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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前苏联西部城市斯摩棱斯克(现白俄罗斯境内)附近约90公里处的原始森林。一条铺满青草和落叶的小路，蜿蜒地伸向密林深处的一块空地。亭亭玉立的白桦树陪伴着的那座孤独的石碑，默默地诉说着一个沉重的故事，一个尽管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却仍然沉重得使人透不过气来的，浸透着血与泪的故事。
苏德签订秘密协定 分别出兵瓜分波兰
历史将我们带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上空阴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每个国家都在处心积虑地寻求维护自身安全的途径。
1939年8月2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突然访问莫斯科，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闪电般地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双方互相不以武力加于对方；不参加任何反对对方的国家集团；缔约一方与任何第三方发生战争行为时，另一方保持中立；双方保持密切接触和情报交换；条约一经签字，立即生效。这一条约的签订，大大加强了双方在欧洲的安全地位。德国免除了东顾之忧，得以全力扫荡西欧；苏联则将纳粹这股祸水推向了西方，让张伯伦、达拉弟尝一尝“绥靖政策”的苦果。
但是，附属于该条约的议定书，却被双方“视为绝密”，不肯对外公布。正因为是秘密的，也就无需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双方都毫不隐讳自己的领土扩张欲望，干脆划定了德苏两国在东欧的“利益范围”。斯大林亲自用笔将波兰一分为二，规定了在波兰领土上的德苏新边界，即以纳累夫河、维斯瓦河、桑河为界，西部波兰归德国，东部波兰属苏联。波兰在历史上第四次被东、西两个强邻所瓜分。
1948年1月，美国国务院编辑出版了《1939—1941年的纳粹苏联关系》，第一次公布了从德国缴获的有关德苏关系的外交文件，其中一份正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附属议定书。苏联强烈抗议美国单方面公布德国外交文件的行为，但从未正面否认这一份文件的真实性及其存在。在克里姆林宫的秘密档案柜中，至今仍保存着那幅由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划分并签名的波兰地图。
1939年的9月1日，对波兰人犹如噩梦一般。纳粹德国的75万大军、2400辆坦克、2300余架飞机，兵分三路，扑向波兰。装备低劣的150万波军奋起抵抗，斯拉夫骑士甚至挥舞着马刀、长枪向德军的装甲部队发起冲锋，但终于抵挡不住现代化装备的新一代条顿骑士。半个月后，德军兵临华沙城下。
9月17日凌晨2点，斯大林召见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递交了一份照会，宣称“德波战争已使波兰国家崩溃……波兰政府已经垮台”，“波兰局势已对苏联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告知德国“苏军将对波进行解放性讨伐”。四个小时之后，苏军越过边界，迅速占领了按秘密协定划给苏联的波兰东部领土，总共20万平方公里、1300万人口。不久后，分别并入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9月28日，里宾特洛甫又一次来到莫斯科，与莫洛托夫签署了《苏德友好与边界条约》，并通过新的补充秘密协定，对彼此的“利益范围”进行了调整；心满意足的两大国，面对已摆在餐桌上的羔羊，“友好”地分而食之。双方确认了“苏德间的最终边界”，而这一条“苏德边界”的两侧，都是主权国家波兰的领土。由于德军侵入波兰稍稍改变了原来划定的势力范围，双方决定将布格河与维斯瓦河之间的波兰领土划给德国；作为补偿，原定两国瓜分的立陶宛全部划归苏联，苏联则需给德国750万金卢布(当时约合3150万德国马克)的“辛苦费”。
斯大林很守信用，一直按期支付这笔款子，直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夕清偿完毕。
莫洛托夫在1939年10月31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解释说，苏军进入波兰是为了解放因波兰政府瓦解而处于无人照看之困境的少数民族——西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犹太人。他“庄严”地宣告：“先是德军、后是苏军的迅速出击，使波兰这个凡尔赛条约的怪胎灰飞烟灭。”
万余波兰军官下落不明 多次询问苏方不得要领
苏军攻人波兰后，少量波军曾进行过十来天的抵抗，但很快即被击溃，波兰将军约·奥尔欣纳·维辛斯基战死沙场。波军腹背受敌，一败涂地，总司令雷兹斯密格利元帅只好下令不以苏军为交战对象。20多万波军自动向苏军投降，其中有1．5万军官，包括13名将军、859名校官、1517名上尉、6000多中尉和少尉。
波军官兵投降后，被送到苏联西部，分别关人上百个战俘营。经过仔细地甄别，士兵陆续释放，军官则被移交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局，发往三个劳改营集中关押。其中加里宁地区的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6441人，斯摩棱斯克地区的科泽利斯克集中营4666人，哈尔科夫地区的斯塔罗别尔斯克集中营3894人，另在沃洛格达市郊的格里亚佐夫茨448人。此外，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的其他集中营还关押着10685名波兰人，其中有军官、警察、宪兵、谍报人员和神甫、政府官员，以及学者、专家、医生、工程师等。
