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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将金庸的武侠小说与教育话题捏在一起写过几篇不成器的文章，算是教学之余在教育的圣坛上起哄吧。金庸的武侠小说我基本上都看过，有的还认真“复习”过。此时此刻，说教育的事儿，我还是想从金庸小说里的周伯通教郭靖说起。
以“玩”为法，这是周伯通的基本教育方法，甚至是他的全部教育方法。无论是教郭靖还是教杨过，周伯通都是玩着教，即“寓教于玩”，并且似乎别无目的，只是玩。这比起我们平时上课的那些预设且死守的“教学目标”，要有趣和“灵活”得多，在这种教学中，郭靖们何止是没有压力，简直是充满乐趣和激情，是玩着学。于是，郭靖们不仅能学到真本领，还能陶醉于真才实技中本来就蕴含着的精神享受。这种教法和学法，这样的师生关系是多么令人羡慕啊。
当然，这种“玩”法是大师级别的人物才会有的，它超越了专业技能和精神羁绊从而进入一种自由挥洒和任意流露的境界。阮籍出任东平县——东平有美酒，他有一半动机是冲着酒去的——品着美酒玩着闹着，一月之间，积案全无，天下太平；贾平凹在街头边跟催稿的编辑闲聊，边在烟盒上写文章，聊未尽而稿已成……《神雕侠侣》中周伯通自创的一种拳法就叫做“一心二用”，几乎完全是在玩耍中完成的。这都是大玩家信手拈来的大手笔，足以让天下无数碌碌无能的教师羞愧难当。这种大手笔是普通的学识和经验所无法达到的，也不是仅凭“专业技术”能力可以自如应付的，它是超越一切现行规矩之后，才达到了那种通神拟鬼的境界，与其说是超人的才能，倒不如说是脱俗的任性和随心所欲的挥洒。这也似乎不是什么“厚积薄发”和“滴水穿石”之类的功夫，而是通天性、极自然、超凡俗、无规而中矩、无形而尽意的极致人生，如清风流云自然而天趣生成，如狂风暴雨而无拘无束，是出神人化的鬼斧神工吧。
我们平时的教育教学似乎是忌玩的。“业精于勤荒于嬉”是我们须臾不忍离嘴的咒语。如同寺院里的清规戒律，无论在言语上还是行动上，我们都对“玩”怀有万分的戒忌。甚至视若洪水猛兽。包括小学生背手正坐在内的那些规矩是怎样被炮制出来的?依据的是什么理论?发源于那种动机?细想起来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并且深生疑窦。
规矩太死和毫无规矩是所有从教者都反对的，但是对于“玩”和“活”的深入思考和认真实践又有几人?似乎自有学校教育以来，大的方向总是走向规矩的严格和规范的繁琐。教育的“进步”似乎也只体现在不断的严肃规矩和限制趣味上。“禁止”“不许”之类，是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中最常用的词汇。是啊，我们有时也说“寓教于乐”和“快乐教学”，但是，多数教师似乎并不愿意在这方面下多少功夫，抑或是不屑于给学生快乐和趣味。好像学究式的古板、满脸阶级斗争式的严肃、不苟言笑的表情、道貌岸然的做派等，才更像教师，更能为人师表，也更显得有学问，更能显出师道尊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这种情形愈演愈烈，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喜笑颜开、幽默风趣的教师和活泼生动、快乐有趣的课堂了——除非是在听课者面前作秀。
周伯通之所以能和“学生”玩到一起，首先是他不把自己当老师，也不把学生当“学生”。郭靖要将他称”老师”，他坚决不许，因为那样必然导致关系“生分”和尊卑差异，自然就不利于一起“玩”。最后青春年少的郭靖只能把这个老头儿叫“大哥”。称“大哥”与称“老师”在本质上有天壤之别。在周伯通那里，“大哥”表示一种“玩伴”关系和“哥们”关系。“不为人师”是周伯通、洪七公们的基本立场，这无疑是他们超凡脱俗和高明巧妙之处。被人称不称“老师”，其实与光荣不光荣没有多大关系，那不是师生关系的本质。“敬师如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其实都是封建宗法观念的余孽，在现实中表现的更多更突出的是其消极甚至丑陋的一面。对此，周伯通要不比我们更明白，要不就是浑然不知。
