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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英国，革命与妥协，光荣革命，暴力革命，宫廷政变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9-0003-07
1659年护国摄政体制瓦解后，议会军为了掩饰军人专断的本质，恢复了被克伦威尔强行解散的残缺议会。但是议会不买军队账，不仅没有表现出感恩、顺从的意愿，反而以煽动请愿为借口，解除了兰伯特少将和其他几个军官的职务，试图夺取失控状态下国家的主导权。军官们都想由自己来填补后克伦威尔时代的权力真空，他们彼此间的争斗也进一步加剧。值此之机，苏格兰驻军司令乔治·蒙克将军以保卫残缺议会为借口，率领6000名军人南下，收拾伦敦残局，并积极策划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在王朝复辟的28年间，查理二世，尤其詹姆斯二世，重弹专制主义老调，这就促成了托利党与辉格党的联合反抗。
17世纪清教革命进行得轰轰烈烈，宪政实验也搞得有声有色，而英国人的心情却异常复杂，但总体上又保持着平静，他们在耐心地等待着斯图亚特君主的复位。真没想到，这个曾被打翻在地的旧王朝，其复辟过程竟然非常顺利，就好像当年詹姆斯南下那样顺风顺水。特别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的革命军不仅力主王朝复辟，而且新模范军主帅费尔法克斯爵士亲率代表团前往荷兰，与流亡的查理二世举行谈判。1660年5月29日，查理二世就在30岁生日那天，在两万名士兵的护送下，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伦敦。他首先承认蒙克将军召集的“非常议会”（Convention Parliament）的合法性，并宣布自己的统治始于他父亲查理一世的受难日。这样，因革命而导致的王位虚悬期，就从官方文件中被一笔勾销，好像英国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克伦威尔和他的护国摄政统治一样。次年4月23日，查理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加冕礼。隨即召开的新议会前后延续18年之久，成为了英国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议会。由于其中王党分子和国教徒占多数，故而被称为“骑士议会”（Cavalier Parliament）。
不过，复辟后的查理二世没有汲取历史教训，反而步斯图亚特早期君主之后尘，进一步推行专制统治，重新将英国推向危险的境地。
第一，对革命者进行反攻倒算。复位之前，查理曾在流亡地荷兰发布《布列达宣言》，承诺将实行宗教宽容，从政治上赦免40年代的革命者，并维持革命中土地的变更，支付拖欠的军饷等。该宣言称：“广大臣民在长期的悲惨生活之后，要求我们通过和平的手段取得权力，尽量少流血，少给臣民带来危害。”①但是复位以后，查理不仅将革命时期被没收的土地归还原主，保留着一支5000人的常备军，甚至还背信弃义，对那些有杀父之仇的革命者予以严惩：当年有57人在查理一世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已离开人世与逃亡海外的各占1/3;在剩下的“弑君者”中，有11人被处死;为了泄愤，复辟政府对克伦威尔、艾尔顿和特别法庭庭长约翰·布雷德肖掘棺鞭尸。
第二，恢复安立甘宗的国教地位。骑士议会下院以228票对103票的表决结果，①废除了革命时期议会党人承认的苏格兰《神圣盟约》，取消了苏格兰长老会的国教地位，恢复了安立甘宗作为国教的主导地位，还恢复了主教职务及其在上院的席位。复辟政府强迫一切教士既要服从国教会，又要服从王权，结果有近千名清教徒被迫从国教中分离出来，而“不从国教者”则形成了不同的新教派别，如教友会、浸礼会、长老会、公理会等。内战爆发前，国教会不管内部有多大分歧，都维持了形式上的统一;内战时期，虽然清教徒举起了反抗的大旗，他们只是要求从内部改造国教会，并未发生出走;然而复辟时期，国教会正式分裂就构成了英国宗教的最显著特点。
第三，颁布名实不符的《克拉伦登法典》（Clarendon Code）。为了削弱独立派和长老派，1661—1665年，骑士议会连续通过了一系列排斥性法案，试图以严格限制宗教反对派的办法来防范革命的再次发生。当初，议会反对派就是以清教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开始反对查理一世专制统治。后来，尽管克拉伦登伯爵作为主要辅臣并不完全赞成查理二世的宗教决策，该法典仍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另一方面，尽管已经取消了革命时期的宗教宽容政策，但随着一个不从国教者群体的出现，都铎朝以来那种试图将所有新教徒纳入英格兰教会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
复辟政府要实施有效的专制统治，必须着力解决外交事务和宗教信仰两个棘手问题。就外交问题来看，在克拉伦登的穿梭和法国人的帮助下，1662年5月，查理二世与布拉冈扎的凯瑟琳喜结连理，实现了英格兰和葡萄牙两王室的联姻。为此，查理收获了80万镑嫁妆费，英国获得了非洲北部的丹吉尔和印度西部的孟买两港口的控制权，英国人势力得以进入东方地区。为了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是为了集中力量反对海上劲敌荷兰人，克拉伦登还把克伦威尔时期夺取的欧洲战略要地敦刻尔克卖给了法国人。②因此，复辟王朝的外交动机遭到了国人的怀疑。敦刻尔克转手后，伦敦又相继发生了大瘟疫（1664—1666年）和大火灾（1666年9月），人们就把这一连串的挫折归咎于克拉伦登。加之，英军于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年）中再遭法国、丹麦、挪威、荷兰四国联盟的重创，不得不向荷兰作出贸易权让步，并承认荷兰对南美洲苏里南（荷属圭亚那）的占领。克拉伦登倒台后，英国出现了五位大臣先后掌控政府的局面，人们将克利福德男爵、阿灵顿伯爵、白金汉公爵、沙夫茨伯里伯爵和劳德代尔公爵的姓名首字母放在一起，恰好拼成卡巴尔（Cabal）一词，意思是“阴谋集团”。这一时期，英王推行矛盾的外交政策。1668年，查理与瑞典及先前的敌手荷兰结成新教三国同盟，可是1670年又与天主教法国签订了《多佛条约》。据此，他答应将派遣60艘军舰去进攻荷兰，而法王路易十四则允诺查理：他将向英军提供每年25万镑军费、向英王提供16.7万镑补助金，并在需要时派遣军队前往英伦镇压那些反对查理转变信仰的英国人。虽然条约的细节未予公开，但英、法之间的暧昧关系一直受到怀疑，而事实上条约中就含有秘密条款，相关内容涉及查理会在适当时候宣布自己是天主教徒等。