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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凌晨，香港会展中心米字旗徐徐落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标志着中国对香港恢复了主权行使。从英国到中国，香港政权的更迭无疑是一个宪政革命，即用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取代了英国的《英皇制诰》、《皇室训令》和《殖民地规例》等。但香港法统的变更是否影响港英政府原有法律的有效性？香港回归后的“宪政第一案”马维琨案（HKASR v. Ma Wai-Kwan，CAQL/1997）就直接触发这个问题。马维琨等三人是一起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他们在一九九五年被控串谋妨害司法公正罪，法院于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六日开始审理。然而，在诉讼过程中，香港的宪政秩序发生了转型，既然英国管治宣告结束，香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港英时期的英国法理所当然不具有法律效力，法院不能根据已失效的法律给被告人定罪。由于事关香港宪政革命的核心问题，案件被直接转交高等法院上诉庭。马维琨案之所以能从刑事案变成宪法诉讼，是由于香港回归当晚，特区政府“临时立法会”通过香港回归条例，明确宣布包括刑事法律在内的维持香港管治秩序的港英法律继续有效。问题是“临时立法会”这个机构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若“临时立法会”被宣布为非法机构，那么它通过的香港回归条例自然就无效，马维琨等人就不能根据港英刑事法定罪。因此，当时一直关注“临时立法会”合法性的大律师公会主席李志喜、港英立法局法律界议员吴霭仪和“香港人权监察”主席的夏博义就免费出庭支持马维琨等人，这与其说关心马维琨等人的命运，不如说关心全国人大设立的“临时立法会”这个机构的命运。而香港的法院能够审查国家主权者的主权行为，就成为香港回归后围绕违宪审查权展开的第一轮政治斗争，它为后来的居港权案引发的政治争议埋下了伏笔。
香港基本法被称之为香港的“小宪法”，可在基本法中并没有“临时立法会”这个机构。李志喜等人试图从法律形式主义的立场要求特区上诉法院宣布全国人大设立的“临时立法会”为非法机构。然而，这种法律形式主义忽略了香港回归的政治现实，即由于英国的故意对抗使得港英政府的最后一届立法局无法与基本法规定的立法会相互衔接。那就意味着香港回归之后特区政府会陷入没有立法会机关的状态，整个特区政府将无法运作。而面对香港宪政革命所产生的紧急状态下，全国人大认可了“筹委会”决定成立“临时立法会”这个基本法上没有地位的临时性机构，无疑属于主权者在紧急情况下做出的政治决断。上诉法院的陈兆恺法官正是基于这种紧急状态的主权学说，主张“临时立法会的组建是出于紧急状态的临时措施。主权者无疑有权力这么做。它也无意于破坏基本法。这么做意在履行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决定的条款”。肯定“临时立法会”，就肯定了全国人大的主权者地位，也捍卫了中国政府与英国就彭定康政制改革展开斗争的政治成果。而要明了“临时立法会”的来历，就不能不说到中英就彭定康政制改革展开的政治较量（参见“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十一”）。
就在彭定康发表施政报告的第二天，港澳办发言人就政改方案发表谈话，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香港发展民主，但这种民主发展一要循序渐进，二要与基本法衔接，保证香港顺利过渡。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对香港政制发展做出了“重大的变动”，导致无法与基本法相衔接。且彭定康未经与中方磋商，就单方面公布所谓的“建议”，“蓄意挑起一场公开争论”，不符合联合声明强调的中英双方在过渡期的合作原则，不利于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如果香港在后过渡期出现与基本法不衔接，中央将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另行成立特区政府。这是一个理性的、有节制的声明，也是充满政治智慧的声明。其政治智慧就在于把香港政制发展转化为中英两国的外交问题，即中英联合声明确立的两国协商解决后过渡期的问题。由此，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就不再是香港民主发展问题，而是中英两国要不要合作，甚至是要不要遵守联合声明的问题。这实际上为中国政府反击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奠定了政治基调。当彭定康试图挑起香港与中央的矛盾的时候，中央则把矛盾转化为中英矛盾，在这种矛盾中，香港市民是否与中央站在一个立场上就成为衡量“爱国者”概念的试金石。
