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在注经解经的同时申之以己意，以新酒装旧瓶，所以经书之外表仍旧，而其思想之内容已变
　　
　　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朱子著《四书章句集注》就南宋以前之儒学言为融旧铸新，综罗汉魏前儒以迄北宋诸老先生之训诂经义于一炉而冶之；然就南宋以后之儒学传统言则为开宗立范，朱子注释《四书》之同时，随时出之以新义新说，为此下学者开宗风、立矩雉。《四书章句集注》最能具体显示朱子学因袭面与创新面之二大特质。我们欲一窥中国注疏传统的特质与朱子学问的藩篱，《四书章句集注》实在是一个重要的依据。
　　我们先就其因袭面来看。朱子是公元12世纪中国儒学之集大成的人物。这种集大成的历史性格于其《四书章句集注》中最能透露其消息。朱子“语孟集义序”常云：“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辩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朱子为学极为重视前儒注疏，从《朱子语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朱子，随处指示学者汉注唐疏不可偏废；他自己为《四书》作集注也随时征引前儒旧说，并予以折中消化，构成一圆融无碍的思想体系。我们欲探讨汉魏及北宋儒学如何在朱子学中呈现，则最有效之方法殆在于对《四书章句集注》作一个思想史的分析。
　　再就其创新面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最能体现中国学术传统特质之所在。在前文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指出，西洋史上所见的思想家多自出心裁，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经典注疏或眉批虽时或有之，但终究不是思想家表出其思想之根本方式。西洋思想家多各自著书立说以申己见，其所关心之问题或与哲古有一脉相通或隐然相应之处，然绝少以注疏经典之方式寄托一己之哲思。中国的情形与西洋之传统颇不相同，中国历代大哲多在阐释疏解经典之中提出自己的哲学新见，两汉经师之注解《五经》，魏晋新道家之注老庄如此，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现像；为我们所当注意。这一个思想传统乍见之下，或以为中国思想历经两千年而未常变动，但细按其实则思潮伏流互相激荡，学者在注经解经的同时申之以己意，以新酒装旧瓶，所以经书之外表仍旧，而其思想之内容已变。就这个特质而言，历代解经家所行者实际拔汉帜立赵赤帜之工作。
　　朱子是集宋代新儒学大成的思想家，他结集《四书》以代《五经》，固系不朽之伟业，影响于后世者至深且巨。朱子之纳子思、曾子于孔孟道统之中，尤寓其哲学之新见，而更重要的则是朱子以他自己的哲学立场批导孔孟旧说，于孔孟格局之外另创一新天地。我们如纯就哲学立场来说，朱子注孔孟颇多违失先秦孔孟学说宗旨者。但就历史的角度来看，则从朱子主孟违失之处正可以看出他的宋儒立场及其哲学新见，在思想史上极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