在得到英王的保证后，路易十四向荷兰宣战，英国随之跟进，于是第三次英荷战争（1672—1674年）爆发。 就信仰问题来看，就在英、荷开战前两天，查理突然公布了一份《信仰自由宣言》（Royal 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表示要对包括清教徒和天主教徒在内的一切非国教徒实行所谓的宗教自由。③虽然这是亲法外交的一个重要举动，一时舆论哗然，可是英王的真实意图还是引起了人们的纷纷猜测。查理有三个偏好，即偏好天主教、偏好法国的事物和偏好绝对专制统治;而英国人则有三个惧怕，就是惧怕天主教复辟、惧怕天主教的法国和惧怕专制主义。①自宗教改革以来，英国人一直把遵奉国教、反对天主教当做基本国策来贯穿，而查理二世却偏离都铎时代英王政府奠定的基调，步“血腥者”玛丽女王以及查理一世之后尘，向天主教信仰靠拢，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担心。毫无疑问，不论是《多佛条约》还是《信仰自由宣言》，都会加剧英王与其臣民间日益明显的不信任或对立关系。下院把查理的举动看作是对议会立法权的挑战，声称国王无权中止议会法律，并要求他撤回《信仰自由宣言》，否则不会批准他所要求的荷兰战争拨款。查理只好作出让步，不仅撤销了《信仰自由宣言》，还批准了议会通过的《宣誓法》，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们对天主教和专制主义的疑虑，当然也避免了与议会的直接对抗。根据《宣誓法》的规定，非国教徒不得担任公职，一切公职人员都必须宣誓效忠作为国教会至尊管理者的英王，领取圣餐时必须遵从国教礼仪。②由于御弟约克公爵詹姆斯是个公开的天主教徒，而且他拒不宣誓，也就不得不辞去海军大臣职务;克利福德男爵也因信仰问题，依法辞去了财务大臣职务，同样被免职的还有阿灵顿伯爵和白金汉公爵。
第三次英荷战争结束后，丹比伯爵谋求与荷兰执政威廉建立新教联盟，以对抗路易十四的天主教法国。丹比提议将詹姆斯的长女玛丽嫁给信奉加尔文教的威廉，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这个提议得到了查理二世的批准，也就暂时平息了议会的怨气。当然，这也埋下了日后威廉挥师登陆、介入“光荣革命”的种子。不过，丹比无法阻止英法结盟，致使反天主教情绪在国内的蔓延，还衍生出一个“天主教阴谋案”（Popish Plot）。那是1678年夏，有个叫做提图斯·奥茨的人报信说，天主教僧团耶稣会士正密谋行刺国王、屠杀新教徒和勾结法军入侵爱尔兰，万一事情败露，凯瑟琳王后的私人医生理查德·巴克将毒死国王，而约克公爵夫人的私人秘书爱德华·科尔曼就受到这个暗杀计划的牵连。尽管根据议会的查证，奥茨作了伪证，但该案的后续影响一直发酵，并引发了包括骑士议会解散和丹比倒台在内的一连串政治事件，③最终促成托利党和辉格党在反天主教复辟、反国王专制统治的斗争中走向联合。
1678年的天主教阴谋案，在英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天主教情绪，人们对顽固的天主教詹姆斯继承王位的担忧更是与日俱增。卡巴尔集团遭到重创后，沙夫茨伯里伯爵由朝廷派转变成为了坚定的议会反对派，并形成了与以丹比为首的朝廷派相抗衡的局面。他利用朝臣拉尔夫·蒙塔古指控丹比促成英法间的秘密谈判，罗列了包括侵吞国库、阻挠议会议程、隐瞒天主教阴谋案、擅自组建常备军等在内的多种罪名，提起对丹比的弹劾。④查理二世为拯救丹比，于1679年1月解散了骑士议会。可就在此前，议会通过了第二部《宣誓法》，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詹姆斯，它规定只有国教徒或接受国教仪式者，方有资格担任公职或接受国王的任命。虽然詹姆斯拥有合法的王位继承权，但多数英国人最不愿意看到这样一个天主教徒登临王位。查理二世有很多子嗣，可是他们均为私生子，无法名正言顺地继承王位。
1679年3月，丹比再遭议会弹劾，并被投进了监狱。此时，反对派还在着手制定《排斥法案》，意在剥夺詹姆斯的王位继承权。就在7月12日查理解散议会前，他们还抢先通过了一个《人身保护法》，为他们在议会内的正当活动提供法律保障。该法规定，任何由国王、枢密院等下令监禁的人，均可向法庭申请人身保护令状，要求说明被监禁理由;重申不经法庭出示拘捕证，任何人不得被逮捕;不经法庭调查审判，任何人不得被监禁。虽然这些条文只是重复以往的惯例，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减轻人们对专制权力的恐惧感。1679年、1680年和1681年议会反对派提出的《排斥法案》连续三次闯关，均告失败，但是议会围绕着这个法案，明显地分成了以沙夫茨伯里为首的排斥派和由丹比门徒组成的反排斥派。前者坚持宗教改革的原则，反对天主教徒继承王位;后者则坚守王位继承的正统原则，主张保留詹姆斯的继承权。这种党派分歧恰好为查理所利用，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使托利党变了拥护王权的宫廷党，辉格党则成为了遭受排挤的在野党。1681年3月，他解散了只存在一个星期的牛津议会（3月21日—3月28日），以控制混乱甚至失控的局面。以此为起点，直到他去世为止，查理二世在他统治的最后四年不再召集议会，就像当年查理一世，还有克伦威尔所做的那样，走上了无议会的专制主义老路。部分辉格派成员进行了反击，甚至还企图发动武装反抗，无一成功。这样，因内部分裂、沙夫茨伯里出走和1683年“黑麦仓阴谋案”①（Rye House Plot）的影响，辉格派对抗专制王权的力量已大为削弱。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是革命和反革命两个阵营联合造就的结果，他们共同谋求的是对自由和宪政传统的回归，而不是要回到天主教统治和王权专制的状态。查理一世受死后，护国摄政体制和复辟王朝都是在走回头路，这是辉格党和托利党无法接受的严峻现实。从1660年算起，复辟已经过去了20多年，可是仍未能解决革命时期遗留下的宪政问题。特别是查理二世临终前公开接受天主教弥撒，更让那些期待自由的人感到失望。不过，这也加速了复辟王朝的失败。1685年2月，约克公爵詹姆斯如愿继位，称詹姆斯二世。在登基典礼上，他声称要以兄长查理二世为榜样，“继续维持依法创建起来的现存的国教会和政府的统治”，②但他的承诺还是无法消除臣民们对其天主教信仰的不安。5月初，苏格兰又率先发难，第九代阿盖尔伯爵打出反教皇、反暴君和为上帝与宗教而战的旗号，指责詹姆斯是篡位者，声称出生于荷兰鹿特丹的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默思公爵才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6月11日，蒙默思打着新教旗帜，率众百余人在英格兰西部多塞特郡沿岸登陆，号召人们推翻詹姆斯的统治。像阿盖尔起义一样，蒙默思暴动也照例被镇压下去了。在詹姆斯的授意下，杰弗里斯男爵對起义者进行了臭名昭著的“血腥审判”（Bloody Assizes），处死约三百人，流放达八九百之众。此后，杰弗里斯旋即被提拔为大法官，但痛恨他的民众称其为“绞刑法官”。各地民众暴乱被平息后，詹姆斯自以为已巩固了统治地位，便露出专制君主的本质，从而把自己推到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对立面。 第一，建立和扩充常备军。长期以来，英国没有常备军，革命时期议会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就是产生重要影响的新模范军，其人数最多时达四五万之众;王朝复辟初期，查理二世控制着一支约五千人的常备军。詹姆斯二世即位后，大力扩编军队，仅驻扎在伦敦周围的正规军就达一万六千人，而“1688年10月人数据说可能达四万”。③这不禁让人产生疑惑，詹姆斯是否要依靠军队来维持其专制统治呢？
