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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太祖重视发展对南海周边诸国的关系，致力于建立地区性的国际安全协作体系。体系内以明朝为宗主国，其他国家为藩属国。朝贡活动为体现臣属关系之主要形式，藩属国内政自我做主，相互关系相当松散。明朝作为首领则强调为成员国带来安宁。这一体系有利于地区的稳定和经济交流，但臣属关系有其历史局限性，经济上明朝付出太多，存在一定的内在缺陷，相当松散的关系也有被外国侵略势力逐个击破的潜在危险。明太祖实行对南海诸国“不征”之方针，反映了中华民族不黩武的传统，而明太祖也不能容忍任何来自外国对明朝进行的侵扰。
[关键词]明太祖，南海，政策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8-0003-05
明太祖时期对待南海沿岸诸国的政策，过去已有一定的研究，这使大家已经了解了其基本情况，但尚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这一方面有搞清历史问题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也对今人和后人有一定的启示，具有实践意义。
一、地理界定
过去对于明代与南海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多笼统地以东南亚甚至再加上印度洋沿岸诸国为其地理范围。但时至今日，由于信息的畅通，大家的地理知识更加丰富，“南海”一词所包括地域已经具有明确的范围。因此，为了防止歧义，本文比较严格地以今天地图上标记的“南海”范围作为研究的范围。诸如今天“爪畦海”沿岸不属“南海”沿海的地区，即不予考虑。
二、明太祖重视与南海周边诸国发展关系
明太祖十分重视发展与南海周边诸国的关系。1368年即洪武元年，明太祖正式即位建立明朝，当年即派使颁诏安南，第二年年初至三年又颁诏南海周边占城、暹罗、三佛齐、浡泥、真腊等国。这种积极主动与南海周边诸国联系的举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洪武二年至四年，占城、安南、淳泥、三佛齐、暹罗、真腊先后派使臣来到明朝。十年，淡巴又派使臣来到明朝。十一年，彭亨使臣又至。以上来到明朝的使臣，包括了今南海周边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文莱等6个国家。
洪武二十四年以后，南海沿边诸国使者前来者数量有所减少，明太祖认为是由于“三佛齐乃生间谍”所致。鉴于这种情况，洪武三十年八月丙午，明太祖特地下令礼部移文暹罗，令其遣人向统属三佛齐之爪哇转达明朝的意见，即希望爪畦发挥作用，说服三佛齐，不可继续阻挠明朝与南海各国发展关系。可惜的是，此后不到一年，明太祖即撒手人寰，接着是数年之久的“靖难之役”，妨碍了明太祖愿望的实现。但其由始至终重视发展与南海周边诸国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发展与包括南海周边诸国在内的各个近邻和远邻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一贯政策，明太祖重视发展与南海周边各国的关系，当是这一传统政策的继续。而如果将眼光放在明太祖当时所面I临的具体国内外环境进行考察，则会发现其实行这一政策，实与当时其在境内尚须用不少的时间进一步完成统一(当时实际情况是洪武二年_统一陕西，四年统一四川，十五年统一云南，至二十年方初步统一东北地区)，在境外则始终面临着北边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有关。发展了与南海周边诸国的关系，即解除了后方的忧虑，可以专心完成境内的统一事业，特别是可以专心对付咄咄逼人的北方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另外，明太祖之积极发展与南海周边诸国的关系，为永乐时期中国与南海周边诸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历史影响不应忽视。
三、建立松散的互利的宗主国与藩属国关系
明太祖对待南海周边诸国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在明朝与诸国之间，建立宗主与藩属的关系，这种关系以明朝为宗主国，以诸国为藩属国，但关系相当松散，经济上宗主国实行厚往薄来的方针，为宗主国和藩属国、尤其为藩属国带来安宁为建立这种关系的重要目的。
1.以小事大的松散臣属关系
明太祖颁诏南海周边诸国，所谋求与之建立的关系，是以小事大的“君臣”关系。宋濂《渤泥人贡记》中记载洪武初沈秩出使勃泥交涉的情形说：“(勃泥)国王马合谟沙，僻处海中，倨傲无人臣礼，秩令译人通言日：‘皇帝抚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坠，无不奉表称臣。渤泥以弹丸之地，乃欲抗天威耶?’王大悟，举手加额日：‘皇帝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这是反映当时明朝与南海周边诸国所建关系在政治上不平等的典型记录。
