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好基友”一词已经突破了网络语言的界限，成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常用语。只需一句“我们是好基友”，便可承载岁月的厚重沉淀，表达风雨同舟的深情厚谊。荧屏上也不乏“好基友”的身影，那种同生共死、情同手足的友情，甚至会被视为“腐向”，但丝毫不影响观众们为之感动。看过英剧《梅林传奇》或者《神探夏洛克》的人们，对此一定深有体会。《梅林传奇》中，亚瑟王与魔法师梅林不再是一代枭雄和元老重臣的互敬关系，而更像是一对可爱的好友，平日里互相戏谑，危难中互相扶持。《神探夏洛克》更是再现了福尔摩斯系列原著中侦探与医生的友谊，安排他们一起出生入死，还让自视甚高的福尔摩斯给出了一段友情的定义：“你或许不是光芒最耀眼的人，但你能传递光芒，无与伦比。”（You may not be the most luminous of people，but as a conductor of light，you are unbeatable.）亚瑟与梅林、福尔摩斯与华生医生在荧屏上的感人友谊，可以暂时让人忘记他们的主配角关系，忘记他们在社会地位和个人才华上的差距。友情面前人人平等，似乎成了人们不懈追求的理想状态。然而，人们也没有忘记，友情往往不能挣脱阶层、财富、才华等世俗标准的束缚。一句“土豪我们做朋友吧”，看似轻描淡写、妙趣横生，实则道出了地位不同无法交友的无奈。
　　其实“好基友”的情谊与困境，不只为今人所乐道，这一话题古已有之。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友情列为十二种美德之一，认为友情是“两人同心”（a single soul dwelling in two bodies）。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西塞罗的友情观与此大同小异，他也认为友情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美德，能够点燃人们生活的希望，让人们看到另一个自我：“友谊的好处很大也很多，它无疑是一个绝好的东西，因为友谊能使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能给我们以力量和信心。可以说，一个人，他的真正的朋友就是他的另一个自我。”（And great and numerous as are the blessings of friendship，this certainly is the sovereign one，that it gives us bright hopes for the future and forbids weakness and despair，In the face of a true friend a man sees as it were a second self.）而且西塞罗坚持认为，只有“好人”之间才会产生友谊（Friendship is only possible between good men.），因为只有好人才不会道貌岸然地伪装自己。在西塞罗眼里，好人和智者是同一个概念（A good man may be regarded as equivalent to a wise man.），选择了人性的良善，也就是选择了智慧的光耀和友情的温暖。
　　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友情定义暗含了一个条件，即只有两人彼此相似才可能结为好友。尽管两位哲人都没有明确规定达官贵人和贩夫走卒不能成为朋友，但实际上，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人生阅历往往意味着话不投机，更何况是在识字率极低、社会阶层流动微乎其微的古希腊罗马时代。但两位哲人至少描绘了一种美好的理想，朋友之间只要志同道合、心灵相通，就不必考虑外在的附加条件。
　　当希腊精神渐渐淡去，希伯来精神登上欧洲的历史舞台，友情依然是神圣的精神理想。尽管有了上帝的概念，人们很少再从他人那里寻找自身灵魂的投影，但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依然备受珍惜。而且古老的以色列民族有上帝为信托，对世俗的约束并不十分看重。《旧约》中，大卫和约拿单境遇迥异，却依然情同手足。大卫被扫罗视为眼中钉，约拿单却毫不顾忌父亲的态度，始终不肯背叛这位莫逆之交。约拿单死于战乱，大卫长歌当哭：“我兄约拿单哪，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I am distressed for thee，my brother Jonathan：very pleasant hast thou been unto me：thy love to me was wonderful，passing the love of women.）大卫和约拿单的友谊超越了家族的褊狭，甚至与以色列民族的国运结合在一起。强调隐忍克己的希伯来精神，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深情厚谊，竟然也能迸发出浪漫的理想主义情怀。
　　随着岁月的流逝，理想逐渐让位于经验，人的友情观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法国16世纪思想家蒙田的《论友谊》虽然也对友情大唱赞歌，但到了蒙田这里，友情不再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而是体现了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精神诉求。蒙田指出，友情的作用是亲情和爱情不可替代的，父子亲情往往伴随着权威与服从，男欢女爱往往意味着肉体的欲望，只有友情能够满足纯粹的精神需求。真正的知己不会怀疑彼此的理性判断，即便一方要求另一方手刃亲人，也不会由此生出嫌隙，因为朋友之间对彼此的信任甚至可以超越对自己的信任：
　　“世界上的一切雄辩之辞，都不能使我怀疑朋友的意图和判断。他所有的举动，我都能一眼看出其缘由。我们的灵魂并肩同行，情深义重。有此番情谊，我们看得到彼此内心最深处，知其心有如知己心，而且可以把自己托付给他，比自己做主更加放心。”（It is beyond the power of all the arguments in the world to upset my certainty of my friend’s intentions and judgements.No action of his could be put before me in any aspect that I should not immediately discern its motive.Our souls travelled so unitedly together，they felt so strong an affection for one another，and with this same affection saw into the very depths of each other’s hearts，that not only did I know his as well as my own，but I should certainly have trusted myself more freely to him than to myself.） 　　