第二，恢复天主教的合法地位。自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断绝关系以来，新教和天主教在英国一直处于不共戴天的状态。斯图亚特早期，由于没能处理好信仰问题，发生了清教革命。复辟王朝末期，詹姆斯二世在上台后第二个星期天，就公開参加天主教弥撒，后来又在宫中接待了教廷公使、耶稣会士以及其他天主教人士。为了加快恢复天主教的合法地位，他废除了1673年的《宣誓法》，允许天主教徒担任国家的重要职务、市政机构长官或主教。他还任命天主教徒担任文职和军职官员，仅军中天主教徒就达到1 200多名。①约翰·莫里尔在评论詹姆斯时指出：“他一直想为他的同教派的教徒们争取宗教的和公民的平等权。这意味着不仅使他们摆脱刑事法（处罚那些不出席英国国教礼拜仪式的人）和宣誓法（禁止他们担任国王统治下的所有官职和支付薪俸的职位）所规定的处罚和无权状态，而且允许天主教把教堂建立在英国国教教堂旁边。这就是说要创建天主教的统治和天主教礼拜仪式的主教管区以及公共活动场所。”②对于詹姆斯的所为，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都无法接受，而坚持国教原则和反对詹姆斯的天主教政策，就构成了他们合作的基础。
第三，两度发布《信仰自由宣言》。詹姆斯打着给不从国教者以信仰自由和平等权的旗号，于1687年4月发布《信仰自由宣言》，承诺让不从国教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享受充分的信仰自由，他们在自己的教堂、甚至家中按照自己的方式做礼拜，不再受到处罚。他以为这种暗度陈仓的做法很巧妙，这样就可以让天主教获得合法性，也可以得到各派不从国教者的拥护。不料，此举遭到了许多新教徒的强烈抵制，长老会领袖甚至说他们自己“宁愿继续被迫害而不愿意接受一个非宪法的宽容”。③1688年4月，詹姆斯重新发布《信仰自由宣言》，5月初又要求所有教堂必须连续两个礼拜日宣读该宣言。5月18日，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特等七名主教联名上书，“谦卑而诚挚地”恳请国王收回成命，重新审查其宗教政策，④结果竟以煽动诽谤罪名被关进了伦敦塔。6月29至30日，经过高等法院九个小时的审理，七主教被裁定无罪，予以当堂释放。⑤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伦敦城，“群众大声叫喊，教堂钟声齐鸣，人们鸣枪并点燃烽火，以为庆祝”。⑥
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进程中，从14世纪约翰·威克里夫倡导民族教会主张，到16世纪都铎君主自上而下推动的官方宗教改革，再到17世纪议会党人积极参与的、反专制主义的清教革命，英国的政治生活长期受到宗教因素的左右。⑦护国摄政体制解体后，英国人平静接受王朝复辟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盲目失控的暴力革命不再存幻想，而是希望复辟王朝能让英国重新回归自由的传统。但是，詹姆斯二世“由于某种不可思议和顽固的蠢举不仅激怒了那些一直与他父亲为敌的阶级，而且惹怒了曾经与他父亲为伍的那些人”。⑧他的倒行逆施，既激怒了清教徒、又伤害了国教徒，既打击了辉格党、也触犯了托利党。因此，当那些原来站在国王一边的主教们公开站出来反抗詹姆斯的独断专行时，国教徒们就找到了与那些不从国教者的共同点——反对天主教和专制主义;而当托利党人与辉格党人从相互敌对走向携手结盟时，新的革命形势又在酝酿之中。
对于詹姆斯的天主教政策和专制主义统治，尽管大多英国人心存不满，但是还是在耐心地等待，他们指望老国王死后能将王位传给他的两个女儿，因为他们认为信仰新教的玛丽公主和安妮公主继位后必定能捍卫国教信仰。就在人们为七主教成功获释而欢欣鼓舞时，突然传来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摩德纳的玛丽王后为詹姆斯生了小王子。詹姆斯本是个偏执的天主教徒，来自意大利的玛丽又笃信天主教，这就意味着英国未来的君主爱德华王子必定是个天主教徒。对于那些愿意等待的英国人来说，他们的愿望落空了。不论是专制统治还是天主教复辟，他们都感到无法忍受。出于恐惧心理和自卫本能，托利党与辉格党暂时撂下分歧，采取了联合一致的行动，就是决意抛弃詹姆斯，以捍卫他们的自由传统。
如果说天主教小王子爱德华是压垮詹姆斯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七主教案”（Seven Bishops）就是通向所谓“光荣革命”之路的最后一道门槛。该案宣判的当天晚上，海军少将亚瑟·赫伯特化装成一名普通水手，秘密离开伦敦，前往海牙向荷兰政府呈交一封信函。这封信由七位贵族领袖共同署名，其内容是诚邀奥兰治的威廉率军前来帮助英国人。在参与密谋的七位贵族领袖中，有三位是托利党人，三位是辉格党人，还有一位伦敦主教。威廉是荷兰的执政，又是英王查理一世的外孙，他的妻子玛丽系由詹姆斯二世的前妻所生，他们是表兄妹成婚。如果不是同父异母的弟弟爱德华王子横空出世的话，那么玛丽公主理应成为斯图亚特王朝第一顺位继承人。现在，英国的贵族们站出来干预王位继承顺序，要请回信奉新教的威廉和玛丽，让他们来取代詹姆斯临朝执政。贵族精英们认为，将“王位的正统原则和新教原则最充分地结合在一起”，①既能维护王统的延续性，又能中止愈演愈烈的天主教复辟危机，不失为一种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上策。
