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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梅贻琦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他的美育思想是其和谐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梳理其美育思想及其实践对当前的审美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梅贻琦美育清华大学
梅贻琦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可以这样说，清华大学的成功离不开梅贻琦。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梅贻琦的关注，更多地是聚焦在通识教育思想、大师论、教授治校、大学理念、大学教育管理等方面，对其教育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美育思想却缺乏系统研究。本文拟就这一话题作初步探讨。
一、梅贻琦的生平
梅贻琦的美育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其成长经历的积淀。梅贻琦的成长历程扫描如下：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江苏武进人。1904年入天津南开学堂，毕业时名列榜首。1909年9月，考取游美学务处第一批官费留美。并于同年10月赴美，入吴斯特工业学院学习电机工程。1914年夏，梅贻琦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15年8月，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6年后，梅贻琦获公假再度赴美进修1年，入芝加哥大学学习，获得工程学硕士学位。1922年，梅贻琦回国，继续在清华任教，被委以“物理首席教授”职务。1926年。梅贻琦成为清华改制后公选的第一任教务长，1928年，梅贻琦被任命为清华留学生监督处监督。1931年12月，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大学取得很大发展，很快成为国内一流大学，与国内历史悠久的名校并驾齐驱，这段时期被公认为解放前的“黄金时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迁往长沙，与北大、南开合校，成立临时大学，半年后，长沙临时大学又迁往昆明，建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与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等一起组成“联大常委会”，因蒋梦麟、张伯苓长期不在校内，主持校务工作始终由梅贻琦一人承担。在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等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西南联大造就了整整一代的卓越人才。抗战胜利后，梅贻琦组织三校师生北归复校，1946年10月，清华大学开学复课。1948年，梅贻琦离开北京，又创办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北。
二、梅贻琦的美育思想及实践
(一)美育是“完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梅贻琦美育方面的言论虽然不多，人们缺乏对其加以系统研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重视美育的确是其通识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梅贻琦认为，大学的首要任务不在授予学生以专门技术知识或职业训练，而在传授学生一些普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方面最广泛的综合的基本知识，以培养一批具有政治头脑与治世才干、多方面书本知识与文化教养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大学不应培养只有专门技术的“高等匠人”，而应是“周见洽闻”的“完人”。强调对大学所有学科，都应以“通识教育”为主导思想，重视各门基础课程的学习，知识要广，要进行“智、德、体、美、群、劳”的“全人格”教育和熏陶，这样出来的人，既受到系统完整的科学训练，又具有人文修养和相当的旁类知识作基础，从知识、修养、人格这三个方面平衡发展，其人才必有大的发展余地。
(二)在教学内容和教学环境中体现美育。
梅贻琦没有像蔡元培一样提出明确的美育主旨。但他的美育主旨体现在教学内容和校内环境的设计安排上。美育是情感的教育，必须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进行，梅贻琦的做法在当时不能不说独具匠心。在教学方面，不仅在哲学、外文、心理、体育等系、室的课程中设置多种含有美育的内容，配备有谢冰心、朱光潜、俞平伯、王文显、郑振铎、赵元任等担任有关课程的专家，通过教学进行美育。同时校内还设有音乐室、谷音社(业余团体，以研究中国古典戏曲为主)、铜管乐队(后发展为管弦乐队)以及其他多种文学艺术社团。特请薄侗(即红豆馆主，是誉满京华的京昆名票)担任中国音乐美术导师，托诺夫担任西方音乐导师，古普克担任钢琴导师等。当时的清华课余生活“弦歌满园”，各种社团活动频繁，讲座、展览、演奏会经常进行。如蒋风之二胡演奏会、红豆馆主昆曲演唱会、唐亮画展等等。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而且在活动中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美的熏陶。