稍晚于蒙田的莎士比亚，对友情的认识是基于他对复杂人性的理解。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友谊不一定地久天长，人也不一定会为朋友两肋插刀。莎翁清楚地认识到，友谊再深厚也需要环境的滋养，一旦时过境迁，“好基友”也有可能成为陌路人。法尔斯塔夫不会为了哈尔王子心甘情愿地在战场上送命，而哈尔王子继位之后立刻抛弃了这位昔日的老伙伴。即便两人都重情重义，友情也很难不受身世地位的羁绊。霍拉旭即使愿意为哈姆莱特出生入死，但因为身份地位悬殊，不可能帮助哈姆莱特承担生死重任，最多只能充当王子的忠实听众，把他的悲情故事讲述给蒙在鼓里的世人。莎剧中的友情深深植根于人文主义的友情理想，但同时也指出了友情的飘忽不定，无情地抹去了友情的浪漫色调。正如牛津大学教授汤姆·麦克福尔（Tom MacFaul）在《莎士比亚及同时代人笔下的男性友谊》（Male Friendship in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莎士比亚的大多数剧作，以及同时代的许多作品，处处可见人文主义理想中的真诚友谊，尽管他们知道这种友谊虚无缥缈，但其主要作用是创造出鲜明的个性，而理想友情不可实现的境况，会让这种个性为之变色、受到局限。”（Most of Shakespeare’s plays and much of the writing of the period are shaped by the humanist ideal of true friendship，even when they are aware that it is a will-o’-the-wisp，but its main effect is to create a self-assertive individuality coloured and limited bv the failure of this ideal.）
　　到了18、19世纪，友情观更加趋向于经验主义。苏格兰哲学家休谟在《论中等阶层》（Of the Middle Station of Life）几乎排除了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真诚友谊的可能性，指出友情是中等阶层的专利：“尽管处于上层的人更有条件得到友谊，但相比于地位较低的人，上层人往往更难确定交到的朋友是否真心，因为他们为他人所做的好事，换来的很可能是奉承，而未必是友好和善意。”（But though the great have more facility in acquiring friendships，they cannot be so certain of the sincerity of them，as men of a lower rank，since the favours they bestow may acquire them flattery，instead of goodwill and kindness.）后来的英国小说中，也多次体现了阶层不同无法交友的境况。西方第一部科幻小学《弗兰肯斯坦》中最先出场的叙事人罗伯特·沃尔顿（Robert Walton）漂泊海上，终日与底层的船员为伍，倍感孤独，给姐姐写信说“我非常渴望有个能与我产生共鸣、进行心灵交流的伙伴。我亲爱的姐姐，你可能会觉得我太多愁善感吧，但我太渴望有个朋友了。但是我周围却找不到这样的人一—彬彬有礼、有胆有识、受过良好的教育，思维开阔，而且与我志同道合，能够对我的计划有所帮助的朋友。如果有了这样一位朋友，我的很多错误就可以避免了呀！”（I desire the company of a man who could sympathise with me；whose eyes would reply to mine，You may deem me romantic，my dear sister，but I bittedy feel the want of a friend，I have no one near me，gentle yet courageous，possessed of a cultivated as well as of a capacious mind，whose tastes are like my own，to approve or amend my plans，How would such a friend repair the faults of your poor brother！）遇到气宇不凡的弗兰肯斯坦之后，沃尔顿心中才产生了友谊的萌芽。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中也多有类似的情形。大卫·科波菲尔早年被迫为继父工作，和密考伯先生等人朝夕相处，尽管密考伯心地善良但大卫仍然感到孤独落寞，暗自哀叹成为绅士的愿望难以实现。后来到了姨婆那里，接受了中产阶级的教育，与斯特朗博士、特拉德尔这些心地善良而且彬彬有礼的人们过从甚密，才体会到了人生的价值。狄更斯的另一部小说《艰难时世》与此类似，主人公匹普早年不愿意与铁匠为伍，渴望跻身上流社会。到了伦敦之后，与中产阶级出身的赫伯特·朴凯特相谈甚欢，结为了患难扶持的好友。尽管匹普最终意识到了自己的虚荣，但他对铁匠乔的态度更多的是亲情与恩情，与知己之情有一定差别。交友之难，可见一斑。大卫·科波菲尔和匹普的择友经历，再次印证了休谟的论断。
　　友谊是古今之人的共同追求，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引为知己实在是难得的际遇。尽管理想中的友谊应该能超越世俗的樊篱，然而一般情况下，身世地位悬殊的人很难做到志同道合。亚瑟与梅林、福尔摩斯与华生只有在当下的电视荧屏上，才做到了平起平坐、平分秋色，这或许寄托了人们对超尘绝俗的旷世友情的向往。不过尽管友谊的建立受到诸多局限，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赞颂其美好神圣的一面。当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写出“愿言与子携手相将”（And there’s a hand，my trusty fiere！And gie’s a hand o’thine）这样一往深情的诗句，他心中设想的并不是友情背后的诸多现实因素，而是朋友之间至真至纯的情谊。霍拉旭对哈姆莱特的诀别赠言“晚安，亲爱的王子，愿成群的天使们用歌唱抚慰你安息！”（Good night，sweet prince，and flocks of angels sing thee to thy rest），强调的不是王子与廷臣的关系，而是使他们一贯相互欣赏的人性之美好（sweetness）。匹普和赫伯特虽然的确是同属中等阶层的朋友，但两人的知己之情，并非“中等阶层”所能限定——其他所有人都依照财产遗赠规定称呼他“匹普”，只有赫伯特给了匹普一个专属的昵称“汉德尔”。当引为知己的过程渐渐淡去了最初的理想主义色彩，醇美的友情本身却依然富有浪漫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