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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社会进步的根脉，需要有情怀、有担当、有能力，且具备长远目光的人，致力于更长远、更基础的建设，关注水面以下的“冰山”
李国武：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永源公益基金会已成立一年多，在你看来，“口述历史”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如何体现？
李国武：文史哲一体，如语文一样，历史一无所用，但无所不用。比如从政治层面看，政府需要借鉴各朝各代的经验治理国家，规避问题；从社会和文化层面看，可以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化面貌和特点；之于个人层面，可以帮助个体认识世界和自我，形成独立的人格、价值观和判断力，这是自我素质提升的基础和必要条件。
“口述历史”以影音方式收集史料，是与官方历史相互补充的微观历史，信息本身更为生动、多元、丰富。可以用来研究历史本身，也可以用来研究方言；视频里能看见一个时代的服饰文化，乃至发型等细节；会有外景，可以看到城市风貌、地理特征等等，具体应用可以有很多外延。今天我们做“口述历史”，其价值和意义我们可能无法完全体会到，但是放在一个更长的时空关系内，则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不管是在环境卫生，还是在文化教育、政府治理等方面。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文化历史的建设，相对于政府主导，民间力量是否更为重要？
李国武：无论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还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都并非政府主导。在当今中国，大家会认为这种事情应该由国家、政府来做，在西方则不尽然，这些事情更多由民间的力量资助民间的机构，独立地、系统地去做。美国大多是在非政府层面运作，都以各个大学、博物馆这样的第三方机构为主，哥伦比亚大学也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也好，民间提供资助，确保第三方的独立性，这样才是健康、可持续的。
历史视角应该是多元的，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有很多版本，肯定有不符合史实的地方，但可以把这些选择空间还给民间，让大家去思考，去判断，去选择，去尽可能地贴近史实。有了多元可参照的信息时，你会去独立思考，寻求真实，而不是简单接受。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做“口述历史”遇到了哪些障碍和困境？
李国武：最早是跟时间赛跑。刚开始做的时候，发现有那么多重要的人和事情，居然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当时采集对象最高龄的有110岁，有的人还没来得及采，就去世了。像谢晋，采完几个月就离世了。那是最难的时候，当时也没有对公众募款，完全就是靠崔永元老师向身边朋友化缘。后来成立个人基金会，找那些有情怀、在物质方面有能力的企业家，但是非常少，按崔老师的话说，十个里面可能碰不到一个感兴趣的，一百个人里，可能有两三个能给予支持就相当不错。直到现在，资金依然是我们所遇到的重大挑战之一，主要原因是民间投入到历史文化建设方面的关注和支持有限。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社会对文化历史不够重视，是否也与社会、个体的成熟程度有关？
李国武：这必然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单就当下而言，文化的复兴需要融合，需要政府、民间基金会、关注文化的慈善家去试验，去推动。在美国，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美国大型基金会越来越趋向于从“冰山”以下来寻找解决国际社会或区域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在华语地区，香港大的家族公益慈善基金会在资金的投入方向上，也有一个代际变化，第一代做民生和教育，第二代、第三代开始关注文化艺术领域。中国大陆还基本处于致力于“冰山”以上社会民生改善的第一代阶段。现在的中国，从历史维度上看，一定是相当好的时代。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出现了大量成功企业家、中产阶级，也越来越多人愿意投资社会公共领域，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合并式跨越，缩减这种跨代的速度，让第一代就可以介入到文化历史建设中来？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国内民间力量更多投入到扶贫、教育、儿童等方面，历史文化建设方面的投入相对较少，你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国武：公益慈善如同商业投资，肯定是“巴菲特”少散户多，如果是选择价值投资，那么投资时间越长，回报则越高。资助一个孩子，很快就能看到效果，可见的投入产出短平快，而文化建设则需要放在一个更长的时空内才能看到成效，而且这个成效一旦发生，所受益的人口基数、地域广度、时间长度必然壮观。 生命无价，当然要救，但是当你救了10个人、100个人，发现总是救不完，你就要去思考为什么，症结在哪。很多国外的基金会去找“冰山”在水面下的部分，比如通过历史文化的建设、复兴，从体制上、根源上，从这个民族的内在去解决问题。我们都在解决“冰山”露出水面部分的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个孩子病了，我们就救一个孩子，但潜入水面以下的部分没有人关注。民生救助一定要去做，必须去做，门槛低一些，一般老百姓都可以参与进去。但文化是社会进步的根脉，需要有情怀、有担当、有能力，且具备长远目光的人，致力于更长远的更基础的建设，关注水面以下的“冰山”。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梁漱溟搞乡村建设，最根本的也是要解决文化的问题。