作为战俘，波兰军官可以与家人通信，这是《日内瓦公约》所赋予的权利。外界也因此而知道他们的状况，至少知道他们还活着。但1940年4月以后，集中营与外界的通信被切断，波兰这1．5万名军官从此音信杳无。
流亡英国的波兰政府对被俘波兰人的命运极为关心，因为这些人是波兰重建军队、收复国土的骨干力量，是波兰民族的优秀分子，是民族振兴的希望。
1940年10月，波军贝尔林格上校奉命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查询波兰被俘军官的下落，部长贝利亚的副手梅尔库罗夫出面回答说：“没有这些人。”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驻英大使马伊斯基于1941年7月30日与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签订协议，恢复两国外交关系。苏联政府同意在本国境内建立波兰军队，共同打击德国法西斯，并释放关押在集中营的波兰军官，作为新的波军的中坚。
8月4日，在波军中素孚众望的安德尔斯将军获释，奉命在苏联境内组建波军，并在苏联各地设立征兵站，招纳流散的波兰官兵。几个月过去了，前来报名的波兰军官尚不足1000人。贝尔林格向安德尔斯汇报了被俘波兰军官的情况，以及在押人数。安德尔斯下令在波军司令部成立特别处，全力寻找失踪的波兰军官，并再次向苏方查询。苏方答复说：苏境内只有1000名波兰军官。于是，波兰列出了两份波兰失踪军官的名单，共8000多人，先后交给苏方。安德尔斯也亲笔致信苏联内务部，请求帮助寻找，但苏方避而不答。波方提出的名单、发出的请求、递交的信件，一概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波方万般无奈，只好向苏联最高当局直接查询。1941年12月3日，西科尔斯基访苏，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当面询问一万多波兰军官现在何处。斯大林稍一犹豫便回答说：“他们被释放后就跑掉了，可能跑到了满洲里。”1942年3月18日，安德尔斯再次直接向斯大林查问波兰军官的下落，斯 大林又改口说：“他们可能在德占区。”苏派驻波兰流亡政府的大使鲍格莫洛夫则一口咬定：“波兰军官已全部被释放。”
与此同时，波兰红十字会、民众团体和失踪军官家属也在积极寻找亲人的下落。1942年夏天，根据当地居民提供的线索，终于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一带的密林深处，找到一个埋葬着成百上千人的“公墓”。波兰国内地下抵抗组织派人前往调查，虽然尸体因腐烂已无法辨认，但现场遗留的信件、日记、报纸，以及军服上金属制的星徽、钮扣等，足以证明死者均为波兰军官。
有关的证据、材料及报告，通过各种渠道转交给了波兰流亡政府。波兰政府随即编写了一份文件，内容包括上述有关波兰军官的证据、材料，以及波方致苏方查询这一问题的八封信件等，转达苏联政府，但仍然是石沉大海，苏联政府未予任何回复。
波方五内俱焚，苏方三缄其口。波方百般查找，苏方无动于衷。难道这一万五千条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烟消云散了吗?
德国披露事件真相 苏联方面反唇相讥
仅仅几个月后，卡廷疑案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43年4月13日，纳粹德国的柏林电台广播了一条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新闻：德军在卡廷森林发现了八个埋有几千人的葬尸坑，从死者军服看，他们是波兰军官，死亡时间大约在1940年春天，都是被人“熟练地用手枪从脑后击毙的”，这是“典型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暴行”。
4月15日，波、德政府分别邀请国际红十字会派人赴卡廷森林进行调查。但由于苏联坚决反对，国际红十字会拒绝了波、德的请求。于是，德国组织了“中立的”欧洲委员会，由德国所占领的各国派出专家，加上中立国瑞士的一名代表，前往卡廷森林调查。波兰红十字会也派出一个调查组同时前往。两个调查组在已有三年树龄的白桦树下，找到了约4000具尸骨，进行了检验；走访了当地居民，提取了证词；搜寻到信件、报纸、日记等物证3184件。他们的调查报告，详尽地说明了墓地和尸体的分布情况；根据对物证的检验，认定死者系波兰军官；而尸骨上的伤痕和信件、日记、报纸的截止日期，则说明死者都是在1940年4—5月间被用同样方式杀害的。
虽然调查报告并未指明谁应对卡廷惨案负责，但稍有理智的人都清楚，1940年春天，卡廷及斯摩棱斯克所在的苏联西部地区，是在苏联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有谁能在这里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杀戮呢?
纳粹德国拿到调查报告后如获至宝，立即开动宣传机器，不遗余力地大肆宣扬。又用飞机将波兰人和欧洲各国的代表团接二连三地送往卡廷，凭吊或参观墓地。卡廷——这个原本寂静安宁的森林，顿时变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并在传媒上被“炒”得沸沸扬扬。德军还向代表们出示了所缴获的苏联内务部下达的电报指令和斯摩棱斯克内务局的档案材料，指控苏联是卡廷惨案的凶手。
其实，德国早在1941年夏进攻斯摩棱斯克时，就已从被炮弹炸翻的白桦树下发现过“万人坑”，但并未做详细调查，也未大事声张，反而草草地又将尸体掩埋。之所以两年后又将此事提出，自有其不可告人的用意——曾杀害几百万波兰人的纳粹，怎么会突然为波兰人主持公道呢?
