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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杜甫诗歌创作在思想、内容、情怀、美感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化，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体验、咂摸。进而痛定思痛，苦心锤炼诗艺与人生。从受虐到自虐，杜甫始终恪守儒家教义，面对历史动荡带来的生活流离和精神摧残，独以一己之躯承受着理想世界的多重重压，自觉成为民族精神的砥柱中流。
关键词：杜甫；受虐；自虐；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0)08-0111-03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句旷世警语在其身死一千余年后，被一个人很好地演绎。他就是唐代诗人杜甫。杜甫一生经历了“苦其心志”(困守长安)、“劳其筋骨”(流亡逃难)、“饿其体肤”(经常没饭吃)、“空乏其身”(一无所有)等“炼狱”阶段，而最终成为担当时代大任的俊杰，成为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里的一颗耀眼的巨星。
一、受虐之于内容——骨子里的体验
“对古代诗歌任何有创造性的解释，都不应、也不能排除现代思想文化语境中现代人的创造性思维的介入，不应、也不能排斥现代智慧对古代智慧的化用和提升。”对杜甫任何创造性的见解，既是基于对其人格魅力和诗艺风格的强烈迷恋，也是后代学人、读者赏杜诗、观世风、感时事、发慨言的时空认同，因此杜诗注解高居历代诗人之冠也就不难理解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杜甫的身世遭遇中体会诗人感受，又从这种感受中体悟诗人的思想与灵魂所强烈关注的内容，才能较客观、真切的理解诗人及其诗作。
杜甫的一生是苦难的。可以说是泡在药罐子里的那种苦不堪言。但是，苦本身对杜甫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以常人的感受来体察杜甫的苦。更真切地表现为受虐。受天虐，受地虐，受人虐。杜甫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倒在这种受虐的生存环境中，而是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并以其深厚的感情，宽广的胸襟同情更其困苦者，把自我的遭际和他人的感受仔细咂摸，以仁者的情怀去思考生命和生活，宇宙和人生。发而为“治世之音”，息君爱国，励精图治；发而为“乱世之音”，鞭挞贪官污吏。怜惜众生；发而为“亡国之音”，警诫统治者，吸取教训，保存社稷。这种于困境中求生存的受虐行为，实在是一种经由“地狱”、“炼狱”而至“天堂”的人格升华。
杜甫诗歌写作经历了一个从奉儒守官到爱民忧国的过程。杜甫受儒家礼教对他的影响，自愿地充当着为统治者传递意愿的角色。这种奉儒守官的行为让杜甫十分自豪。但残酷的现实还是一步步将他拉到了另一面，让他不得不来思考一些问题，那就是国计与民生是否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可以说，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杜甫心中的天平无疑是有所偏向的，即以国计为重。这一点从许多诗篇著作中都能看出来。“三吏”、“三别”总体上是希望国家有所好转。《新婚别》结尾更是“曲终奏雅”，希望人民能继续“体谅”国家的难处，去“赴国难”。“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种推己及人的典型爱民忧国思想在杜甫那里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正由于这些因素，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社甫那些抑郁徘徊、欲吐还收、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了。对民生的关注与爱使他对统治者的残酷破口大骂，但忠君爱国的思想却压迫他停留在有限的范围内。甚至起到类似“小骂大帮忙”作用。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压迫下，杜甫的性格处于近乎“崩溃”的边缘，人格分裂的阴影在他的诗歌中隐隐透露，使我们清楚地感受到杜甫那种进退维谷的境地。