民族国家时期，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是国家利益，而非家族或王朝利益。作为一个新教国度，荷兰在反对天主教法国的争斗中，急需得到同样尊奉新教的英国的支持。威廉接到来自英伦的诚意邀请，真是喜出望外。1688年11月5日，他亲率步兵11000人、骑兵4000人，分乘200艘运输舰，在49艘战舰的护卫下，从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沿岸登陆。起初，前来投奔威廉者很少，主要原因是荷军的登陆点，正是三年前“血腥审判”的殃及之地，至今人们对那场大屠杀还记忆犹新。但是，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头面人物开始转向支持威廉，而在这场推翻专制统治的斗争中，对詹姆斯打击最大者，莫过于约翰·丘吉尔男爵。②他是詹姆斯的宠臣和王军总司令，先前曾率皇家龙骑兵镇压蒙默思叛乱，为稳固詹姆斯的江山立下了战功。现在他在与威廉对阵时，竟然阵前倒戈，拱手交出了英军的指挥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众叛亲离的詹姆斯已经丧失了与威廉进行正面冲突的资本。在四面楚歌的状况下，詹姆斯想起近40年前查理受审和受死的情景，就感到不寒而栗。他只好选择一个走字，一跑了之，最终逃亡去了法国，靠路易十四提供的养老金度过余生。 1688年英王因出走而逊位，这个历史事件或可称为宫廷政变，而辉格派史家则大加渲染，将其美化为“光荣革命”。他们认为，它是以不流血的方式进行的，避免了40年代暴力革命的再现。事实并非如此。除了在英格兰发生过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在爱尔兰引发了血腥的杀戮外，③这次宫廷政变还有一些暴力革命的因素。一方面，威廉是依靠他从荷兰带来的万余人远征军进入伦敦，而不是通过和平手段登上王位的;另一方面，约翰·丘吉尔也率领了一支响当当的皇家军队，只不过在客观现实面前，他选择了顺势而为，没有去激烈抵抗“入侵者”威廉。此外，英国的七位贵族向荷兰执政发出邀约，这本身就极具风险，更何况赫伯特少将去荷兰送信，也冒着生命的危险。显然，从是否流血的角度看，1688年的“光荣革命”并不光荣。当然，由于贵族和乡绅，或议会中的托利党与辉格党，没有像当年议会反对派那样以武力形式来达到目的，詹姆斯二世也没像当年查理一世那样拉起皇家军队进行武装镇压，而是选择遁逃，轻而易举地丢了江山。就是说，本来可能成为最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置国王的事情并没发生，也就避免了激烈的内战和血腥的杀戮。倘若詹姆斯不是选择逃跑，而是进行抵抗并失败，最终的结局就无法预料：如果杀了詹姆斯，那势必要流血，就等于又一次的暴力革命;如果不杀詹姆斯，那他还是一个专制国王，这是人们最不愿意接受的结果。终究，两难的局面并未出现，避免了暴力革命的重演，这正是两党所力求的结果。这意味着，英国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议会借助于宫廷政变，一举消灭了专制王权，政治上稳妥地前进了一大步。倘若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辉格派史家将这场宫廷政变为“光荣革命”，也未尝不可。
1689年1月，新一届议会宣称，“国王詹姆斯二世力图破坏王国的宪法，废弃国王与人民之间订立的原初契约……侵犯了根本大法，使他自己离开了王国，他退出了政府，因而王位虚悬”。①詹姆斯被赶下王位后，英国议会与荷兰的威廉夫妇重新订立了关于王位继承的契约，而他们在登临王位之前，就签署了一份“权利宣言”，后来改称为《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这份宪法文件谴责了詹姆斯二世滥用王权的种种表现，同时重申了英国人自古就有的自由与权利：（1）国王无权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2）征税权属于议会;（3）臣民可以自由请愿;（4）议员可以自由发表政见;（5）反对酷刑和重税;（6）议会须定期召开。它还明确规定，今后不允许天主教徒继承英国王位，也不允许英国的君主嫁娶天主教配偶。这样，詹姆斯及其男性后裔就被全部排除出王位继承序列。作为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利法案》以书面形式恢复和记录了“英国人自古就有的”自由与权利，打破了王位继承顺序的原有传统，颠倒了国王与议会的传统关系，从而确立了英国的议会君主制。
综前所述，17世纪的英国革命可分为四五十年代革命和1688年宫廷政变。由于前者未能解决主权归属问题，革命又退回到它出发前的原点;就后者来说，在形式上，革命是对中世纪混合君主制（立宪君主制）的回归，而实质上，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英国革命的两大问题，即核心信仰自由和主权归属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议会战胜了国王，并不是否定或消灭王权，而是限制了王权，最终成功地实现了从君主（国王）主权向议会（人民）主权的根本转变。此后，英国以法律至上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君主不再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种制度安排也形成了一种新的宪政傳统。由于最高主权的重心从国王下移到议会，这就消除了产生专制政体和复辟天主教的可能，开始推动启蒙理想家推崇的社会契约、主权在民等理论朝着现实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意义上，英国人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来推动政治民主化和走上现代化的发展之路。总之，在从传统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17世纪的英国革命具有清教和宪政的双重属性。其清教属性主要表现为，革命主要是在清教理想、清教领袖和清教徒的主导下进行的，由于革命进程渗透着追求宗教自由的清教主义色彩，因而是一场清教革命;其宪政属性是指，革命主要是围绕国家主权归属问题展开的，由于主权实现了从在王到在民（议会）的转移，因而又是一场宪政革命。在现实世界中，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在内，客观上除了存在着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二元对立关系外，还有许多渐进的过渡地带和复杂的多元关系，这就决定了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生动性。因此，我们可以从社会转型时期的英国史中，找到关于英国革命双重属性问题的答案。②