将彭定康政改方案问题导向中英外交，不仅是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且包含了更为深远的政治哲学思考，即主权国家要不要信守国际诺言？在这个问题上，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与中国政治哲学存在根本的分歧。现代西方政治自由主义建立在马基雅维里主义或利维坦主义的基础上，政治不受道德的约束，政治就是野心的驱动，只有野心才能制约野心。这种政治理论导致国际政治中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国际秩序依赖于强权或力量均衡。然而，现代中国政治依然继承了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即强调政治建立在道义和信义基础上的王道政治，而反对基于赤裸裸暴力的霸道政治或霸权主义。因此，面对彭定康抛出的政改方案，邓小平明确指示：对英方背信弃义的做法必须坚决顶住，绝不能让步，要质问他们中英协议还要不要，如果英方一意孤行，我们就另起炉灶。
也许人们想象不出，邓小平在痛斥英国“背信弃义”时，包含了怎样的道德愤怒。当年李鸿章在日本含辱签订《马关条约》时也曾表达过类似的道德愤怒。这实际上是中华文明对现代西方文明的道德谴责。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世界中，这样的道德谴责似乎显得有点迂腐，可它展示了一个古老文明对人类的道德前景和政治的道德基础的深切关怀，展现了一个文明应该具备的道德尊严和道义力量，展现了中华文明的高贵品质。当然，邓小平在谴责英国“背信弃义”时，他和李鸿章一样清醒地认识到政治信义需要政治实力保障。邓小平之所以说在香港问题上我们不能再做李鸿章，是因为新中国具备了捍卫民族尊严的能力，但他很清楚，英国人之所以敢背信弃义是因为中国在国际格局中依然是一个弱国，而这就是现代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命运。正是在对这种命运思考中，邓小平领悟到时机的重要性，即中国必须抓住百年来难得的国际机遇，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道理是近代中国人在内忧外患的政治处镜中领悟的。正是在对天命和机遇的思考和把握中，邓小平定下“韬光养晦”的国策。而就在彭定康发表政改方案前夕，邓小平仍然强调：“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邓小平年谱》，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正是按照小平的思路，彭定康政改方案的首要问题就成为要不要遵守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政制发展达成的协议，即在起草基本法过程中涉及“九七”之前港英立法局直选议席与“九七”后特区立法会直选议席的衔接问题，两国外长通过信函协商达成共识（参见“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十”）。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秘密谈判的内容是不宜公开的，而中国作为礼仪之邦，一直从合作的立场，希望保住英国的外交体面，免得在国际社会出丑。然而，彭定康根本不承认中英两国的协议，并要求公开两国关于政制发展的往来信函。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不得不公开这些外交信函。然而，英国驻华大使、英国外交部和港府却一致认为，中英双方并没有就一九九五年立法会选举达成任何协议。需要注意的是，一九八九年之后英国追随美国拒绝与中国政府直接会谈，双方只能采取信函的方式进行谈判。英国人竟然采取了这种可耻的律师式的狡辩，以没有条约文本为由拒绝承认两国达成的共识。尽管如此，公开的信函中双方磋商和讨价还价的过程清楚地展示出来，而一九九五年立法会“直通车”为特区政府第一届立法会也是在这些信函中确定的。现在，既然英国政府否定了这些信函的约束力，就意味着“直通车”的安排失去了法律效力，“另起炉灶”就成了中国政府唯一的选择。
中英两国外长七份信函的公布引发了香港社会乃至国际舆论的争论，一场批评彭定康政改方案“三违反”（即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和中英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的舆论战就此展开。在中英政治分歧之间，香港人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立场。支持北京立场的被称之为“亲中派”，支持彭定康的被称之为“亲英派”，香港社会就此进一步分化。正如刘兆佳教授所言，“精英之间，精英与市民之间及市民之间，相互摩擦的状况正日显严重；持中间立场的政治力量不得不在‘亲中’、‘亲英’二者间做出选择，激进力量之间则冲突不断。……政改之争正侵蚀着港人治港的基础和条件，港督若不及早恢复自然之道，则光荣撤退只是一个梦想，而港人却要承担未来外部不和、内部分化等‘后遗症’。”而这恰恰是彭定康的政治目的，因为这场斗争本来就以香港人做赌注的（参见“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十一”）。为此，彭定康成功地获得西方世界的支持，美国总统克林顿公开支持彭定康，认为推行民主是美国的利益所在。正是由于西方世界的支持，彭定康将政改方案看做是历史终结处所做的最后斗争。他在一九九三年十月发表的第二份施政报告强调，英国在香港的目的不是建立机制、制度和达成协议，而是要把香港的独特生活方式“延至下一世纪”，其历史意义“不亚于法国大革命”。
