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有的科技条件下，生育权的主体还仅仅限于自然人。包括有婚姻关系的自然人，也包括无婚姻关系的自然人；包括有生育能力的自然人，也包括无生育能力的自然人；包括男子，也包括女子。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思想传统的社会国家里，生育权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这都被视为是家庭内部的事情，或者说是夫妻之间的事情，没有进入社会公共视野。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权利观念的深入，生育权主体的确定，即谁享有生育权，特别是夫妻之间的生育权问题，成为一个现实而又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从夫妻生育权的角度以及未婚者、同性恋者、在押死刑犯的角度对生育权主体进行相关研究。
　　未婚者的生育权
　　由于目前我国法律和学术界普遍认为生育权的主体只能是基于合法婚姻的夫妻，所以未婚者不享有生育权。然而，按照我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第47条规定：“妇女有生育的自由，也有不生育的自由”，这里并未规定必须是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妇女，也并无相关司法解释，因此未婚者是否享有生育权仍然是值得商榷的。传统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要求人们将婚姻和生育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认为婚姻必然导致生育的结果，生育又必然以婚姻为前提。现代文明的不断发展使得传统的伦理道德倍受挑战，人们开始选择多样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为婚姻并非唯一的选择，独身、同居等生活方式也逐渐泛化。然而， 人们不选择婚姻生活，并不表明人们不选择生育。难道一个人一辈子不结婚就一辈子无法拥有和自己存在血缘关系的后代吗?如果我们认可了人们可以不结婚的生活方式而又限制其享有延续后代的权利， 这难道不是对选择不结婚的人的一种人权上的限制吗?"婚姻必然导致生育"的传统观念已经受到挑战，与此相对应，生育必须以婚姻为前提，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也必然无法为人们普遍认同。故未婚者应享有生育权。
　　同性恋者的生育权
　　虽然同性恋现象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久远， 但同性恋这一概念的出现与之相比却十分新颖，随着19世纪对人类个性发展和人类性行为的研究和开展，人类才开始了真正的对同性恋的研究。基于目前的研究，作者更愿意套用一下刑法理论中的“无罪推定”思想，在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同性恋者养育子女会对社会有危害之前，而是由于性倾向这一原因而直接导致的社会危害前，我们就不能剥夺同性恋者相关的任何权利。事实上，在社会建构主义思想看来，根本就不应当有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的区分，这本身就反映了两者的不平等状态。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只要异性恋者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平等的对待，同性恋家庭的儿童是可以与异性恋家庭的儿童一样健康成长的。当然，承认同性恋者的生育权之后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同性结合双方与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子女与所涉异性第三人关系以及子女对此有无知情权等， 但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足以导致其生育权的不成立。作者相信，随着人们对同性恋的理解和宽容及思想观念的变化，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
　　在押死刑犯的生育权
　　对于已判处死刑但尚未执行的在押犯人能否行使生育权，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作者认为，在押的已判死刑但尚未执行的犯人享有生育的权利，只不过不宜行使罢了，理由在于以下几点：第一，在押死刑犯行使生育权与刑法基本理论不符。刑事责任是犯罪人因实施刑法禁止的行为而应承担的，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依照刑事法律对其犯罪行为及其本人所作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国家之所以适用刑罚，对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犯罪人进行惩罚，其正当性就在于犯罪行为是侵害法益的行为，该行为的实施使得相应的法益所代表的社会关系遭到了破坏，于是为了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补救被侵害的法益，防止其再犯以及教育他人不再重犯，国家设定了相应的刑罚制度。第二，在押死刑犯行使生育权会冲击我国的刑罚执行制度。我国刑法规定了包括死刑在内的刑罚制度，并且明确规定对于已怀孕妇女不适用死刑。也就是说，对于审判时已经怀孕或者流产的女犯罪嫌疑人均不得判处死刑。那么，如果允许在押已判死刑的犯罪人生育，则意味着对于一些本该处死刑的女犯罪人不能再判处死刑，更不能待其产子后再执行死刑。显然，这不但有悖我国保留死刑的初衷(当然对于死刑是否当废学界还有很大争议)，而且也不利于刑罚威慑、剥夺、教育、惩罚功能的发挥，同时对于其他被判处死刑剥夺生命的人来说也是极大的不公。通过上述分析，作者认为在押已判死刑的犯罪人不宜行使生育权。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