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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为读者展开了一副优美的自然画、风俗画、人情画。其用白描手法大篇幅地写出大淖东头和西头风俗人情的反差，却用简单的笔触叙述两位青年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在这个动人爱情故事的反差中又找到了人的共性美，达到反差美与共性美的完美融合。
关键词：大淖记事；反差美；共性美；风俗人情；人物形象
汪曾祺先生深谙人生之美，他赞颂人情，欣赏人的精气神，他始终坚持把生活能达到的最美好的境界呈现给读者。在这种温情和诚挚之上往往又有一份别样的通透，情极成禅。文章开头便定下来“异”的基调。“[1]由轮船公司往东往西，各距一箭之遥，有两从住户人家。这两从人家，也是互不相同的，各是各乡风。”
一、风土
两边当然是不同的。“西边是几排错错落落的低矮的瓦屋。这里住的是做小生意的。他们大都不是本地人。”而“东头都是草房，茅草盖顶，黄土打墙，防止大风时把茅草刮走。这里的人世代相传，都是挑夫。”两种不同的生活结构孕育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勤劳和善良，是作者赋予其间的共性。东边的人家虽是小商贩，却也是“吃罢早饭，各自背着、扛着、挎着、举着自己的货色，用不同的乡音，不同的腔调，吟唱吆唤着上街。”寥寥几笔便将大淖的小商贩们也映刻在这个理想的社会中。大淖西边的挑夫们有着更为艰难的生存环境。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靠肩膀吃饭。作者理想化地将挑夫们的生活赋予一种自得其乐的满足感，尽管餐餐只有臭豆腐、腌辣椒、糙米饭。不论是东边或者西边的人，他们都是这个理想国的建构者。
二、人情
大淖中的事总是与外界不同。西边的小贩和锡匠们做的都是小本生意，赚钱不大。对人很和气，凡事忍让，很少有吵嘴打架的事情发生。锡匠们身上甚至有一种江湖侠义精神。他们扶持疾病者，互通有无，从不互抢生意。若是合伙做活，工钱也分得很公道。汪曾祺的文学叙事总是践行着“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创作理想。
东头的人们与西头的人们就像武侠小说中的正教宗派和山野旁门。一动一静，直教人沉醉在这大淖的人、事、情、景中。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但他们身上又带着相似的印记。在巧云与十一子的爱情遭到压迫，十一子被保安队长打得奄奄一息时，“东头的大娘、大婶杀了下蛋的老母鸡，给巧云送来了。锡匠们凑了钱，买了人参，熬了参汤。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1]”。他们把平时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出的热情和好心都拿出来了。这相似的印记就是内心的单纯善良，就是对美好事物的共同追求，那是不被尘世道德绑架的干净灵魂，那是理想追求的共性美。汪曾祺极简的文字来自于极其真诚的内心。
三、人物
汪曾祺先生用了大量民俗风土的描绘，为一个极简单却动人的青年爱情故事做了铺垫，却意外地让这个爱情故事有着更加神秘，朦胧，单纯的美好。巧云和十一子的人物形象刻画，前后既有反差，也有共性。
巧云最开始出现在作者笔下时，是一个美丽，单纯的姑娘，作者从正面与侧面都详尽的描绘了她的美丽，在她为十一子创造亲近的条件却被十一子放弃时，心里想着：“你是个呆子！”那时年少，还青春无烦恼。然而被奸污的巨变使巧云的性格逐渐发生了变化。当她决心把自己的身子献给十一子的时候，她用几乎命令式的语气说“晚上你到大淖东边来，我有话跟你说。”当十一子被打成重伤时，巧云拦住锡匠们说：“不要，抬到我家里。”铿锵的语气和直白的性格转变，她的人生无情，却也找到合适的归宿。
男主人公十一子在面临爱情胁迫时，他勇敢无畏的把牙咬得紧紧的。巧云问他，“只要你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为什么不说。”‘你要我说么？’--‘不要。’--‘我知道你不要。’--‘你值么？’--‘我值。’[1]寥寥几笔，让人觉得这个爱情故事就该是这样的，一定如此。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他的文章《无言之美》中写到：‘世间有许多奥妙，人心有许多灵悟，都非言语可以传达，一经言语道破，反如甘蔗渣滓，索然无味。’汪先生一定是深谙其中的道理。
巧云和十一子在小说中形象纵向的反差，是汪曾祺对于理想爱情的纯美追求。它涵盖了坚强、勇敢、坚持、懂得等等。他们对于爱情始终保持初心的共性同样打动人心，在作者创造的伊甸园爱情中有差异的“变”，也有始终相同的“不变”。
四、结语
“坐在大淖的水边，可以听到远远地一阵一阵朦朦胧胧的市声，但是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没有一家店铺。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1]。”汪曾祺倾力为大淖里的人打造了一个世外桃源，他们可以在这里无所畏惧地享受着各自的不同，也同样品味着了然的共性。这是反差美与共性美的完美融合，这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文人，为中国留下的理想家园。
