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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声名显赫的黎元洪、段祺瑞，身后却颇为凄凉
从武昌坐两小时长途大巴，到孝感市大悟县。再从县城坐一小时小巴由山间公路抵达黎河村，一个数百户人家的清贫小山村。村头标识：黎元洪故里。
斜挎的相机出卖了我，村民开口就问，“是记者吧？”最近几年常有人来这里寻访民国总统的旧迹，他们见怪不怪。
可惜旧迹几乎已荡然无存，黎元洪当年建的黎氏宗祠（即孝义小学堂）1970年前后就已拆除。只有他曾祖父黎世义夫妇和祖父黎国荣夫妇的坟墓还保存完整。
令人颇感诧异的是村里还有一条又高又长的引水渠，据说五六十年前建成，至今仍可使用。热心的村民还告诉我，很快，村里就要通有线电视了。
黎元洪的墓，不在老家而在武昌。他1928年去世，1935年国民政府举行国葬，将他安葬在武昌。不久修建墓园，占地百亩。章太炎撰写“大总统黎公碑”。共和国建立后湖北省林勘院占用了墓园。
1966年，黎墓毁于红卫兵之手，黎氏夫妇遗骸也不知所终。当地的公安将此事告知湖北省博物馆。博物馆的人无法制止，只能依据“地下文物归国家所有”的政策说服红卫兵将随葬物品交给博物馆收藏。当时，一位名叫程国安的青年正下放在那里的五七干校。
四十多年后，他用自己积累的丰厚素材，写成了《黎元洪传》，对许多有关黎的传言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子虚乌有。
黎元洪曾有一个别号：“床下都督”，说他被革命党从床下拖出来，强逼做了首义都督。程国安用民国建立之后不久湖北革命实录馆留下的材料和之后流传的各种史料比照，得出结论：这个“史实”其实是民国初年记者蔡寄欧在《震旦民报》上发表的演义。当时黎的下属拿报纸给他看，建议封报馆抓记者，黎说，把报馆封了，外间反而会认为这是真的。不去管它吧。
于是这段演义流传到今天。
此外，所谓起义之夜黎元洪手刃革命党人，绝食三日不肯当都督，说“莫害我、莫害我”等等，情形也差不多。许多著作在曹亚伯1930年出版的《武昌革命真史》流行后以讹传讹。须知，此前的20年间，连黎元洪的政敌都没有提过他这些“反革命罪行”。事实上他在起义当夜就派人联络过起义者。他难辞其咎的过错是让袁世凯杀了革命元勋张振武。那也是为了自保，而且是在试图调离张失败之后。
为什么谣言盛行，一百年后的电视剧也沿用不疑？程国安接受采访时说：“黎元洪无党无派！他不是国民党人，也不是共产党人，建国后运动迭起，有谁还顾得上去维护他的名誉？”
黎元洪墓被毁后，墓园被夷为平地，林勘院先后在上面建了两座办公楼。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武汉市政府拨款在原址附近修了个空冢。
去年，为迎接辛亥百年，武汉市政府决定斥资修建民国大总统陵园。然而，事情的进展似乎不尽如人意。今年1月，华中师范大学校园内，原址上林勘院废弃的空楼仍未拆完。
段祺瑞（原名启瑞）幼年在合肥乡下大陶岗生活。离乡之后，除了结婚时回去过，一直生活在外地。在他晚年，安徽省主席刘镇华曾想请他回合肥看看。他数十年间未能返乡祭祖，很想回去。身边的人怕他身体受不了长途颠簸，最后未能成行。
留在老家谨守祖坟的是他的二弟段启辅。段启辅读书少，一生在老家务农。每年北上看望哥哥一次，住一两个月。段祺瑞每次给他旅费一百多元，多的时候也不超过一千元。段启辅节约使用，零星添置房地产，由雇农逐渐变为中农、富农、小地主。1921年因患肝癌在北京去世。当时段家在大陶岗有三四十间草瓦房，合肥城内没有房屋。段祺瑞三弟段启勋筹款在城内买了一所房屋，段启辅的妻子才由乡间搬入城内。
段启勋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当时段祺瑞担任陆军部长，对弟弟说：“我现在执掌陆军，你也在军界，即便将来飞黄腾达，总有哥哥照顾之嫌。希望你脱离军界，到实业界去做一番事业。”段启勋遵从哥哥意愿，自1912年起在井陉参与办煤矿。1920年后，该矿已颇具规模，一日夜可产煤千吨。1927年段启勋因肺病去世。煤矿被日军所占并强迫出让。抗战胜利后该矿并入河北省井陉矿务局。
段家在实业界投资、银行入股总数不超过二十万，主要的产业就是那座矿的部分产权。历经破产、停业，只剩中国银行股票4万元，分给段的几个女儿做了嫁资。
村里的老人给我比划了段家老宅的规模和大门的宽度。据说老宅是在“文革”前后被拆除的。惟一留存下来的，是两个颇为古拙的门墩，如今被安放在村口。老宅的原址上分住了好几户村民。他们嘴里不太提段祺瑞，更多是叫他老段。
1936年11月国民政府颁令以元首礼国葬段祺瑞。家人、亲友、学生、旧部都主张葬在黄山。长子段宏业认为“老爷子一生事业在北方”，力主在北京安葬。
当年12月，他的灵柩被送到北京西山卧佛寺后殿浮厝。因为墓地一直成问题，先是转移到北京北郊清河镇附近，直到1963年才安葬于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下葬时他穿着居士服。
他当年通缉过的李大钊也在这里，有一个2200平米的陵园。老段的墓则守着几平方米的一个角落。墓碑正面，是章士钊所题写的“合肥段公芝泉之墓”，背面刻着他的遗训——“八勿”。