矛盾郁积起来，又不得不释放。在目睹了太多的民生艰苦而皇帝却仍置若罔闻之后，郁积在杜甫心中愤怒的火山终于爆发了。性格决定命运，杜甫再用激烈的言辞表达对统治者的不满。但绝不会予以彻底否定，因为在他的世界观中，儒教的纲常、伦理、家国原则是最大的，即使偶有偏失的地方，其总的趋向还是向上的。以此观之，杜甫几近乎迂腐。但许多喜欢杜甫的人可能偏偏就欣赏杜甫的这种迂腐。因为，人应该有所信仰，才能坚不可摧，才能成为脊梁。
杜甫的生活充满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既要投谒干进，又要养家糊口，精神的焦灼与生活的压迫，逐渐使得杜甫“浓烈的理想色彩消退了，人间的艰辛代替了理想色彩。中年的思虑送走了少年情怀。”这是杜甫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梁启超谓工部为千古“情圣”，理由是“他的情感内容，是极为丰富的，极为深刻的……中国文学界的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按梁启超的“情圣”说不单单指人伦亲情，杜甫对国家、对人民的强烈感情才是“情圣”的真正内涵。
仁者爱人，杜甫是儒家学说的忠实践诺者和代言人，他以自我的体悟和仁爱消除时代和个体的孤独，以厚重的终极关怀企盼天人合一的纯真至境。杜甫历经苦难和悲辛，他的诗是时代现状的见证，他的生命轨迹也是时代伤痛的切身体会。在苦难面前，杜甫没有逃遁与回避，而是自觉的履行文人的使命，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忠实的记录下来，供后来者参阅借鉴。这也是杜诗美学风范缘由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自虐之于形式——艺术上的探索
沉郁顿挫是杜诗美学风范的主要特征，其形成来自于杜前对近乎灾难般的残酷生活经历最逼真、最痛切、最深沉的复制与映射。杜甫不是一个帮闲文人，他对现实看得很清，熟识并了解芸芸众生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不能从政治上解救民瘼，便以笔作枪，长歌当哭，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所能尽到的全部力量为民请命，歌民疾苦。他努力写作，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处境，他都尽可能把所见、所想记下来，“要使生活在这一世界的人们摆脱悲惨的遭遇，把他们引到幸福的境地”。在爱恨交织与饥寒煎熬之下，杜甫也曾经想到退隐，做一个“潇洒送日月”(《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巢父、许由，但他没有回避。生活折磨了杜甫，也玉成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坚定自己的选择，走上了辉煌的艺术之旅。对杜甫来说，长歌当哭是其长期受虐压力下的一种心理、生理缓解，奉儒守官的意识决定其不可能生存在一种放松的情绪氛围之中，因此把诗歌这一疏解忧愤的方式表现到了极致。表面是在锤字炼句，骨子里却是在忘记苦痛，努力忽略肉体上、精神上被奴役的状态，以一种“自虐”的方式发泄情绪，达到生理上的缓解和生存意识上的自我回归。
细读杜甫，可以强烈感受到他一直生活在矛盾之中，矛盾心理的表现首先是忠君爱国思想与佞臣不诤之愤慨。杜甫对国家、对皇帝自始至终抱有挚爱之情。国家繁荣昌盛，他歌唱“忆昔开元全盛日，稻米流脂粟米白”(《忆昔》)、“江碧鸟愈白，山清花欲燃”(《绝句二首》)；国家遭难，他宁愿牺牲自我。可以这样说，他的喜怒哀乐是和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相呼应 的。对国家的爱对应着对佞臣的恨，恨他们愚弄皇帝，祸乱国家，中饱私囊，残害人民。“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绝句》)、“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送卢十四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关中小儿坏纪纲”(《忆昔》)等等，这些破口大骂之词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杜甫对于国家和人民的热爱。