比起周伯通，当今的广大教师的突出特点就是各种“霸权主义”，诸如“话语霸权”“道德霸权”甚至“审美霸权”“消费霸权”等。总之，是以自己的思想为标准去限制学生，用各种各样的行为框子去套学生。“霸权”突出，何来平等?没有乎等，何来真心交流?于是就只剩下灌输，只剩下强迫。所谓“填鸭式”“注水式”的方式方法就是这些“霸权”活生生的体现。而这种灌输和强迫在老师们那里却是自然而然和“天经地义”的，老师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这是因为自己早已习惯于此，即自己在上学时已习惯于被灌输和强迫，于是做了教师之后还是习惯于灌输和强迫，这是教育精神的一种遗传。“好的学不会，坏的不用学。”传统教育中不是没有好东西，但容易被后来者学到的却往往是不好的，负面的。 被动成为一种习惯，就很难改变，无论是作为成人的教师还是作为未成年人的学生，乃至广大的社会民众。也包括家长，甚至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而被动习惯却是创造性发展的死敌。 把学生训练成循规蹈矩的呆鸟和亦步亦趋的应声虫，学生自然不会有什么创造性和创造力。所以从客观结果上说，从长远看，不是所有的学校、教师都对学生有帮助，有些学校和教师其实是在害学生，在暴殄天物，对社会和教育的进步起着倒退作用，属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我们称颂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教育的理由之一，就是它们有平等的师生关系和民主精神，这是根本。而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就是由这种关系和精神做内核的制度和方法派生出来的。这是根与枝的关系，是果树和果实的关系。至于说到传统文化的深厚、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我们应该是有信心的。但是，也许正是这些五千年的优秀传统，在主观上成了中国教育和教师的五千度近视镜，妨碍了我们的视野；也许正是那些庞大而系统完备的传统观念，在客观上成了教育进步的绊脚石，使得中国教育改革举步维艰，甚至走一步，退两步。 “疯癫”是对“理性”的反叛。如果已经“理性”得不近人情，冷酷如冰，毫无生趣，那么“疯癫”一下倒有助于人性和生趣的回归。当然，周伯通不是医学和生理意义上的“疯癫”者，他只是一个玩性不改、童真未泯的老者。这样的老者是最适合做教师的。
西北师大附中校长张盛庆曾说，教师应该有三种“风范”，即“老者风范”“学者风范”“师者风范”。我是非常认同“老者风范”这种说法的，因为它形象地说明了宽容、和蔼、慈悲在教师人格中的作用。一个老人对待孩子，慈祥，温和，容忍，甚至时有适度的娇纵，这不正是广大教师特别是中、小、幼教师所普遍缺乏的吗?
周伯通的特点还在于同时娱乐自己。把教学看做一种娱乐，这对于教师来说其实是必要的和重要的。许多人都说当教师很苦，也承认这种苦主要来自“心苦”，其实就是枯燥的教学过程和严肃有余的教育教学态度以及长期被死板而缺乏活力的教育体制压迫造成的。 至于工作量之大和劳力之累还在其次。
比比周伯通，我们其实是自己把自己逼到了绝境，逼到了苦楚和煎熬的体验之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高兴一点儿?为什么不可以在课堂上给自己找点乐子?为什么不可以像爷爷奶奶和孙子孙女之间那样充满亲情和快乐呢?何况在那种情形下并不妨碍学习，甚至学习效果会更好。难道是因为教师比学生更有知识，从而就有了足够的理由高高在上，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就能随意剥夺学生的快乐和自由吗?而周伯通、洪七公们不是这样，孔子、陶行知们也不是这样，其实教育教学效果好的老师们都不是这样。只是，毕竟能和学生“玩”到一起，能“寓教于玩”的教师太少了。普遍的情况是，都为分数急红了眼，瞪视着学生，逼迫着学生去死记硬背，去题海里挣扎甚至“淹死”——毁掉他们天生的灵性和学习兴趣。这种杀鸡取卵的手段不是基于对教育的无知就是基于职业的私心，正像以破坏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建设那些高污染的工厂一样。
教师是完全有理由而且能够在教学中获得乐趣和愉悦的，完全不必要也不该整天板着面孔去对待学生。教学内容和师生交流中存在着大量的快乐资源，亟待我们去开发，去利用。我们理应享用这些快乐资源，从而使师生的生活都充满快乐和趣味。若不如此，我们岂不白白浪费了人生最大的一笔精神财富。 假设做一个快乐的老师、一个老顽童式的老师和做一个警察式的、保姆式的老师，而得到的教育效果是一样的，那么你选择哪一种?