为了体现这种在政治上不平等的“君臣”关系，当时规定凡与明朝建立这一关系的南海周边国家，其国王必须得到明朝皇帝的认可与册封。新老国王更替之时，要先报告老国王之死讯，而后报告新皇帝的情况，经明朝审核、册封，才算合法。如洪武二年，明太祖派张以宁往封陈日烽为安南国王，及张以宁至安南，陈日煃先卒，“蛭日熞嗣位，遣其臣阮汝亮来迎，请诰印，以宁等不予。”日熞只好另遣使请命于明朝。等到办完在明朝报告老国王死去等手续，明朝才派新使赴安南，正式封陈日熞为国。
明朝与与之建立了关系的南海周边诸国虽有君臣名分，而南海周边诸国的内部政务等，明朝并不多加干涉，是一种高度自治的状况，史料中保存着洪武二年八月丙子明朝封高丽国王的诏书，其中称：“尔高丽天造东夷，地设险远，朕意不生衅隙，使各安生，何数请隶?而辞意益坚，群臣皆言当纳所请，是以一视同仁，不分化外，允其虔恳，命承前爵。仪从本俗，法守旧章。”这表明，明太祖对归顺称臣的高丽，并不要求其在礼乐制度及法律政令上改从明朝，允许其依从本国风俗和旧有的规定。这是高度自治的办法。与此相类的记载，在有关南海周边诸国与明朝关系的史料中没有发现，但从所能见到的有关史料中，也没有见到过相反的记载。可以推定，明太祖实行的对南海周边诸国的政策当与对高丽者没有差别。换言之，明太祖对与之有关系的南海周边各国的政策，虽规定了君臣各分，形成了宗主国与藩属国的不同政治地位，但实际关系相当松散。
2.有利于受封国的朝贡交往
明太祖与南海周边诸国建立起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后，平日主要以举行朝贡活动作为体现这一关系的形式。所谓朝贡活动，是指藩属国要在一定的时期内有人(主要是派使臣)携带表文、贡品前往宗主国朝见明太祖，接受明太祖的指令和回赠。这既是一种政治性活动，也是一种经济性的交换。
当时来朝的南海周边各国使臣，贡来的有当地的各种特产和工艺品，包括孔雀、火鸡、五色鹦鹉、犀牛、白猴、象、虎、槟榔、菠萝蜜、胡椒、檀香、速香、丁香、没药、苏木、米脑、番布、芯布、琉璃、金银器等，还有番奴、阉竖等。回赠的赐品包括《大统历》、文绮纱罗、瓷器、钞、金、银等。有时贡品和赐品数量颇大。如洪武二十年七月乙巳，真腊使臣贡象59只，香6万斤，暹罗国贡胡椒一万斤，苏木十万斤，其使臣个人还另献“翠羽香物”等。洪武二十三年四月暹罗来贡，“苏木、胡椒、降香等 物”达“一十七万一千八百八十斤”。为了运送这些贡品，使团的人数有时也很多，洪武二十年十月辛亥，占城来贡之使团有158人之多…。洪武十六年八月乙未，明朝遣使赐占城、暹罗、真腊三国国王各织金文绮32匹、瓷器19000事。
明太祖很重视朝贡活动。曾称：“朕居中国，抚辑四夷，彼四夷外国有至诚来贡者，吾以礼待之。”为此，于洪武十二年九月戊午因发现中书省不及时报告占城使者来贡之事，而对丞相严加批评…。洪武二十年八月丁卯，占城使来贡象，十一月戊戌发现天冷，特地赐之御寒之衣及被，其回至广东，又遣中使赐之道里费、并设宴款待。其之重视朝贡活动，主要是从政治着眼，因而常常是不考虑经济成本。洪武初沈秩出使勃泥时，勃泥国王曾念及本国“地瘠民贫，愧无奇珍以献”，沈秩马上声明：“皇帝富有四海，岂有所求于王!但欲王之称藩，一示无外尔。”这个声明其实正是明太祖本人的主张。所以他多次强调南海周边各国来贡之物“不必过厚，存其诚敬可也”，“所贡之物务从简俭”，“物不贵多，亦惟诚而已”。但对于明朝的赏赐，却一再强调要多。如洪武十六年五月戊申，他对礼部官员讲：“诸蛮夷酋长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赉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这是针对所有来贡者而言者，南海周边诸国来贡者自亦包括其中。当时南海周边各国贡使来明，除携带贡品外，还附带个人货物在明朝出卖。对此明太祖不予禁止，而且还发令给予免税的优待。有时特别针对某些特定入贡国而发令，如洪武四年七月乙亥，下令“谕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货物，皆免其征。”洪武四年九月丁丑，户部报告，“高丽、三佛齐入贡，其高丽海舶至太仓，三佛齐海舶至泉州海口”，并请“征其货”，而明太祖“诏勿征”。有时针对所有海外人贡国而发令，如洪武十七年正月丁已，明太祖“命有司，凡海外诸国入贡，有附私物者，悉蠲其税。”不管哪种情形，南海周边国家都在免税优待之列。由此看来，明太祖实行的政策使南海周边诸国在与明朝进行的朝贡活动中，经济方面大得好处。史籍记载，明太祖多次下令，不许南海周边国家频繁入贡，要求三年一贡，但却不能落实，入贡国仍频频前来，如洪武二十年，安南竟一年来贡三次。这显然是因为朝贡为人贡国大得经济利益的好机会所致。
3.强调为藩属国带来安宁与双方互利
明太祖在处理与南海受封诸国关系时，主要强调为藩属国带来安宁。在册封南海周边各国国王的诏书中，他每每明确表达出这一态度。如洪武二年六月壬午封安南国国王的诏书中说：“朕荷天地之灵，肃清华夏，顷驰书而往报，冀率土以咸宁。卿能奉表称臣，专使来贺，法尔前人之训，以安遐琅之民，眷兹勤意，深可嘉尚。是用遣使齎印，仍封尔为安南王。”洪武二年十二月甲戌封占城国王的诏书说：“朕今混一四海，抚驭万方，欲率土之咸宁，尝驰书以往报，而尔能畏天命，尊中国，即遣使称臣，来贡方物，思法前王之训，以安一境之民，眷兹忠诚，良可嘉尚。是用遣官齎印，封尔为占城国王。”这里的“冀率土以咸宁”及“欲率土之咸宁”，正是说的为了让受封国得到安宁。