矛盾心理的第二层次表现是兼济天下之心与实现抱负之力。杜甫有非常远大的抱负与志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现实很快就击破了他的梦想，诗人于困顿之际不得不过上了“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屈辱生活，杜甫之所以投献《三大礼赋》及屈辱于干谒求进、耻随王孙的生活，除去官本位思想及为生活所迫外，在杜甫思想深处还是想有个平台(做官)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但在那贤愚倒置的环境中，杜甫能得到的只有内心的焦灼与心理的创伤。
这些矛盾时时刻刻都在杜甫的心灵中纠缠，都在迫使他做出选择，但对杜甫来说，他能做的只是采取某种方式去减轻这种纠缠带来的思想压力和心灵压迫，释放矛盾。矛盾的释放方式，从生理上讲是舒缓情绪，采用将吐不吐、亦放亦收、欲诉还休的崎岖、凹凸语言表现出来，给人感觉是不合诗歌形式上的常理，正是杜甫表现其深沉痛切内心世界的奥微隐衷，是一种不平之气，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倔傲之气。不循常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对现实的一种否定，也是寻求精神上的一种平衡。杜甫心系国家民生，前不能忘国负君，后无法解民倒悬，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责任感时刻在啮咬着他的心灵，使他无以平衡自我，只能借助诗歌来宽慰受伤的心灵。但是，他做诗也像是在做人一般，反复权衡，不愿呈一时之快，最终用儒家的中庸之道解决之，于是就形成了既要释放感情，又要压抑感情的将吐不吐、亦放亦收、欲诉还休式的甚或“佶屈聱牙”之作来。这些都是杜甫“摧残”自我之所得，故字字见血，声声有情，催人泪下。细品杜诗，我们能强烈感受到杜甫在现实中看到并经历了太多的不合天理、人情之事，而又无可奈何。由于杜甫对诗歌形式的看重，加之深厚的学识功底，故他的作品虽然从根本上说有“拗口”的特色，却没有晦涩的缺陷，更多地表现出沉郁顿挫使人耽迷的特点。
杜甫诗作很少能受到同时代诗人的评价与褒扬，尽管他对当时的同侪大都给予了较为公允客观的赞扬。(只有在死后，方受到樊晃、戎昱、韩愈、元稹、自居易等的大力揄扬)。对杜甫来说，这不啻为又一打击，因为对他来说，生活中已经没有其它什么东西可供世人关注、评价，他生命的全部意义几乎就在于此了。况且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对自己的作品是非常自许的。从某种意义来说，人活着就是要取得别人的认同，看别人是怎么看自己的。个体活的是否有价值，寄予别人的眼光，这似乎有点自轻自贱与迷失自我，但个体是生存在群体之中的，取得群体的认同是基于这个社会的需要与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一点是人性之所在，杜甫亦概莫能外。
三、从受虐到自虐——人格与艺术的双重归宿
从受虐到自虐，杜甫诗歌凝聚着事物内部的情感世界，独具一种独特的气质，犹如心灵深处绽放的美丽而忧郁的花朵。在万方多难、多年漂泊后，杜甫已经把写诗当成了一件必不可少的、甚至是唯一的工作。虽然这件工作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但把小我与大我自觉结合起来的自觉意识却大大加强了。从这个意义来说，受虐可谓是对生命的体验，自虐可谓是对人格的升华。受虐是基于客观的接触、认知，自虐是在受虐的基础上，殚精竭虑，由认知而主观、能动的继续探求，进而领略生命的真谛。纵观古今，人们若想在某个领域巾有所斩获，就必须得到生活乃至生命中的大历练，而后才有在自己熟悉的天地中纵横驰骋的空间。
受虐因为是上天的安排，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自虐是因为环境无法抗拒和改变，于是在反向追求另一种美，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杜甫诗歌中那种浓郁的生命关怀。既有社会层面上的内容，也不乏个体生命中的感悟，既充满了人间的关切与仁爱，也剔透地展现了自然风光。静心体味杜甫这些烂漫诗篇，其中所散发出的浓浓意蕴深深地陶醉着我们。人文主义是一种感觉，一种对人的生命真实理解以后所产生的感觉。一路漂泊，杜甫看到太多的悲苦与艰辛，同时也看到了人性的复苏与生命的回归。杜甫从受虐到自虐，把个体融入到群体，把泉水变为酒浆，正为后世的人们所传承、享受着。
在社会巨变和信仰毁灭的大潮冲击下，杜甫没有浮躁自溺，而是恪守儒家教义，承认并接受历史动荡带来的生活流离和精神摧残，以一己之躯承受着理想世界的多重重压，经受着常人难以经受的苦难，自觉成为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可以说，杜甫坚守的是一种人文传统，一种独立姿态，一种连接我们民族文化长河的桥梁。如果没有这种坚守与姿态，中国的文化脉搏可能会产生无法弥补的精神断层。闻一多曾在《唐诗杂论》里说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作为杜甫受虐与自虐的诗歌表现方法，其终极意义也就在于此吧。
