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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巴金是以战士的姿态登上文坛的，他早期的作品与“五四”精神一脉相承，但是《寒夜》却消失了从前充满时代精神的叙述，而转变成小家庭式的话语，巴金也一改往日“亢奋焦灼的激情”，变得深沉温和。本文将从女性解放、小知识分子命运和悲悯情怀三个方面叙述《寒夜》对“五四”精神的疏离。
关键词：《寒夜》 “五四”精神 悲悯情怀
巴金在《<寒夜>后记》中说道：“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与痰，我只写了一些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i《寒夜》虽然通过“渺小的读书人”的生活琐事反映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但是《寒夜》的魅力却不仅仅于此。中年的巴金不再写青年革命者的社会斗争，不再写封建大家庭的腐朽与衰败，他将关注点放在小人物身上，写出他们困顿的生活和矛盾的人性。在这部小说里，巴金反思了“五四”的启蒙话语，并背离了过去激进的人生态度。
一.曾树生的“女性解放”
20世纪初期兴起的妇女解放思潮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侧面，它提倡女性从家庭走出来，享受与男子同样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这种解放需要“‘女性’从人的地位的自我确认和追求‘人’的价值实现两方面展开。”ii有研究者认为《寒夜》的主人公曾树生是个性解放的代表人物，因为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并且还追求自由和幸福。曾树生的个人条件和人生理想似乎很符合个性解放的要求。但她真的追求了“自我确认”吗？她在给汪文宣的信中说道：“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iii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应酬于种种交际，这就是曾树生向往的“热闹的生活”，受过高等教育的她自愿坐上了“花瓶”的位置，虽然嘴上仍然抱怨“花瓶”的生活，但她早已沉醉于纸醉金迷的世界了。不过曾树生有很好的理由为自己辩解：家庭开支。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理由，可也不能掩盖她精神贫瘠的事实，她说“我就怕黑暗，怕冷静，怕寂寞”，所以她逃离了了无生气的家。她完全将快乐寄托在别人身上，而不能面对孤独冷清，她的灵魂根本就是空虚的。承担家庭的经济开支的确是她当“花瓶”的原因之一，而她本身吃不了苦、怕寂寞的性格也是关键因素。既然如此，那么所谓的个性解放在曾树生身上就没有成功，她根本不具备独立的人格。
曾树生一面担任着汪文宣妻子的角色，一面又与陈主任保持暧昧的关系，从曾树生的言行及心里描写可以看出她并不爱陈主任，尽管如此，她在明知道陈主任对她心怀爱慕的情况下，还不抗拒陈主任对她的关怀，并且只身跟随他前往兰州，这说明在曾树生心里，陈主任只是她脱离苦海的救命稻草。在追求幸福与自由这一点上，曾树生的确是是新时代的女性，但她的做法却又背离了她所受的教育，因为她实际上是利用了自己换取了所谓的光明。故事发展到这里，曾树生已经成了依附男人而生活的女性，她几乎背离了“五四”時宣传的自由与独立，她用自己青春的尾巴换来了物质享受，而灵魂却不可避免地陷入空虚，等待她的不过是红颜老去后更加深重的冷清与寂寞。
在抗战的大环境下，许多人的生存都存在问题，更何况个性解放、女性解放呢？曾树生的道路选择不能完全怪她自己，在生活的重压下，她的确有苦衷。抗战背景下，巴金似乎以曾树生的形象来问自己，当精神发展被生存困难无情阻断时，又该何去何从？
二.小知识分子的命运
汪文宣和唐柏青都是经历了“五四”洗礼的知识分子，可他们先后表达过“读书无用论”的感慨，他们理想与境遇的落差值得深思。抗战以前，他们都是斗志昂扬的知识青年，汪、曾满脑子想办“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唐柏青也有自己的著作计划，但是最后汪、唐二人凄惨地死了，曾树生还是生活得光鲜亮丽。这并非偶然，他们二人是死于对知识分子品格的坚守。虽然汪文宣一直扮演着“老好人”的角色在妻子和母亲间一再忍让，但对于知识分子的人格，他同唐柏青一样没有让步。“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这种人的，我们奉公守法，别人升官发财……”iv“我们没有抢过人，偷过人，害过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呢？”v小说多次出现过这种“好人难活”的呼喊，读书让他们明白礼义廉耻，却也让他们生存艰难。他们奉公守法，不愿意谄上媚下，于是他们逐渐处在了名利圈的边缘地位。《寒夜》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周主任的生日宴上，汪文宣明显与众人格格不入：