原来，1943年欧洲战场形势逆转，苏联红军开始反攻，英、美积极筹备开辟第二战场，德国法西斯走上了灭亡之路。于是，卡廷事件就成了他们离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从道义上、政治上打击德军的最大克星——苏联的救命稻草。
对于纳粹德国的攻击，苏联岂能听之任之。就在柏林电台广播后的第三天，即1943年4月15日，莫斯科电台就发表评论，指责德国是“肮脏的臆想、无耻的捏造”。苏联新闻局也发表公报，说波兰军官曾在斯摩棱斯克以西服劳役，苏德战争爆发后来及撤退，落人德国法西斯之手，惨遭杀害，可见制造卡廷惨案的恰恰是德国纳粹自己。
1943年下半年，苏军已收复斯摩棱斯克，苏联政府组成“确定与调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枪杀波兰战俘军官情况特别委员会”，以布尔琴科院士为首的调查组奉命到卡廷调查。
1944年1月24日，特别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称：波兰军官一万余人在1940年春天从原关押的集中营撤出，在斯摩棱斯克地区修筑工事和道路。德军侵苏后，苏军仓促撤退，而波兰战俘却未能及时撤走，于1941年7月落人德军手中。德军将波兰战俘一批批地送到卡廷森林，由代号为“第537工程营”的德军特种部队执行枪决。1943年初，军事形势的变化对德国不利，希特勒决定利用卡廷森林事件进行挑拨离间。于是逼迫当地居民提供伪证，对现场的文件进行筛选，取走1940年春天以后的文件和物证，又从别处运来尸体埋人墓坑中。报告认为：尸体头上的德造子弹和从脑后开枪的“纳粹方式”，均说明凶手为德国。德国贼喊捉贼，嫁祸于苏联，不过是戈培尔之流恶人先告状的一贯手法。
但是，西方人士当时就指出：苏方观点缺乏有力的证据，已提出的证据也难以服人。
波兰政府要求调查 苏联中断与波关系
就在苏德双方互相攻讦的同时，苏波关系也因卡廷事件而急剧恶化了。波兰人显然并不认同苏联的说法。
1943年4月16日，波兰红十字会秘书长克仁斯基递交了一份有关卡廷之行的报告，认定惨案发生于1940年春天，要求政府再次采取有效行动，迅速查清波兰军官的下落。4月17日，波兰流亡政府国防部长克耶基尔发表官方声明，详述了波兰军官从被俘到失踪的情况，披露了波兰政府掌握的材料和为查找失踪军官所作的努力，以及苏联一直不予明确答复的情况。
波兰政府宣布：已要求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合格的国际机构”调查卡廷事件真相，并于4月20日向苏联发出照会，指出“德国法西斯宣传机器正利用卡廷森林事件来掩盖发生在德国集中营里的暴行”，波苏应通力合作，查明真相，回击纳粹阴谋。
苏方的反应出人意料。《真理报》第二天即发表社论，题目是《与希特勒勾结的波兰人》，指责波兰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卡廷事件“是对纳粹分子挑拨离间的直接而明显的帮凶行为”。
4月26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召见波驻苏大使，递交了一份措词极为严厉的照会，指控波兰政府在没有向苏联政府“请求解释”之前，就背着苏联与德国一起请求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调查，并“以同样的方式”通过报刊大事宣传，“走上了与希特勒政府沆瀣一气的道路”。最后说，既然波兰政府已“堕落到如此地步”，对苏联“采取敌视行为”，苏联政府已别无选择，决定“中止与波兰政府的关系”。正在并肩反抗纳粹德国的盟国，就这样反目成仇了。
如果说柏林电台广播的消息是“一石”，那么波苏关系骤然恶化就是“千重浪”中最剧烈的一浪，在反法西斯阵营内部引起了广泛的震动，美英两国尤为焦虑不安。在美英看来，战胜法西斯是当时的最高利益，而反法西斯同盟的团结是战胜法西斯的必要 前提，因此，卡廷事件的真相和德苏谁是谁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弥补波苏裂痕，维护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特别是正当美英军在北非、太平洋与德意日法西斯打得难解难分之际，更需要苏联红军拖住德军主力，岂能轻易为卡廷事件开罪苏联。波兰人在这个时候提出卡廷问题，实在是目光短浅、思虑不周。所以美英采取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劝波苏重归于好，不要中了纳粹德国的一石二鸟之计。西方舆论也一反“公正、客观、真实”的姿态，充当起“和事佬”。或对波苏断交深表遗憾，或认为波苏都中了德国的反间计……，谁也不提“事实真相”几个字。曾任英驻波大使的欧文·奥马利勋爵认定苏联应对卡廷事件负责的调查报告，也被英国政府列为“绝密”，锁入了国家档案局的保险柜。
国际法庭怪事迭出 苏方咬定罪在纳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在和平、正义、公理和人道的旗帜下，对法西斯战犯的一切残暴罪行进行审判。卡廷惨案也不可避免地提到了纽伦堡国际法庭之上。苏方检察官鲁坚科要求法庭不进行调查和辩论，就认可苏联“特别委员会”关于卡廷事件的报告，但为法庭拒绝。法庭坚持对卡廷事件进行调查。
然而在法庭辩论和调查中，却出现了许多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怪事，使卡廷事件的来龙去脉更加扑朔迷离，真伪难辨。