大凡是正常的人，都有这样一种体会：快乐指数是和学习效率、工作效率是成正比例关系的；兴趣和趣味与学习效果是密切相关的。遗憾的是多数老师已经被强大的社会意识形态“绑架”了，被来自工业时代的无所不在的“竞争”呐喊声、喧嚣声吓懵了，逼疯了，于是从思想到行为，都陷入了严重的误区而不能自拔。虽然我们有时也有清醒中的痛苦和无奈，但更多的是习惯，似乎被一种抽象的社会力量使了定身术，又像是患了自己想打倒自己却又不愿意打倒自己的那种人格分裂症。 学生的许多创造性思维和发明创造却正是在充满快乐和激情的情境中发生和产生的。把教师得到乐趣、学生得到快乐作为教育教学的前提，有何不可?这不仅仅是周伯通这种小说人物告诉我们的，也是无数成功教育者和教育专学家告诉我们的，当然也是简洁、朴素却最实用的教育真理告诉我们的。
教育的潜台词是“与生同乐”。乐和学一样重要。我们都看到过许多考上了大学却丢失了娱乐天性的学生，也听到过不少学富五车之后却隔绝了温馨的亲情、友情和生活情趣的人的故事，这不仅是个体生命的失败，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哀。我们不禁要问：了无生趣的学问还是对人生有意义的学问吗7毫无乐趣的生活和工作，对人会有益处吗? 学习是为了人生，教育是为了人生，这大概是对教育“以人为本”理念的通俗而准确的解释吧。 快乐是人生，不快乐也是人生；快乐是教育，不快乐也是教育，在快乐中从事教育和学习，不仅有利于教师和学生，利于教学效果，更利于人生和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快乐”应该成为教育的第一前提。若非得说它和儿童游戏有什么区别。在我看来，区别仅在于教育有点儿学习的动机。仅此而已。 教师是否成熟也表现在是否会和学生“玩”上，表现在是否会流利而自然地借“玩”的名义去与学生交流教学内容上。但是，那确实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不是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就可以达到的。 仔细体味我们生活中那些“好玩”的人、充满趣味的人，认真研究有德有才的“老顽童”们在和孩子们做游戏时的那些举止言行，我们也许会有一些启发。至于时下那些铺天盖地、云里雾里的教育理论，倒可以缓一会儿再看。
以“玩”为法，这是周伯通的基本教育方法，甚至是他的全部教育方法。无论是教郭靖还是教杨过，周伯通都是玩着教，即“寓教于玩”，并且似乎别无目的，只是玩。这比起我们平时上课的那些预设且死守的“教学目标”，要有趣和“灵活”得多，在这种教学中，郭靖们何止是没有压力，简直是充满乐趣和激情，是玩着学。于是，郭靖们不仅能学到真本领，还能陶醉于真才实技中本来就蕴含着的精神享受。这种教法和学法，这样的师生关系是多么令人羡慕啊。
当然，这种“玩”法是大师级别的人物才会有的，它超越了专业技能和精神羁绊从而进入一种自由挥洒和任意流露的境界。阮籍出任东平县——东平有美酒，他有一半动机是冲着酒去的——品着美酒玩着闹着，一月之间，积案全无，天下太平；贾平凹在街头边跟催稿的编辑闲聊，边在烟盒上写文章，聊未尽而稿已成……《神雕侠侣》中周伯通自创的一种拳法就叫做“一心二用”，几乎完全是在玩耍中完成的。这都是大玩家信手拈来的大手笔，足以让天下无数碌碌无能的教师羞愧难当。这种大手笔是普通的学识和经验所无法达到的，也不是仅凭“专业技术”能力可以自如应付的，它是超越一切现行规矩之后，才达到了那种通神拟鬼的境界，与其说是超人的才能，倒不如说是脱俗的任性和随心所欲的挥洒。这也似乎不是什么“厚积薄发”和“滴水穿石”之类的功夫，而是通天性、极自然、超凡俗、无规而中矩、无形而尽意的极致人生，如清风流云自然而天趣生成，如狂风暴雨而无拘无束，是出神人化的鬼斧神工吧。
我们平时的教育教学似乎是忌玩的。“业精于勤荒于嬉”是我们须臾不忍离嘴的咒语。如同寺院里的清规戒律，无论在言语上还是行动上，我们都对“玩”怀有万分的戒忌。甚至视若洪水猛兽。包括小学生背手正坐在内的那些规矩是怎样被炮制出来的?依据的是什么理论?发源于那种动机?细想起来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并且深生疑窦。