他这一桌的同事们都过去敬了酒，就只有他一个人不曾去。除了钟老，谁都不理他，连小潘今天也不肯跟他讲一句话。他看不惯大家对总经理和周主任巴结的样子，那些卑下奉承的话使他发呕。这个环境对他太不相宜了，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多么需要安静。他们并不需要他，他也不需要他们。vi
为了生活，汪文宣不情不愿地来了，但是他并没有像同事们那样带着两副面孔，曲意逢迎，而是宁愿在角落里被大家忽视，也不愿委屈自己的人格，他主动处在“边缘”位置，其实是一种无声的反抗。在他的身上，仍然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骨气，即使这份骨气被残酷的生活打磨得所剩无几。再反观看似态度强硬的曾树生，对于汪文宣“想走开”的场合，她是舍不得离开的。所以在同样的境遇下，生性怯弱的汪文宣采取了不合作的姿态，而生性刚强的曾树生却放弃了独立的人格。表面上看，好像是汪文宣在生活的重压下变得越来越软弱，而真正的妥协者是曾树生。
《寒夜》里的知识分子不是在肉体上死亡，就是在精神上死亡，总的来说，都逃不开悲剧的结局，那么“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小知识分子得到的又是什么呢？鲁迅早就表达了对启蒙的质疑，而二十年后巴金以汪文宣等人的命运发出了同样的忧思。
三.《寒夜》的悲悯情怀
巴金后期的创作“摆脱了青春时期的浪漫而趋向中年人的沉稳”vii，他不再是“热情奔放的咏叹”，而是真正以一个成熟的心态观照人生。《寒夜》里没有绝对的人物，每一个人都是矛盾复杂的个体，这表明巴金对生活的观察已经深入到人性的奥秘，而不是用简单的“对”与“错”的二元对立模式去结构小说，如此一来，巴金在下笔时难免对这些困顿的小人物表示同情。也诚如他自己所说：“我不会赞扬这两个女人。正相反，我用责备的文笔描写她们。但是我自己也承认我的文章里常常出现原谅和同情的调子。”viii不仅仅是曾树生和汪母，巴金也很少将矛头指向《寒夜》里的某一个人物。他的确控诉了那个世道混乱的年代，但他的感情始终是节制的。
关键词：《寒夜》 “五四”精神 悲悯情怀
巴金在《<寒夜>后记》中说道：“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与痰，我只写了一些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i《寒夜》虽然通过“渺小的读书人”的生活琐事反映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但是《寒夜》的魅力却不仅仅于此。中年的巴金不再写青年革命者的社会斗争，不再写封建大家庭的腐朽与衰败，他将关注点放在小人物身上，写出他们困顿的生活和矛盾的人性。在这部小说里，巴金反思了“五四”的启蒙话语，并背离了过去激进的人生态度。
一.曾树生的“女性解放”
20世纪初期兴起的妇女解放思潮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侧面，它提倡女性从家庭走出来，享受与男子同样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这种解放需要“‘女性’从人的地位的自我确认和追求‘人’的价值实现两方面展开。”ii有研究者认为《寒夜》的主人公曾树生是个性解放的代表人物，因为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并且还追求自由和幸福。曾树生的个人条件和人生理想似乎很符合个性解放的要求。但她真的追求了“自我确认”吗？她在给汪文宣的信中说道：“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iii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应酬于种种交际，这就是曾树生向往的“热闹的生活”，受过高等教育的她自愿坐上了“花瓶”的位置，虽然嘴上仍然抱怨“花瓶”的生活，但她早已沉醉于纸醉金迷的世界了。不过曾树生有很好的理由为自己辩解：家庭开支。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理由，可也不能掩盖她精神贫瘠的事实，她说“我就怕黑暗，怕冷静，怕寂寞”，所以她逃离了了无生气的家。她完全将快乐寄托在别人身上，而不能面对孤独冷清，她的灵魂根本就是空虚的。承担家庭的经济开支的确是她当“花瓶”的原因之一，而她本身吃不了苦、怕寂寞的性格也是关键因素。既然如此，那么所谓的个性解放在曾树生身上就没有成功，她根本不具备独立的人格。