当然，中央很清楚，这些美丽的政治修辞不过要掩饰英国人借东欧事变和苏联解体推翻过去的协议，通过加速民主化将香港搞成半独立的政治实体，进而影响中国的政局发展。因此，彭定康的政制改革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事件，而是西方世界肢解中国战略的一部分。面对这种国际局势，中央于一九九三年上半年向香港各界陆续披露邓小平关于香港政改问题的几次谈话内容，表明中央在原则问题上绝不退让。这个原则就是一九九七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原则，就是香港按照基本法的规定行使“一国两制”的原则，就是中国绝不屈从于西方国家支配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按照小平的指示做好了“另起炉灶”的准备，即原来中英协议中的“直通车”计划流产，中方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规定，单方面筹组第一届特区政府。
其实，另起炉灶的问题早就在邓小平的脑子里思考过多遍了。邓小平一直担心的是港英政府在过渡期自搞一套班子，强加于未来的特行政府。因为香港回归没有“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而是“和平过渡”。在“港人治港”的条件下，港人不可能在一九九七年突然接管香港，而必须在过渡期参与管理，熟悉港英政府的运作。而英国人肯定不让真心拥护中央主权的港人或中央信任的港人参与管理，而是培养亲英势力或让反对中央拥有香港主权的港人参与管理，这样就制造了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内在矛盾，为香港回归后中央对香港的管治增加了困难。为此，早在联合声明签署前，小平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政权交接问题上。在一九八二年，他就明确提出爱国爱港政治人才的培养问题：“一般的方法，是培养不出领导人才的。领导人才要在社会里培养。最好要有一个社会团体来担负这个任务。我们说，将来的香港政府是以爱国者为主体。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组织。我们要着眼于培养人才。要找年轻一点的人将来管理香港事务。这些人必须是爱国者。”在一九八三年四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工作是要考虑如何培养干部的问题，要考虑用什么方式来逐步参与管理。……我曾经提过，港澳工委要想法在香港搞些社团，实际上就是政党，英国人搞了一些社团，我们也要搞，可以从中锻炼一批政治人物，没有政治人物不行，这工作不能抓的太晚。”（转引自，齐鹏飞：《邓小平与一国两制》，188—189页）
邓小平思考爱国爱港政治人才的培养尤其关注其组织形式，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英国人控制着建制力量，而爱国爱港人才的培养只能在建制外进行，只有组织政团才能将建制外的人才凝聚起来，形成政治力量。工联会这样的香港传统左派组织无疑是爱国爱港的基本力量，但由于港英政府的政治压制以及一九六七年反英抗议运动的包袱，这些组织在整个社会被边缘化，即使发展这些组织，也“远水不解近渴”，难以适应香港回归的工作重心，即通过稳定香港的大资本家来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在这种背景下，新华社香港分社全力纠正了历史上形成的“一左二窄”的工作局面，着力拓展对香港社会上层精英（如资本家和中产专业人士）的统战工作，使得爱国爱港力量从原来纯粹的地区左派组织发展为包括工商界和中产专业界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爱国爱港阵营由此也在香港被称之为“统一战线派”，与所谓的“民主派”形成对峙。正是在统一战线基础上，无论在中英谈判中，还是在基本法制定过程中，工商界人士和部分中产专业人士都成为香港回归的坚定拥护者，成为中央可以信任和依赖的管治者。