怪事之一：鲁坚科与德方证人对质时，先后两次改变对同样事实的说法，被认为是“苏方理由欠充足、证据不充分的明证”。但法庭对此并未追究。
怪事之二：苏方指控德军上校阿伦斯作为537工程营的指挥官，是1941年9月在卡廷杀害万余名波兰军官的罪魁祸首。但阿伦斯在法庭上作证说：他从未担任过537工程营的指挥官，该部队也从未在斯摩棱斯克驻扎过。1941年9月驻守该地的，是贝登科上校指挥的537通讯团。
怪事之三：波兰作为卡廷事件受害者所搜集、掌握的大量证据，未被允许提交法庭。
怪事之四：当年参加“欧洲委员会”共同调查卡廷事件的两名专家，提供的证词截然相反。保加利亚的马尔克博士否认当年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可靠性，转而同意苏方观点；瑞士的纳维勒博士不但坚持当年的调查结论，而且补充了不少新的证据。
怪事之五：波兰检察官罗曼因坚信德国人是“卡廷刽子手”，被苏联允许再赴卡廷调查。罗曼在那里搜集到大量材料，并在斯摩棱斯克内务局的地下档案室发现了该局与内务部就执行卡廷屠杀行动的往来电报，因而改变了看法，写出了苏联应对卡廷惨案负责的调查报告。但他和他的报告都未能进入国际法庭。刚回到波兰，罗曼就神秘地死去，他的调查报告和所有材料也不翼而飞。
怪事之六：曾向“欧洲委员会”提供证词的卡廷当地居民数人，在1944年以后也都相继突然死去。
尽管大量的证据看上去都对苏联不利，但苏联坚持其“特别委员会”的结论。而1946年9月30日纽伦堡国际法庭对战争罪行的判决中，只字未提卡廷事件。
苏联方面觉得卡廷事件这一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于是在卡廷森林深处那八个墓穴所在的空地上立下一块石碑，上书“纪念1941年被希特勒匪徒杀害的波兰军官”。在苏联的一切媒体和文字记载中，卡廷事件的凶手是纳粹德国已成定论。
然而，历史真能就这样糊里糊涂翻过去吗?
冷战加剧旧事重提 苏联逐步陷于被动
其实，人们很清楚，纽伦堡国际法庭之所以回避了对卡廷事件的判决，主要是“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政治在法律上的反映。
苏联固然不会自动地坐到被告席上，美国也不希望让苏联人过于难堪，因为在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中还需要与苏联合作。至于波兰，在大国的棋局中只是既可利用亦可放弃的一枚棋子而已。
不过，国际法庭未对卡廷事件明确判决，未尝不是埋下了日后重提此事的伏笔。在大国的勾结中回避的话题，完全可能因大国之间关系的变化而被重提。
果然，二战的尘埃尚未落定，国际形势就急转直下，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瓦解，全面冷战不断加剧。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了对苏联实施“遏制战略”的“杜鲁门主义”，政治讹诈、经济制裁、军事封锁……无所不用其极。卡廷事件也作为攻击苏联“专制”、“暴虐”、“不人道”的有力武器，而被开封启用。
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成立“特别委员会”重新调查卡廷事件。一年后发表的调查报告称：各项证据确凿证明“卡廷森林里杀害波兰军官一事，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为，日期不迟于1940年春季”。报告一经公布，西方各国群起呼应，对苏施加压力，要求澄清事实。英国也公布了掌握的材料，包括奥马利勋爵10年前的那份报告。新闻媒介更是推波助澜，大炒特炒，再次搞得沸沸扬扬。
苏联岂能示弱认输，当即予以反击，宣称卡廷事件已于1946年经国际法庭予以解决，美国再次抛出这一问题是别有用心。1952年3月3日以后，《真理报》连续15天，每天用一个整版刊登苏方“特委会”当年的报告，并发表了题为《美国诽谤者》的长篇评论文章。《文学报》指责“闹着重新调查卡廷事件的美国人都是纳粹的老朋友”。苏联传媒众口一辞，或反唇相讥，或矢口否认。
其实，对于争论的双方而言，卡廷事件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利用这一事件攻击、毁谤对方，为本国的全球战略服务。谁也没有真正地关心波兰人民的感情，谁也没有设身处地为一万多无辜亡灵及其亲友着想。
1948年，当年在苏联寻找失踪波兰军官的安德尔斯将军主编了《卡廷森林罪行材料》，在伦敦出版后再版十多次。1957年7月，联邦德国的《七月》杂志发表了德军缴获的一份苏联文件，内容是报告在1940年6月2—6日拆除科泽利斯克、斯塔罗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三个波兰战俘营的情况，上面有白俄罗斯内务部主任塔尔科夫的亲笔签名。但苏联政府仍拒不承认所有指控和文件，只是未再提出新的有力反证。当时的克格勃主席谢列平还在1959年3月3日向赫鲁晓夫建议：“销毁被枪杀者的所有档案材料，只保留内务人民委员部三人小组会议的记录稿”。
与西方大肆喧嚣形成极大反差，东方各国对卡廷事件都讳莫如深。官方在表面上或重复苏方观点，或绝口不提此事，但私下都未信服苏方结论。
波兰人民普遍认为卡廷事件罪在苏联。苏驻波外交机构的墙上，经常出现“不忘1939年9月17日”、“为卡廷死难者报仇”等标语；在华沙的波瓦斯基公墓，为悼念卡廷死难者而置放的国旗、鲜花、蜡烛……常年不绝。波兰人认为政府屈从苏联、掩盖真相是民族的奇耻大辱，苏联政府拒不澄清事实是大国沙文主义。