其时南海周边国家受封之后，明朝要遣使祭祀其国山川之神。这固然表达着其国与明朝有臣属关系之义，但其高调明确宣示的目的，却在于使受封国得到安宁。如洪武三年正月庚子遣使祭祀过安南、占城山川后所刻石碑纪事中称：“今思与普天之下共享升平之治，故具牲币遣使往祭于(其国山川之)神。神既歆格，世保境土，使风雨以时，年谷丰登，民庶得以靖安，庶昭一视同仁之意。”明太祖之屡次下令，不许南海周边各国频繁入贡，其说出的原因在于认为“诸夷限山隔海，若朝贡无节，实劳远人，非所以绥辑之也”。这显然也是在强调使受封国得到安宁。
为了表明其重视使受封国得到安宁，明太祖还极力提倡受封国相互间要和睦相处、“相安于无事”。洪武十年暹罗王由于“内修齐家之道，外造睦邻之方”，被明太祖大加表彰，称其“可谓贤德矣”。凡受封国间出现相互间争战之事，明太祖就从“朕为天下主，治乱持危理所当行”出发，积极调解。如安南与占城屡生争端，兵戎相向，明太祖每得报告，总是立即遣使下诏，要求“罢兵息民”“各守疆土”“保境安民，勿事纷争”。洪武四年七月乙亥，占城一方要求明朝“赐以兵器”，以使“安南不敢欺凌”。明太祖则以“是助尔相攻，甚非抚安之义”为由，拒绝答应，坚定地以减少冲突为依归。
明太祖之与南海周边各国建立宗主与藩属的关系，强调使受封国得到安宁，这对受封国是十分有利的。如其调解安南与占城的战争冲突，就曾一度得到“两国皆听命罢兵”的效果。但是，明朝也可从中得到好处。作为其南方近邻的南海周边各国，与之关系亲密而局势稳定，这除有利于其解除南侧来犯之忧，以专心致力于解决境内和境外的其他问题外，还可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得南海周边各国的助力。如占城曾帮之对付海寇，安南曾在其云南驻军粮饷困难时，提供5000石粮饷之帮助。
由此看来，明太祖所推行的与南海周边诸国建立宗主国与藩属关系的政策，在一定意义上是为双方缔造一种地区性的国际安全协作体系，在当时起了积极的正面作用，为后人处理地区内的国际关系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从当今的大小国地位应当平等的观念讲，这个安全协作体系中的臣属关系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在体系内的经济交往上，中国付出较多，在当时由于明太祖注意限制尚未出现严重问题，但其存在使大国不可为继的内在缺陷，到永乐以后便显露出来，后人应予充分注意。体系内相互关系十分松散，各国高度自治，这是明朝与其他处于藩属地位的国家地位差别不大的优点，但后来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后各国因此而被逐个击破的历史事实，又表明这一体系有各国相互支援力度过弱的缺陷。
四、将南海周边各国列为不征之国
明太祖主张对于“西北胡戎”之外包括南海周边国家在内的各个“蛮夷小国”，不可加兵。洪武四年九月辛未，明太祖“御奉天门，谕省府台臣日：‘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地，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海外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编成于洪武六年五月之《祖训录》曾将此意写进其中，并将不征者，除“西洋”外，还具体写上了安南、占城、暹罗等三个南海周边国家的名字。至二十八年闰九月编成的《皇明祖训》，除“西洋”外，对“不征”者具体列出的南海周边国家更增加至安南、暹罗、真腊、占城、湓亨(即彭亨)、三佛齐、渤泥等七个。
明太祖的这一主张，在处理明与南海周边各国关系的实践中，得到了认真落实。一旦南海周边 各国发生了不合乎明朝意愿的行为，明太祖采取的办法都是“动武”之外的措施。有的是遣使批评，令其改过自新，并且对方听从劝告，当即交好如初。如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壬子，由于明朝使臣经过占城时，所带“真腊所贡象五十二只”，被占城派人“诈为强寇，攘夺其四之一”，明太祖即遣使往占城，批评其国王此事“一则无以小事大之心，一则失交邻国之好，信义俱亡，何以保国”，令其“涤虑改图，毋贻后悔。”第二年正月己卯，占城国王遣使前来“谢过”，明太祖即“诏赐绮帛钞锭”，原谅了其过失。有的是停止接受其朝贡。如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丙申，由于安南发生了“弑主废立”之事，有违明朝不许犯上作乱的主张，也有违明朝维持藩属国安宁局面的意愿，视之为不义，明太祖下诏“绝安南国朝贡”，“仍命广西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自今勿纳其来使”。第二年五月甲寅，安南改由广东来贡，明太祖一方面遣人诘责广东地方官“擅纳其使”，另一方面“仍却其贡献不受”。