然而，一九八九年北京政治风波和一九九二年彭定康政改方案彻底打乱了爱国爱港人才的发展计划，使一九八二年以来逐渐聚集起来的爱国爱港政治精英发生了分化，政治力量遭到削弱，以致在一九九一年立法局直选中惨遭失败。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港澳工委痛定思痛，调整了重统战、轻选举，重工商专业界、轻地区力量的工作思路，加强了地区力量建设。一九九二年代表地区力量的“民主建港联盟”（民建联）成立，一九九三年代表工商界利益的自由党成立。一九九五年，代表中产专业界人士的“香港协进联盟”（港进联）成立。就在爱国爱港阵营重新凝聚力量时，民主派阵营也加强了力量整合,一九九四年，“港同盟”与“汇点”合并，成立民主党，两大阵营就一九九四年的区议会选举和一九九五年的立法局选举展开了较量。其中，“民建联”打出爱国爱港的旗号，成为区议会的第二大党。这是香港爱国左派在一九六七年反英抗议运动之后第一次正面登上香港政治舞台，对香港政局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爱国爱港政团在港英立法局选举中拥有的政治力量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构成了一定的制约，自由党在立法局中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提出了修正案。彭定康为了使其政改方案在立法局中顺利通过，不惜透过英国政府对在香港立法局中拥有一票的英国大商家施加政治压力，迫使其投票否决自由党的修改案。一九九四年六月三十日，在彭定康全力游说下，港英立法局通过了对立法局选举条例的修订，并以一票之差否决了自由党提出的修改方案。这意味着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具有了法律效力，中英两国政治谈判的大门彻底关上了。
就在港英立法局通过政改方案两个多月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宣布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区议会于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终止，并决定由特区政府筹委会筹组第一届特区政府立法会。在彭定康看来，这无疑给他的政制改革下达了“死亡通知书”。可当时在港英政府的统治下，香港不可能透过选举产生立法会议员，全国人大遂批准了“筹委会”的决定，由四百名港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六十名立法会议员，由于这些议员不是按照基本法产生的，因此立法会也被称之为“临时立法会”。此时，经历了一九九二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中国，非但没有瓦解，反而彻底走出了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阴影，经济上持续增长，政治上变得更加稳定和自信。香港人对中央的信任度开始上升，而英国政府则失去了筹组新政府的参与权。这时，英国政府才开始检讨对华政策，外交部“中国通”们的声音重新占了上风，而随着一九九七年五月英国大选后工党取代保守党上台执政，合作已不可避免。期间，尽管英国政府着力培养陈方安生成为未来的行政长官，可命运和机遇却与她擦肩而过。特区政府成立后，中央着眼于香港的稳定让港英政府公务员全部过渡，陈方安生继续作为“公务员之首”辅助行政长官董建华，这既是香港顺利回归的前提，也为香港后来的政治分歧埋下伏笔。而上诉法院的陈兆恺法官在马维锟案中的主张遭到了香港自由派大律师们的批评，于是两年后的居港权案中，终审法院彻底推翻了马维锟案中的推理，主张香港法院可以对主权者的行为行使违宪审查权，由此引发了一场不可避免的政治斗争。而在这一系列争夺基本法解释权的过程中，伦敦培养出来的普通法大律师们逐渐迈向香港政坛。
香港基本法被称之为香港的“小宪法”，可在基本法中并没有“临时立法会”这个机构。李志喜等人试图从法律形式主义的立场要求特区上诉法院宣布全国人大设立的“临时立法会”为非法机构。然而，这种法律形式主义忽略了香港回归的政治现实，即由于英国的故意对抗使得港英政府的最后一届立法局无法与基本法规定的立法会相互衔接。那就意味着香港回归之后特区政府会陷入没有立法会机关的状态，整个特区政府将无法运作。而面对香港宪政革命所产生的紧急状态下，全国人大认可了“筹委会”决定成立“临时立法会”这个基本法上没有地位的临时性机构，无疑属于主权者在紧急情况下做出的政治决断。上诉法院的陈兆恺法官正是基于这种紧急状态的主权学说，主张“临时立法会的组建是出于紧急状态的临时措施。主权者无疑有权力这么做。它也无意于破坏基本法。这么做意在履行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决定的条款”。肯定“临时立法会”，就肯定了全国人大的主权者地位，也捍卫了中国政府与英国就彭定康政制改革展开斗争的政治成果。而要明了“临时立法会”的来历，就不能不说到中英就彭定康政制改革展开的政治较量（参见“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十一”）。