【作者简介】姜守明，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向阳】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9-0003-07
1659年护国摄政体制瓦解后，议会军为了掩饰军人专断的本质，恢复了被克伦威尔强行解散的残缺议会。但是议会不买军队账，不仅没有表现出感恩、顺从的意愿，反而以煽动请愿为借口，解除了兰伯特少将和其他几个军官的职务，试图夺取失控状态下国家的主导权。军官们都想由自己来填补后克伦威尔时代的权力真空，他们彼此间的争斗也进一步加剧。值此之机，苏格兰驻军司令乔治·蒙克将军以保卫残缺议会为借口，率领6000名军人南下，收拾伦敦残局，并积极策划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在王朝复辟的28年间，查理二世，尤其詹姆斯二世，重弹专制主义老调，这就促成了托利党与辉格党的联合反抗。
一、查理二世重走专制暴政之路
17世纪清教革命进行得轰轰烈烈，宪政实验也搞得有声有色，而英国人的心情却异常复杂，但总体上又保持着平静，他们在耐心地等待着斯图亚特君主的复位。真没想到，这个曾被打翻在地的旧王朝，其复辟过程竟然非常顺利，就好像当年詹姆斯南下那样顺风顺水。特别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的革命军不仅力主王朝复辟，而且新模范军主帅费尔法克斯爵士亲率代表团前往荷兰，与流亡的查理二世举行谈判。1660年5月29日，查理二世就在30岁生日那天，在两万名士兵的护送下，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伦敦。他首先承认蒙克将军召集的“非常议会”（Convention Parliament）的合法性，并宣布自己的统治始于他父亲查理一世的受难日。这样，因革命而导致的王位虚悬期，就从官方文件中被一笔勾销，好像英国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克伦威尔和他的护国摄政统治一样。次年4月23日，查理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加冕礼。隨即召开的新议会前后延续18年之久，成为了英国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议会。由于其中王党分子和国教徒占多数，故而被称为“骑士议会”（Cavalier Parliament）。
不过，复辟后的查理二世没有汲取历史教训，反而步斯图亚特早期君主之后尘，进一步推行专制统治，重新将英国推向危险的境地。
第一，对革命者进行反攻倒算。复位之前，查理曾在流亡地荷兰发布《布列达宣言》，承诺将实行宗教宽容，从政治上赦免40年代的革命者，并维持革命中土地的变更，支付拖欠的军饷等。该宣言称：“广大臣民在长期的悲惨生活之后，要求我们通过和平的手段取得权力，尽量少流血，少给臣民带来危害。”①但是复位以后，查理不仅将革命时期被没收的土地归还原主，保留着一支5000人的常备军，甚至还背信弃义，对那些有杀父之仇的革命者予以严惩：当年有57人在查理一世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已离开人世与逃亡海外的各占1/3;在剩下的“弑君者”中，有11人被处死;为了泄愤，复辟政府对克伦威尔、艾尔顿和特别法庭庭长约翰·布雷德肖掘棺鞭尸。
第二，恢复安立甘宗的国教地位。骑士议会下院以228票对103票的表决结果，①废除了革命时期议会党人承认的苏格兰《神圣盟约》，取消了苏格兰长老会的国教地位，恢复了安立甘宗作为国教的主导地位，还恢复了主教职务及其在上院的席位。复辟政府强迫一切教士既要服从国教会，又要服从王权，结果有近千名清教徒被迫从国教中分离出来，而“不从国教者”则形成了不同的新教派别，如教友会、浸礼会、长老会、公理会等。内战爆发前，国教会不管内部有多大分歧，都维持了形式上的统一;内战时期，虽然清教徒举起了反抗的大旗，他们只是要求从内部改造国教会，并未发生出走;然而复辟时期，国教会正式分裂就构成了英国宗教的最显著特点。
第三，颁布名实不符的《克拉伦登法典》（Clarendon Code）。为了削弱独立派和长老派，1661—1665年，骑士议会连续通过了一系列排斥性法案，试图以严格限制宗教反对派的办法来防范革命的再次发生。当初，议会反对派就是以清教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开始反对查理一世专制统治。后来，尽管克拉伦登伯爵作为主要辅臣并不完全赞成查理二世的宗教决策，该法典仍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另一方面，尽管已经取消了革命时期的宗教宽容政策，但随着一个不从国教者群体的出现，都铎朝以来那种试图将所有新教徒纳入英格兰教会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
复辟政府要实施有效的专制统治，必须着力解决外交事务和宗教信仰两个棘手问题。就外交问题来看，在克拉伦登的穿梭和法国人的帮助下，1662年5月，查理二世与布拉冈扎的凯瑟琳喜结连理，实现了英格兰和葡萄牙两王室的联姻。为此，查理收获了80万镑嫁妆费，英国获得了非洲北部的丹吉尔和印度西部的孟买两港口的控制权，英国人势力得以进入东方地区。为了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是为了集中力量反对海上劲敌荷兰人，克拉伦登还把克伦威尔时期夺取的欧洲战略要地敦刻尔克卖给了法国人。②因此，复辟王朝的外交动机遭到了国人的怀疑。敦刻尔克转手后，伦敦又相继发生了大瘟疫（1664—1666年）和大火灾（1666年9月），人们就把这一连串的挫折归咎于克拉伦登。加之，英军于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年）中再遭法国、丹麦、挪威、荷兰四国联盟的重创，不得不向荷兰作出贸易权让步，并承认荷兰对南美洲苏里南（荷属圭亚那）的占领。克拉伦登倒台后，英国出现了五位大臣先后掌控政府的局面，人们将克利福德男爵、阿灵顿伯爵、白金汉公爵、沙夫茨伯里伯爵和劳德代尔公爵的姓名首字母放在一起，恰好拼成卡巴尔（Cabal）一词，意思是“阴谋集团”。这一时期，英王推行矛盾的外交政策。1668年，查理与瑞典及先前的敌手荷兰结成新教三国同盟，可是1670年又与天主教法国签订了《多佛条约》。据此，他答应将派遣60艘军舰去进攻荷兰，而法王路易十四则允诺查理：他将向英军提供每年25万镑军费、向英王提供16.7万镑补助金，并在需要时派遣军队前往英伦镇压那些反对查理转变信仰的英国人。虽然条约的细节未予公开，但英、法之间的暧昧关系一直受到怀疑，而事实上条约中就含有秘密条款，相关内容涉及查理会在适当时候宣布自己是天主教徒等。在得到英王的保证后，路易十四向荷兰宣战，英国随之跟进，于是第三次英荷战争（1672—1674年）爆发。 