在抗日战争爆发的西南联大时期，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梅贻琦也是相当重视美育，各种歌咏活动和戏剧表演如火如荼，以这一时期进行的西南联大校歌的创作与演唱活动为例。校歌是一所大学精神与理念的体现，梅贻琦等人非常重视校歌的创作，1938年10月，联大专门成立了“编制本大学校歌委员会”，请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担任委员会主席，朱自清等人为委员，又经西南联大合唱队试唱，经过决议，到1939年7月17日，才由联大校常委正是通过了罗庸先生作词、张清常先生谱曲的《满江红》作为校歌。张清常先生曾经回忆道：“由于梅先生办学重视美育，西南联大不但有专人教口昌《西南联大校歌》(1941及1942是由我教唱的)，而且又在1942年成立了校歌合唱队，挑选全校著名歌手，演唱“校歌四部合唱曲”。公演之后，梅先生设家宴招待我和校歌合唱队队长谭庆双。梅先生问我：“你是个语言学的教师，怎么成为作曲者和指挥呢?”梅先生听了我的说明之后，他谈起办学不但要重视德、智、体育，而且也要重视美育。校歌是一所大学精神与理念的体现，而当年在西南联学唱校歌也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1942年入联大中国文学系的张怀谨回忆道：“……开学的具体安排，是进行一周的入学教育，前三天上午学唱校歌，后三天上午由文学院长冯友兰教授作报告，下午是军训……它(校歌)唤起和培养了一代联大学子的爱国热情、奋发图强的高尚情操，直逼岳武穆《满江红》，堪称绝响!回想当年第一堂课学唱校歌时的那种激动情景，至今还有余音绕梁之慨!”。可见，通过教学、社团和环境三方面的相互影响，使学生自然而然地受到美的陶染，对其健全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三)重视民族文化的审美作用
在梅贻琦的美育思想中还特别重视民族文化的内容。梅贻琦虽然出身工科，但他自身国学传统根基深厚，十分爱好艺术，且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他的学生赵赓扬曾经回忆道，梅贻琦“听音乐、看评剧、鉴别书画、欣赏诗词，都有极高的修养”。也许正是自身的经验、体会，梅贻琦希望通过艺术使学生也增加对民族文化的了解，陶；台自身性情。1948年，梅贻琦在《关于增设艺术系呈教育部文》中说：“盖本校拟设之艺术系，非为注重技术之训练，实欲增进青年队与吾国固有文化之了解与青年性格之陶冶。……拟将音乐室并入艺术系作为本组以期训练音乐人才，并普及校内美育”。他还在《清华文学院拟加设艺术系计划及理由》中写道：“按我国古代教育。礼乐并重。礼所以范围人之行为，乐所以陶冶人之性情，使其改过迁善而不自知。厥后乐教失传，而他种艺术代兴，尤以书画一项蔚为世界大宗。我国以积弱之余，为历代之艺术品，尚能引起世界之尊敬。有识之士，见我国人在此方面之成就而知我民族力量之伟大。我国人所可引以自豪以恢复民族自信心者，亦惟在于此。本校现在教授中如梁思成先生之于中国建筑，邓以蜇先生之于中国书画，陈梦家先生之于钟鼎彝器，皆一时名家，惟因散在各系，研究未能集中，学生亦不能作主修研究，如就北平之环境。以清华已有人才为基础，加设艺术系，在本校经费中不过增加十余名教员名额，而其效则可训练此项专门人才，且使本校他系学生，在美育方面可得相当之陶冶，当属事半功倍”。
以上仅就梅贻琦的美育思想做了一些初步探讨，很难说全面、深入，希冀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梅贻琦美育清华大学
梅贻琦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可以这样说，清华大学的成功离不开梅贻琦。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梅贻琦的关注，更多地是聚焦在通识教育思想、大师论、教授治校、大学理念、大学教育管理等方面，对其教育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美育思想却缺乏系统研究。本文拟就这一话题作初步探讨。
一、梅贻琦的生平
梅贻琦的美育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其成长经历的积淀。梅贻琦的成长历程扫描如下：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江苏武进人。1904年入天津南开学堂，毕业时名列榜首。1909年9月，考取游美学务处第一批官费留美。并于同年10月赴美，入吴斯特工业学院学习电机工程。1914年夏，梅贻琦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15年8月，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6年后，梅贻琦获公假再度赴美进修1年，入芝加哥大学学习，获得工程学硕士学位。1922年，梅贻琦回国，继续在清华任教，被委以“物理首席教授”职务。1926年。梅贻琦成为清华改制后公选的第一任教务长，1928年，梅贻琦被任命为清华留学生监督处监督。1931年12月，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大学取得很大发展，很快成为国内一流大学，与国内历史悠久的名校并驾齐驱，这段时期被公认为解放前的“黄金时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迁往长沙，与北大、南开合校，成立临时大学，半年后，长沙临时大学又迁往昆明，建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与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等一起组成“联大常委会”，因蒋梦麟、张伯苓长期不在校内，主持校务工作始终由梅贻琦一人承担。在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等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西南联大造就了整整一代的卓越人才。抗战胜利后，梅贻琦组织三校师生北归复校，1946年10月，清华大学开学复课。1948年，梅贻琦离开北京，又创办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北。