这种局面，直到80年代才有所变化。1980年以后，波兰一些半官方和非官方报刊开始发表涉及卡廷事件的文章和材料，使长期封盖这一事件的坚冰出现了裂缝。1987年，波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公开声 称，“1940年杀害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系苏联所为”。这虽然还不是官方正式声明，但由官方人士如此明白无误地指控苏联，毕竟是40年来石破天惊第一声，预示着卡廷冤案的大白天下为期不远了。
波苏两国共同调查 卡廷疑案真相大白
1987年4月，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访苏，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谈，并签署了《波苏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领域合作宣言》，宣布两国关系史上的所有事件都必须得到客观公正的解释和评价，不应留下任何“空白点”，也不应留给子孙去解决。同时商定，由两国历史学家组成联合委员会，调查包括卡廷事件在内的波苏关系史上一切疑点。
1988年7月戈尔巴乔夫访波，表示将加紧弄清卡廷事件真相，并同意波派人为死难者扫墓。10月12日，波驻苏使馆、波苏友协和死难者家属的代表来到卡廷，向波兰军官墓地献花、吊唁。
1989年2月，波兰政府首次公布了苏联杀害波兰军官的证据，修改了卡廷死难者纪念碑的碑文。
3月22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和党中央国际部长法林联名向苏共中央报告，称卡廷事件“系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所为”。苏共中央政治局随即决定：1．责成国家安全委员会、检察院、外交部和党中央国际部在一个月内提出新的详细报告和建议。2．同意波兰将卡廷墓地的“象征性骨灰”带回国。
4月5日，波兰代表团专程从卡廷取回浸透着波兰军官鲜血的泥土，18日在华沙无名烈士墓举行了安葬仪式。10月，波兰总检察长正式向苏联总检察长提出：联合调查卡廷事件。11月，波兰总理马佐维耶茨基访苏，专门前往卡廷森林，凭吊死难的波兰军官。《莫斯科新闻》也发表文章，承认卡廷事件系斯大林时代的内务部所为。这是50年来苏联传媒第一次对真相的披露。
1990年3月，波兰的卡廷死难者家属协会和卡廷委员会、卡廷研究所组织集会游行，要求苏方将有关卡廷事件的档案移交波方，并在卡廷为死难者建立纪念馆，将4月13日定为“卡廷死难者纪念日”。同时，波兰政府组织死难者家属前往卡廷，纪念波兰军官遇难50周年。
1990年4月11—14日，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正式访苏，终于使卡廷疑案得以论定。
4月13日，塔斯社正式发表官方声明，承认卡廷事件“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直接责任者是当时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贝利亚、梅尔库罗夫及其助手”，并对这一悲剧“深表遗憾”。戈尔巴乔夫亲手向雅鲁泽尔斯基转交了有关卡廷事件的材料及死难者名单，并向波兰人民及死难者的亲友表示“深切的慰问”。波兰政府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一勇敢行动将对波苏关系产生积极影响”。波兰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进一步提出，苏联应惩办凶手，向受难者家属提供经济赔偿。此后，波苏双方又联合对卡廷及哈尔科夫、米德诺依附近的墓地进行发掘和调查，找到了更多的波兰军官墓地。根据这些调查的结果，波兰编制了完整的死难波兰军官和其他波兰人的名单，总数为21857人。
至此，沉冤长达半个世纪的卡廷疑案总算大白于天下了。当时确认，这一事件的直接责任者，是管辖波兰军官集中营的苏联内务部战俘事务局第一特别科。但人们不禁要问：他们难道有这样大的权力，可以自作主张杀害两万余名波兰军民吗?看来，疑案并未全面彻底查清。
果然，一年半之后的1992年10月14日，俄罗斯总统特使、国家档案委员会主席皮霍亚专程前往华沙，向波兰总统瓦文萨转交了有关卡廷事件的两包“绝密材料”。其中一包内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0年3月5日的决定，内务部的报告，克格勃主席谢列平1959年3月3日的报告；另一包有15份文件，都是苏联历届领导人对于卡廷事件的处理意见。这批文件原来一直存于克里姆林宫内斯大林的住处，与另外1500份“档案工作人员不得开封”的绝密文件放在一起。这批文件的公开，使国际社会对卡廷事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40年3月，贝利亚领导的内务部向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报告，称“在苏联内务部战俘营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的监狱中关押着大量……波兰人，都是苏联的死敌，对苏维埃制度充满仇恨”。