规矩太死和毫无规矩是所有从教者都反对的，但是对于“玩”和“活”的深入思考和认真实践又有几人?似乎自有学校教育以来，大的方向总是走向规矩的严格和规范的繁琐。教育的“进步”似乎也只体现在不断的严肃规矩和限制趣味上。“禁止”“不许”之类，是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中最常用的词汇。是啊，我们有时也说“寓教于乐”和“快乐教学”，但是，多数教师似乎并不愿意在这方面下多少功夫，抑或是不屑于给学生快乐和趣味。好像学究式的古板、满脸阶级斗争式的严肃、不苟言笑的表情、道貌岸然的做派等，才更像教师，更能为人师表，也更显得有学问，更能显出师道尊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这种情形愈演愈烈，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喜笑颜开、幽默风趣的教师和活泼生动、快乐有趣的课堂了——除非是在听课者面前作秀。
周伯通之所以能和“学生”玩到一起，首先是他不把自己当老师，也不把学生当“学生”。郭靖要将他称”老师”，他坚决不许，因为那样必然导致关系“生分”和尊卑差异，自然就不利于一起“玩”。最后青春年少的郭靖只能把这个老头儿叫“大哥”。称“大哥”与称“老师”在本质上有天壤之别。在周伯通那里，“大哥”表示一种“玩伴”关系和“哥们”关系。“不为人师”是周伯通、洪七公们的基本立场，这无疑是他们超凡脱俗和高明巧妙之处。被人称不称“老师”，其实与光荣不光荣没有多大关系，那不是师生关系的本质。“敬师如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其实都是封建宗法观念的余孽，在现实中表现的更多更突出的是其消极甚至丑陋的一面。对此，周伯通要不比我们更明白，要不就是浑然不知。
比起周伯通，当今的广大教师的突出特点就是各种“霸权主义”，诸如“话语霸权”“道德霸权”甚至“审美霸权”“消费霸权”等。总之，是以自己的思想为标准去限制学生，用各种各样的行为框子去套学生。“霸权”突出，何来平等?没有乎等，何来真心交流?于是就只剩下灌输，只剩下强迫。所谓“填鸭式”“注水式”的方式方法就是这些“霸权”活生生的体现。而这种灌输和强迫在老师们那里却是自然而然和“天经地义”的，老师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这是因为自己早已习惯于此，即自己在上学时已习惯于被灌输和强迫，于是做了教师之后还是习惯于灌输和强迫，这是教育精神的一种遗传。“好的学不会，坏的不用学。”传统教育中不是没有好东西，但容易被后来者学到的却往往是不好的，负面的。 被动成为一种习惯，就很难改变，无论是作为成人的教师还是作为未成年人的学生，乃至广大的社会民众。也包括家长，甚至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而被动习惯却是创造性发展的死敌。 把学生训练成循规蹈矩的呆鸟和亦步亦趋的应声虫，学生自然不会有什么创造性和创造力。所以从客观结果上说，从长远看，不是所有的学校、教师都对学生有帮助，有些学校和教师其实是在害学生，在暴殄天物，对社会和教育的进步起着倒退作用，属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我们称颂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教育的理由之一，就是它们有平等的师生关系和民主精神，这是根本。而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就是由这种关系和精神做内核的制度和方法派生出来的。这是根与枝的关系，是果树和果实的关系。至于说到传统文化的深厚、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我们应该是有信心的。但是，也许正是这些五千年的优秀传统，在主观上成了中国教育和教师的五千度近视镜，妨碍了我们的视野；也许正是那些庞大而系统完备的传统观念，在客观上成了教育进步的绊脚石，使得中国教育改革举步维艰，甚至走一步，退两步。 “疯癫”是对“理性”的反叛。如果已经“理性”得不近人情，冷酷如冰，毫无生趣，那么“疯癫”一下倒有助于人性和生趣的回归。当然，周伯通不是医学和生理意义上的“疯癫”者，他只是一个玩性不改、童真未泯的老者。这样的老者是最适合做教师的。
西北师大附中校长张盛庆曾说，教师应该有三种“风范”，即“老者风范”“学者风范”“师者风范”。我是非常认同“老者风范”这种说法的，因为它形象地说明了宽容、和蔼、慈悲在教师人格中的作用。一个老人对待孩子，慈祥，温和，容忍，甚至时有适度的娇纵，这不正是广大教师特别是中、小、幼教师所普遍缺乏的吗?