【责任编辑：陈合营】
关键词：杜甫；受虐；自虐；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0)08-0111-03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句旷世警语在其身死一千余年后，被一个人很好地演绎。他就是唐代诗人杜甫。杜甫一生经历了“苦其心志”(困守长安)、“劳其筋骨”(流亡逃难)、“饿其体肤”(经常没饭吃)、“空乏其身”(一无所有)等“炼狱”阶段，而最终成为担当时代大任的俊杰，成为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里的一颗耀眼的巨星。
一、受虐之于内容——骨子里的体验
“对古代诗歌任何有创造性的解释，都不应、也不能排除现代思想文化语境中现代人的创造性思维的介入，不应、也不能排斥现代智慧对古代智慧的化用和提升。”对杜甫任何创造性的见解，既是基于对其人格魅力和诗艺风格的强烈迷恋，也是后代学人、读者赏杜诗、观世风、感时事、发慨言的时空认同，因此杜诗注解高居历代诗人之冠也就不难理解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杜甫的身世遭遇中体会诗人感受，又从这种感受中体悟诗人的思想与灵魂所强烈关注的内容，才能较客观、真切的理解诗人及其诗作。
杜甫的一生是苦难的。可以说是泡在药罐子里的那种苦不堪言。但是，苦本身对杜甫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以常人的感受来体察杜甫的苦。更真切地表现为受虐。受天虐，受地虐，受人虐。杜甫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倒在这种受虐的生存环境中，而是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并以其深厚的感情，宽广的胸襟同情更其困苦者，把自我的遭际和他人的感受仔细咂摸，以仁者的情怀去思考生命和生活，宇宙和人生。发而为“治世之音”，息君爱国，励精图治；发而为“乱世之音”，鞭挞贪官污吏。怜惜众生；发而为“亡国之音”，警诫统治者，吸取教训，保存社稷。这种于困境中求生存的受虐行为，实在是一种经由“地狱”、“炼狱”而至“天堂”的人格升华。
杜甫诗歌写作经历了一个从奉儒守官到爱民忧国的过程。杜甫受儒家礼教对他的影响，自愿地充当着为统治者传递意愿的角色。这种奉儒守官的行为让杜甫十分自豪。但残酷的现实还是一步步将他拉到了另一面，让他不得不来思考一些问题，那就是国计与民生是否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可以说，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杜甫心中的天平无疑是有所偏向的，即以国计为重。这一点从许多诗篇著作中都能看出来。“三吏”、“三别”总体上是希望国家有所好转。《新婚别》结尾更是“曲终奏雅”，希望人民能继续“体谅”国家的难处，去“赴国难”。“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种推己及人的典型爱民忧国思想在杜甫那里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正由于这些因素，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社甫那些抑郁徘徊、欲吐还收、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了。对民生的关注与爱使他对统治者的残酷破口大骂，但忠君爱国的思想却压迫他停留在有限的范围内。甚至起到类似“小骂大帮忙”作用。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压迫下，杜甫的性格处于近乎“崩溃”的边缘，人格分裂的阴影在他的诗歌中隐隐透露，使我们清楚地感受到杜甫那种进退维谷的境地。
矛盾郁积起来，又不得不释放。在目睹了太多的民生艰苦而皇帝却仍置若罔闻之后，郁积在杜甫心中愤怒的火山终于爆发了。性格决定命运，杜甫再用激烈的言辞表达对统治者的不满。但绝不会予以彻底否定，因为在他的世界观中，儒教的纲常、伦理、家国原则是最大的，即使偶有偏失的地方，其总的趋向还是向上的。以此观之，杜甫几近乎迂腐。但许多喜欢杜甫的人可能偏偏就欣赏杜甫的这种迂腐。因为，人应该有所信仰，才能坚不可摧，才能成为脊梁。