就在彭定康发表施政报告的第二天，港澳办发言人就政改方案发表谈话，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香港发展民主，但这种民主发展一要循序渐进，二要与基本法衔接，保证香港顺利过渡。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对香港政制发展做出了“重大的变动”，导致无法与基本法相衔接。且彭定康未经与中方磋商，就单方面公布所谓的“建议”，“蓄意挑起一场公开争论”，不符合联合声明强调的中英双方在过渡期的合作原则，不利于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如果香港在后过渡期出现与基本法不衔接，中央将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另行成立特区政府。这是一个理性的、有节制的声明，也是充满政治智慧的声明。其政治智慧就在于把香港政制发展转化为中英两国的外交问题，即中英联合声明确立的两国协商解决后过渡期的问题。由此，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就不再是香港民主发展问题，而是中英两国要不要合作，甚至是要不要遵守联合声明的问题。这实际上为中国政府反击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奠定了政治基调。当彭定康试图挑起香港与中央的矛盾的时候，中央则把矛盾转化为中英矛盾，在这种矛盾中，香港市民是否与中央站在一个立场上就成为衡量“爱国者”概念的试金石。
将彭定康政改方案问题导向中英外交，不仅是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且包含了更为深远的政治哲学思考，即主权国家要不要信守国际诺言？在这个问题上，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与中国政治哲学存在根本的分歧。现代西方政治自由主义建立在马基雅维里主义或利维坦主义的基础上，政治不受道德的约束，政治就是野心的驱动，只有野心才能制约野心。这种政治理论导致国际政治中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国际秩序依赖于强权或力量均衡。然而，现代中国政治依然继承了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即强调政治建立在道义和信义基础上的王道政治，而反对基于赤裸裸暴力的霸道政治或霸权主义。因此，面对彭定康抛出的政改方案，邓小平明确指示：对英方背信弃义的做法必须坚决顶住，绝不能让步，要质问他们中英协议还要不要，如果英方一意孤行，我们就另起炉灶。
也许人们想象不出，邓小平在痛斥英国“背信弃义”时，包含了怎样的道德愤怒。当年李鸿章在日本含辱签订《马关条约》时也曾表达过类似的道德愤怒。这实际上是中华文明对现代西方文明的道德谴责。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世界中，这样的道德谴责似乎显得有点迂腐，可它展示了一个古老文明对人类的道德前景和政治的道德基础的深切关怀，展现了一个文明应该具备的道德尊严和道义力量，展现了中华文明的高贵品质。当然，邓小平在谴责英国“背信弃义”时，他和李鸿章一样清醒地认识到政治信义需要政治实力保障。邓小平之所以说在香港问题上我们不能再做李鸿章，是因为新中国具备了捍卫民族尊严的能力，但他很清楚，英国人之所以敢背信弃义是因为中国在国际格局中依然是一个弱国，而这就是现代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命运。正是在对这种命运思考中，邓小平领悟到时机的重要性，即中国必须抓住百年来难得的国际机遇，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道理是近代中国人在内忧外患的政治处镜中领悟的。正是在对天命和机遇的思考和把握中，邓小平定下“韬光养晦”的国策。而就在彭定康发表政改方案前夕，邓小平仍然强调：“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邓小平年谱》，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正是按照小平的思路，彭定康政改方案的首要问题就成为要不要遵守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政制发展达成的协议，即在起草基本法过程中涉及“九七”之前港英立法局直选议席与“九七”后特区立法会直选议席的衔接问题，两国外长通过信函协商达成共识（参见“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十”）。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秘密谈判的内容是不宜公开的，而中国作为礼仪之邦，一直从合作的立场，希望保住英国的外交体面，免得在国际社会出丑。然而，彭定康根本不承认中英两国的协议，并要求公开两国关于政制发展的往来信函。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不得不公开这些外交信函。然而，英国驻华大使、英国外交部和港府却一致认为，中英双方并没有就一九九五年立法会选举达成任何协议。需要注意的是，一九八九年之后英国追随美国拒绝与中国政府直接会谈，双方只能采取信函的方式进行谈判。英国人竟然采取了这种可耻的律师式的狡辩，以没有条约文本为由拒绝承认两国达成的共识。尽管如此，公开的信函中双方磋商和讨价还价的过程清楚地展示出来，而一九九五年立法会“直通车”为特区政府第一届立法会也是在这些信函中确定的。现在，既然英国政府否定了这些信函的约束力，就意味着“直通车”的安排失去了法律效力，“另起炉灶”就成了中国政府唯一的选择。