李国武：中国有八亿农民，这么庞大的群体，占了总人口的50%以上，扶贫、救助，很重要，但都是技术性的，真正可持续改变他们和我们所有人的，实际上就是教育。我所说的教育，不是仅仅在学校所完成的教育，说到底是社会文化的综合教育。在当下的信息化时代，教育早已超越了课本和校园围墙，大而化之的整个历史文化对于个体的建设是什么？是整个文化层次、价值观这个层面综合素养的提高。如此，你的生存能力才会提高，抗风险能力也随之提高，就业也好，孩子大病也好，都会得到改善，对社会的伦理、秩序，都带来非常正面的推动，自然也就不会有今天这么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了。水面上下，解决浅层问题为“术”，解决根本问题为“道”。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口述历史”本身成果化、商业化应用不足的问题，是否有解决办法？
李国武：想走这条路很容易，专门做节目，做纪录片，但最大的障碍是，当你带着一个命题、一个目的去做史料采集时，你的视角就已经偏离了。你就有了立场，你知道你想要什么，如何用，好多客观东西会被你屏蔽掉。永源基金会是最容易走这条路的，但我们把这个欲望抑制住了，踏踏实实采访抢录，后端的史料能被如何应用，那是下一阶段的事，当下第一要务是抢救。基金会可以推动或撬动其他社会团体成果化，但基金会本身很难把它成果化，工程太大，耗资太多，法律滞后性的局限，这是短期内大家难看到它成果化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可预见的未来可能有所突破么？
李国武：需要在法律空间内做一些尝试，比如新的政策空间释放以后，包括整个基金会可以投资产业化的时候，是否可以让基金会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募款，一方面自我造血。这是大家希望能看到的，但是短期之内如果法律不允许，还是要在法律空间内量力而行。这一年多来我们有一个感受，原来我们恨不能尽快把能做的都做了，但发现，我们做不完中国所有的“口述历史”，我们只能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做聚焦，进行专业化的深耕细作，做倡导，推动大家自己来做“口述历史”。比如我们刚刚启动的“家·春秋大学生家族口述历史”项目，让大学生从自己身边的家人口述开始，寻找代际传承、家族渊源、背景历史，让历史和每个普通人关联，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同时，我们也推动行业进行一些交流，包括国内的国际的，推动院校学科的建设，资助出版一些关于“口述历史”的学术性著作。有人做了，起码我们让他们感觉不孤独，大家结伴一起走远路，如果可能的话，也会提供资助和支持，不管物质还是其他社会资源。把整个平台搭起来，让大家能抱团，让所有人知道这个事情跟谁有关系。
李国武：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永源公益基金会已成立一年多，在你看来，“口述历史”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如何体现？
李国武：文史哲一体，如语文一样，历史一无所用，但无所不用。比如从政治层面看，政府需要借鉴各朝各代的经验治理国家，规避问题；从社会和文化层面看，可以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化面貌和特点；之于个人层面，可以帮助个体认识世界和自我，形成独立的人格、价值观和判断力，这是自我素质提升的基础和必要条件。
“口述历史”以影音方式收集史料，是与官方历史相互补充的微观历史，信息本身更为生动、多元、丰富。可以用来研究历史本身，也可以用来研究方言；视频里能看见一个时代的服饰文化，乃至发型等细节；会有外景，可以看到城市风貌、地理特征等等，具体应用可以有很多外延。今天我们做“口述历史”，其价值和意义我们可能无法完全体会到，但是放在一个更长的时空关系内，则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不管是在环境卫生，还是在文化教育、政府治理等方面。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文化历史的建设，相对于政府主导，民间力量是否更为重要？
李国武：无论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还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都并非政府主导。在当今中国，大家会认为这种事情应该由国家、政府来做，在西方则不尽然，这些事情更多由民间的力量资助民间的机构，独立地、系统地去做。美国大多是在非政府层面运作，都以各个大学、博物馆这样的第三方机构为主，哥伦比亚大学也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也好，民间提供资助，确保第三方的独立性，这样才是健康、可持续的。
历史视角应该是多元的，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有很多版本，肯定有不符合史实的地方，但可以把这些选择空间还给民间，让大家去思考，去判断，去选择，去尽可能地贴近史实。有了多元可参照的信息时，你会去独立思考，寻求真实，而不是简单接受。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做“口述历史”遇到了哪些障碍和困境？