参考文献：
[1]汪曾祺.现代小说经典3：大淖记事[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关键词：大淖记事；反差美；共性美；风俗人情；人物形象
汪曾祺先生深谙人生之美，他赞颂人情，欣赏人的精气神，他始终坚持把生活能达到的最美好的境界呈现给读者。在这种温情和诚挚之上往往又有一份别样的通透，情极成禅。文章开头便定下来“异”的基调。“[1]由轮船公司往东往西，各距一箭之遥，有两从住户人家。这两从人家，也是互不相同的，各是各乡风。”
一、风土
两边当然是不同的。“西边是几排错错落落的低矮的瓦屋。这里住的是做小生意的。他们大都不是本地人。”而“东头都是草房，茅草盖顶，黄土打墙，防止大风时把茅草刮走。这里的人世代相传，都是挑夫。”两种不同的生活结构孕育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勤劳和善良，是作者赋予其间的共性。东边的人家虽是小商贩，却也是“吃罢早饭，各自背着、扛着、挎着、举着自己的货色，用不同的乡音，不同的腔调，吟唱吆唤着上街。”寥寥几笔便将大淖的小商贩们也映刻在这个理想的社会中。大淖西边的挑夫们有着更为艰难的生存环境。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靠肩膀吃饭。作者理想化地将挑夫们的生活赋予一种自得其乐的满足感，尽管餐餐只有臭豆腐、腌辣椒、糙米饭。不论是东边或者西边的人，他们都是这个理想国的建构者。
二、人情
大淖中的事总是与外界不同。西边的小贩和锡匠们做的都是小本生意，赚钱不大。对人很和气，凡事忍让，很少有吵嘴打架的事情发生。锡匠们身上甚至有一种江湖侠义精神。他们扶持疾病者，互通有无，从不互抢生意。若是合伙做活，工钱也分得很公道。汪曾祺的文学叙事总是践行着“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创作理想。
东头的人们与西头的人们就像武侠小说中的正教宗派和山野旁门。一动一静，直教人沉醉在这大淖的人、事、情、景中。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但他们身上又带着相似的印记。在巧云与十一子的爱情遭到压迫，十一子被保安队长打得奄奄一息时，“东头的大娘、大婶杀了下蛋的老母鸡，给巧云送来了。锡匠们凑了钱，买了人参，熬了参汤。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1]”。他们把平时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出的热情和好心都拿出来了。这相似的印记就是内心的单纯善良，就是对美好事物的共同追求，那是不被尘世道德绑架的干净灵魂，那是理想追求的共性美。汪曾祺极简的文字来自于极其真诚的内心。
三、人物
汪曾祺先生用了大量民俗风土的描绘，为一个极简单却动人的青年爱情故事做了铺垫，却意外地让这个爱情故事有着更加神秘，朦胧，单纯的美好。巧云和十一子的人物形象刻画，前后既有反差，也有共性。
巧云最开始出现在作者笔下时，是一个美丽，单纯的姑娘，作者从正面与侧面都详尽的描绘了她的美丽，在她为十一子创造亲近的条件却被十一子放弃时，心里想着：“你是个呆子！”那时年少，还青春无烦恼。然而被奸污的巨变使巧云的性格逐渐发生了变化。当她决心把自己的身子献给十一子的时候，她用几乎命令式的语气说“晚上你到大淖东边来，我有话跟你说。”当十一子被打成重伤时，巧云拦住锡匠们说：“不要，抬到我家里。”铿锵的语气和直白的性格转变，她的人生无情，却也找到合适的归宿。
男主人公十一子在面临爱情胁迫时，他勇敢无畏的把牙咬得紧紧的。巧云问他，“只要你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为什么不说。”‘你要我说么？’--‘不要。’--‘我知道你不要。’--‘你值么？’--‘我值。’[1]寥寥几笔，让人觉得这个爱情故事就该是这样的，一定如此。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他的文章《无言之美》中写到：‘世间有许多奥妙，人心有许多灵悟，都非言语可以传达，一经言语道破，反如甘蔗渣滓，索然无味。’汪先生一定是深谙其中的道理。
巧云和十一子在小说中形象纵向的反差，是汪曾祺对于理想爱情的纯美追求。它涵盖了坚强、勇敢、坚持、懂得等等。他们对于爱情始终保持初心的共性同样打动人心，在作者创造的伊甸园爱情中有差异的“变”，也有始终相同的“不变”。
四、结语
“坐在大淖的水边，可以听到远远地一阵一阵朦朦胧胧的市声，但是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没有一家店铺。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1]。”汪曾祺倾力为大淖里的人打造了一个世外桃源，他们可以在这里无所畏惧地享受着各自的不同，也同样品味着了然的共性。这是反差美与共性美的完美融合，这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文人，为中国留下的理想家园。
参考文献：
[1]汪曾祺.现代小说经典3：大淖记事[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