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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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创办于1951年,居于全国领先。1953年1月正式成立预科部,是中央民族大学成立最早的教学单位之一,是学校培养人才最多的教学单位之一,也是学校最具特色的教学单位之一。2008年6月正式成立预科教育学院。2009年,经学校研究决定将“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十人才培养计划”由研究生院转至预科教育学院,负责该计划的教学和管理工作。
其他文献
纳西族口头传统记载和传承着民族的"根谱",东巴文化成为纳西族口头传统的重要传承载体。语言区域的不同是导致口头传统变异的主要原因,最突出的是丽江、泸沽湖地区两个方言区;同属一个方言区,但周边民族文化影响程度不同,也会影响到口头传统;语言天然具有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地域性、表演性,而东巴仪式通过观念实践使口头传统的这些特征得到了紧密、有机的统一。
布依语述补结构在形式类型上分为粘合式和组合式两种,在语义类型上分为结果、程度、趋向、可能、状态、数量、时间、处所、方式9种。布依语述补结构的表义功能主要通过两种手段实现,一是完全依附补语,补语的语义特征直接决定了整个述补结构的语义类型;二是部分依附补语,补语的语义范畴蕴含于整个述补结构的语义范畴内。
通过考察云南省HD自然村传统的"斗牛活动",反观企业家慈善项目在村内的困境。作为"文化小农"的村民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后,会更注重社会身份和文化地位的确立而非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企业家设立的项目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村民增加了收入,但对传统斗牛活动的排斥体现出企业运行过程中现代经济理性与村落社会关系和文化结构之间的深层矛盾,并最终导致慈善项目在村内陷入困境。
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特性,不仅须在全球化和中国情境的双重互动范畴中觅取,更应当首先承认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内在的“普遍性”。对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特质的讨论,必须将其置于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中。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特质的持续凸显,亦需依凭其在能够超越自身主观性的过程中,重新审视“他者”对“自我”的意义。对具有“特殊性”的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普遍性”的预设,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框架下重新阐释“他者”对“自我”的意义,以此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性的进一步张扬,从而展现真正具有“个体性”意义
苗语领属结构被领者上无定标记词不仅具有数量和不定指用法,还有非数量、非不定指的主观非数量评价语用意义。这种用法在词汇上表现出被领者与领有者的所属关系具备唯一性或整体唯一性特征,句法语义上表现为可删略性,篇章上表现出语境的评价性匹配。
中国有些学者辩称,法律条文上的少数民族权利,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和优惠政策,都应沿着自由主义线路进行改革。少数民族应"去政治化",即作为文化群体来对待。其成员应该只有个体而非集体权利。他们建议中国应该仿照美国和印度的模型,推行"第二代民族政策"。但本文却要说明:美国和印度的民族政策作为模型,恰恰没有这些学者所标榜的民族平等和谐特性,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少数民族地位低下且持续恶化;中国的民族政策并不必非要在纯粹个体权利与维持系统现状之间仅取其一。少数民族权利的扩展而不是收缩,反而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民族平等和社会稳定
隐性课程对学生的成长具有潜在的影响,在隐性课程的影响下,学生的思想、性格等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民族院校教师在建设和引领隐性课程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民族院校存在教师在隐性课程建设中"缺位"现象。应加强教师的教育理论学习,宣传多元文化教育,培训考核教师以提升教师素养,出台奖惩制度促进教师对隐性课程建设的参与,以此实现教师在隐性课程建设中的"复位",更好发挥民族院校的育人功能。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11年11月,是中央民族大学基于中国经济崛起、转变发展方式、繁荣民族文化、建设政治文明和推动学术创新转型的需求,为拓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深化国外民族和社会文化研究而创建的院级教学科研实体机构。自成立以来,本中心继承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深厚学术积淀,大力拓展世界民族和国外社会文化研究,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成为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海外研究的重镇。
进入到21世纪以来,侗族传统的稻作文化传承受到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大规模使用化肥、农药等现代技术使土壤、水体的污染日益严重,面源污染问题逐渐显现。本文以侗族传统稻作模式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抗拒化肥、农药以及水体自净、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等方面的生态价值,并结合这种稻作模式的现代流变分析其变迁对当地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方面的重要影响,指出侗族传统稻作模式在保障当地农业安全生产以及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屏障上的重要意义。
"贤妻良母"是近代日本国民国家形成过程中挖掘出来,并随殖民教育逐渐波及到亚洲国家的"再创的传统"。本文通过分析"贤妻良母"话语与概念之间衍变的关系以及对近代蒙古族女子教育的影响,揭示近代蒙古族女子教育所呈现的不仅是培养了有知识的"贤妻良母",而其背后的复杂现象,特别是出现男女分工模式的松动及婚姻规范的重组,使蒙古族女子教育本身有了更深远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