明太祖之主张在通常情况下不征南海周边诸国，是因为其欣赏中国“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方得所”的传统政治理想，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他曾明确说明其不征南海周边诸国等的原因：南海周边诸国等“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无故兴兵，致伤人民”，对其用兵是“劳民”、“易乱”、“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这里“致伤人民”中的“人民”，应当是既包括明朝的“人民”，也包括南海周边诸国的“人民”。明太祖由此而提出的不征南海周边诸国的主张及其实行，无疑是有利于明朝和南海周边诸国人民的。这种用非战争手段处理国与国关系的主张，反映了中华民族不黩武、以仁爱精神对待邻邦的优良传统。
明太祖之主张不征南海周边诸国，并非是主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予征伐，其前提是其与“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同，而“不为中国患”，反对的是“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皇明祖训录·祖训首章》称：“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在其否定的对南海周边诸国征伐之“兴兵”二字前特地加上“无故”二字，以作限制。这就表明，明太祖是不能容忍南海周边诸国侵扰中国边疆的，如果不幸发生此类事件，将与对待“世为中国患”之“西北胡戎”一样而“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不惜一战。关于这一点，一定不可忽视。否则就不能全面地了解明太祖对南海周边各国的不征政策。这一点，反映了中华民族坚持反对外来侵犯的另一光荣传统。
五、禁止明朝私人与南海周边各国交往
洪武年间，由于倭寇经常骚扰中国，从辽东至广东无不受其害。另外，张士诚、方国珍余部及其他海盗这时也活动于沿海，对抗新成立的明朝，甚至与倭寇等外国势力勾结起来。如《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载：“张士诚、方国珍余党导倭寇出没海上，焚民居，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有鉴于此，明太祖为了国家的安全，在采取措施加强沿海防御力量的同时，屡次下令禁止民人私自出海，禁止民人与海外诸国私自交往，禁止民人下海与外国互市。如洪武四年即已曾下令“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十月已巳，“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二十三年十月乙酉，又下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在洪武二十七年以前，已命礼部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违者“必置之重法”。洪武三十年四月乙酉再次申明此禁，要求“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为彻底根绝民人私自下海与外国互市，甚至曾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枫桃诸香，违者罪之。其两广所产香木，听土人自用，亦不许越岭货卖，盖虑其杂市番香，故并及之。”明太祖作出以上关于禁止民人私自出海、与海外诸国私自交往和下海与外国互市的规定，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下海民人支持或联合原有的海盗、外国势力共同对付明朝，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增加海上的新海盗，因为下海的民人中多有商人，而当时的下海商人多为海盗与商人两种身份兼而有之者。至于下海民人之支持海盗和外国势力，其最为明太祖所忧虑者，乃在其中的商人从私利出发，将“金银铜钱、段匹、兵器等”“前代以来不许出番”的战略物资，出卖给他们。
明太祖禁止民人私自出海、与海外诸国私自交往、下海与外国互市的规定，从史料记载看，皆非单独针对南海周边诸国而言，乃是泛指“海外诸国”，但也不见将南海周边诸国除外者，因此它们对南海周边诸国完全适用。
为了国家的安全，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明太祖禁止私人与南海周边诸国交往，禁止私人与之进行交易，这不能被认为是完全不妥的。但无疑不利于明朝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发展经济方面不能不说是一项损失。倘能改禁止为加强管理，从而既能保证国家的国防安全，又能为对外贸易的正常进行提供条件，当为理想之举。可惜明太祖念不及此。此种缺陷之发生，似与明朝建国之初社会生产尚未充分恢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甚高有关。考虑到这一点，对于明太祖的这一失虑，似乎也不应过分指责，应给予相当的理解。
