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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果说关汉卿是蕴羁风流，放荡不羁的浪子，那么马致远则是怀才不遇，温文尔雅的书生；关剧往往取材于现实生活或传说中民众比较熟知的故事，语言当行，通俗易懂；而马剧则倾向于状写历史人物的浮沉或传说中神仙道化的内容，引经据典，情深意浓。二人在主体价值与社会关照上表现出鲜明的差异性，但二人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在杂剧创作上也有一定的相似性。
关键词：悲剧指向；自我意识；社会关照；神仙道化剧
一、
1.传统知识分子生命价值缺失的悲剧指向
从关汉卿的悲剧代表作《窦娥冤》来看其潜意识的悲愤绝望心态在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浓重的无可隐匿的悲剧意识。关汉卿因知识分子地位的下降和无法摆脱困境的遭际，在《窦娥冤》中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无论窦娥在生活中如何反抗和挣扎，她都无法摆脱。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下，她根本没有丝毫作为一个人或作为一个女人的权利可言。她的内心充满着欲望与哀怨，正如其所唱的两支曲子。
“窦娥也，你这命好苦也呵!”
[仙吕·点绛唇]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受。
蒙元初期的他在异族的统治下，因没了科举的进身之阶，儒生地位也只能在娼妓和乞丐之间，他深深感到生活的绝望，混迹于优伶之间，悲剧人生了无尽头。只能在杂剧上施展满腹的才华，他把自己的一腔愤怒都写进了杂剧之中。
相同的，马致远杂剧《汉宫秋》的内在意蕴比较复杂，汉元帝的哀怨、悔恨、思念、痛苦，不仅是因为民族矛盾而失去爱妃的生离死别的悲，更多的则是对于整个民族国家与作为皇帝自身无法主宰前途的悲凉。作为执笔者的马致远，也通过戏剧来抒发自己无法主宰命运，只能任由拨弄的悲哀。表现自古以来备受尊重、前程远大、自命不凡的中原儒生，在元代突然被打入受歧视与践踏的社会底层，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而感到困惑、痛苦、绝望的情绪。
2.时代赋予的自我表达
在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读书写作，始终围绕着儒家的“学而优则仕”这样一个中心，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在悲剧的元代，知识分子精神上所受的打击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当然摆脱不了这种现实的压迫。在相同的外部环境下，关与马二人突破了以往诗词等正统文学的框范，将自己的学识用在杂剧创作上，而且植根于勾栏瓦肆的演出需要，服务的是广大的市民阶层。为了适应广大市民的欣赏趣味与水平以提高演出收入，关与马的杂剧均表现出自然的时代特色。王国维先生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曲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致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鄙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
二、
社会的黑暗现实和关马二人不同的生活观念与价值取向反映在其杂剧创作上，使得二人的作品又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自我意识觉醒后的社会关照不同
“远离被编码的话语……才能走出一条新路。”这是元代文学表现出来的与传统文学不同的风貌。自我意识的觉醒表现在对传统理想否定，个人作为主体的提升。关汉卿在接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文人梦破灭后，在文人的自我位置的失落，传统文人价值体系瓦解的情况下，冲破传统观念，走上与下层市井艺人结合的道路，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关汉卿一生创作杂剧，多达64种，今存14种。即《窦娥冤》、《鲁斋郎》、《救风尘》、《望江亭》等，题材大致包括爱情婚姻、历史、公案、豪侠诸方面，对社会现实的关照是相当广泛和深刻的。现实使他在观察世界时，对于市井百姓、下层人民高尚品德和乐观生活态度给予高度的关注。同时，他又是站在一个儒生的立场来观察问题，这是一种比较的观察和感受。儒生的目光与下层百姓的观念作为揆情度理的准绳参错交杂在一起。所以，他的作品中虽然肯定了抗争者为争取现实中可能达到的合理生活所做出的努力，却也总是需要有“救世主”去认可这种胜利。因此，他的创作适合于广大下层人民的口味，是名副其实的“场上之曲”。
马致远年轻时曾热衷仕途功名，大约到中年以后方弃官而归。属于典型的文人作家，又经历过官场黑暗的生活，因此是一代经受巨大伤痛的文人知识分子的代表。马致远所做杂剧15种，现存7种。即《汉宫秋》、《陈抟高卧》、《任风子》、《荐福碑》等。从根本上看，马致远杂剧的精神是文人贵族的。客观上描写了元代社会文人的生存图景，折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体现的是失意文人从叹世走向隐逸的心态变化和退却的过程。更适合文人雅士进行案头赏析，是元剧中名副其实的“案头之戏”。
2.主体生命的价值指向
关汉卿在他的杂剧作品中，描绘了元代社会政治黑暗和人民生活悲惨的种种情形。且女性形象在关剧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作为社会“边缘人”的他，从自身的处境，对同样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产生一种认同感，表现出对下层女性的一种强烈关注。
马致远有“万花丛中马神仙”的称誉，其作品中神仙道化题材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不难发现元代的社会现实使文人在现实人生难以实现儒学精神所赋予他们的宏伟理想，他们只能寻求一种新的精神寄托，以消解在现实中的惆怅，于是便逃到了神仙世界，在虚构的精神家园里求得须臾的解脱。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999
[2]李修生，赵义山，中国分体文学史(戏剧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1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3
[4]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上海，2002
[5]王季思，全元戏曲，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90
[6]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北京，2001
[7]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1999
[8]李修生，元杂剧史，安徽古籍出版社，合肥，1996
[9]赵景深，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2985
[10]钟嗣成，录鬼簿(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6
关键词：悲剧指向；自我意识；社会关照；神仙道化剧
一、
1.传统知识分子生命价值缺失的悲剧指向
从关汉卿的悲剧代表作《窦娥冤》来看其潜意识的悲愤绝望心态在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浓重的无可隐匿的悲剧意识。关汉卿因知识分子地位的下降和无法摆脱困境的遭际，在《窦娥冤》中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无论窦娥在生活中如何反抗和挣扎，她都无法摆脱。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下，她根本没有丝毫作为一个人或作为一个女人的权利可言。她的内心充满着欲望与哀怨，正如其所唱的两支曲子。
“窦娥也，你这命好苦也呵!”