就信仰问题来看，就在英、荷开战前两天，查理突然公布了一份《信仰自由宣言》（Royal 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表示要对包括清教徒和天主教徒在内的一切非国教徒实行所谓的宗教自由。③虽然这是亲法外交的一个重要举动，一时舆论哗然，可是英王的真实意图还是引起了人们的纷纷猜测。查理有三个偏好，即偏好天主教、偏好法国的事物和偏好绝对专制统治;而英国人则有三个惧怕，就是惧怕天主教复辟、惧怕天主教的法国和惧怕专制主义。①自宗教改革以来，英国人一直把遵奉国教、反对天主教当做基本国策来贯穿，而查理二世却偏离都铎时代英王政府奠定的基调，步“血腥者”玛丽女王以及查理一世之后尘，向天主教信仰靠拢，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担心。毫无疑问，不论是《多佛条约》还是《信仰自由宣言》，都会加剧英王与其臣民间日益明显的不信任或对立关系。下院把查理的举动看作是对议会立法权的挑战，声称国王无权中止议会法律，并要求他撤回《信仰自由宣言》，否则不会批准他所要求的荷兰战争拨款。查理只好作出让步，不仅撤销了《信仰自由宣言》，还批准了议会通过的《宣誓法》，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们对天主教和专制主义的疑虑，当然也避免了与议会的直接对抗。根据《宣誓法》的规定，非国教徒不得担任公职，一切公职人员都必须宣誓效忠作为国教会至尊管理者的英王，领取圣餐时必须遵从国教礼仪。②由于御弟约克公爵詹姆斯是个公开的天主教徒，而且他拒不宣誓，也就不得不辞去海军大臣职务;克利福德男爵也因信仰问题，依法辞去了财务大臣职务，同样被免职的还有阿灵顿伯爵和白金汉公爵。
第三次英荷战争结束后，丹比伯爵谋求与荷兰执政威廉建立新教联盟，以对抗路易十四的天主教法国。丹比提议将詹姆斯的长女玛丽嫁给信奉加尔文教的威廉，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这个提议得到了查理二世的批准，也就暂时平息了议会的怨气。当然，这也埋下了日后威廉挥师登陆、介入“光荣革命”的种子。不过，丹比无法阻止英法结盟，致使反天主教情绪在国内的蔓延，还衍生出一个“天主教阴谋案”（Popish Plot）。那是1678年夏，有个叫做提图斯·奥茨的人报信说，天主教僧团耶稣会士正密谋行刺国王、屠杀新教徒和勾结法军入侵爱尔兰，万一事情败露，凯瑟琳王后的私人医生理查德·巴克将毒死国王，而约克公爵夫人的私人秘书爱德华·科尔曼就受到这个暗杀计划的牵连。尽管根据议会的查证，奥茨作了伪证，但该案的后续影响一直发酵，并引发了包括骑士议会解散和丹比倒台在内的一连串政治事件，③最终促成托利党和辉格党在反天主教复辟、反国王专制统治的斗争中走向联合。
二、托利与辉格两党联手合作的基础
1678年的天主教阴谋案，在英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天主教情绪，人们对顽固的天主教詹姆斯继承王位的担忧更是与日俱增。卡巴尔集团遭到重创后，沙夫茨伯里伯爵由朝廷派转变成为了坚定的议会反对派，并形成了与以丹比为首的朝廷派相抗衡的局面。他利用朝臣拉尔夫·蒙塔古指控丹比促成英法间的秘密谈判，罗列了包括侵吞国库、阻挠议会议程、隐瞒天主教阴谋案、擅自组建常备军等在内的多种罪名，提起对丹比的弹劾。④查理二世为拯救丹比，于1679年1月解散了骑士议会。可就在此前，议会通过了第二部《宣誓法》，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詹姆斯，它规定只有国教徒或接受国教仪式者，方有资格担任公职或接受国王的任命。虽然詹姆斯拥有合法的王位继承权，但多数英国人最不愿意看到这样一个天主教徒登临王位。查理二世有很多子嗣，可是他们均为私生子，无法名正言顺地继承王位。
1679年3月，丹比再遭议会弹劾，并被投进了监狱。此时，反对派还在着手制定《排斥法案》，意在剥夺詹姆斯的王位继承权。就在7月12日查理解散议会前，他们还抢先通过了一个《人身保护法》，为他们在议会内的正当活动提供法律保障。该法规定，任何由国王、枢密院等下令监禁的人，均可向法庭申请人身保护令状，要求说明被监禁理由;重申不经法庭出示拘捕证，任何人不得被逮捕;不经法庭调查审判，任何人不得被监禁。虽然这些条文只是重复以往的惯例，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减轻人们对专制权力的恐惧感。1679年、1680年和1681年议会反对派提出的《排斥法案》连续三次闯关，均告失败，但是议会围绕着这个法案，明显地分成了以沙夫茨伯里为首的排斥派和由丹比门徒组成的反排斥派。前者坚持宗教改革的原则，反对天主教徒继承王位;后者则坚守王位继承的正统原则，主张保留詹姆斯的继承权。这种党派分歧恰好为查理所利用，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使托利党变了拥护王权的宫廷党，辉格党则成为了遭受排挤的在野党。1681年3月，他解散了只存在一个星期的牛津议会（3月21日—3月28日），以控制混乱甚至失控的局面。以此为起点，直到他去世为止，查理二世在他统治的最后四年不再召集议会，就像当年查理一世，还有克伦威尔所做的那样，走上了无议会的专制主义老路。部分辉格派成员进行了反击，甚至还企图发动武装反抗，无一成功。这样，因内部分裂、沙夫茨伯里出走和1683年“黑麦仓阴谋案”①（Rye House Plot）的影响，辉格派对抗专制王权的力量已大为削弱。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是革命和反革命两个阵营联合造就的结果，他们共同谋求的是对自由和宪政传统的回归，而不是要回到天主教统治和王权专制的状态。查理一世受死后，护国摄政体制和复辟王朝都是在走回头路，这是辉格党和托利党无法接受的严峻现实。从1660年算起，复辟已经过去了20多年，可是仍未能解决革命时期遗留下的宪政问题。特别是查理二世临终前公开接受天主教弥撒，更让那些期待自由的人感到失望。不过，这也加速了复辟王朝的失败。1685年2月，约克公爵詹姆斯如愿继位，称詹姆斯二世。在登基典礼上，他声称要以兄长查理二世为榜样，“继续维持依法创建起来的现存的国教会和政府的统治”，②但他的承诺还是无法消除臣民们对其天主教信仰的不安。5月初，苏格兰又率先发难，第九代阿盖尔伯爵打出反教皇、反暴君和为上帝与宗教而战的旗号，指责詹姆斯是篡位者，声称出生于荷兰鹿特丹的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默思公爵才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6月11日，蒙默思打着新教旗帜，率众百余人在英格兰西部多塞特郡沿岸登陆，号召人们推翻詹姆斯的统治。像阿盖尔起义一样，蒙默思暴动也照例被镇压下去了。在詹姆斯的授意下，杰弗里斯男爵對起义者进行了臭名昭著的“血腥审判”（Bloody Assizes），处死约三百人，流放达八九百之众。此后，杰弗里斯旋即被提拔为大法官，但痛恨他的民众称其为“绞刑法官”。各地民众暴乱被平息后，詹姆斯自以为已巩固了统治地位，便露出专制君主的本质，从而把自己推到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对立面。 第一，建立和扩充常备军。长期以来，英国没有常备军，革命时期议会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就是产生重要影响的新模范军，其人数最多时达四五万之众;王朝复辟初期，查理二世控制着一支约五千人的常备军。詹姆斯二世即位后，大力扩编军队，仅驻扎在伦敦周围的正规军就达一万六千人，而“1688年10月人数据说可能达四万”。③这不禁让人产生疑惑，詹姆斯是否要依靠军队来维持其专制统治呢？
