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素有“六朝古都”之称，自古为长江下游的文化和经济中心。民国定都南京后，更是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座城市在各方面都烙有浓厚的民国印记。正所谓一座南京城，半部民国史。作为民国首都的南京，汇集了大量的文人雅士、书画家和官僚富商等。他们爱好文玩，交易频繁，因此繁荣了当地的古玩市场。

经营场所和群体

　　要论艺术市场，首先应对市场古玩经营者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了解当时的市场状况。
　　南京这样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城市，无论是出土文物还是传世文物都很丰厚，这为南京古玩行业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古玩市场的货品提供了来源。南京古玩市场主要还是以市场店铺经营为主，辅以地摊式经营、寄存经营等。
　　除此之外，古玩市场中的地摊经营也意义重大。民国时期，汉中路到朝天宫一带，一度成为南京最大的古玩交易集散处，后来古玩交易仍集中于莫愁路、朝天宫西街、堂子街。民国时期南京的古玩市场，数朝天宫人气最旺，老百姓曾经管它叫“黑市”或“鬼市”。泛黄的旧书资料、零落的名家字画、古陶名瓷、铜镜钱币等，曾一度让朝天宫成为最重要的古玩交易场所。
　　朝天宫的黑市有个传说。传说朱元璋建都南京后，微服出访时曾路过一座道观（就是后来的朝天宫），吃了一碗供香客食用的素面，并对其大加赞赏。回宫后也要求御膳房制作，谁知御厨怎么都做不出来。马皇后派小太监去道观查看时，竟然发现素面原来是由肉汤熬制。道士杀生不说，还让不知情的香客稀里糊涂开了荤。朱元璋得知后勃然大怒，下令杀死道观里的一众道士。
　　南京古玩业首要集中在富贵闹市贡院街（夫子庙地域）一带，大小店肆数十家。据1934年查询拜访南京古玩店肆19家，其中前清创办2家，其余17家皆为民国后开业；有12家处夫子庙贸易区，占63%；从业人员70人，其中回民有34人，近对折之多。回民对于珠宝古玩的判定本事在同业甚至整个社会都是获得认同的。

市场交易形式

　　最主要的交易形式还是店铺销售，这种形式最为固定，基本上是“等主候客”。许多拥有铺面的古玩商都是由地摊起步，积累至一定规模时才盘铺经营。此时古玩质量往往比地摊要高，加上铺面租金等费用，古玩价格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另外就是地摊式经营，比如当时南京的朝天宫黑市等。这种交易形式价格比较自由，讨价还价的余地较大。
　　还有的是拿着别人的货物去兜售的方式。从事此类方式的人也叫掮客，他们事先与货物所有者约定好价格，然后找下家出手古玩，赚取中间差价。不管有无铺面，古玩商都可以“掮做”、“掮做”与“搬砖头”，是利用他人的古玩做生意，但“搬砖头”是有了买家后的行为，而“掮做”往往是拿着货兜揽买家，掮不掉可以退还。没有资金开铺做买卖的古玩商常常用这两种方式集聚资本。
　　同时，也可以通过中介交易，中介人一般是找好买家后的行为，他们依仗自己信息灵通，渠道广泛，可以不花本钱、无投资而从交易中抽取一部分佣金。尤其是那些中间人从画家那里直接获取书画。
　　此外，一些画家还通过店铺寄卖的方式进行交易。而店铺中的书画来源大多是从画家那里直接获得。因此，画家成为“艺术生产者”，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方式。
　　对于书画家而言，尤其是职业书画家来说，市场所带来的第一个变化就是工作量的突然膨胀。而这一点，早在清代末期市场化稍有进展时就已有所表现了。如任伯年作画，因常有画商催促，故“求其快速，有类似于今之所谓流水作业……且其画法，是日画桃花燕子，则均画桃花燕子，明日或均画白头翁”，画室之中“画稿山积”；而蒲华则是“为了争夺‘地盘’，蒲仍不改旧风，有求则应，低酬也认，画出的数量也特别多”。 　　到了民国前期，这种情况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愈演愈烈。吴昌硕按每天画3幅的速度，还需要画3个月才能将去年的画债还清，“缶为画件所累，每日做三件，大约做到三月杪方可将去年所（欠）了却。书画本乐事，而竟入苦境，衰年之人如何当之，当乞石友先生教我”。这种劳动强度对于已是古稀之人画家来说无疑是几近残酷了。李瑞清的境遇则更为可悲，他把人生最后的气力都花在了应付订单上。他在夜半临死之前还于晚饭后“手书八联”用于还画债，“李梅庵易箦于夜半，晚饭后，犹手书八联”。还有南京的傅抱石也有相同的境遇。