[仙吕·点绛唇]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受。
蒙元初期的他在异族的统治下，因没了科举的进身之阶，儒生地位也只能在娼妓和乞丐之间，他深深感到生活的绝望，混迹于优伶之间，悲剧人生了无尽头。只能在杂剧上施展满腹的才华，他把自己的一腔愤怒都写进了杂剧之中。
相同的，马致远杂剧《汉宫秋》的内在意蕴比较复杂，汉元帝的哀怨、悔恨、思念、痛苦，不仅是因为民族矛盾而失去爱妃的生离死别的悲，更多的则是对于整个民族国家与作为皇帝自身无法主宰前途的悲凉。作为执笔者的马致远，也通过戏剧来抒发自己无法主宰命运，只能任由拨弄的悲哀。表现自古以来备受尊重、前程远大、自命不凡的中原儒生，在元代突然被打入受歧视与践踏的社会底层，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而感到困惑、痛苦、绝望的情绪。
2.时代赋予的自我表达
在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读书写作，始终围绕着儒家的“学而优则仕”这样一个中心，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在悲剧的元代，知识分子精神上所受的打击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当然摆脱不了这种现实的压迫。在相同的外部环境下，关与马二人突破了以往诗词等正统文学的框范，将自己的学识用在杂剧创作上，而且植根于勾栏瓦肆的演出需要，服务的是广大的市民阶层。为了适应广大市民的欣赏趣味与水平以提高演出收入，关与马的杂剧均表现出自然的时代特色。王国维先生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曲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致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鄙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
二、
社会的黑暗现实和关马二人不同的生活观念与价值取向反映在其杂剧创作上，使得二人的作品又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自我意识觉醒后的社会关照不同
“远离被编码的话语……才能走出一条新路。”这是元代文学表现出来的与传统文学不同的风貌。自我意识的觉醒表现在对传统理想否定，个人作为主体的提升。关汉卿在接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文人梦破灭后，在文人的自我位置的失落，传统文人价值体系瓦解的情况下，冲破传统观念，走上与下层市井艺人结合的道路，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关汉卿一生创作杂剧，多达64种，今存14种。即《窦娥冤》、《鲁斋郎》、《救风尘》、《望江亭》等，题材大致包括爱情婚姻、历史、公案、豪侠诸方面，对社会现实的关照是相当广泛和深刻的。现实使他在观察世界时，对于市井百姓、下层人民高尚品德和乐观生活态度给予高度的关注。同时，他又是站在一个儒生的立场来观察问题，这是一种比较的观察和感受。儒生的目光与下层百姓的观念作为揆情度理的准绳参错交杂在一起。所以，他的作品中虽然肯定了抗争者为争取现实中可能达到的合理生活所做出的努力，却也总是需要有“救世主”去认可这种胜利。因此，他的创作适合于广大下层人民的口味，是名副其实的“场上之曲”。
马致远年轻时曾热衷仕途功名，大约到中年以后方弃官而归。属于典型的文人作家，又经历过官场黑暗的生活，因此是一代经受巨大伤痛的文人知识分子的代表。马致远所做杂剧15种，现存7种。即《汉宫秋》、《陈抟高卧》、《任风子》、《荐福碑》等。从根本上看，马致远杂剧的精神是文人贵族的。客观上描写了元代社会文人的生存图景，折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体现的是失意文人从叹世走向隐逸的心态变化和退却的过程。更适合文人雅士进行案头赏析，是元剧中名副其实的“案头之戏”。
2.主体生命的价值指向
关汉卿在他的杂剧作品中，描绘了元代社会政治黑暗和人民生活悲惨的种种情形。且女性形象在关剧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作为社会“边缘人”的他，从自身的处境，对同样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产生一种认同感，表现出对下层女性的一种强烈关注。
马致远有“万花丛中马神仙”的称誉，其作品中神仙道化题材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不难发现元代的社会现实使文人在现实人生难以实现儒学精神所赋予他们的宏伟理想，他们只能寻求一种新的精神寄托，以消解在现实中的惆怅，于是便逃到了神仙世界，在虚构的精神家园里求得须臾的解脱。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999
[2]李修生，赵义山，中国分体文学史(戏剧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1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3
[4]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上海，2002
[5]王季思，全元戏曲，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90
[6]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北京，2001
[7]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1999
[8]李修生，元杂剧史，安徽古籍出版社，合肥，1996
[9]赵景深，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2985
[10]钟嗣成，录鬼簿(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