第二，恢复天主教的合法地位。自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断绝关系以来，新教和天主教在英国一直处于不共戴天的状态。斯图亚特早期，由于没能处理好信仰问题，发生了清教革命。复辟王朝末期，詹姆斯二世在上台后第二个星期天，就公開参加天主教弥撒，后来又在宫中接待了教廷公使、耶稣会士以及其他天主教人士。为了加快恢复天主教的合法地位，他废除了1673年的《宣誓法》，允许天主教徒担任国家的重要职务、市政机构长官或主教。他还任命天主教徒担任文职和军职官员，仅军中天主教徒就达到1 200多名。①约翰·莫里尔在评论詹姆斯时指出：“他一直想为他的同教派的教徒们争取宗教的和公民的平等权。这意味着不仅使他们摆脱刑事法（处罚那些不出席英国国教礼拜仪式的人）和宣誓法（禁止他们担任国王统治下的所有官职和支付薪俸的职位）所规定的处罚和无权状态，而且允许天主教把教堂建立在英国国教教堂旁边。这就是说要创建天主教的统治和天主教礼拜仪式的主教管区以及公共活动场所。”②对于詹姆斯的所为，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都无法接受，而坚持国教原则和反对詹姆斯的天主教政策，就构成了他们合作的基础。
第三，两度发布《信仰自由宣言》。詹姆斯打着给不从国教者以信仰自由和平等权的旗号，于1687年4月发布《信仰自由宣言》，承诺让不从国教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享受充分的信仰自由，他们在自己的教堂、甚至家中按照自己的方式做礼拜，不再受到处罚。他以为这种暗度陈仓的做法很巧妙，这样就可以让天主教获得合法性，也可以得到各派不从国教者的拥护。不料，此举遭到了许多新教徒的强烈抵制，长老会领袖甚至说他们自己“宁愿继续被迫害而不愿意接受一个非宪法的宽容”。③1688年4月，詹姆斯重新发布《信仰自由宣言》，5月初又要求所有教堂必须连续两个礼拜日宣读该宣言。5月18日，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特等七名主教联名上书，“谦卑而诚挚地”恳请国王收回成命，重新审查其宗教政策，④结果竟以煽动诽谤罪名被关进了伦敦塔。6月29至30日，经过高等法院九个小时的审理，七主教被裁定无罪，予以当堂释放。⑤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伦敦城，“群众大声叫喊，教堂钟声齐鸣，人们鸣枪并点燃烽火，以为庆祝”。⑥
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进程中，从14世纪约翰·威克里夫倡导民族教会主张，到16世纪都铎君主自上而下推动的官方宗教改革，再到17世纪议会党人积极参与的、反专制主义的清教革命，英国的政治生活长期受到宗教因素的左右。⑦护国摄政体制解体后，英国人平静接受王朝复辟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盲目失控的暴力革命不再存幻想，而是希望复辟王朝能让英国重新回归自由的传统。但是，詹姆斯二世“由于某种不可思议和顽固的蠢举不仅激怒了那些一直与他父亲为敌的阶级，而且惹怒了曾经与他父亲为伍的那些人”。⑧他的倒行逆施，既激怒了清教徒、又伤害了国教徒，既打击了辉格党、也触犯了托利党。因此，当那些原来站在国王一边的主教们公开站出来反抗詹姆斯的独断专行时，国教徒们就找到了与那些不从国教者的共同点——反对天主教和专制主义;而当托利党人与辉格党人从相互敌对走向携手结盟时，新的革命形势又在酝酿之中。
三、请君入瓮：“不流血”革命之谜
对于詹姆斯的天主教政策和专制主义统治，尽管大多英国人心存不满，但是还是在耐心地等待，他们指望老国王死后能将王位传给他的两个女儿，因为他们认为信仰新教的玛丽公主和安妮公主继位后必定能捍卫国教信仰。就在人们为七主教成功获释而欢欣鼓舞时，突然传来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摩德纳的玛丽王后为詹姆斯生了小王子。詹姆斯本是个偏执的天主教徒，来自意大利的玛丽又笃信天主教，这就意味着英国未来的君主爱德华王子必定是个天主教徒。对于那些愿意等待的英国人来说，他们的愿望落空了。不论是专制统治还是天主教复辟，他们都感到无法忍受。出于恐惧心理和自卫本能，托利党与辉格党暂时撂下分歧，采取了联合一致的行动，就是决意抛弃詹姆斯，以捍卫他们的自由传统。
如果说天主教小王子爱德华是压垮詹姆斯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七主教案”（Seven Bishops）就是通向所谓“光荣革命”之路的最后一道门槛。该案宣判的当天晚上，海军少将亚瑟·赫伯特化装成一名普通水手，秘密离开伦敦，前往海牙向荷兰政府呈交一封信函。这封信由七位贵族领袖共同署名，其内容是诚邀奥兰治的威廉率军前来帮助英国人。在参与密谋的七位贵族领袖中，有三位是托利党人，三位是辉格党人，还有一位伦敦主教。威廉是荷兰的执政，又是英王查理一世的外孙，他的妻子玛丽系由詹姆斯二世的前妻所生，他们是表兄妹成婚。如果不是同父异母的弟弟爱德华王子横空出世的话，那么玛丽公主理应成为斯图亚特王朝第一顺位继承人。现在，英国的贵族们站出来干预王位继承顺序，要请回信奉新教的威廉和玛丽，让他们来取代詹姆斯临朝执政。贵族精英们认为，将“王位的正统原则和新教原则最充分地结合在一起”，①既能维护王统的延续性，又能中止愈演愈烈的天主教复辟危机，不失为一种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上策。