周伯通的特点还在于同时娱乐自己。把教学看做一种娱乐，这对于教师来说其实是必要的和重要的。许多人都说当教师很苦，也承认这种苦主要来自“心苦”，其实就是枯燥的教学过程和严肃有余的教育教学态度以及长期被死板而缺乏活力的教育体制压迫造成的。 至于工作量之大和劳力之累还在其次。
比比周伯通，我们其实是自己把自己逼到了绝境，逼到了苦楚和煎熬的体验之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高兴一点儿?为什么不可以在课堂上给自己找点乐子?为什么不可以像爷爷奶奶和孙子孙女之间那样充满亲情和快乐呢?何况在那种情形下并不妨碍学习，甚至学习效果会更好。难道是因为教师比学生更有知识，从而就有了足够的理由高高在上，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就能随意剥夺学生的快乐和自由吗?而周伯通、洪七公们不是这样，孔子、陶行知们也不是这样，其实教育教学效果好的老师们都不是这样。只是，毕竟能和学生“玩”到一起，能“寓教于玩”的教师太少了。普遍的情况是，都为分数急红了眼，瞪视着学生，逼迫着学生去死记硬背，去题海里挣扎甚至“淹死”——毁掉他们天生的灵性和学习兴趣。这种杀鸡取卵的手段不是基于对教育的无知就是基于职业的私心，正像以破坏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建设那些高污染的工厂一样。
教师是完全有理由而且能够在教学中获得乐趣和愉悦的，完全不必要也不该整天板着面孔去对待学生。教学内容和师生交流中存在着大量的快乐资源，亟待我们去开发，去利用。我们理应享用这些快乐资源，从而使师生的生活都充满快乐和趣味。若不如此，我们岂不白白浪费了人生最大的一笔精神财富。 假设做一个快乐的老师、一个老顽童式的老师和做一个警察式的、保姆式的老师，而得到的教育效果是一样的，那么你选择哪一种?
大凡是正常的人，都有这样一种体会：快乐指数是和学习效率、工作效率是成正比例关系的；兴趣和趣味与学习效果是密切相关的。遗憾的是多数老师已经被强大的社会意识形态“绑架”了，被来自工业时代的无所不在的“竞争”呐喊声、喧嚣声吓懵了，逼疯了，于是从思想到行为，都陷入了严重的误区而不能自拔。虽然我们有时也有清醒中的痛苦和无奈，但更多的是习惯，似乎被一种抽象的社会力量使了定身术，又像是患了自己想打倒自己却又不愿意打倒自己的那种人格分裂症。 学生的许多创造性思维和发明创造却正是在充满快乐和激情的情境中发生和产生的。把教师得到乐趣、学生得到快乐作为教育教学的前提，有何不可?这不仅仅是周伯通这种小说人物告诉我们的，也是无数成功教育者和教育专学家告诉我们的，当然也是简洁、朴素却最实用的教育真理告诉我们的。
教育的潜台词是“与生同乐”。乐和学一样重要。我们都看到过许多考上了大学却丢失了娱乐天性的学生，也听到过不少学富五车之后却隔绝了温馨的亲情、友情和生活情趣的人的故事，这不仅是个体生命的失败，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哀。我们不禁要问：了无生趣的学问还是对人生有意义的学问吗7毫无乐趣的生活和工作，对人会有益处吗? 学习是为了人生，教育是为了人生，这大概是对教育“以人为本”理念的通俗而准确的解释吧。 快乐是人生，不快乐也是人生；快乐是教育，不快乐也是教育，在快乐中从事教育和学习，不仅有利于教师和学生，利于教学效果，更利于人生和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快乐”应该成为教育的第一前提。若非得说它和儿童游戏有什么区别。在我看来，区别仅在于教育有点儿学习的动机。仅此而已。 教师是否成熟也表现在是否会和学生“玩”上，表现在是否会流利而自然地借“玩”的名义去与学生交流教学内容上。但是，那确实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不是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就可以达到的。 仔细体味我们生活中那些“好玩”的人、充满趣味的人，认真研究有德有才的“老顽童”们在和孩子们做游戏时的那些举止言行，我们也许会有一些启发。至于时下那些铺天盖地、云里雾里的教育理论，倒可以缓一会儿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