二、梅贻琦的美育思想及实践
(一)美育是“完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梅贻琦美育方面的言论虽然不多，人们缺乏对其加以系统研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重视美育的确是其通识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梅贻琦认为，大学的首要任务不在授予学生以专门技术知识或职业训练，而在传授学生一些普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方面最广泛的综合的基本知识，以培养一批具有政治头脑与治世才干、多方面书本知识与文化教养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大学不应培养只有专门技术的“高等匠人”，而应是“周见洽闻”的“完人”。强调对大学所有学科，都应以“通识教育”为主导思想，重视各门基础课程的学习，知识要广，要进行“智、德、体、美、群、劳”的“全人格”教育和熏陶，这样出来的人，既受到系统完整的科学训练，又具有人文修养和相当的旁类知识作基础，从知识、修养、人格这三个方面平衡发展，其人才必有大的发展余地。
(二)在教学内容和教学环境中体现美育。
梅贻琦没有像蔡元培一样提出明确的美育主旨。但他的美育主旨体现在教学内容和校内环境的设计安排上。美育是情感的教育，必须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进行，梅贻琦的做法在当时不能不说独具匠心。在教学方面，不仅在哲学、外文、心理、体育等系、室的课程中设置多种含有美育的内容，配备有谢冰心、朱光潜、俞平伯、王文显、郑振铎、赵元任等担任有关课程的专家，通过教学进行美育。同时校内还设有音乐室、谷音社(业余团体，以研究中国古典戏曲为主)、铜管乐队(后发展为管弦乐队)以及其他多种文学艺术社团。特请薄侗(即红豆馆主，是誉满京华的京昆名票)担任中国音乐美术导师，托诺夫担任西方音乐导师，古普克担任钢琴导师等。当时的清华课余生活“弦歌满园”，各种社团活动频繁，讲座、展览、演奏会经常进行。如蒋风之二胡演奏会、红豆馆主昆曲演唱会、唐亮画展等等。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而且在活动中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美的熏陶。在抗日战争爆发的西南联大时期，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梅贻琦也是相当重视美育，各种歌咏活动和戏剧表演如火如荼，以这一时期进行的西南联大校歌的创作与演唱活动为例。校歌是一所大学精神与理念的体现，梅贻琦等人非常重视校歌的创作，1938年10月，联大专门成立了“编制本大学校歌委员会”，请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担任委员会主席，朱自清等人为委员，又经西南联大合唱队试唱，经过决议，到1939年7月17日，才由联大校常委正是通过了罗庸先生作词、张清常先生谱曲的《满江红》作为校歌。张清常先生曾经回忆道：“由于梅先生办学重视美育，西南联大不但有专人教口昌《西南联大校歌》(1941及1942是由我教唱的)，而且又在1942年成立了校歌合唱队，挑选全校著名歌手，演唱“校歌四部合唱曲”。公演之后，梅先生设家宴招待我和校歌合唱队队长谭庆双。梅先生问我：“你是个语言学的教师，怎么成为作曲者和指挥呢?”梅先生听了我的说明之后，他谈起办学不但要重视德、智、体育，而且也要重视美育。校歌是一所大学精神与理念的体现，而当年在西南联学唱校歌也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1942年入联大中国文学系的张怀谨回忆道：“……开学的具体安排，是进行一周的入学教育，前三天上午学唱校歌，后三天上午由文学院长冯友兰教授作报告，下午是军训……它(校歌)唤起和培养了一代联大学子的爱国热情、奋发图强的高尚情操，直逼岳武穆《满江红》，堪称绝响!回想当年第一堂课学唱校歌时的那种激动情景，至今还有余音绕梁之慨!”。可见，通过教学、社团和环境三方面的相互影响，使学生自然而然地受到美的陶染，对其健全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三)重视民族文化的审美作用
在梅贻琦的美育思想中还特别重视民族文化的内容。梅贻琦虽然出身工科，但他自身国学传统根基深厚，十分爱好艺术，且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他的学生赵赓扬曾经回忆道，梅贻琦“听音乐、看评剧、鉴别书画、欣赏诗词，都有极高的修养”。也许正是自身的经验、体会，梅贻琦希望通过艺术使学生也增加对民族文化的了解，陶；台自身性情。1948年，梅贻琦在《关于增设艺术系呈教育部文》中说：“盖本校拟设之艺术系，非为注重技术之训练，实欲增进青年队与吾国固有文化之了解与青年性格之陶冶。……拟将音乐室并入艺术系作为本组以期训练音乐人才，并普及校内美育”。他还在《清华文学院拟加设艺术系计划及理由》中写道：“按我国古代教育。礼乐并重。礼所以范围人之行为，乐所以陶冶人之性情，使其改过迁善而不自知。厥后乐教失传，而他种艺术代兴，尤以书画一项蔚为世界大宗。我国以积弱之余，为历代之艺术品，尚能引起世界之尊敬。有识之士，见我国人在此方面之成就而知我民族力量之伟大。我国人所可引以自豪以恢复民族自信心者，亦惟在于此。本校现在教授中如梁思成先生之于中国建筑，邓以蜇先生之于中国书画，陈梦家先生之于钟鼎彝器，皆一时名家，惟因散在各系，研究未能集中，学生亦不能作主修研究，如就北平之环境。以清华已有人才为基础，加设艺术系，在本校经费中不过增加十余名教员名额，而其效则可训练此项专门人才，且使本校他系学生，在美育方面可得相当之陶冶，当属事半功倍”。
以上仅就梅贻琦的美育思想做了一些初步探讨，很难说全面、深入，希冀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