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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钱学森，他的鼎鼎大名以及他为新中国航天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可以说尽人皆知：而提起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却鲜为人知。可以说，在钱学森的成才之路上，钱均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钱学森称“父亲是第一位老师”。那么，钱均夫又有怎样的人生传奇呢？
新知启蒙，求学日本
钱均夫（1880-1969），名家治，后以字行，祖籍杭州。钱均夫早年在上海和杭州两地接受新学，后求学东瀛，与鲁迅、许寿裳、经亨颐、厉绥之交情深厚：1908年回国服务教育界25年，成绩宣著：1934年寓居上海，研读佛经，与弘一法师李叔同交往甚多：1956年被周恩来总理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逻辑学》《地理通论》《外国地志》《西洋历史》《名学》等作品。
1880年，钱均夫出生在杭州一个丝商家中，他还有一个长兄，叫钱泽夫（家润），其子钱学榘也是航空专家。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便是钱学榘的幼子，长子钱永佑则是美国科学院士，足见其家族之勃兴。钱均夫6岁时人蒙馆诵读《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重在识字；15岁入杭州正蒙义塾。这是钱均夫“念死书的时代”，但打下了扎实的国文功底。“戊戌变法”后，钱均夫在亲戚资助下到上海王氏育才书塾求学。王氏育才书塾的创始人是上海著名绅士王维泰（柳生），1896年他以王氏私塾为基础，禀请两江总督刘坤一准其延聘英文教师，采用西式教育方式，以培养留学生为目的。课程除经史子集外，还有英文、算学、化学。这是一种“新尝试”，开了时代风气之先。从这里走出不少名人，如顾维钧、朱少屏。
钱均夫在育才书塾求学一年后，考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课程有国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卫生。求是书院创建于189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效法西方学制最早创办的几所新式高等学校之一。书院老师也多具有开放思想，如国文老师宋恕（1862-1910），字燕生，浙江平阳人。他是饱读“四书五经”、尽阅经典的“旧人物”，但思想甚新，宣扬爱国民主思想，因出版为农民、商贩、少数民族和妇女立传的《卑议》而著世。多年后，钱均夫对宋恕主张“学术自由、注重启蒙”的教育方式仍记忆犹新，在后来所著的《求是书院之创设与其学风及学生活动情形》当中写道：“宋先生在校未到一年，学生受益甚多，而校风顿变。师所教学，纯为启蒙式教育，非斤斤于占哗者所可比拟也。”
这种教学方法激发了学子的求知欲望，宋恕将自己推崇的《求己录》赠予每位学子，希望“激发志气，养成民族意识，继而灌输欧西新思想，以谋自力更生”，最终能够“为国效力”。在这种学风下，书院培养出许多杰出人物，其中数蒋百里最著。钱均夫曾回忆说，蒋百里提出的“中国抗战必须坚持到底”的思想，实则在求是书院时期便已萌发。
1901年，求是学子闻及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极为愤慨。他们在校内组织“励志社”，举办读书会，扶助低年级同学的求学兴趣；又创办杭州《白话报》，宣传救国思想。同时由学生在杭州太平门一带讲解《白话报》，钱均夫曾携带地球仪及世界人种图讲述《世界地理与人种》，听者莫不惊异有黑人、白人之说。
1902年，钱均夫、经亨颐、厉绥之等人由求是书院派赴日本公费留学，先进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并补习数、理、化、生物各科。鲁迅也在此补习日语，在江南班，钱均夫、许寿裳、经亨颐和厉绥之等人在浙江班。1904年，钱均夫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科，1908年春季毕业后留日考察教育半年。
1908年，鲁迅弃医从文，从仙台来到东京，与钱均夫、许寿裳、周作人、朱谋宣一起租住在东京，并在门上署名“伍舍”。此间，5人深情厚谊，如同手足，不仅如此，他们还协助章太炎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黄侃、钱玄同、朱希祖、沈尹默也经常去听课，极一时之盛。
在日本求学的7年是钱均夫思想逐渐成熟的时期，形成了扎实的教育理论功底：又通过半年的教育考察，对教育有了丰富的感性认知，这为他回国后从事教育事业打下了基础。
教育救国，全心实践
甲午一战，谁料日本竟战胜中国，外人接踵而来，中国国势日蹙。明达之士深知“欲谋振兴中国，非从兴学、兴储才两方面着手不可”，浙江省的新式教育由此产生，而其中又数求是书院领先。求是书院由杭州知府林启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902
钱氏旧宅年升格为大学堂，1928年改为“国立浙江大学”，是中国著名高等学府之一。
求是书院创办之初为培养生源，曾组织一所类似于小学的学校，名日新民书塾。书塾采用自己编辑的新教科书，但开办不久，教育界同仁深感要办中小学，就必须培养懂得教育的人才。于是，浙江省选派包括錢均夫在内的15人到日本学习教育。