[作者简介]南炳文，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从事明史研究和教学。
[实习编辑：全骜颉]
[关键词]明太祖，南海，政策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8-0003-05
明太祖时期对待南海沿岸诸国的政策，过去已有一定的研究，这使大家已经了解了其基本情况，但尚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这一方面有搞清历史问题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也对今人和后人有一定的启示，具有实践意义。
一、地理界定
过去对于明代与南海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多笼统地以东南亚甚至再加上印度洋沿岸诸国为其地理范围。但时至今日，由于信息的畅通，大家的地理知识更加丰富，“南海”一词所包括地域已经具有明确的范围。因此，为了防止歧义，本文比较严格地以今天地图上标记的“南海”范围作为研究的范围。诸如今天“爪畦海”沿岸不属“南海”沿海的地区，即不予考虑。
二、明太祖重视与南海周边诸国发展关系
明太祖十分重视发展与南海周边诸国的关系。1368年即洪武元年，明太祖正式即位建立明朝，当年即派使颁诏安南，第二年年初至三年又颁诏南海周边占城、暹罗、三佛齐、浡泥、真腊等国。这种积极主动与南海周边诸国联系的举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洪武二年至四年，占城、安南、淳泥、三佛齐、暹罗、真腊先后派使臣来到明朝。十年，淡巴又派使臣来到明朝。十一年，彭亨使臣又至。以上来到明朝的使臣，包括了今南海周边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文莱等6个国家。
洪武二十四年以后，南海沿边诸国使者前来者数量有所减少，明太祖认为是由于“三佛齐乃生间谍”所致。鉴于这种情况，洪武三十年八月丙午，明太祖特地下令礼部移文暹罗，令其遣人向统属三佛齐之爪哇转达明朝的意见，即希望爪畦发挥作用，说服三佛齐，不可继续阻挠明朝与南海各国发展关系。可惜的是，此后不到一年，明太祖即撒手人寰，接着是数年之久的“靖难之役”，妨碍了明太祖愿望的实现。但其由始至终重视发展与南海周边诸国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发展与包括南海周边诸国在内的各个近邻和远邻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一贯政策，明太祖重视发展与南海周边各国的关系，当是这一传统政策的继续。而如果将眼光放在明太祖当时所面I临的具体国内外环境进行考察，则会发现其实行这一政策，实与当时其在境内尚须用不少的时间进一步完成统一(当时实际情况是洪武二年_统一陕西，四年统一四川，十五年统一云南，至二十年方初步统一东北地区)，在境外则始终面临着北边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有关。发展了与南海周边诸国的关系，即解除了后方的忧虑，可以专心完成境内的统一事业，特别是可以专心对付咄咄逼人的北方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另外，明太祖之积极发展与南海周边诸国的关系，为永乐时期中国与南海周边诸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历史影响不应忽视。
三、建立松散的互利的宗主国与藩属国关系
明太祖对待南海周边诸国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在明朝与诸国之间，建立宗主与藩属的关系，这种关系以明朝为宗主国，以诸国为藩属国，但关系相当松散，经济上宗主国实行厚往薄来的方针，为宗主国和藩属国、尤其为藩属国带来安宁为建立这种关系的重要目的。
1.以小事大的松散臣属关系
明太祖颁诏南海周边诸国，所谋求与之建立的关系，是以小事大的“君臣”关系。宋濂《渤泥人贡记》中记载洪武初沈秩出使勃泥交涉的情形说：“(勃泥)国王马合谟沙，僻处海中，倨傲无人臣礼，秩令译人通言日：‘皇帝抚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坠，无不奉表称臣。渤泥以弹丸之地，乃欲抗天威耶?’王大悟，举手加额日：‘皇帝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这是反映当时明朝与南海周边诸国所建关系在政治上不平等的典型记录。
为了体现这种在政治上不平等的“君臣”关系，当时规定凡与明朝建立这一关系的南海周边国家，其国王必须得到明朝皇帝的认可与册封。新老国王更替之时，要先报告老国王之死讯，而后报告新皇帝的情况，经明朝审核、册封，才算合法。如洪武二年，明太祖派张以宁往封陈日烽为安南国王，及张以宁至安南，陈日煃先卒，“蛭日熞嗣位，遣其臣阮汝亮来迎，请诰印，以宁等不予。”日熞只好另遣使请命于明朝。等到办完在明朝报告老国王死去等手续，明朝才派新使赴安南，正式封陈日熞为国。
