在包括管理、委约作品、乐器的改革创新等方面都是最高的境界。
余其伟:我是第一个使用环保胡琴的。如果说好处,我觉得上下把位的音色始终都很统一,而且不受气候的影响。但是,可能是我年龄的问题,我是从农业社会过来的,现在到了后工业时代,对传统的音色还有点依依不舍。因为以前的蛇皮它是有生命的,如果从独奏来说,那种动物的东西跟人的心灵的互动、谈心,可能在现在这个纤维的皮里面不容易发出来。这种交响性的中乐团我觉得关键是音色要统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环保琴是很需要的。我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要做集体的事情,要高效率的时候,要用电锅来煮饭,它要准确,可以控制时间。但是有时候你要休息,要放松心灵的时候,很有可能一个人在家里来一下瓦煲。我的意思是说,蛇皮跟环保皮就是瓦煲和电饭煲的关系。
郑德渊:独奏的时候我比较喜欢传统乐器,但合奏上环保胡琴的协和度听起来比较舒服。高音的杂音比较少,整个协和度听起来是蛮好的。只是从民族的审美来讲,机动性好像不那么强。从乐器的改革来讲,我觉得世界上有没有绝对完美的、最好的乐器?没有。新传统接受了一种西方美学的观念,但是它的原来的民族性还是在的,这种东西我们可以继续保持。所以我觉得,在合奏上可以继续发展。当然在音量上比不上西方的弦乐器,那主要还是振动和辐射面的问题。小提琴的振动和辐射面那么大,而胡琴只有这么小。如果我们必须要保持原有音色不变,再从音量来改,我想空间是有限的,但也不是不可能。当然这方面阮老师以及我们各位同仁还有继续努力的空间。这是我的一点建议。
陈如祁:刚才余其伟老师讲的这一段话,我从我的理解替他解释一下。刚才谈到的主要的问题是,我们传统的胡琴是用蛇皮,蛇皮的现象大家应该都知道,从传统的自然蛇皮当中会找到非常好的胡琴,但是可能一百把里有一把,这样的比例,就不能满足乐团的需要。如果个人的独奏我们可能会找到非常好的胡琴,就像余其伟老师提到的,那个蛇皮的“瓦煲”,用它煮菜好像是特別的味道。基于对数量上的需要或是乐团的群体需要,現在阶段这种环保胡琴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阎惠昌:香港中乐团有43位弦乐演奏家。我1997年刚刚来乐团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人演奏的音色不统一。所以团员们就说乐团可不可以集体给他们买琴,把音色统一起來,那是1997年、1998年的时候。现在的环保胡琴是香港中乐团期望音色统一的尝试。高胡、二胡、中胡都保留了这三个要素:第一,样式上一看就是二胡;第二,音色基本不变;第三,演奏方法不变。我们在这三个前提下,再考虑音区是否可以拓宽一点,高音区衰减的部分是否更好一点,是否受气温的变化影响小一点。
高扬:这次我听到的和我两年前在香港中乐团成立30周年的音乐会上听到的环保二胡在品质上有了质的飞跃。我自己从事二胡改革(环保二胡)也有很多年了。我觉得香港中乐团已经取得了到全世界的通行证,再不会遇到因乐器的蛇皮违反环保规定而不能过关的尴尬。记得在8年前,要控制使用蛇皮,国家林业局成立了野生动物保护小组。结果,我们周边国家,比如越南,为了发展经济,就在中国边境上搞家养蛇,并带动了境内的广西地区,有了大量的家养蛇。后来我们出国时就说:“这个不是野生蛇,是家养蛇。”好像就不受限制了。而香港中乐团并非因此而放弃改革,因为他们具有一个非常先进的理念,即环保是必走之路。
余其伟:那种家养蛇皮的音色和张力都不行,不能用。
董金池:我的讲话可以总结为六个字:“兴奋”、“成绩”和“骄傲”。我是搞交响音乐的,在天津是大提琴首席和独奏演员,但是我自己在如何让大提琴走中国的民族化方面又有一些想法和创新,所以我从1993年开始在世界各地的独奏音乐会,我都背着一个上海发明制作的革胡。每次演奏完革胡就呼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创新,逐步完善。因为当时的评论大部分都是负面的。我跟香港中乐团合作并多次使用了这件改革后的革胡,成果令人兴奋!这其中包含了乐团领导阎惠昌艺术总监、钱敏华行政总监以及改革小组阮主任和乐团所有革胡演奏家的心血和努力。今年夏天,四川音乐学院搞了一个用木板改革的,也不错。但我还是提倡革胡的改革要建立在皮面的基础上。与过去五八型、六四型的革胡相比,现在这种板膜共振的革胡确实很不错。也许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会有争论,但若干年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就会为今天改革的成绩感到骄傲!向中乐团表示祝贺!