此15人到日本后，惊异于日本的现代化，激情澎湃，却在学业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不少人先后放弃教育而改学他业。钱均夫说：“我们15人，到了日本后，觉得要救国家，要做的事情很多；有的说要革命，须学制造军械，须学陆军：有的说先要救人，须学医学：有的说要振兴实业，须学工业。”但钱均夫、许寿裳等人留日前就抱定教育救国的信念，没有改学其他专业。
钱均夫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4年，掌握了教育学的理论知识，随后又在日本进行了半年教育考察。1908年，浙江巡抚增韫延请王延揖筹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杭州师范大学前身），同时勒令留日人员回国服务，钱均夫就此回国，担任史地科教员，许寿裳为教务长。但不久钱均夫便因“木瓜之役”而辞职。
“木瓜之役”的主角是鲁迅。鲁迅回国后经钱均夫引荐，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教员。1909年10月，夏震武担任学堂监督，与教职员间新旧思想不调和，鲁迅发起反对夏震武的“木瓜之役”。“木瓜”是杭州话，意思是呆头呆脑，不懂事理。夏震武提前放假并遣散师生，借此使各教员屈服，却引起其他学校教员的反对，风潮逐渐扩大，夏震武被迫辞职。
“木瓜之役”后，教务长许寿裳离任，鲁迅到绍兴府中学堂教书。钱均夫本由浙江巡抚增韫奏请，充任浙江学务公所普通科副科长，而他却选择到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担任校长，希望可以在教育前线上实现人生价值。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钱均夫在上海创办“劝学堂”，培养热血青年，投身民主革命。革命风潮渐平后，浙江各学校复课，钱均夫仍回第一中学任校长。担任校长期间，钱均夫注重加强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意识，还向教育总长蔡元培建议开设“历史讲座”，希望国人“爱惜祖宗遗产而努力保存”，知道祖宗创业的艰难困苦，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1935年钱学森远赴美国求学时，钱均夫为他准备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提醒他在国外攻读专业之余，不忘阅读典籍。 1914年，钱均夫经许寿裳举荐到北京任教育部视学，1917年因工作勤恳而受到教育部总长范源濂的褒奖，遂被委任为吉林省教育厅厅长。但钱均夫的母亲年老多病，不便远离，辞未赴任，仍任原职并兼任普通教育司第三科科长，专司中小学教育事务。钱均夫尽其职能，亲查京师中学，注重提高教师素质和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并且，主张各学校举辦“成绩巡览，每月一次送与儿童家长查考”，使学校与家长彼此了解。
1918年5月，钱均夫前往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考察地理科教育。回国后，钱均夫对比国内地理教育，多偏于人文，而自然地理及实习方法多缺而不讲，随即呈请教育部，饬令各高等师范学校选派地理科教员利用假期前往日本交流，以补国内地理教授之不足之处。
1928年，钱均夫由南京教育部次长马叙伦聘任为普通教育司一等科员，从北京转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从1914年至1928年，钱均夫一家在北京生活了15年，这段时间正是钱学森成长学习的关键期。钱均夫按照自己对教育的认识以及实践经验，在钱学森身上进行了试验，试验的结果相当成功。
重视教育，青出于蓝
钱均夫是一位很有爱心的父亲，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他为钱学森安排就读的学校上。从钱学森的教育经历中可以看出，从幼稚园到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最后高分考进的国立交通大学，就读的学校都是在现代教育模式背景下创办的。其中北师大附属中学对钱学森影响最大，他在这里共读了6年（初中和高中）。
北师大附中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成为师范教育的实验地，积聚着一批优秀的教育者：林砺儒、傅仲荪、董鲁安、俞君适、李士博、王鹤清、高希舜等。学校讲授大学一、二年级的课程，这样，学生进入大学后迅速进入状态，具有大学预科的性质。
北师大附中的求学环境让钱学森从小便养成善于思考而不钻牛角尖的习惯，所以他在交大读书期间，看到很多人“只知道应付考试，不求书籍中之真意义”，“读完了几何学而根本不知道几何学的立足点何在，不知公理及推出定理之关系”。并且，他还分析了造成这种“死读书”的原因：这真是可叹的事，中国自废私塾以来，教学的外形是变化了很多——不，简直可以说是追上了世界上的先进国。但是教学生的方法，总是不管学生懂不懂，而一味的注射，很少能注意到养成其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要知道，堆积式的知识，其价值决不如有条理，敏锐的头脑。