报告列举的具体数字为：在战俘营，关押着“14736名军官、警察、宪兵、军事情报人员、监狱守卫人员，97％为波兰族。其中将军、上校、中校295人，少校、大尉2080人，上尉、中尉、少尉6049人”；在监狱中，关押着“18632名被俘者(其中10685人为波兰族)，有军官1207人，警察、宪兵5141人，政府官员347人，地主和各类反革命颠覆分子5345人，叛徒6127人”。报告提出：“鉴于所有上述人员都是苏联政府的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敌人”，建议“以特殊方式审理，处以极刑——枪决”。所谓“特殊方式审理”，即“不传讯被俘者，不提起公诉，不宣布结束侦讯，也不宣布起诉书”。
为审议内务部的这个报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40年3月5日举行了第13次会议，决定同意该部的建议。在报告上签署“同意”的有政治局全体成员：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加里宁、日丹诺夫和卡冈诺维奇。令人费解的是这份报告上并无贝利亚的签名。
依照联共(布)中央的决定，内务部队于1940年4—5月间在各集中营同时行动，将波兰军官分批用卡车拉到密林深处，集体枪决后埋人事先挖好的大坑。当地居民在那段时间里曾整夜整夜地听到车队行进的隆隆声，看到车灯的晃动，听到林中传来隐隐约约的枪声。
根据1959年3月3日谢列平的报告，被杀害的波兰俘虏总共21857人，其中卡廷森林4421人，斯塔罗别尔斯克3820人，奥斯塔什科夫6311人，其他监狱7305人。在当时俘虏的25400多波兰军民中，仅3564人幸免，其中军官448人。
1997年，俄罗斯国际民主基金会发行了丛书《俄罗斯·20世纪·文献》，其中第二本就是《卡廷：不宣而战的战争中的俘虏》。
卡廷事件至此可以画上句号了，但它留给国际社会的思考是沉重深远的。但愿两万多人的鲜血和生命能够警醒人们：这样的事绝不应该再发生了!
苏德签订秘密协定 分别出兵瓜分波兰
历史将我们带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上空阴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每个国家都在处心积虑地寻求维护自身安全的途径。
1939年8月2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突然访问莫斯科，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闪电般地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双方互相不以武力加于对方；不参加任何反对对方的国家集团；缔约一方与任何第三方发生战争行为时，另一方保持中立；双方保持密切接触和情报交换；条约一经签字，立即生效。这一条约的签订，大大加强了双方在欧洲的安全地位。德国免除了东顾之忧，得以全力扫荡西欧；苏联则将纳粹这股祸水推向了西方，让张伯伦、达拉弟尝一尝“绥靖政策”的苦果。
但是，附属于该条约的议定书，却被双方“视为绝密”，不肯对外公布。正因为是秘密的，也就无需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双方都毫不隐讳自己的领土扩张欲望，干脆划定了德苏两国在东欧的“利益范围”。斯大林亲自用笔将波兰一分为二，规定了在波兰领土上的德苏新边界，即以纳累夫河、维斯瓦河、桑河为界，西部波兰归德国，东部波兰属苏联。波兰在历史上第四次被东、西两个强邻所瓜分。
1948年1月，美国国务院编辑出版了《1939—1941年的纳粹苏联关系》，第一次公布了从德国缴获的有关德苏关系的外交文件，其中一份正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附属议定书。苏联强烈抗议美国单方面公布德国外交文件的行为，但从未正面否认这一份文件的真实性及其存在。在克里姆林宫的秘密档案柜中，至今仍保存着那幅由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划分并签名的波兰地图。
1939年的9月1日，对波兰人犹如噩梦一般。纳粹德国的75万大军、2400辆坦克、2300余架飞机，兵分三路，扑向波兰。装备低劣的150万波军奋起抵抗，斯拉夫骑士甚至挥舞着马刀、长枪向德军的装甲部队发起冲锋，但终于抵挡不住现代化装备的新一代条顿骑士。半个月后，德军兵临华沙城下。
9月17日凌晨2点，斯大林召见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递交了一份照会，宣称“德波战争已使波兰国家崩溃……波兰政府已经垮台”，“波兰局势已对苏联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告知德国“苏军将对波进行解放性讨伐”。四个小时之后，苏军越过边界，迅速占领了按秘密协定划给苏联的波兰东部领土，总共20万平方公里、1300万人口。不久后，分别并入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9月28日，里宾特洛甫又一次来到莫斯科，与莫洛托夫签署了《苏德友好与边界条约》，并通过新的补充秘密协定，对彼此的“利益范围”进行了调整；心满意足的两大国，面对已摆在餐桌上的羔羊，“友好”地分而食之。双方确认了“苏德间的最终边界”，而这一条“苏德边界”的两侧，都是主权国家波兰的领土。由于德军侵入波兰稍稍改变了原来划定的势力范围，双方决定将布格河与维斯瓦河之间的波兰领土划给德国；作为补偿，原定两国瓜分的立陶宛全部划归苏联，苏联则需给德国750万金卢布(当时约合3150万德国马克)的“辛苦费”。