龚林:中国胡琴在大陆,有几十种之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胡琴的发展一直是自由的、追求个性的发展,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5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管弦乐团的成立,从江南丝竹乐队、吹打乐队结合起来,发展成一个大乐队的时候,我们就明显感到弓弦声部音域不足了,仅有二胡也是不够的。于是就把广东音乐的高胡改造一下搬到了我们的乐队,然后中胡也就出来了。中国民族音乐家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就是想用我们的三把乐器来抵一把小提琴,但我们民族管弦乐队的高胡、二胡、中胡,它的音色、音量是不统一的。香港中乐团的乐器改革,尤其是把高、二、中、大、低(我把革胡叫成大胡,把低音革胡叫低胡,因为我觉得高、二、中、大、低比较统一)作为系列来改革,是了不起的。我觉得高、二、中在这次改革中从皮质上统一了,所以在解决声部的音量、音色、音质的平衡方面,是跨出了一大步。
于庆新:民族乐器作为农业文明的产物,具有很强的个性特色,个性常常具有排他性。在新型的民族管弦乐队中,其个性化特征的负面影响日渐突出,例如它自身的音准、音色衰减及声部间的音色融合、音响平衡等等。多年来,在民族器乐领域,创作、演奏、指挥、理论、教育、普及及乐器改革等等诸方面,发展最为迟缓、落后的当属乐改。我认为,民族乐器改革的滞后,已经严重阻碍了民族管弦乐艺术的发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2000年我在高雄开会时所提交的论文中提出,民族管弦乐发展的当务之急是“一手抓创作,一手抓乐改”。我还呼吁,两岸三地各有各的资源优势,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联合起来,取长补短,推动乐改。当时阎总监信誓旦旦地向我表示:“以后你看看我们香港中乐团是怎么做的吧!”
阎总监没有食言。近年来多次参加香港中乐团的活动,每次都能听到他们在这一领域新的进展和成果。这次环保胡琴的研制,与以往的乐改更加不同,即除了长期以来存在的乐器性能问题之外,还面临着一个世界性的环保课题。面对这样双重的压力,中乐团这次向我们展示的成果是令人欣慰的。环保系列胡琴的研制,不仅解决了乐团出国的“通行证”问题,而且在高胡、二胡高音区的音色、音量衰减及高、二、中、革胡声部间的音色融合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香港中乐团的这次活动,理应载入我们正在编纂、十月即将出版的《二胡大典》之中。一流的乐团,我认为应该在创作、演奏、指挥、管理四方面达到一流水准,作为民族管弦乐团的特殊情况,理想化的更高层次还应加上乐改一流,这五个方面,香港中乐团名列前茅,令人信服。
三年前我在大陆找到了一位热心乐改、愿意召开全国乐改会议的音乐学院院长,但因得不到各方的响应而错失良机。希望今年11月香港中乐团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和环保胡琴的专场音乐会,在大陆民乐界形成一个乐器改革的冲击波,早日在大陆形成一个民族乐器改革的热潮。
阎惠昌:去年11月马友友先生跟我们合作的时候,听完我们的革胡,他说“哇,这么神奇的一件乐器!”后来我们把琴送给他,希望他在演奏过程中能给我们提出意见,他说:“哇,有了琴了,太好了!什么时候给我作品?”他表示要赵季平接着给他写这个作品,但是没有想到当天晚上的演出他就拿那把琴上去演奏了。像这样世界级的演奏家能这样做,确实对我们乐器改革是认可与鼓励的。政府对我们一直很支持,希望继续支持;也希望在座的真的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乔建中:多年来,香港中乐团在推动民族管弦乐作品创作、提升乐队表演水平、扩展民族乐队国际影响、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以及全面实现公司化管理方面均取得了令所有同行瞩目的成绩。在乐器改良研究方面,乐团同样坚持其务实求真的一贯路线。如果说,胡琴系列的改革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这次阶段性的成果就可以归结为“初战告捷”。