明朝与与之建立了关系的南海周边诸国虽有君臣名分，而南海周边诸国的内部政务等，明朝并不多加干涉，是一种高度自治的状况，史料中保存着洪武二年八月丙子明朝封高丽国王的诏书，其中称：“尔高丽天造东夷，地设险远，朕意不生衅隙，使各安生，何数请隶?而辞意益坚，群臣皆言当纳所请，是以一视同仁，不分化外，允其虔恳，命承前爵。仪从本俗，法守旧章。”这表明，明太祖对归顺称臣的高丽，并不要求其在礼乐制度及法律政令上改从明朝，允许其依从本国风俗和旧有的规定。这是高度自治的办法。与此相类的记载，在有关南海周边诸国与明朝关系的史料中没有发现，但从所能见到的有关史料中，也没有见到过相反的记载。可以推定，明太祖实行的对南海周边诸国的政策当与对高丽者没有差别。换言之，明太祖对与之有关系的南海周边各国的政策，虽规定了君臣各分，形成了宗主国与藩属国的不同政治地位，但实际关系相当松散。
2.有利于受封国的朝贡交往
明太祖与南海周边诸国建立起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后，平日主要以举行朝贡活动作为体现这一关系的形式。所谓朝贡活动，是指藩属国要在一定的时期内有人(主要是派使臣)携带表文、贡品前往宗主国朝见明太祖，接受明太祖的指令和回赠。这既是一种政治性活动，也是一种经济性的交换。
当时来朝的南海周边各国使臣，贡来的有当地的各种特产和工艺品，包括孔雀、火鸡、五色鹦鹉、犀牛、白猴、象、虎、槟榔、菠萝蜜、胡椒、檀香、速香、丁香、没药、苏木、米脑、番布、芯布、琉璃、金银器等，还有番奴、阉竖等。回赠的赐品包括《大统历》、文绮纱罗、瓷器、钞、金、银等。有时贡品和赐品数量颇大。如洪武二十年七月乙巳，真腊使臣贡象59只，香6万斤，暹罗国贡胡椒一万斤，苏木十万斤，其使臣个人还另献“翠羽香物”等。洪武二十三年四月暹罗来贡，“苏木、胡椒、降香等 物”达“一十七万一千八百八十斤”。为了运送这些贡品，使团的人数有时也很多，洪武二十年十月辛亥，占城来贡之使团有158人之多…。洪武十六年八月乙未，明朝遣使赐占城、暹罗、真腊三国国王各织金文绮32匹、瓷器19000事。
明太祖很重视朝贡活动。曾称：“朕居中国，抚辑四夷，彼四夷外国有至诚来贡者，吾以礼待之。”为此，于洪武十二年九月戊午因发现中书省不及时报告占城使者来贡之事，而对丞相严加批评…。洪武二十年八月丁卯，占城使来贡象，十一月戊戌发现天冷，特地赐之御寒之衣及被，其回至广东，又遣中使赐之道里费、并设宴款待。其之重视朝贡活动，主要是从政治着眼，因而常常是不考虑经济成本。洪武初沈秩出使勃泥时，勃泥国王曾念及本国“地瘠民贫，愧无奇珍以献”，沈秩马上声明：“皇帝富有四海，岂有所求于王!但欲王之称藩，一示无外尔。”这个声明其实正是明太祖本人的主张。所以他多次强调南海周边各国来贡之物“不必过厚，存其诚敬可也”，“所贡之物务从简俭”，“物不贵多，亦惟诚而已”。但对于明朝的赏赐，却一再强调要多。如洪武十六年五月戊申，他对礼部官员讲：“诸蛮夷酋长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赉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这是针对所有来贡者而言者，南海周边诸国来贡者自亦包括其中。当时南海周边各国贡使来明，除携带贡品外，还附带个人货物在明朝出卖。对此明太祖不予禁止，而且还发令给予免税的优待。有时特别针对某些特定入贡国而发令，如洪武四年七月乙亥，下令“谕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货物，皆免其征。”洪武四年九月丁丑，户部报告，“高丽、三佛齐入贡，其高丽海舶至太仓，三佛齐海舶至泉州海口”，并请“征其货”，而明太祖“诏勿征”。有时针对所有海外人贡国而发令，如洪武十七年正月丁已，明太祖“命有司，凡海外诸国入贡，有附私物者，悉蠲其税。”不管哪种情形，南海周边国家都在免税优待之列。由此看来，明太祖实行的政策使南海周边诸国在与明朝进行的朝贡活动中，经济方面大得好处。史籍记载，明太祖多次下令，不许南海周边国家频繁入贡，要求三年一贡，但却不能落实，入贡国仍频频前来，如洪武二十年，安南竟一年来贡三次。这显然是因为朝贡为人贡国大得经济利益的好机会所致。
3.强调为藩属国带来安宁与双方互利
明太祖在处理与南海受封诸国关系时，主要强调为藩属国带来安宁。在册封南海周边各国国王的诏书中，他每每明确表达出这一态度。如洪武二年六月壬午封安南国国王的诏书中说：“朕荷天地之灵，肃清华夏，顷驰书而往报，冀率土以咸宁。卿能奉表称臣，专使来贺，法尔前人之训，以安遐琅之民，眷兹勤意，深可嘉尚。是用遣使齎印，仍封尔为安南王。”洪武二年十二月甲戌封占城国王的诏书说：“朕今混一四海，抚驭万方，欲率土之咸宁，尝驰书以往报，而尔能畏天命，尊中国，即遣使称臣，来贡方物，思法前王之训，以安一境之民，眷兹忠诚，良可嘉尚。是用遣官齎印，封尔为占城国王。”这里的“冀率土以咸宁”及“欲率土之咸宁”，正是说的为了让受封国得到安宁。