斯大林很守信用，一直按期支付这笔款子，直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夕清偿完毕。
莫洛托夫在1939年10月31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解释说，苏军进入波兰是为了解放因波兰政府瓦解而处于无人照看之困境的少数民族——西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犹太人。他“庄严”地宣告：“先是德军、后是苏军的迅速出击，使波兰这个凡尔赛条约的怪胎灰飞烟灭。”
万余波兰军官下落不明 多次询问苏方不得要领
苏军攻人波兰后，少量波军曾进行过十来天的抵抗，但很快即被击溃，波兰将军约·奥尔欣纳·维辛斯基战死沙场。波军腹背受敌，一败涂地，总司令雷兹斯密格利元帅只好下令不以苏军为交战对象。20多万波军自动向苏军投降，其中有1．5万军官，包括13名将军、859名校官、1517名上尉、6000多中尉和少尉。
波军官兵投降后，被送到苏联西部，分别关人上百个战俘营。经过仔细地甄别，士兵陆续释放，军官则被移交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局，发往三个劳改营集中关押。其中加里宁地区的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6441人，斯摩棱斯克地区的科泽利斯克集中营4666人，哈尔科夫地区的斯塔罗别尔斯克集中营3894人，另在沃洛格达市郊的格里亚佐夫茨448人。此外，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的其他集中营还关押着10685名波兰人，其中有军官、警察、宪兵、谍报人员和神甫、政府官员，以及学者、专家、医生、工程师等。
作为战俘，波兰军官可以与家人通信，这是《日内瓦公约》所赋予的权利。外界也因此而知道他们的状况，至少知道他们还活着。但1940年4月以后，集中营与外界的通信被切断，波兰这1．5万名军官从此音信杳无。
流亡英国的波兰政府对被俘波兰人的命运极为关心，因为这些人是波兰重建军队、收复国土的骨干力量，是波兰民族的优秀分子，是民族振兴的希望。
1940年10月，波军贝尔林格上校奉命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查询波兰被俘军官的下落，部长贝利亚的副手梅尔库罗夫出面回答说：“没有这些人。”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驻英大使马伊斯基于1941年7月30日与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签订协议，恢复两国外交关系。苏联政府同意在本国境内建立波兰军队，共同打击德国法西斯，并释放关押在集中营的波兰军官，作为新的波军的中坚。
8月4日，在波军中素孚众望的安德尔斯将军获释，奉命在苏联境内组建波军，并在苏联各地设立征兵站，招纳流散的波兰官兵。几个月过去了，前来报名的波兰军官尚不足1000人。贝尔林格向安德尔斯汇报了被俘波兰军官的情况，以及在押人数。安德尔斯下令在波军司令部成立特别处，全力寻找失踪的波兰军官，并再次向苏方查询。苏方答复说：苏境内只有1000名波兰军官。于是，波兰列出了两份波兰失踪军官的名单，共8000多人，先后交给苏方。安德尔斯也亲笔致信苏联内务部，请求帮助寻找，但苏方避而不答。波方提出的名单、发出的请求、递交的信件，一概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波方万般无奈，只好向苏联最高当局直接查询。1941年12月3日，西科尔斯基访苏，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当面询问一万多波兰军官现在何处。斯大林稍一犹豫便回答说：“他们被释放后就跑掉了，可能跑到了满洲里。”1942年3月18日，安德尔斯再次直接向斯大林查问波兰军官的下落，斯 大林又改口说：“他们可能在德占区。”苏派驻波兰流亡政府的大使鲍格莫洛夫则一口咬定：“波兰军官已全部被释放。”
与此同时，波兰红十字会、民众团体和失踪军官家属也在积极寻找亲人的下落。1942年夏天，根据当地居民提供的线索，终于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一带的密林深处，找到一个埋葬着成百上千人的“公墓”。波兰国内地下抵抗组织派人前往调查，虽然尸体因腐烂已无法辨认，但现场遗留的信件、日记、报纸，以及军服上金属制的星徽、钮扣等，足以证明死者均为波兰军官。
有关的证据、材料及报告，通过各种渠道转交给了波兰流亡政府。波兰政府随即编写了一份文件，内容包括上述有关波兰军官的证据、材料，以及波方致苏方查询这一问题的八封信件等，转达苏联政府，但仍然是石沉大海，苏联政府未予任何回复。
波方五内俱焚，苏方三缄其口。波方百般查找，苏方无动于衷。难道这一万五千条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烟消云散了吗?