消费群体

　　民国时期南京古玩业并不如北京、上海繁荣，但也是国内古玩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之一。相对于北京历史悠久，文物众多；上海开埠较早，华洋杂糅，该时期，尤其是1927年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后，南京古玩业凭借政治中心的地域优势，吸引了众多当时位高权重的政要、士绅、富贾的注意。
　　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日伪时期，南京形成可观的日伪官僚买方市场。同样的，南京因上述特殊收藏主体的存在，对于上海古玩市场来说有高价位收藏市场的吸引。
　　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古玩业的繁荣期，最重要的原因是南京作为国都地位所致，除了一般藏家，南京市场上还充斥大批民国政府官员、富豪商贾、金融财阀以及大批靠变卖古玩瑰宝度日的前清遗老等，还有喜爱我国古物的外国使节等，因而古玩业较为兴隆。
　　日伪时期，伪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陈群、实业部长梅思平、内政部次长袁愈诠都是林森家中的常客。他们由古玩买卖相熟，关系甚至发展到凭借这层关系为亲友谋得一官半职。尤其是袁愈诠，与陈新民的交往甚至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伪内政部就设在贡院街，经常有些伪中级官员至店中观玩古玩。时为内政部次长的袁愈诠对此道也颇有兴趣，渐渐成了集粹斋的座上客。
　　而文人士绅历来附庸风雅。这其中较为著名的人士有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任教的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黄侃、吴梅、汪东等教授。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往往利用自己的知識与其他人群的优势资金结合，共同购买古玩。
　　另有一些如罗振玉、王国维、吴湖帆、张伯驹、谭敬、章珩等，构成了新的收藏家群体。这些名家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受清末金石考据传统的影响，具有良好的传统文化知识修养与精湛的品鉴能力，在进入民国以后在新环境的熏陶下，在收藏意识、收藏主题、收藏方式、收藏研究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特征。
　　此外，还有一部分不可忽视的消费主体—日本人。据《南京市交通运输业、服务性公业及中间性公业历史情况调查》记录，“敌伪时，由于日本鬼子很爱我国古玩，古玩玉器店增至四十余家”，并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南京古玩业的繁荣发展与日伪特定时期是分不开的，由于日本人对中国古玩的热爱，除去直接掠夺，客观上也带动了许多投其所好的购买行为。此外，南京古玩从业人员近一半为回民，他们对于珠宝古玩的鉴定本领在同行业乃至整个社会都是得到认同的。
　　还有许多外国人也来南京购古玩。沈润生是南京另一家信誉极好的古玩店。曾有一位法国艺术家在店中见到南京画家何云洲的《菊花图》，大为赞赏，愿以每朵百元的价格收购。沈润生（店主名即店名）立刻携店中所有又于何家搜罗到七八幅，全都售予此法国艺术家，获利匪浅。
　　辛亥以后的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促使南京城市古玩市场与海外艺术市场的有机联系较前更趋紧密。海内外公私古玩经营机构、个人或相关收藏群体往来中国之频率遽然加剧，总体人数亦不断增多，造成“古物出口络绎不绝，动辄数十箱之多”。其虽然造成中国艺术物品在短时间内的大量流失，但在客观上加快了中国艺术市场必然融入国际艺术市场的历史进程。
　　如1917年3月20日王国维致南陵徐乃昌（积余）信称：“顷有日本友人富冈君撝（名谦藏，日本京都大学讲师）游历来沪，夙闻收藏之富，拟诣前观。富冈君于古镜甚有研究，所收藏亦不少，拟尽览尊藏古镜，其余金石古籍亦所笃嗜，亦请检示便于检寻若干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