其时南海周边国家受封之后，明朝要遣使祭祀其国山川之神。这固然表达着其国与明朝有臣属关系之义，但其高调明确宣示的目的，却在于使受封国得到安宁。如洪武三年正月庚子遣使祭祀过安南、占城山川后所刻石碑纪事中称：“今思与普天之下共享升平之治，故具牲币遣使往祭于(其国山川之)神。神既歆格，世保境土，使风雨以时，年谷丰登，民庶得以靖安，庶昭一视同仁之意。”明太祖之屡次下令，不许南海周边各国频繁入贡，其说出的原因在于认为“诸夷限山隔海，若朝贡无节，实劳远人，非所以绥辑之也”。这显然也是在强调使受封国得到安宁。
为了表明其重视使受封国得到安宁，明太祖还极力提倡受封国相互间要和睦相处、“相安于无事”。洪武十年暹罗王由于“内修齐家之道，外造睦邻之方”，被明太祖大加表彰，称其“可谓贤德矣”。凡受封国间出现相互间争战之事，明太祖就从“朕为天下主，治乱持危理所当行”出发，积极调解。如安南与占城屡生争端，兵戎相向，明太祖每得报告，总是立即遣使下诏，要求“罢兵息民”“各守疆土”“保境安民，勿事纷争”。洪武四年七月乙亥，占城一方要求明朝“赐以兵器”，以使“安南不敢欺凌”。明太祖则以“是助尔相攻，甚非抚安之义”为由，拒绝答应，坚定地以减少冲突为依归。
明太祖之与南海周边各国建立宗主与藩属的关系，强调使受封国得到安宁，这对受封国是十分有利的。如其调解安南与占城的战争冲突，就曾一度得到“两国皆听命罢兵”的效果。但是，明朝也可从中得到好处。作为其南方近邻的南海周边各国，与之关系亲密而局势稳定，这除有利于其解除南侧来犯之忧，以专心致力于解决境内和境外的其他问题外，还可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得南海周边各国的助力。如占城曾帮之对付海寇，安南曾在其云南驻军粮饷困难时，提供5000石粮饷之帮助。
由此看来，明太祖所推行的与南海周边诸国建立宗主国与藩属关系的政策，在一定意义上是为双方缔造一种地区性的国际安全协作体系，在当时起了积极的正面作用，为后人处理地区内的国际关系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从当今的大小国地位应当平等的观念讲，这个安全协作体系中的臣属关系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在体系内的经济交往上，中国付出较多，在当时由于明太祖注意限制尚未出现严重问题，但其存在使大国不可为继的内在缺陷，到永乐以后便显露出来，后人应予充分注意。体系内相互关系十分松散，各国高度自治，这是明朝与其他处于藩属地位的国家地位差别不大的优点，但后来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后各国因此而被逐个击破的历史事实，又表明这一体系有各国相互支援力度过弱的缺陷。
四、将南海周边各国列为不征之国
明太祖主张对于“西北胡戎”之外包括南海周边国家在内的各个“蛮夷小国”，不可加兵。洪武四年九月辛未，明太祖“御奉天门，谕省府台臣日：‘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地，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海外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编成于洪武六年五月之《祖训录》曾将此意写进其中，并将不征者，除“西洋”外，还具体写上了安南、占城、暹罗等三个南海周边国家的名字。至二十八年闰九月编成的《皇明祖训》，除“西洋”外，对“不征”者具体列出的南海周边国家更增加至安南、暹罗、真腊、占城、湓亨(即彭亨)、三佛齐、渤泥等七个。
明太祖的这一主张，在处理明与南海周边各国关系的实践中，得到了认真落实。一旦南海周边 各国发生了不合乎明朝意愿的行为，明太祖采取的办法都是“动武”之外的措施。有的是遣使批评，令其改过自新，并且对方听从劝告，当即交好如初。如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壬子，由于明朝使臣经过占城时，所带“真腊所贡象五十二只”，被占城派人“诈为强寇，攘夺其四之一”，明太祖即遣使往占城，批评其国王此事“一则无以小事大之心，一则失交邻国之好，信义俱亡，何以保国”，令其“涤虑改图，毋贻后悔。”第二年正月己卯，占城国王遣使前来“谢过”，明太祖即“诏赐绮帛钞锭”，原谅了其过失。有的是停止接受其朝贡。如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丙申，由于安南发生了“弑主废立”之事，有违明朝不许犯上作乱的主张，也有违明朝维持藩属国安宁局面的意愿，视之为不义，明太祖下诏“绝安南国朝贡”，“仍命广西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自今勿纳其来使”。第二年五月甲寅，安南改由广东来贡，明太祖一方面遣人诘责广东地方官“擅纳其使”，另一方面“仍却其贡献不受”。
明太祖之主张在通常情况下不征南海周边诸国，是因为其欣赏中国“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方得所”的传统政治理想，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他曾明确说明其不征南海周边诸国等的原因：南海周边诸国等“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无故兴兵，致伤人民”，对其用兵是“劳民”、“易乱”、“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这里“致伤人民”中的“人民”，应当是既包括明朝的“人民”，也包括南海周边诸国的“人民”。明太祖由此而提出的不征南海周边诸国的主张及其实行，无疑是有利于明朝和南海周边诸国人民的。这种用非战争手段处理国与国关系的主张，反映了中华民族不黩武、以仁爱精神对待邻邦的优良传统。