李国武：最早是跟时间赛跑。刚开始做的时候，发现有那么多重要的人和事情，居然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当时采集对象最高龄的有110岁，有的人还没来得及采，就去世了。像谢晋，采完几个月就离世了。那是最难的时候，当时也没有对公众募款，完全就是靠崔永元老师向身边朋友化缘。后来成立个人基金会，找那些有情怀、在物质方面有能力的企业家，但是非常少，按崔老师的话说，十个里面可能碰不到一个感兴趣的，一百个人里，可能有两三个能给予支持就相当不错。直到现在，资金依然是我们所遇到的重大挑战之一，主要原因是民间投入到历史文化建设方面的关注和支持有限。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社会对文化历史不够重视，是否也与社会、个体的成熟程度有关？
李国武：这必然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单就当下而言，文化的复兴需要融合，需要政府、民间基金会、关注文化的慈善家去试验，去推动。在美国，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美国大型基金会越来越趋向于从“冰山”以下来寻找解决国际社会或区域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在华语地区，香港大的家族公益慈善基金会在资金的投入方向上，也有一个代际变化，第一代做民生和教育，第二代、第三代开始关注文化艺术领域。中国大陆还基本处于致力于“冰山”以上社会民生改善的第一代阶段。现在的中国，从历史维度上看，一定是相当好的时代。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出现了大量成功企业家、中产阶级，也越来越多人愿意投资社会公共领域，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合并式跨越，缩减这种跨代的速度，让第一代就可以介入到文化历史建设中来？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国内民间力量更多投入到扶贫、教育、儿童等方面，历史文化建设方面的投入相对较少，你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国武：公益慈善如同商业投资，肯定是“巴菲特”少散户多，如果是选择价值投资，那么投资时间越长，回报则越高。资助一个孩子，很快就能看到效果，可见的投入产出短平快，而文化建设则需要放在一个更长的时空内才能看到成效，而且这个成效一旦发生，所受益的人口基数、地域广度、时间长度必然壮观。 生命无价，当然要救，但是当你救了10个人、100个人，发现总是救不完，你就要去思考为什么，症结在哪。很多国外的基金会去找“冰山”在水面下的部分，比如通过历史文化的建设、复兴，从体制上、根源上，从这个民族的内在去解决问题。我们都在解决“冰山”露出水面部分的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个孩子病了，我们就救一个孩子，但潜入水面以下的部分没有人关注。民生救助一定要去做，必须去做，门槛低一些，一般老百姓都可以参与进去。但文化是社会进步的根脉，需要有情怀、有担当、有能力，且具备长远目光的人，致力于更长远的更基础的建设，关注水面以下的“冰山”。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梁漱溟搞乡村建设，最根本的也是要解决文化的问题。
李国武：中国有八亿农民，这么庞大的群体，占了总人口的50%以上，扶贫、救助，很重要，但都是技术性的，真正可持续改变他们和我们所有人的，实际上就是教育。我所说的教育，不是仅仅在学校所完成的教育，说到底是社会文化的综合教育。在当下的信息化时代，教育早已超越了课本和校园围墙，大而化之的整个历史文化对于个体的建设是什么？是整个文化层次、价值观这个层面综合素养的提高。如此，你的生存能力才会提高，抗风险能力也随之提高，就业也好，孩子大病也好，都会得到改善，对社会的伦理、秩序，都带来非常正面的推动，自然也就不会有今天这么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了。水面上下，解决浅层问题为“术”，解决根本问题为“道”。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口述历史”本身成果化、商业化应用不足的问题，是否有解决办法？
李国武：想走这条路很容易，专门做节目，做纪录片，但最大的障碍是，当你带着一个命题、一个目的去做史料采集时，你的视角就已经偏离了。你就有了立场，你知道你想要什么，如何用，好多客观东西会被你屏蔽掉。永源基金会是最容易走这条路的，但我们把这个欲望抑制住了，踏踏实实采访抢录，后端的史料能被如何应用，那是下一阶段的事，当下第一要务是抢救。基金会可以推动或撬动其他社会团体成果化，但基金会本身很难把它成果化，工程太大，耗资太多，法律滞后性的局限，这是短期内大家难看到它成果化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可预见的未来可能有所突破么？
李国武：需要在法律空间内做一些尝试，比如新的政策空间释放以后，包括整个基金会可以投资产业化的时候，是否可以让基金会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募款，一方面自我造血。这是大家希望能看到的，但是短期之内如果法律不允许，还是要在法律空间内量力而行。这一年多来我们有一个感受，原来我们恨不能尽快把能做的都做了，但发现，我们做不完中国所有的“口述历史”，我们只能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做聚焦，进行专业化的深耕细作，做倡导，推动大家自己来做“口述历史”。比如我们刚刚启动的“家·春秋大学生家族口述历史”项目，让大学生从自己身边的家人口述开始，寻找代际传承、家族渊源、背景历史，让历史和每个普通人关联，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同时，我们也推动行业进行一些交流，包括国内的国际的，推动院校学科的建设，资助出版一些关于“口述历史”的学术性著作。有人做了，起码我们让他们感觉不孤独，大家结伴一起走远路，如果可能的话，也会提供资助和支持，不管物质还是其他社会资源。把整个平台搭起来，让大家能抱团，让所有人知道这个事情跟谁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