杜甫的生活充满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既要投谒干进，又要养家糊口，精神的焦灼与生活的压迫，逐渐使得杜甫“浓烈的理想色彩消退了，人间的艰辛代替了理想色彩。中年的思虑送走了少年情怀。”这是杜甫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梁启超谓工部为千古“情圣”，理由是“他的情感内容，是极为丰富的，极为深刻的……中国文学界的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按梁启超的“情圣”说不单单指人伦亲情，杜甫对国家、对人民的强烈感情才是“情圣”的真正内涵。
仁者爱人，杜甫是儒家学说的忠实践诺者和代言人，他以自我的体悟和仁爱消除时代和个体的孤独，以厚重的终极关怀企盼天人合一的纯真至境。杜甫历经苦难和悲辛，他的诗是时代现状的见证，他的生命轨迹也是时代伤痛的切身体会。在苦难面前，杜甫没有逃遁与回避，而是自觉的履行文人的使命，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忠实的记录下来，供后来者参阅借鉴。这也是杜诗美学风范缘由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自虐之于形式——艺术上的探索
沉郁顿挫是杜诗美学风范的主要特征，其形成来自于杜前对近乎灾难般的残酷生活经历最逼真、最痛切、最深沉的复制与映射。杜甫不是一个帮闲文人，他对现实看得很清，熟识并了解芸芸众生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不能从政治上解救民瘼，便以笔作枪，长歌当哭，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所能尽到的全部力量为民请命，歌民疾苦。他努力写作，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处境，他都尽可能把所见、所想记下来，“要使生活在这一世界的人们摆脱悲惨的遭遇，把他们引到幸福的境地”。在爱恨交织与饥寒煎熬之下，杜甫也曾经想到退隐，做一个“潇洒送日月”(《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巢父、许由，但他没有回避。生活折磨了杜甫，也玉成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坚定自己的选择，走上了辉煌的艺术之旅。对杜甫来说，长歌当哭是其长期受虐压力下的一种心理、生理缓解，奉儒守官的意识决定其不可能生存在一种放松的情绪氛围之中，因此把诗歌这一疏解忧愤的方式表现到了极致。表面是在锤字炼句，骨子里却是在忘记苦痛，努力忽略肉体上、精神上被奴役的状态，以一种“自虐”的方式发泄情绪，达到生理上的缓解和生存意识上的自我回归。
细读杜甫，可以强烈感受到他一直生活在矛盾之中，矛盾心理的表现首先是忠君爱国思想与佞臣不诤之愤慨。杜甫对国家、对皇帝自始至终抱有挚爱之情。国家繁荣昌盛，他歌唱“忆昔开元全盛日，稻米流脂粟米白”(《忆昔》)、“江碧鸟愈白，山清花欲燃”(《绝句二首》)；国家遭难，他宁愿牺牲自我。可以这样说，他的喜怒哀乐是和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相呼应 的。对国家的爱对应着对佞臣的恨，恨他们愚弄皇帝，祸乱国家，中饱私囊，残害人民。“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绝句》)、“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送卢十四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关中小儿坏纪纲”(《忆昔》)等等，这些破口大骂之词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杜甫对于国家和人民的热爱。
矛盾心理的第二层次表现是兼济天下之心与实现抱负之力。杜甫有非常远大的抱负与志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现实很快就击破了他的梦想，诗人于困顿之际不得不过上了“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屈辱生活，杜甫之所以投献《三大礼赋》及屈辱于干谒求进、耻随王孙的生活，除去官本位思想及为生活所迫外，在杜甫思想深处还是想有个平台(做官)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但在那贤愚倒置的环境中，杜甫能得到的只有内心的焦灼与心理的创伤。