中英两国外长七份信函的公布引发了香港社会乃至国际舆论的争论，一场批评彭定康政改方案“三违反”（即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和中英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的舆论战就此展开。在中英政治分歧之间，香港人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立场。支持北京立场的被称之为“亲中派”，支持彭定康的被称之为“亲英派”，香港社会就此进一步分化。正如刘兆佳教授所言，“精英之间，精英与市民之间及市民之间，相互摩擦的状况正日显严重；持中间立场的政治力量不得不在‘亲中’、‘亲英’二者间做出选择，激进力量之间则冲突不断。……政改之争正侵蚀着港人治港的基础和条件，港督若不及早恢复自然之道，则光荣撤退只是一个梦想，而港人却要承担未来外部不和、内部分化等‘后遗症’。”而这恰恰是彭定康的政治目的，因为这场斗争本来就以香港人做赌注的（参见“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十一”）。为此，彭定康成功地获得西方世界的支持，美国总统克林顿公开支持彭定康，认为推行民主是美国的利益所在。正是由于西方世界的支持，彭定康将政改方案看做是历史终结处所做的最后斗争。他在一九九三年十月发表的第二份施政报告强调，英国在香港的目的不是建立机制、制度和达成协议，而是要把香港的独特生活方式“延至下一世纪”，其历史意义“不亚于法国大革命”。
当然，中央很清楚，这些美丽的政治修辞不过要掩饰英国人借东欧事变和苏联解体推翻过去的协议，通过加速民主化将香港搞成半独立的政治实体，进而影响中国的政局发展。因此，彭定康的政制改革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事件，而是西方世界肢解中国战略的一部分。面对这种国际局势，中央于一九九三年上半年向香港各界陆续披露邓小平关于香港政改问题的几次谈话内容，表明中央在原则问题上绝不退让。这个原则就是一九九七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原则，就是香港按照基本法的规定行使“一国两制”的原则，就是中国绝不屈从于西方国家支配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按照小平的指示做好了“另起炉灶”的准备，即原来中英协议中的“直通车”计划流产，中方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规定，单方面筹组第一届特区政府。
其实，另起炉灶的问题早就在邓小平的脑子里思考过多遍了。邓小平一直担心的是港英政府在过渡期自搞一套班子，强加于未来的特行政府。因为香港回归没有“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而是“和平过渡”。在“港人治港”的条件下，港人不可能在一九九七年突然接管香港，而必须在过渡期参与管理，熟悉港英政府的运作。而英国人肯定不让真心拥护中央主权的港人或中央信任的港人参与管理，而是培养亲英势力或让反对中央拥有香港主权的港人参与管理，这样就制造了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内在矛盾，为香港回归后中央对香港的管治增加了困难。为此，早在联合声明签署前，小平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政权交接问题上。在一九八二年，他就明确提出爱国爱港政治人才的培养问题：“一般的方法，是培养不出领导人才的。领导人才要在社会里培养。最好要有一个社会团体来担负这个任务。我们说，将来的香港政府是以爱国者为主体。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组织。我们要着眼于培养人才。要找年轻一点的人将来管理香港事务。这些人必须是爱国者。”在一九八三年四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工作是要考虑如何培养干部的问题，要考虑用什么方式来逐步参与管理。……我曾经提过，港澳工委要想法在香港搞些社团，实际上就是政党，英国人搞了一些社团，我们也要搞，可以从中锻炼一批政治人物，没有政治人物不行，这工作不能抓的太晚。”（转引自，齐鹏飞：《邓小平与一国两制》，188—189页）