思索再三，钱学森决定将这种现象逐一列出并分析原因，写成《这是几句忍不住要说的话》一文，发表在1932年第2卷第12期的《进修半月刊》上。钱学森在文中还提出了这样的教学观点：教学生总须先教目前的实际东西。而这一观点，与他后来所主张、发展的工程科学思想（或技术科学思想）一脉相承，也成为钱学森创建系统科学思想的基础。在文末，钱学森还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如何“迎头赶上先进各国”。
当然，钱均夫不仅仅只为儿子选择好学校，他更关钱均夫怀抱幼小的钱学森注钱学森德智体的全面发展。我们都知道钱学森在音乐、绘画方面的天赋，这一潜力的挖掘，钱均夫有很大的功劳。钱均夫给钱学森安排的课外活动非常丰富，不仅聘请老师教其作画，还安排音乐方面的训练，正如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所说的那样：“我爷爷是教育部第三司的一个（科）长，是专管中小学教育的，把他（钱学森）送到当时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中小学，又上了最好的大学，到美国上加州大学也是最好的学校。爷爷也是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教育，对爸爸的暑期安排的教育内容也很丰富，使他接触的知识面很广。”
钱学森的航天之路始于交大：钱学森在交大已经发表了若干篇航空方面的文章：大学四年级就选修了航空工程课程；交大的课程设置为钱学森转向提供了知识预备。其实，促使钱学森转向航空领域非常重要的人物正是他的父亲钱均夫。
钱均夫有看报刊的习惯，据其回忆，第一次知道“天空飞行之说”是在1907年。长年累月的积累，钱均夫已具有丰富的航空知识。1932年3月7日，钱均夫在浙江省教育厅的演讲中，作了《御侮声中应具备之航空知识》的专题讲座，他从航空事业、空军组织、航空势力和航空经营4个方面对国际、国内的航空形势作了分析，如数家珍。当时日本侵略者嚣张，凭借飞机优势，侵沪轰杭，钱均夫的演讲使听者如醍醐灌顶，莫不以为然。讲座最后，钱均夫从教育的角度认为，德国、日本的学校已经从儿童、小学时代培养“航空事业之兴趣”，如制造滑翔机、飞机模型、加入航空会等等。然而，“返观吾国则如何，非特事事落后，即临渴而欲掘井，亦不可得也”。为培养航空人才，钱均夫呼吁国人“宜共起图之矣！”
钱均夫这个关于航空知识的讲座是在1932年，而钱学森在1933年发表了第一篇航空知识的论文，这显然不单纯是时间上的巧合。并且，钱学森在论文中使用的例子，与钱均夫使用的例子多是相同的。这一历史细节透露出钱学森获取航空知识的渠道，不仅有交大的课程训练，钱均夫也早已向儿子灌输这方面的知识。钱学森1934年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最终走上航空之路，实现的也是父亲的航空梦、强国梦。
寓居上海，潜心佛学
1934年，钱家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悲一喜。悲的是钱学森母亲章兰娟不幸病逝；喜的是钱学森考上了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公费生，悲喜交加对钱均夫的影响最大。钱均夫事业上正当年，丧妻之痛，郁郁寡欢，这年冬胃病复发。钱学森正在进行清华大学安排的航空实习，便立即写信请了一个月假，回家看望父亲。
钱均夫辞职后不愿居住在杭州方谷园，怕睹物思人之情，难以控制。他就从杭州搬到上海愚园路家中，钱均夫住在一楼，住在二楼的是钱学森的舅舅章乐山一家人。钱学森母亲章家在杭州是富庶大户，拥有不少房产。杭州方谷园和上海愚园路的房产也都是随着章兰娟“陪嫁”到钱家的。
钱学森在交通大学读书的时候，经常在放假的时候回到愚园路家中，不仅可以改善伙食，还可以和表哥章镜秋一起学习摄影技术。章镜秋略长钱学森几岁，自幼爱好摄影，并且很有天赋，20世纪20-30年代的《红玫瑰》《游戏世界》等杂志发表过不少他的作品。钱学森受到章镜秋的影响，也对摄影产生了浓厚兴趣，两人经常一起去郊外拍摄照片。后来钱学森在美国留学期间，拍摄过不少自拍照。 钱均夫来到上海后，日常起居生活由干女儿钱月华照顾，并且将杭州方谷园出租，收取租金作为生活来源。而钱学森留在美国工作后，每年都会将生活费寄给父亲，钱均夫的经济才略为宽裕。但钱均夫的生活开支也颇为繁重，除了基本生活费，购买书籍和订阅报刊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例如，钱学森从1948年11月起至1950年7月给父亲共汇去1610美元，支出的费用也有1330美元，收支相抵，结存280美元。
钱均夫寓居上海的时间里，研读佛经成为生活中的主要内容。钱均夫皈依天台教观第43世传人谛闲法师后，法名显念。至于钱均夫遁入佛门的具体时间，已无从考。但谛闲法师1915年任北京大乘讲习会主讲，而钱均夫此时也在北京任职，两人很有可能于此时结识。
在钱均夫潜心佛学期间，弘一法师李叔同是其非常重要的“导师”。1942年钱均夫发表的《悼弘一法师》中说：“余之初识师也，距今三十四年前，在东瀛留学，有时邂逅于集会场所，然尚未及订交也。民元应聘来杭，任浙江一师教职，时余亦在一师任课，彼此上下教室相值，或遇开教务会议时与讨论，始知师之沉默寡言，和蔼可亲。而其立品之高超，学识之渊博，又为余所铭刻于心而未尝或忘者。”
1930年，钱均夫曾在宁波看望弘一法师，以后却再无谋面，颇有“缘何浅耶”之感。却由于弘一法师道德的榜样作用，钱均夫坚持手抄背诵佛经，研究佛学，参加佛学论坛。寓居上海的这段时间里，钱均夫还与范古农、周学熙、黄元秀、胡蒙子等佛门人士交谈佛学心得，并且和贡噶居士申书文亦有往来。
钱均夫在妻子章兰娟去世后，胃病复发加重，在汤书年的治疗下才渐康复。1956年钱均夫定居北京后，也经常让汤书年寄来治疗胃病的药。汤书年也是杭州人，毕业于求是书院，后到美国密西根大学留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上世纪30年代担任交通大学校医，同时开设私人门诊，医术高超。钱均夫和汤书年既是同乡，又是校友，常有往来。钱学森入学交通大学时，填写的保证人就是汤书年。