这些矛盾时时刻刻都在杜甫的心灵中纠缠，都在迫使他做出选择，但对杜甫来说，他能做的只是采取某种方式去减轻这种纠缠带来的思想压力和心灵压迫，释放矛盾。矛盾的释放方式，从生理上讲是舒缓情绪，采用将吐不吐、亦放亦收、欲诉还休的崎岖、凹凸语言表现出来，给人感觉是不合诗歌形式上的常理，正是杜甫表现其深沉痛切内心世界的奥微隐衷，是一种不平之气，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倔傲之气。不循常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对现实的一种否定，也是寻求精神上的一种平衡。杜甫心系国家民生，前不能忘国负君，后无法解民倒悬，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责任感时刻在啮咬着他的心灵，使他无以平衡自我，只能借助诗歌来宽慰受伤的心灵。但是，他做诗也像是在做人一般，反复权衡，不愿呈一时之快，最终用儒家的中庸之道解决之，于是就形成了既要释放感情，又要压抑感情的将吐不吐、亦放亦收、欲诉还休式的甚或“佶屈聱牙”之作来。这些都是杜甫“摧残”自我之所得，故字字见血，声声有情，催人泪下。细品杜诗，我们能强烈感受到杜甫在现实中看到并经历了太多的不合天理、人情之事，而又无可奈何。由于杜甫对诗歌形式的看重，加之深厚的学识功底，故他的作品虽然从根本上说有“拗口”的特色，却没有晦涩的缺陷，更多地表现出沉郁顿挫使人耽迷的特点。
杜甫诗作很少能受到同时代诗人的评价与褒扬，尽管他对当时的同侪大都给予了较为公允客观的赞扬。(只有在死后，方受到樊晃、戎昱、韩愈、元稹、自居易等的大力揄扬)。对杜甫来说，这不啻为又一打击，因为对他来说，生活中已经没有其它什么东西可供世人关注、评价，他生命的全部意义几乎就在于此了。况且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对自己的作品是非常自许的。从某种意义来说，人活着就是要取得别人的认同，看别人是怎么看自己的。个体活的是否有价值，寄予别人的眼光，这似乎有点自轻自贱与迷失自我，但个体是生存在群体之中的，取得群体的认同是基于这个社会的需要与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一点是人性之所在，杜甫亦概莫能外。
三、从受虐到自虐——人格与艺术的双重归宿
从受虐到自虐，杜甫诗歌凝聚着事物内部的情感世界，独具一种独特的气质，犹如心灵深处绽放的美丽而忧郁的花朵。在万方多难、多年漂泊后，杜甫已经把写诗当成了一件必不可少的、甚至是唯一的工作。虽然这件工作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但把小我与大我自觉结合起来的自觉意识却大大加强了。从这个意义来说，受虐可谓是对生命的体验，自虐可谓是对人格的升华。受虐是基于客观的接触、认知，自虐是在受虐的基础上，殚精竭虑，由认知而主观、能动的继续探求，进而领略生命的真谛。纵观古今，人们若想在某个领域巾有所斩获，就必须得到生活乃至生命中的大历练，而后才有在自己熟悉的天地中纵横驰骋的空间。
受虐因为是上天的安排，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自虐是因为环境无法抗拒和改变，于是在反向追求另一种美，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杜甫诗歌中那种浓郁的生命关怀。既有社会层面上的内容，也不乏个体生命中的感悟，既充满了人间的关切与仁爱，也剔透地展现了自然风光。静心体味杜甫这些烂漫诗篇，其中所散发出的浓浓意蕴深深地陶醉着我们。人文主义是一种感觉，一种对人的生命真实理解以后所产生的感觉。一路漂泊，杜甫看到太多的悲苦与艰辛，同时也看到了人性的复苏与生命的回归。杜甫从受虐到自虐，把个体融入到群体，把泉水变为酒浆，正为后世的人们所传承、享受着。
在社会巨变和信仰毁灭的大潮冲击下，杜甫没有浮躁自溺，而是恪守儒家教义，承认并接受历史动荡带来的生活流离和精神摧残，以一己之躯承受着理想世界的多重重压，经受着常人难以经受的苦难，自觉成为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可以说，杜甫坚守的是一种人文传统，一种独立姿态，一种连接我们民族文化长河的桥梁。如果没有这种坚守与姿态，中国的文化脉搏可能会产生无法弥补的精神断层。闻一多曾在《唐诗杂论》里说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作为杜甫受虐与自虐的诗歌表现方法，其终极意义也就在于此吧。
【责任编辑：陈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