明太祖之主张不征南海周边诸国，并非是主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予征伐，其前提是其与“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同，而“不为中国患”，反对的是“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皇明祖训录·祖训首章》称：“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在其否定的对南海周边诸国征伐之“兴兵”二字前特地加上“无故”二字，以作限制。这就表明，明太祖是不能容忍南海周边诸国侵扰中国边疆的，如果不幸发生此类事件，将与对待“世为中国患”之“西北胡戎”一样而“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不惜一战。关于这一点，一定不可忽视。否则就不能全面地了解明太祖对南海周边各国的不征政策。这一点，反映了中华民族坚持反对外来侵犯的另一光荣传统。
五、禁止明朝私人与南海周边各国交往
洪武年间，由于倭寇经常骚扰中国，从辽东至广东无不受其害。另外，张士诚、方国珍余部及其他海盗这时也活动于沿海，对抗新成立的明朝，甚至与倭寇等外国势力勾结起来。如《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载：“张士诚、方国珍余党导倭寇出没海上，焚民居，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有鉴于此，明太祖为了国家的安全，在采取措施加强沿海防御力量的同时，屡次下令禁止民人私自出海，禁止民人与海外诸国私自交往，禁止民人下海与外国互市。如洪武四年即已曾下令“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十月已巳，“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二十三年十月乙酉，又下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在洪武二十七年以前，已命礼部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违者“必置之重法”。洪武三十年四月乙酉再次申明此禁，要求“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为彻底根绝民人私自下海与外国互市，甚至曾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枫桃诸香，违者罪之。其两广所产香木，听土人自用，亦不许越岭货卖，盖虑其杂市番香，故并及之。”明太祖作出以上关于禁止民人私自出海、与海外诸国私自交往和下海与外国互市的规定，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下海民人支持或联合原有的海盗、外国势力共同对付明朝，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增加海上的新海盗，因为下海的民人中多有商人，而当时的下海商人多为海盗与商人两种身份兼而有之者。至于下海民人之支持海盗和外国势力，其最为明太祖所忧虑者，乃在其中的商人从私利出发，将“金银铜钱、段匹、兵器等”“前代以来不许出番”的战略物资，出卖给他们。
明太祖禁止民人私自出海、与海外诸国私自交往、下海与外国互市的规定，从史料记载看，皆非单独针对南海周边诸国而言，乃是泛指“海外诸国”，但也不见将南海周边诸国除外者，因此它们对南海周边诸国完全适用。
为了国家的安全，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明太祖禁止私人与南海周边诸国交往，禁止私人与之进行交易，这不能被认为是完全不妥的。但无疑不利于明朝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发展经济方面不能不说是一项损失。倘能改禁止为加强管理，从而既能保证国家的国防安全，又能为对外贸易的正常进行提供条件，当为理想之举。可惜明太祖念不及此。此种缺陷之发生，似与明朝建国之初社会生产尚未充分恢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甚高有关。考虑到这一点，对于明太祖的这一失虑，似乎也不应过分指责，应给予相当的理解。
[作者简介]南炳文，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从事明史研究和教学。
[实习编辑：全骜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