钱均夫搬到上海后，仍经常与以前的同事书信往来，还牵挂着家乡的教育事业。1947年浙江大学校庆，钱均夫应邀演讲。他以《求是书院之创设与其学风及学生活动情形》为题，讲到浙江大学初创时期的艰难以及学生们的爱国信念，希望浙大学子将求是之精神发扬光大：“余今日讲述求是故事，仿佛有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之象征，语语不足以动听，徒费诸同学宝贵之光阴，惟期望于诸同学者，将浙大学风，继求是之后，发扬而广大之。来日方长，任重道远，愿与诸同学共勉之。”
盼子归国，颐养天年
1947年暑假期间，已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钱学森回国省亲，看望父亲，并于9月17日和蒋英在和平饭店举行婚礼。此时的钱学森已是航空界著名的学者，交大、清华、浙大皆邀请钱学森讲学，国民党政府甚至希望钱学森能够出任交通大学校长或者北大工学院院长。钱学森不想给国民党装点门面，婚后不久就返回美国，蒋英随后也到美国，只待他日归国，服务国家。
1947年钱学森的回国，在国内引起不小轰动。9月26日出版的《交通月刊》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称：“钱君在短短十年，已大有贡献于航空科学，蔚为国光。现仍在继续努力，孜孜研究，将来成为航空界之巨擘，可操左卷。我国航空事业方在创举，将来钱君返国任职，对于我国航空前途上之贡献无可限量。”
1949年，千千万万海外学子欣闻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归国成为他们最急切的愿望。钱均夫也写信告诉钱学森，国家欣欣向荣，急需人才，并且自己的身体不好，胃病常常复发，希望钱学森回国。
然而事与愿违，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禁止留美学习理工科的中国学子归国，防止他们为红色中国服务。钱学森此时已是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二战”后曾作为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学顾问团成员之一，到德国考察火箭现状，并编写了《迈向新高度》的远景报告，奠定了美国航空事业今后几十年的发展方向。更因“麦卡锡主义”的盛行，钱学森被怀疑是共产党而遭到软禁。
1955年5月钱学森在一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画报上看到陈叔通的名字，便写了一封信给陈叔通。但这封信是先寄给蒋英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蒋华立即将此信寄给国内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于7月7日将此信附寄给陈叔通。陈叔通收到钱均夫的信及附信后，又寄给了竺可桢。7月12日竺可桢再寄给中科院副院长张稼夫，张稼夫又通过中科院转寄给陈毅。最后经过陈毅的转交，才到周恩来的手里，也就有了后来的中美大使级谈判。
1955年9月7日，陈叔通发电报给钱学森，告诉他现在可以回国。钱学森归心似箭，立即收拾多年前就整理好的包裹，只买到三等船舱的票，于9月17日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途中，钱学森给陈叔通发去电报：“想到回到祖国，很高兴。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十月八日到香港。到现在为止尚没有阻碍。”9月21日，钱学森还收到父亲的电报：“知你回国，甚慰。望小心保重，沿途勿登岸。政府将托人在边境车站接你。”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欢迎，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重视，承担起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缩短了我国拥有“两弹一星”的时间，打破了他国的核威慑，对提升新中国的国际形象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钱均夫的晚年生活因儿子的归来而充实丰富，钱学森在北京安顿后，便将父亲从上海接到北京与自己一起生活。1956年4月5日，钱均夫被周恩来总理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副馆长和馆员都是由国务院总理聘任，受聘者都是耆年硕学之士、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旨在敬老崇文，发挥他们的专长。钱均夫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并且在佛学等文化领域内也很有建树，他的获聘也是理所当然。入馆后，钱均夫精神上老有所“依”，一面研习佛学，一面享受天倫之乐，颐养天年。