从武昌坐两小时长途大巴，到孝感市大悟县。再从县城坐一小时小巴由山间公路抵达黎河村，一个数百户人家的清贫小山村。村头标识：黎元洪故里。
斜挎的相机出卖了我，村民开口就问，“是记者吧？”最近几年常有人来这里寻访民国总统的旧迹，他们见怪不怪。
可惜旧迹几乎已荡然无存，黎元洪当年建的黎氏宗祠（即孝义小学堂）1970年前后就已拆除。只有他曾祖父黎世义夫妇和祖父黎国荣夫妇的坟墓还保存完整。
令人颇感诧异的是村里还有一条又高又长的引水渠，据说五六十年前建成，至今仍可使用。热心的村民还告诉我，很快，村里就要通有线电视了。
黎元洪的墓，不在老家而在武昌。他1928年去世，1935年国民政府举行国葬，将他安葬在武昌。不久修建墓园，占地百亩。章太炎撰写“大总统黎公碑”。共和国建立后湖北省林勘院占用了墓园。
1966年，黎墓毁于红卫兵之手，黎氏夫妇遗骸也不知所终。当地的公安将此事告知湖北省博物馆。博物馆的人无法制止，只能依据“地下文物归国家所有”的政策说服红卫兵将随葬物品交给博物馆收藏。当时，一位名叫程国安的青年正下放在那里的五七干校。
四十多年后，他用自己积累的丰厚素材，写成了《黎元洪传》，对许多有关黎的传言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子虚乌有。
黎元洪曾有一个别号：“床下都督”，说他被革命党从床下拖出来，强逼做了首义都督。程国安用民国建立之后不久湖北革命实录馆留下的材料和之后流传的各种史料比照，得出结论：这个“史实”其实是民国初年记者蔡寄欧在《震旦民报》上发表的演义。当时黎的下属拿报纸给他看，建议封报馆抓记者，黎说，把报馆封了，外间反而会认为这是真的。不去管它吧。
于是这段演义流传到今天。
此外，所谓起义之夜黎元洪手刃革命党人，绝食三日不肯当都督，说“莫害我、莫害我”等等，情形也差不多。许多著作在曹亚伯1930年出版的《武昌革命真史》流行后以讹传讹。须知，此前的20年间，连黎元洪的政敌都没有提过他这些“反革命罪行”。事实上他在起义当夜就派人联络过起义者。他难辞其咎的过错是让袁世凯杀了革命元勋张振武。那也是为了自保，而且是在试图调离张失败之后。
为什么谣言盛行，一百年后的电视剧也沿用不疑？程国安接受采访时说：“黎元洪无党无派！他不是国民党人，也不是共产党人，建国后运动迭起，有谁还顾得上去维护他的名誉？”
黎元洪墓被毁后，墓园被夷为平地，林勘院先后在上面建了两座办公楼。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武汉市政府拨款在原址附近修了个空冢。
去年，为迎接辛亥百年，武汉市政府决定斥资修建民国大总统陵园。然而，事情的进展似乎不尽如人意。今年1月，华中师范大学校园内，原址上林勘院废弃的空楼仍未拆完。
段祺瑞（原名启瑞）幼年在合肥乡下大陶岗生活。离乡之后，除了结婚时回去过，一直生活在外地。在他晚年，安徽省主席刘镇华曾想请他回合肥看看。他数十年间未能返乡祭祖，很想回去。身边的人怕他身体受不了长途颠簸，最后未能成行。
留在老家谨守祖坟的是他的二弟段启辅。段启辅读书少，一生在老家务农。每年北上看望哥哥一次，住一两个月。段祺瑞每次给他旅费一百多元，多的时候也不超过一千元。段启辅节约使用，零星添置房地产，由雇农逐渐变为中农、富农、小地主。1921年因患肝癌在北京去世。当时段家在大陶岗有三四十间草瓦房，合肥城内没有房屋。段祺瑞三弟段启勋筹款在城内买了一所房屋，段启辅的妻子才由乡间搬入城内。
段启勋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当时段祺瑞担任陆军部长，对弟弟说：“我现在执掌陆军，你也在军界，即便将来飞黄腾达，总有哥哥照顾之嫌。希望你脱离军界，到实业界去做一番事业。”段启勋遵从哥哥意愿，自1912年起在井陉参与办煤矿。1920年后，该矿已颇具规模，一日夜可产煤千吨。1927年段启勋因肺病去世。煤矿被日军所占并强迫出让。抗战胜利后该矿并入河北省井陉矿务局。
段家在实业界投资、银行入股总数不超过二十万，主要的产业就是那座矿的部分产权。历经破产、停业，只剩中国银行股票4万元，分给段的几个女儿做了嫁资。
村里的老人给我比划了段家老宅的规模和大门的宽度。据说老宅是在“文革”前后被拆除的。惟一留存下来的，是两个颇为古拙的门墩，如今被安放在村口。老宅的原址上分住了好几户村民。他们嘴里不太提段祺瑞，更多是叫他老段。
1936年11月国民政府颁令以元首礼国葬段祺瑞。家人、亲友、学生、旧部都主张葬在黄山。长子段宏业认为“老爷子一生事业在北方”，力主在北京安葬。
当年12月，他的灵柩被送到北京西山卧佛寺后殿浮厝。因为墓地一直成问题，先是转移到北京北郊清河镇附近，直到1963年才安葬于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下葬时他穿着居士服。
他当年通缉过的李大钊也在这里，有一个2200平米的陵园。老段的墓则守着几平方米的一个角落。墓碑正面，是章士钊所题写的“合肥段公芝泉之墓”，背面刻着他的遗训——“八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