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安徽歙县的一位副镇长因为兼职开滴滴快车被举报、正在等候组织处理的新闻，我想起了瞿同祖先生的名著《清代地方政府》一书。
　　瞿先生的大作详细地研究了清代最小的行政单元州县在人员组成、运作过程、运行逻辑等方方面面。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州县各类工作人员的经济收入与他们的行为逻辑之间的关系。初读该书，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个细节是，清代县衙的衙役地位极低，属于“贱民”；收入极低，薪俸只够两口人每天吃一顿饭；捕役最惨，提供给线人的酬金、出差抓盗贼的差旅费、审结完毕把犯人押解给上级机关的费用等全部要自己筹集和支付。
　　捕役，相对于今天的刑警吧。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今天的刑警也是这个处境，他们还能好好办案吗？不搞成警匪一家才是怪事呢。
　　衙役收入虽低，好歹还有一份国家财政发的工资，书吏更惨，连工资都没有。书吏是衙门里负责公文收发、草拟和抄写的低级文员，文房四宝是他们的劳动工具，可是连这些东西都需要自备。这是真正的自带干粮。
　　州县衙门里还有两类不可或缺的人员，长随和幕友，幕友就是俗称的师爷。这两类人是州县官的私人雇员，由州县官从自己的工资里拿钱出来支付薪酬。这是州县官较大的一笔支出，此外还有很多必须花钱的地方，结果就是，州县官从国家领的正式薪俸根本不够用。
　　既然大家几乎都从工作中挣不到钱，那么在衙门工作的动机是什么呢？瞿先生的回答是，挣钱。这一点也不矛盾，正规途径收入太低，就通过非正规途径捞钱，于是各种“陋规”横向，衙门大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陋规”所得在从自州县官往下的各类人等中分配。结果造成了无官不贪，无吏不贪的局面。
　　唯一例外是师爷。师爷收入高，阳光收入不但够养家糊口，还能有点积蓄，所以不参与“陋规”，能保持人格的独立。前些年有过一部电视剧《绍兴师爷》，把师爷表现得非常高大上，虽有夸张，但不无基础。
　　清代为什么实行这样的制度？初衷大概是好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低，财政支出的压力就小，税负就低。可是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是不可能的，最终羊毛出在羊身上，正规途径省下的，又通过“陋规”变本加厉地找补回来了，反而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如果朝廷加大打击力度，彻底消除“陋规”，那么将不会得到什么好的结果，只会使州县衙门陷入瘫痪。
　　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是什么样的，从这里就可见一斑了，实在没必要太过美化。近代转型过程中，基层社会进一步崩溃，一盘散沙，生灵涂炭。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重塑了基层，把人民组织起来，新中国的政权延伸到乡镇一级。今天和未来，国家的稳定都有赖于基层的稳定，基层溃败，则国家必然出乱子。
　　基层要稳定，首先基层干部队伍要稳定，要良性循环。不可否认，基层干部队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毕竟要比“乡贤”更可信赖和依靠。如何管理和规范基层干部队伍，历史的经验应该给今天一些启示。开滴滴的副镇长洪升，月工资3000左右，要养孩子和老人，自己还有痛风病，看病欠下了债，才想到开网约车增加点收入。如果他个人所述属实，虽然上班时间接单的行为属于明显违纪，组织上也应该综合考虑，对他从轻处罚，并关心他的生活，帮他渡过难关，以便安心工作。
　　本文的主旨绝不是给违纪者开脱，而是要借历史经验讲一个不复杂的道理：国家要给基层干部创造一种可以安心工作的环境，当官不能为了发财，但也得保证体面生活，只有有了这个前提，查处腐败、严明纪律才能起到扶正祛邪，把变质者剔除、给好干部撑腰打气的正面效果，否则就会发生逆向淘汰。
　　如果他个人所述属实，虽然上班时间接单的行为属于明显违纪，组织上也应该综合考虑，对他从轻处罚，并关心他的生活，帮他渡过难关，以便安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