1969年8月23日，钱均夫因胃出血医治无效离世，9月2日中央文史研究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钱均夫举行了告别会。9月16日钱学森按照父亲的遗愿，将多年的薪金和银行利息3360元交给中央文史研究馆，但中央文史馆以“此事需要请示上级批示”为由退了回来。9月20日钱学森又再次给中央文史馆写信，希望能够将此作为向组织交纳的党费：“现在我再次把支票附信寄上，仍恳请收下。我希望上级能够批准，允许先父和我们表达这个心意。如果上级不批准，也请留下这笔钱，就作为我自己一个普通中国共产党员，向组织交纳的党费。”
新知启蒙，求学日本
钱均夫（1880-1969），名家治，后以字行，祖籍杭州。钱均夫早年在上海和杭州两地接受新学，后求学东瀛，与鲁迅、许寿裳、经亨颐、厉绥之交情深厚：1908年回国服务教育界25年，成绩宣著：1934年寓居上海，研读佛经，与弘一法师李叔同交往甚多：1956年被周恩来总理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逻辑学》《地理通论》《外国地志》《西洋历史》《名学》等作品。
1880年，钱均夫出生在杭州一个丝商家中，他还有一个长兄，叫钱泽夫（家润），其子钱学榘也是航空专家。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便是钱学榘的幼子，长子钱永佑则是美国科学院士，足见其家族之勃兴。钱均夫6岁时人蒙馆诵读《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重在识字；15岁入杭州正蒙义塾。这是钱均夫“念死书的时代”，但打下了扎实的国文功底。“戊戌变法”后，钱均夫在亲戚资助下到上海王氏育才书塾求学。王氏育才书塾的创始人是上海著名绅士王维泰（柳生），1896年他以王氏私塾为基础，禀请两江总督刘坤一准其延聘英文教师，采用西式教育方式，以培养留学生为目的。课程除经史子集外，还有英文、算学、化学。这是一种“新尝试”，开了时代风气之先。从这里走出不少名人，如顾维钧、朱少屏。
钱均夫在育才书塾求学一年后，考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课程有国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卫生。求是书院创建于189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效法西方学制最早创办的几所新式高等学校之一。书院老师也多具有开放思想，如国文老师宋恕（1862-1910），字燕生，浙江平阳人。他是饱读“四书五经”、尽阅经典的“旧人物”，但思想甚新，宣扬爱国民主思想，因出版为农民、商贩、少数民族和妇女立传的《卑议》而著世。多年后，钱均夫对宋恕主张“学术自由、注重启蒙”的教育方式仍记忆犹新，在后来所著的《求是书院之创设与其学风及学生活动情形》当中写道：“宋先生在校未到一年，学生受益甚多，而校风顿变。师所教学，纯为启蒙式教育，非斤斤于占哗者所可比拟也。”
这种教学方法激发了学子的求知欲望，宋恕将自己推崇的《求己录》赠予每位学子，希望“激发志气，养成民族意识，继而灌输欧西新思想，以谋自力更生”，最终能够“为国效力”。在这种学风下，书院培养出许多杰出人物，其中数蒋百里最著。钱均夫曾回忆说，蒋百里提出的“中国抗战必须坚持到底”的思想，实则在求是书院时期便已萌发。
1901年，求是学子闻及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极为愤慨。他们在校内组织“励志社”，举办读书会，扶助低年级同学的求学兴趣；又创办杭州《白话报》，宣传救国思想。同时由学生在杭州太平门一带讲解《白话报》，钱均夫曾携带地球仪及世界人种图讲述《世界地理与人种》，听者莫不惊异有黑人、白人之说。
1902年，钱均夫、经亨颐、厉绥之等人由求是书院派赴日本公费留学，先进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并补习数、理、化、生物各科。鲁迅也在此补习日语，在江南班，钱均夫、许寿裳、经亨颐和厉绥之等人在浙江班。1904年，钱均夫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科，1908年春季毕业后留日考察教育半年。
1908年，鲁迅弃医从文，从仙台来到东京，与钱均夫、许寿裳、周作人、朱谋宣一起租住在东京，并在门上署名“伍舍”。此间，5人深情厚谊，如同手足，不仅如此，他们还协助章太炎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黄侃、钱玄同、朱希祖、沈尹默也经常去听课，极一时之盛。
在日本求学的7年是钱均夫思想逐渐成熟的时期，形成了扎实的教育理论功底：又通过半年的教育考察，对教育有了丰富的感性认知，这为他回国后从事教育事业打下了基础。
教育救国，全心实践
甲午一战，谁料日本竟战胜中国，外人接踵而来，中国国势日蹙。明达之士深知“欲谋振兴中国，非从兴学、兴储才两方面着手不可”，浙江省的新式教育由此产生，而其中又数求是书院领先。求是书院由杭州知府林启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902
钱氏旧宅年升格为大学堂，1928年改为“国立浙江大学”，是中国著名高等学府之一。
求是书院创办之初为培养生源，曾组织一所类似于小学的学校，名日新民书塾。书塾采用自己编辑的新教科书，但开办不久，教育界同仁深感要办中小学，就必须培养懂得教育的人才。于是，浙江省选派包括錢均夫在内的15人到日本学习教育。
此15人到日本后，惊异于日本的现代化，激情澎湃，却在学业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不少人先后放弃教育而改学他业。钱均夫说：“我们15人，到了日本后，觉得要救国家，要做的事情很多；有的说要革命，须学制造军械，须学陆军：有的说先要救人，须学医学：有的说要振兴实业，须学工业。”但钱均夫、许寿裳等人留日前就抱定教育救国的信念，没有改学其他专业。