民族国家时期，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是国家利益，而非家族或王朝利益。作为一个新教国度，荷兰在反对天主教法国的争斗中，急需得到同样尊奉新教的英国的支持。威廉接到来自英伦的诚意邀请，真是喜出望外。1688年11月5日，他亲率步兵11000人、骑兵4000人，分乘200艘运输舰，在49艘战舰的护卫下，从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沿岸登陆。起初，前来投奔威廉者很少，主要原因是荷军的登陆点，正是三年前“血腥审判”的殃及之地，至今人们对那场大屠杀还记忆犹新。但是，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头面人物开始转向支持威廉，而在这场推翻专制统治的斗争中，对詹姆斯打击最大者，莫过于约翰·丘吉尔男爵。②他是詹姆斯的宠臣和王军总司令，先前曾率皇家龙骑兵镇压蒙默思叛乱，为稳固詹姆斯的江山立下了战功。现在他在与威廉对阵时，竟然阵前倒戈，拱手交出了英军的指挥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众叛亲离的詹姆斯已经丧失了与威廉进行正面冲突的资本。在四面楚歌的状况下，詹姆斯想起近40年前查理受审和受死的情景，就感到不寒而栗。他只好选择一个走字，一跑了之，最终逃亡去了法国，靠路易十四提供的养老金度过余生。 1688年英王因出走而逊位，这个历史事件或可称为宫廷政变，而辉格派史家则大加渲染，将其美化为“光荣革命”。他们认为，它是以不流血的方式进行的，避免了40年代暴力革命的再现。事实并非如此。除了在英格兰发生过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在爱尔兰引发了血腥的杀戮外，③这次宫廷政变还有一些暴力革命的因素。一方面，威廉是依靠他从荷兰带来的万余人远征军进入伦敦，而不是通过和平手段登上王位的;另一方面，约翰·丘吉尔也率领了一支响当当的皇家军队，只不过在客观现实面前，他选择了顺势而为，没有去激烈抵抗“入侵者”威廉。此外，英国的七位贵族向荷兰执政发出邀约，这本身就极具风险，更何况赫伯特少将去荷兰送信，也冒着生命的危险。显然，从是否流血的角度看，1688年的“光荣革命”并不光荣。当然，由于贵族和乡绅，或议会中的托利党与辉格党，没有像当年议会反对派那样以武力形式来达到目的，詹姆斯二世也没像当年查理一世那样拉起皇家军队进行武装镇压，而是选择遁逃，轻而易举地丢了江山。就是说，本来可能成为最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置国王的事情并没发生，也就避免了激烈的内战和血腥的杀戮。倘若詹姆斯不是选择逃跑，而是进行抵抗并失败，最终的结局就无法预料：如果杀了詹姆斯，那势必要流血，就等于又一次的暴力革命;如果不杀詹姆斯，那他还是一个专制国王，这是人们最不愿意接受的结果。终究，两难的局面并未出现，避免了暴力革命的重演，这正是两党所力求的结果。这意味着，英国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议会借助于宫廷政变，一举消灭了专制王权，政治上稳妥地前进了一大步。倘若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辉格派史家将这场宫廷政变为“光荣革命”，也未尝不可。
1689年1月，新一届议会宣称，“国王詹姆斯二世力图破坏王国的宪法，废弃国王与人民之间订立的原初契约……侵犯了根本大法，使他自己离开了王国，他退出了政府，因而王位虚悬”。①詹姆斯被赶下王位后，英国议会与荷兰的威廉夫妇重新订立了关于王位继承的契约，而他们在登临王位之前，就签署了一份“权利宣言”，后来改称为《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这份宪法文件谴责了詹姆斯二世滥用王权的种种表现，同时重申了英国人自古就有的自由与权利：（1）国王无权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2）征税权属于议会;（3）臣民可以自由请愿;（4）议员可以自由发表政见;（5）反对酷刑和重税;（6）议会须定期召开。它还明确规定，今后不允许天主教徒继承英国王位，也不允许英国的君主嫁娶天主教配偶。这样，詹姆斯及其男性后裔就被全部排除出王位继承序列。作为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利法案》以书面形式恢复和记录了“英国人自古就有的”自由与权利，打破了王位继承顺序的原有传统，颠倒了国王与议会的传统关系，从而确立了英国的议会君主制。
综前所述，17世纪的英国革命可分为四五十年代革命和1688年宫廷政变。由于前者未能解决主权归属问题，革命又退回到它出发前的原点;就后者来说，在形式上，革命是对中世纪混合君主制（立宪君主制）的回归，而实质上，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英国革命的两大问题，即核心信仰自由和主权归属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议会战胜了国王，并不是否定或消灭王权，而是限制了王权，最终成功地实现了从君主（国王）主权向议会（人民）主权的根本转变。此后，英国以法律至上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君主不再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种制度安排也形成了一种新的宪政傳统。由于最高主权的重心从国王下移到议会，这就消除了产生专制政体和复辟天主教的可能，开始推动启蒙理想家推崇的社会契约、主权在民等理论朝着现实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意义上，英国人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来推动政治民主化和走上现代化的发展之路。总之，在从传统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17世纪的英国革命具有清教和宪政的双重属性。其清教属性主要表现为，革命主要是在清教理想、清教领袖和清教徒的主导下进行的，由于革命进程渗透着追求宗教自由的清教主义色彩，因而是一场清教革命;其宪政属性是指，革命主要是围绕国家主权归属问题展开的，由于主权实现了从在王到在民（议会）的转移，因而又是一场宪政革命。在现实世界中，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在内，客观上除了存在着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二元对立关系外，还有许多渐进的过渡地带和复杂的多元关系，这就决定了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生动性。因此，我们可以从社会转型时期的英国史中，找到关于英国革命双重属性问题的答案。②
【作者简介】姜守明，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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