邓小平思考爱国爱港政治人才的培养尤其关注其组织形式，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英国人控制着建制力量，而爱国爱港人才的培养只能在建制外进行，只有组织政团才能将建制外的人才凝聚起来，形成政治力量。工联会这样的香港传统左派组织无疑是爱国爱港的基本力量，但由于港英政府的政治压制以及一九六七年反英抗议运动的包袱，这些组织在整个社会被边缘化，即使发展这些组织，也“远水不解近渴”，难以适应香港回归的工作重心，即通过稳定香港的大资本家来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在这种背景下，新华社香港分社全力纠正了历史上形成的“一左二窄”的工作局面，着力拓展对香港社会上层精英（如资本家和中产专业人士）的统战工作，使得爱国爱港力量从原来纯粹的地区左派组织发展为包括工商界和中产专业界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爱国爱港阵营由此也在香港被称之为“统一战线派”，与所谓的“民主派”形成对峙。正是在统一战线基础上，无论在中英谈判中，还是在基本法制定过程中，工商界人士和部分中产专业人士都成为香港回归的坚定拥护者，成为中央可以信任和依赖的管治者。
然而，一九八九年北京政治风波和一九九二年彭定康政改方案彻底打乱了爱国爱港人才的发展计划，使一九八二年以来逐渐聚集起来的爱国爱港政治精英发生了分化，政治力量遭到削弱，以致在一九九一年立法局直选中惨遭失败。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港澳工委痛定思痛，调整了重统战、轻选举，重工商专业界、轻地区力量的工作思路，加强了地区力量建设。一九九二年代表地区力量的“民主建港联盟”（民建联）成立，一九九三年代表工商界利益的自由党成立。一九九五年，代表中产专业界人士的“香港协进联盟”（港进联）成立。就在爱国爱港阵营重新凝聚力量时，民主派阵营也加强了力量整合,一九九四年，“港同盟”与“汇点”合并，成立民主党，两大阵营就一九九四年的区议会选举和一九九五年的立法局选举展开了较量。其中，“民建联”打出爱国爱港的旗号，成为区议会的第二大党。这是香港爱国左派在一九六七年反英抗议运动之后第一次正面登上香港政治舞台，对香港政局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爱国爱港政团在港英立法局选举中拥有的政治力量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构成了一定的制约，自由党在立法局中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提出了修正案。彭定康为了使其政改方案在立法局中顺利通过，不惜透过英国政府对在香港立法局中拥有一票的英国大商家施加政治压力，迫使其投票否决自由党的修改案。一九九四年六月三十日，在彭定康全力游说下，港英立法局通过了对立法局选举条例的修订，并以一票之差否决了自由党提出的修改方案。这意味着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具有了法律效力，中英两国政治谈判的大门彻底关上了。
就在港英立法局通过政改方案两个多月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宣布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区议会于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终止，并决定由特区政府筹委会筹组第一届特区政府立法会。在彭定康看来，这无疑给他的政制改革下达了“死亡通知书”。可当时在港英政府的统治下，香港不可能透过选举产生立法会议员，全国人大遂批准了“筹委会”的决定，由四百名港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六十名立法会议员，由于这些议员不是按照基本法产生的，因此立法会也被称之为“临时立法会”。此时，经历了一九九二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中国，非但没有瓦解，反而彻底走出了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阴影，经济上持续增长，政治上变得更加稳定和自信。香港人对中央的信任度开始上升，而英国政府则失去了筹组新政府的参与权。这时，英国政府才开始检讨对华政策，外交部“中国通”们的声音重新占了上风，而随着一九九七年五月英国大选后工党取代保守党上台执政，合作已不可避免。期间，尽管英国政府着力培养陈方安生成为未来的行政长官，可命运和机遇却与她擦肩而过。特区政府成立后，中央着眼于香港的稳定让港英政府公务员全部过渡，陈方安生继续作为“公务员之首”辅助行政长官董建华，这既是香港顺利回归的前提，也为香港后来的政治分歧埋下伏笔。而上诉法院的陈兆恺法官在马维锟案中的主张遭到了香港自由派大律师们的批评，于是两年后的居港权案中，终审法院彻底推翻了马维锟案中的推理，主张香港法院可以对主权者的行为行使违宪审查权，由此引发了一场不可避免的政治斗争。而在这一系列争夺基本法解释权的过程中，伦敦培养出来的普通法大律师们逐渐迈向香港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