我们有理由为这件被誉为世界上“第一把绿色二胡”获得广泛承认而兴奋。在近百年的中国胡琴乐器系列改革史上,它迈出的是一大步,也可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自1919年中国第一支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管弦乐队组建以来,乐器改革就是乐队建设最重要的环节和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无论是郑觐文起草的《大同乐会之新组织》,还是刘天华的《国乐改进社缘起》,均把乐器改革作为“改良”或“改进”国乐的三大任务(另外两个任务是创作和研究)之一。他们之后,这项工作再也没有停止。然而,由于思想观念及民族管弦乐队创作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往的“乐改”,多数有局部性和零碎性的缺憾,而缺乏整体性和前瞻性。香港中乐团自2004年起所以将“乐改”置于乐团建设的整体规划中,是因为他们在作品积累、演奏水准都进入自身的巅峰期,既有实践本身作为厚实的基础,又有乐队“更上层楼”的历史呼唤。同时还加上一个全球都特别重视的“环保意识”。可以说,此举乃顺乎潮流、水到渠成之为。它的初步成功,正好圆了郑觐文、刘天华、李焕之、彭修文等前辈的理想之梦,也为中国民族乐队拓展出某些新的表现空间。
从全面推行“乐改”之始,香港中乐团的艺术、行政总监及参与者就确立了自己的改革理念和宗旨:即以不改变外形,不改变基本演奏方法,不改变原乐器的基本音色为前提,再加上坚决“放弃”使用野生动物皮而改为“环保型”人造皮膜的原则,就构成了“三不”“一坚”的“乐改”理念。表面上看,它的“定位”似乎不算太高:“三不”相对是一种比较现成的框格,现代人工制造的皮膜技术也已有很高的水平,但要超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积淀、又经历了百年来的不断改进的“这把”胡琴,实际上有很大的难度,其“挑战性”是不言而喻的。可贵者,主持其事的阮仕春先生前有改革阮类乐器、仿制日本正仓院唐传乐器的实践经验,后有内地数十年胡琴改革成绩作为参照,加上理念清晰、目标明确以及一切通过实践的“乐改”精神,最终是此次“环保胡琴系列”的改革获得主持者、使用者、关注者及听众群体的普遍承认。以我本人的想法,哪怕是新器与原器基本相当也就算是大告成功了,何况,某些指标已明显超过原器。我们有理由为它衷心祝贺!
在多年的改革试验中,有一种态度让我们非常感佩。那就是尊重科学,尊重实践,将乐器改革置于完全开放的场景中,体现了一种难得的“公开性”。如此“不设防”的心态,坦荡又大气。它与以往乐器改革中出现的私匿的、狭隘的、生怕“泄露”技术秘密的做法,形成了很大的反差。特别是这次“看、听、谈”,表现出更大的公开性和开放性,这才是保证“乐改”初步成功的真正动力。香港中乐团以坦诚之心获得了新的社会认同,这也正是今后乐器改革最可靠的保证因素之一。说到底,乐器改革(其实,在改革、改良、改进这几个词汇中,我更喜欢“改良”,因为“改革”多少有点否定传统的含义)是20世纪初组建现代民族管弦乐并使它日益成熟、完善的关键因素之一。香港中乐团近期的乐器改革,是在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逐步走向成熟,香港中乐团演奏水平、表现性能进入自己的高峰阶段提出并展开的,而且有某种整体性目标,所以它会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然而,从一个公认的理想化乐队的历史发展进程而言,它只能说是刚迈过最艰难的一步。今后的路程还很长。对此,主持其事的阮仕春先生有清醒的认识,他说自己才做到了“三分之一”。其中不乏有谦虚之意,但这种开阔的眼量,我们是深表赞许的。
阎惠昌:我现在宣布一下刚才猜谜的统计结果。第一个环节中,喜欢传统高胡(蛇皮)音色的有20人,喜欢环保高胡音色的有60人,占多数;第二个环节中,喜欢传统二胡音色的有50人,喜欢环保二胡音色的有60人,占多数;在第三个环节中,喜欢传统中胡和环保中胡的各有50人。
感谢香港中乐团所有团员无一缺席地都参加了今天的演奏会、座谈会。感谢各位观众,也感谢我们民政事务局的秘书长,感谢我们所有各地来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