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仅爱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深为他的交际风范和人格魅力所倾倒。金庸的文坛至交倪匡评价说：“他是第一流的朋友。”
　　金庸创办《明报》时，林三木是资料室职员，受金庸赏识而获保送英国研读经济。学成归来，出任总编辑。在他的主持下，报纸大销。后来，深谙经济和股票的他，想自己办一份经济报。他暗中筹备，一切成熟后，便向金庸摊牌。金庸再三挽留，但创业的激情使林三木决然他往。许多人认为他忘恩负义，但金庸说：“人望高处，水往低流，林三木有这么高的理想，我也高兴。”为了酬谢林三木多年来的服务，金庸特地在酒楼设宴欢送，并即席赠予黄金劳力士表，场面很感人。林三木的《信报》创刊了，成为《明报》的最大劲敌。在许多社交场合，金庸都会跟林三木碰头，每见到他，一定会走过去握手，很客气地称呼他“林先生”，与之寒暄。这种“人走茶不凉”友谊让人倍感温暖。
　　年轻时的倪匡是《明报》的得力撰稿人，有一次宴会上，倪匡借著酒劲，大声疾呼“抗议”，要求金庸增加稿费。他说：“社长，你赚了这么多钱，应该加稿费了吧！”金庸笑笑说：“好好，我加。”后来，真加了5%的稿费。倪匡大为不满，打电话去“骂”，金庸不急不躁地解释：“现在报馆开销大，经济不景，唯有节约。老兄要加稿费，势必引起连锁反应。你加，人家也要加，这笔开销不轻。”最后倪匡弃械投降，不提加稿费了。千万不要以为金庸是个吝啬的人，他只是深谙节省与慷慨之道。倪匡有什么困难，金庸都会帮忙。有一次倪匡急等钱用，金庸不皱眉头，一下子给他预支版税10万元。这让倪匡对金庸敬佩了一辈子。《史记》有言：“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金庸深谙其道，所以能不以私爱害公义。
　　金庸是大侠，黄永玉是怪侠，两人同龄，交情不浅。当年，24岁的黄永玉进入《大公报》，和金庸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黄永玉任美术编辑，金庸任国际电讯翻译。1951年初，内地掀起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高潮，此风迅速刮到香港，黄永玉成了首批“枪打出头鸟”的目标。因为黄永玉1945年前后在江西信丰时为他的诗人朋友野曼、彭燕郊的诗歌画插图，朋友的诗歌成了“毒草”，他的插图也就成了“毒画”。黄永玉遭人批判，不得不离开《大公报》，但安身立命何处寻？一天下午，金庸把黄永玉约到咖啡馆，安慰他说：“狂风暴雨不要怕，我来帮你。”金庸请求一位电影界的朋友帮忙，介绍黄永玉去了长城电影公司，让他一边参加美术活动，一边担任业余编剧，把难挨的日子过了下来。三毛说：“朋友这种关系，美在锦上添花，贵在雪中送炭。”金庸能助友一起应对“狂风暴雨”，及时帮助黄永玉找到安身立命之处，这不啻于是雪中送炭。
　　王朔曾公开发表《我看金庸》一文，对金庸小说进行猛烈攻击，说他写的东西不入流，胡编乱造，还将金庸小说与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列为“四大俗”。金庸看到以后，没有拍案而起，也没有反唇相讥，反而笑了笑，说：“王朔的批评，或许要求得太多了些，是我能力所做不到的，限于才力，那是无可奈何的了。四大俗之称，闻之深感惭愧。香港四大天王、成龙、琼瑶，我都认识，不意居然与之并列。不称之为四大寇或四大毒，王朔已是笔下留情，我很感谢他。我与王朔从未见过面，将来希望能通过朋友介绍而和他相识。几年前我去北京大学讲学时，有学生递条子问我对王朔的印象如何，我回答说，王朔的小说我看过的不多，只看过一两部。我的评价是，很有特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个评价是正面的。”王朔闻听此言大受感动，坦言：“比起金庸来，的确让我惭愧。”
　　王朔评说金庸小说，言辞犀利，总体否定，而金庸表现出不以为忤、先礼让三分的态度。他没有指责对方言过其实，反承认自己才情有限;不责怪对方用语刻薄，反称赞并感谢对方“笔下留情”，且希望与对方交朋友，堪称大家风范。
　　80岁高龄的金庸去九寨沟游玩，记者在午饭的间隙买了条色彩鲜艳的藏族手链，遇到金庸一行用完餐出来。记者向他问好，没想到金庸笑眯眯地说：“你就是那天来接我飞机的女记者吧？你贵姓啊？”记者大吃一惊，完全没料到金庸在这么多人中还能记得自己。接着，金庸看见记者手中的手链说：“你买的吗？很漂亮啊！”记者把手中刚买的小手链递给金庸，说：“金大侠喜欢吗？送给您做个纪念吧！”金庸见状，笑得嘴都合不拢了，但却连连摆手说：“不好，不好，我有一规矩，花钱的礼物一概不收。要是夫人知道有女孩子送我礼物，她会生气的，呵呵！”虽是一件极小的事，但金庸用自己的操守保住了人性的光芒，令现场的人无不折服。
　　有什么样的操守，就有什么样的朋友。马云在回顾与金庸的交往时说：“先生其文也大，其人也真。我爱先生之文，爱它侠肝义胆，光明涤荡;我爱先生之人，爱他儒雅敦厚，赤子之心。若无先生，不知是否还会有阿里。正直、情义、担当、洒脱……我们要努力活出先生教会我们的模样。侠者已逝，来者当追！”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