钱均夫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4年，掌握了教育学的理论知识，随后又在日本进行了半年教育考察。1908年，浙江巡抚增韫延请王延揖筹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杭州师范大学前身），同时勒令留日人员回国服务，钱均夫就此回国，担任史地科教员，许寿裳为教务长。但不久钱均夫便因“木瓜之役”而辞职。
“木瓜之役”的主角是鲁迅。鲁迅回国后经钱均夫引荐，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教员。1909年10月，夏震武担任学堂监督，与教职员间新旧思想不调和，鲁迅发起反对夏震武的“木瓜之役”。“木瓜”是杭州话，意思是呆头呆脑，不懂事理。夏震武提前放假并遣散师生，借此使各教员屈服，却引起其他学校教员的反对，风潮逐渐扩大，夏震武被迫辞职。
“木瓜之役”后，教务长许寿裳离任，鲁迅到绍兴府中学堂教书。钱均夫本由浙江巡抚增韫奏请，充任浙江学务公所普通科副科长，而他却选择到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担任校长，希望可以在教育前线上实现人生价值。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钱均夫在上海创办“劝学堂”，培养热血青年，投身民主革命。革命风潮渐平后，浙江各学校复课，钱均夫仍回第一中学任校长。担任校长期间，钱均夫注重加强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意识，还向教育总长蔡元培建议开设“历史讲座”，希望国人“爱惜祖宗遗产而努力保存”，知道祖宗创业的艰难困苦，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1935年钱学森远赴美国求学时，钱均夫为他准备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提醒他在国外攻读专业之余，不忘阅读典籍。 1914年，钱均夫经许寿裳举荐到北京任教育部视学，1917年因工作勤恳而受到教育部总长范源濂的褒奖，遂被委任为吉林省教育厅厅长。但钱均夫的母亲年老多病，不便远离，辞未赴任，仍任原职并兼任普通教育司第三科科长，专司中小学教育事务。钱均夫尽其职能，亲查京师中学，注重提高教师素质和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并且，主张各学校举辦“成绩巡览，每月一次送与儿童家长查考”，使学校与家长彼此了解。
1918年5月，钱均夫前往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考察地理科教育。回国后，钱均夫对比国内地理教育，多偏于人文，而自然地理及实习方法多缺而不讲，随即呈请教育部，饬令各高等师范学校选派地理科教员利用假期前往日本交流，以补国内地理教授之不足之处。
1928年，钱均夫由南京教育部次长马叙伦聘任为普通教育司一等科员，从北京转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从1914年至1928年，钱均夫一家在北京生活了15年，这段时间正是钱学森成长学习的关键期。钱均夫按照自己对教育的认识以及实践经验，在钱学森身上进行了试验，试验的结果相当成功。
重视教育，青出于蓝
钱均夫是一位很有爱心的父亲，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他为钱学森安排就读的学校上。从钱学森的教育经历中可以看出，从幼稚园到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最后高分考进的国立交通大学，就读的学校都是在现代教育模式背景下创办的。其中北师大附属中学对钱学森影响最大，他在这里共读了6年（初中和高中）。
北师大附中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成为师范教育的实验地，积聚着一批优秀的教育者：林砺儒、傅仲荪、董鲁安、俞君适、李士博、王鹤清、高希舜等。学校讲授大学一、二年级的课程，这样，学生进入大学后迅速进入状态，具有大学预科的性质。
北师大附中的求学环境让钱学森从小便养成善于思考而不钻牛角尖的习惯，所以他在交大读书期间，看到很多人“只知道应付考试，不求书籍中之真意义”，“读完了几何学而根本不知道几何学的立足点何在，不知公理及推出定理之关系”。并且，他还分析了造成这种“死读书”的原因：这真是可叹的事，中国自废私塾以来，教学的外形是变化了很多——不，简直可以说是追上了世界上的先进国。但是教学生的方法，总是不管学生懂不懂，而一味的注射，很少能注意到养成其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要知道，堆积式的知识，其价值决不如有条理，敏锐的头脑。
思索再三，钱学森决定将这种现象逐一列出并分析原因，写成《这是几句忍不住要说的话》一文，发表在1932年第2卷第12期的《进修半月刊》上。钱学森在文中还提出了这样的教学观点：教学生总须先教目前的实际东西。而这一观点，与他后来所主张、发展的工程科学思想（或技术科学思想）一脉相承，也成为钱学森创建系统科学思想的基础。在文末，钱学森还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如何“迎头赶上先进各国”。