曾树生一面担任着汪文宣妻子的角色，一面又与陈主任保持暧昧的关系，从曾树生的言行及心里描写可以看出她并不爱陈主任，尽管如此，她在明知道陈主任对她心怀爱慕的情况下，还不抗拒陈主任对她的关怀，并且只身跟随他前往兰州，这说明在曾树生心里，陈主任只是她脱离苦海的救命稻草。在追求幸福与自由这一点上，曾树生的确是是新时代的女性，但她的做法却又背离了她所受的教育，因为她实际上是利用了自己换取了所谓的光明。故事发展到这里，曾树生已经成了依附男人而生活的女性，她几乎背离了“五四”時宣传的自由与独立，她用自己青春的尾巴换来了物质享受，而灵魂却不可避免地陷入空虚，等待她的不过是红颜老去后更加深重的冷清与寂寞。
在抗战的大环境下，许多人的生存都存在问题，更何况个性解放、女性解放呢？曾树生的道路选择不能完全怪她自己，在生活的重压下，她的确有苦衷。抗战背景下，巴金似乎以曾树生的形象来问自己，当精神发展被生存困难无情阻断时，又该何去何从？
二.小知识分子的命运
汪文宣和唐柏青都是经历了“五四”洗礼的知识分子，可他们先后表达过“读书无用论”的感慨，他们理想与境遇的落差值得深思。抗战以前，他们都是斗志昂扬的知识青年，汪、曾满脑子想办“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唐柏青也有自己的著作计划，但是最后汪、唐二人凄惨地死了，曾树生还是生活得光鲜亮丽。这并非偶然，他们二人是死于对知识分子品格的坚守。虽然汪文宣一直扮演着“老好人”的角色在妻子和母亲间一再忍让，但对于知识分子的人格，他同唐柏青一样没有让步。“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这种人的，我们奉公守法，别人升官发财……”iv“我们没有抢过人，偷过人，害过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呢？”v小说多次出现过这种“好人难活”的呼喊，读书让他们明白礼义廉耻，却也让他们生存艰难。他们奉公守法，不愿意谄上媚下，于是他们逐渐处在了名利圈的边缘地位。《寒夜》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周主任的生日宴上，汪文宣明显与众人格格不入：
他这一桌的同事们都过去敬了酒，就只有他一个人不曾去。除了钟老，谁都不理他，连小潘今天也不肯跟他讲一句话。他看不惯大家对总经理和周主任巴结的样子，那些卑下奉承的话使他发呕。这个环境对他太不相宜了，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多么需要安静。他们并不需要他，他也不需要他们。vi
为了生活，汪文宣不情不愿地来了，但是他并没有像同事们那样带着两副面孔，曲意逢迎，而是宁愿在角落里被大家忽视，也不愿委屈自己的人格，他主动处在“边缘”位置，其实是一种无声的反抗。在他的身上，仍然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骨气，即使这份骨气被残酷的生活打磨得所剩无几。再反观看似态度强硬的曾树生，对于汪文宣“想走开”的场合，她是舍不得离开的。所以在同样的境遇下，生性怯弱的汪文宣采取了不合作的姿态，而生性刚强的曾树生却放弃了独立的人格。表面上看，好像是汪文宣在生活的重压下变得越来越软弱，而真正的妥协者是曾树生。
《寒夜》里的知识分子不是在肉体上死亡，就是在精神上死亡，总的来说，都逃不开悲剧的结局，那么“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小知识分子得到的又是什么呢？鲁迅早就表达了对启蒙的质疑，而二十年后巴金以汪文宣等人的命运发出了同样的忧思。
三.《寒夜》的悲悯情怀
巴金后期的创作“摆脱了青春时期的浪漫而趋向中年人的沉稳”vii，他不再是“热情奔放的咏叹”，而是真正以一个成熟的心态观照人生。《寒夜》里没有绝对的人物，每一个人都是矛盾复杂的个体，这表明巴金对生活的观察已经深入到人性的奥秘，而不是用简单的“对”与“错”的二元对立模式去结构小说，如此一来，巴金在下笔时难免对这些困顿的小人物表示同情。也诚如他自己所说：“我不会赞扬这两个女人。正相反，我用责备的文笔描写她们。但是我自己也承认我的文章里常常出现原谅和同情的调子。”viii不仅仅是曾树生和汪母，巴金也很少将矛头指向《寒夜》里的某一个人物。他的确控诉了那个世道混乱的年代，但他的感情始终是节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