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儒家在实践理性上强调门内与门外的区别，门内以恩为重，门外以义为重，私恩与公义有明确界限。“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这两个命题都是孔子及儒家所提倡的，但他们从不盲目地鼓励“大义灭亲”，相反把“亲亲相隐”作为法律的根据。具体而言，《论语·子路》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隐”不能释为“檃”（矫正），它有两个含义：一是不公开告发、宣扬，“隐谓不称扬其过失也”；二是微谏，“几谏谓之隐”。孔子的本意不是“隐匿错误”。事奉亲、君、师的“隐”、“犯”与“无犯无隐”的区分，反映出儒家在伦理角色和伦理情境上的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