当然，钱均夫不仅仅只为儿子选择好学校，他更关钱均夫怀抱幼小的钱学森注钱学森德智体的全面发展。我们都知道钱学森在音乐、绘画方面的天赋，这一潜力的挖掘，钱均夫有很大的功劳。钱均夫给钱学森安排的课外活动非常丰富，不仅聘请老师教其作画，还安排音乐方面的训练，正如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所说的那样：“我爷爷是教育部第三司的一个（科）长，是专管中小学教育的，把他（钱学森）送到当时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中小学，又上了最好的大学，到美国上加州大学也是最好的学校。爷爷也是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教育，对爸爸的暑期安排的教育内容也很丰富，使他接触的知识面很广。”
钱学森的航天之路始于交大：钱学森在交大已经发表了若干篇航空方面的文章：大学四年级就选修了航空工程课程；交大的课程设置为钱学森转向提供了知识预备。其实，促使钱学森转向航空领域非常重要的人物正是他的父亲钱均夫。
钱均夫有看报刊的习惯，据其回忆，第一次知道“天空飞行之说”是在1907年。长年累月的积累，钱均夫已具有丰富的航空知识。1932年3月7日，钱均夫在浙江省教育厅的演讲中，作了《御侮声中应具备之航空知识》的专题讲座，他从航空事业、空军组织、航空势力和航空经营4个方面对国际、国内的航空形势作了分析，如数家珍。当时日本侵略者嚣张，凭借飞机优势，侵沪轰杭，钱均夫的演讲使听者如醍醐灌顶，莫不以为然。讲座最后，钱均夫从教育的角度认为，德国、日本的学校已经从儿童、小学时代培养“航空事业之兴趣”，如制造滑翔机、飞机模型、加入航空会等等。然而，“返观吾国则如何，非特事事落后，即临渴而欲掘井，亦不可得也”。为培养航空人才，钱均夫呼吁国人“宜共起图之矣！”
钱均夫这个关于航空知识的讲座是在1932年，而钱学森在1933年发表了第一篇航空知识的论文，这显然不单纯是时间上的巧合。并且，钱学森在论文中使用的例子，与钱均夫使用的例子多是相同的。这一历史细节透露出钱学森获取航空知识的渠道，不仅有交大的课程训练，钱均夫也早已向儿子灌输这方面的知识。钱学森1934年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最终走上航空之路，实现的也是父亲的航空梦、强国梦。
寓居上海，潜心佛学
1934年，钱家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悲一喜。悲的是钱学森母亲章兰娟不幸病逝；喜的是钱学森考上了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公费生，悲喜交加对钱均夫的影响最大。钱均夫事业上正当年，丧妻之痛，郁郁寡欢，这年冬胃病复发。钱学森正在进行清华大学安排的航空实习，便立即写信请了一个月假，回家看望父亲。
钱均夫辞职后不愿居住在杭州方谷园，怕睹物思人之情，难以控制。他就从杭州搬到上海愚园路家中，钱均夫住在一楼，住在二楼的是钱学森的舅舅章乐山一家人。钱学森母亲章家在杭州是富庶大户，拥有不少房产。杭州方谷园和上海愚园路的房产也都是随着章兰娟“陪嫁”到钱家的。
钱学森在交通大学读书的时候，经常在放假的时候回到愚园路家中，不仅可以改善伙食，还可以和表哥章镜秋一起学习摄影技术。章镜秋略长钱学森几岁，自幼爱好摄影，并且很有天赋，20世纪20-30年代的《红玫瑰》《游戏世界》等杂志发表过不少他的作品。钱学森受到章镜秋的影响，也对摄影产生了浓厚兴趣，两人经常一起去郊外拍摄照片。后来钱学森在美国留学期间，拍摄过不少自拍照。 钱均夫来到上海后，日常起居生活由干女儿钱月华照顾，并且将杭州方谷园出租，收取租金作为生活来源。而钱学森留在美国工作后，每年都会将生活费寄给父亲，钱均夫的经济才略为宽裕。但钱均夫的生活开支也颇为繁重，除了基本生活费，购买书籍和订阅报刊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例如，钱学森从1948年11月起至1950年7月给父亲共汇去1610美元，支出的费用也有1330美元，收支相抵，结存280美元。
钱均夫寓居上海的时间里，研读佛经成为生活中的主要内容。钱均夫皈依天台教观第43世传人谛闲法师后，法名显念。至于钱均夫遁入佛门的具体时间，已无从考。但谛闲法师1915年任北京大乘讲习会主讲，而钱均夫此时也在北京任职，两人很有可能于此时结识。
在钱均夫潜心佛学期间，弘一法师李叔同是其非常重要的“导师”。1942年钱均夫发表的《悼弘一法师》中说：“余之初识师也，距今三十四年前，在东瀛留学，有时邂逅于集会场所，然尚未及订交也。民元应聘来杭，任浙江一师教职，时余亦在一师任课，彼此上下教室相值，或遇开教务会议时与讨论，始知师之沉默寡言，和蔼可亲。而其立品之高超，学识之渊博，又为余所铭刻于心而未尝或忘者。”
1930年，钱均夫曾在宁波看望弘一法师，以后却再无谋面，颇有“缘何浅耶”之感。却由于弘一法师道德的榜样作用，钱均夫坚持手抄背诵佛经，研究佛学，参加佛学论坛。寓居上海的这段时间里，钱均夫还与范古农、周学熙、黄元秀、胡蒙子等佛门人士交谈佛学心得，并且和贡噶居士申书文亦有往来。
钱均夫在妻子章兰娟去世后，胃病复发加重，在汤书年的治疗下才渐康复。1956年钱均夫定居北京后，也经常让汤书年寄来治疗胃病的药。汤书年也是杭州人，毕业于求是书院，后到美国密西根大学留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上世纪30年代担任交通大学校医，同时开设私人门诊，医术高超。钱均夫和汤书年既是同乡，又是校友，常有往来。钱学森入学交通大学时，填写的保证人就是汤书年。
钱均夫搬到上海后，仍经常与以前的同事书信往来，还牵挂着家乡的教育事业。1947年浙江大学校庆，钱均夫应邀演讲。他以《求是书院之创设与其学风及学生活动情形》为题，讲到浙江大学初创时期的艰难以及学生们的爱国信念，希望浙大学子将求是之精神发扬光大：“余今日讲述求是故事，仿佛有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之象征，语语不足以动听，徒费诸同学宝贵之光阴，惟期望于诸同学者，将浙大学风，继求是之后，发扬而广大之。来日方长，任重道远，愿与诸同学共勉之。”
盼子归国，颐养天年
1947年暑假期间，已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钱学森回国省亲，看望父亲，并于9月17日和蒋英在和平饭店举行婚礼。此时的钱学森已是航空界著名的学者，交大、清华、浙大皆邀请钱学森讲学，国民党政府甚至希望钱学森能够出任交通大学校长或者北大工学院院长。钱学森不想给国民党装点门面，婚后不久就返回美国，蒋英随后也到美国，只待他日归国，服务国家。
1947年钱学森的回国，在国内引起不小轰动。9月26日出版的《交通月刊》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称：“钱君在短短十年，已大有贡献于航空科学，蔚为国光。现仍在继续努力，孜孜研究，将来成为航空界之巨擘，可操左卷。我国航空事业方在创举，将来钱君返国任职，对于我国航空前途上之贡献无可限量。”
1949年，千千万万海外学子欣闻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归国成为他们最急切的愿望。钱均夫也写信告诉钱学森，国家欣欣向荣，急需人才，并且自己的身体不好，胃病常常复发，希望钱学森回国。
然而事与愿违，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禁止留美学习理工科的中国学子归国，防止他们为红色中国服务。钱学森此时已是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二战”后曾作为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学顾问团成员之一，到德国考察火箭现状，并编写了《迈向新高度》的远景报告，奠定了美国航空事业今后几十年的发展方向。更因“麦卡锡主义”的盛行，钱学森被怀疑是共产党而遭到软禁。
1955年5月钱学森在一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画报上看到陈叔通的名字，便写了一封信给陈叔通。但这封信是先寄给蒋英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蒋华立即将此信寄给国内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于7月7日将此信附寄给陈叔通。陈叔通收到钱均夫的信及附信后，又寄给了竺可桢。7月12日竺可桢再寄给中科院副院长张稼夫，张稼夫又通过中科院转寄给陈毅。最后经过陈毅的转交，才到周恩来的手里，也就有了后来的中美大使级谈判。
1955年9月7日，陈叔通发电报给钱学森，告诉他现在可以回国。钱学森归心似箭，立即收拾多年前就整理好的包裹，只买到三等船舱的票，于9月17日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途中，钱学森给陈叔通发去电报：“想到回到祖国，很高兴。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十月八日到香港。到现在为止尚没有阻碍。”9月21日，钱学森还收到父亲的电报：“知你回国，甚慰。望小心保重，沿途勿登岸。政府将托人在边境车站接你。”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欢迎，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重视，承担起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缩短了我国拥有“两弹一星”的时间，打破了他国的核威慑，对提升新中国的国际形象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钱均夫的晚年生活因儿子的归来而充实丰富，钱学森在北京安顿后，便将父亲从上海接到北京与自己一起生活。1956年4月5日，钱均夫被周恩来总理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副馆长和馆员都是由国务院总理聘任，受聘者都是耆年硕学之士、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旨在敬老崇文，发挥他们的专长。钱均夫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并且在佛学等文化领域内也很有建树，他的获聘也是理所当然。入馆后，钱均夫精神上老有所“依”，一面研习佛学，一面享受天倫之乐，颐养天年。
1969年8月23日，钱均夫因胃出血医治无效离世，9月2日中央文史研究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钱均夫举行了告别会。9月16日钱学森按照父亲的遗愿，将多年的薪金和银行利息3360元交给中央文史研究馆，但中央文史馆以“此事需要请示上级批示”为由退了回来。9月20日钱学森又再次给中央文史馆写信，希望能够将此作为向组织交纳的党费：“现在我再次把支票附信寄上，仍恳请收下。我希望上级能够批准，允许先父和我们表达这个心意。如果上级不批准，也请留下这笔钱，就作为我自己一个普通中国共产党员，向组织交纳的党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