德国披露事件真相 苏联方面反唇相讥
仅仅几个月后，卡廷疑案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43年4月13日，纳粹德国的柏林电台广播了一条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新闻：德军在卡廷森林发现了八个埋有几千人的葬尸坑，从死者军服看，他们是波兰军官，死亡时间大约在1940年春天，都是被人“熟练地用手枪从脑后击毙的”，这是“典型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暴行”。
4月15日，波、德政府分别邀请国际红十字会派人赴卡廷森林进行调查。但由于苏联坚决反对，国际红十字会拒绝了波、德的请求。于是，德国组织了“中立的”欧洲委员会，由德国所占领的各国派出专家，加上中立国瑞士的一名代表，前往卡廷森林调查。波兰红十字会也派出一个调查组同时前往。两个调查组在已有三年树龄的白桦树下，找到了约4000具尸骨，进行了检验；走访了当地居民，提取了证词；搜寻到信件、报纸、日记等物证3184件。他们的调查报告，详尽地说明了墓地和尸体的分布情况；根据对物证的检验，认定死者系波兰军官；而尸骨上的伤痕和信件、日记、报纸的截止日期，则说明死者都是在1940年4—5月间被用同样方式杀害的。
虽然调查报告并未指明谁应对卡廷惨案负责，但稍有理智的人都清楚，1940年春天，卡廷及斯摩棱斯克所在的苏联西部地区，是在苏联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有谁能在这里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杀戮呢?
纳粹德国拿到调查报告后如获至宝，立即开动宣传机器，不遗余力地大肆宣扬。又用飞机将波兰人和欧洲各国的代表团接二连三地送往卡廷，凭吊或参观墓地。卡廷——这个原本寂静安宁的森林，顿时变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并在传媒上被“炒”得沸沸扬扬。德军还向代表们出示了所缴获的苏联内务部下达的电报指令和斯摩棱斯克内务局的档案材料，指控苏联是卡廷惨案的凶手。
其实，德国早在1941年夏进攻斯摩棱斯克时，就已从被炮弹炸翻的白桦树下发现过“万人坑”，但并未做详细调查，也未大事声张，反而草草地又将尸体掩埋。之所以两年后又将此事提出，自有其不可告人的用意——曾杀害几百万波兰人的纳粹，怎么会突然为波兰人主持公道呢?
原来，1943年欧洲战场形势逆转，苏联红军开始反攻，英、美积极筹备开辟第二战场，德国法西斯走上了灭亡之路。于是，卡廷事件就成了他们离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从道义上、政治上打击德军的最大克星——苏联的救命稻草。
对于纳粹德国的攻击，苏联岂能听之任之。就在柏林电台广播后的第三天，即1943年4月15日，莫斯科电台就发表评论，指责德国是“肮脏的臆想、无耻的捏造”。苏联新闻局也发表公报，说波兰军官曾在斯摩棱斯克以西服劳役，苏德战争爆发后来及撤退，落人德国法西斯之手，惨遭杀害，可见制造卡廷惨案的恰恰是德国纳粹自己。
1943年下半年，苏军已收复斯摩棱斯克，苏联政府组成“确定与调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枪杀波兰战俘军官情况特别委员会”，以布尔琴科院士为首的调查组奉命到卡廷调查。
1944年1月24日，特别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称：波兰军官一万余人在1940年春天从原关押的集中营撤出，在斯摩棱斯克地区修筑工事和道路。德军侵苏后，苏军仓促撤退，而波兰战俘却未能及时撤走，于1941年7月落人德军手中。德军将波兰战俘一批批地送到卡廷森林，由代号为“第537工程营”的德军特种部队执行枪决。1943年初，军事形势的变化对德国不利，希特勒决定利用卡廷森林事件进行挑拨离间。于是逼迫当地居民提供伪证，对现场的文件进行筛选，取走1940年春天以后的文件和物证，又从别处运来尸体埋人墓坑中。报告认为：尸体头上的德造子弹和从脑后开枪的“纳粹方式”，均说明凶手为德国。德国贼喊捉贼，嫁祸于苏联，不过是戈培尔之流恶人先告状的一贯手法。
但是，西方人士当时就指出：苏方观点缺乏有力的证据，已提出的证据也难以服人。
波兰政府要求调查 苏联中断与波关系
就在苏德双方互相攻讦的同时，苏波关系也因卡廷事件而急剧恶化了。波兰人显然并不认同苏联的说法。
1943年4月16日，波兰红十字会秘书长克仁斯基递交了一份有关卡廷之行的报告，认定惨案发生于1940年春天，要求政府再次采取有效行动，迅速查清波兰军官的下落。4月17日，波兰流亡政府国防部长克耶基尔发表官方声明，详述了波兰军官从被俘到失踪的情况，披露了波兰政府掌握的材料和为查找失踪军官所作的努力，以及苏联一直不予明确答复的情况。
波兰政府宣布：已要求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合格的国际机构”调查卡廷事件真相，并于4月20日向苏联发出照会，指出“德国法西斯宣传机器正利用卡廷森林事件来掩盖发生在德国集中营里的暴行”，波苏应通力合作，查明真相，回击纳粹阴谋。
苏方的反应出人意料。《真理报》第二天即发表社论，题目是《与希特勒勾结的波兰人》，指责波兰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卡廷事件“是对纳粹分子挑拨离间的直接而明显的帮凶行为”。
4月26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召见波驻苏大使，递交了一份措词极为严厉的照会，指控波兰政府在没有向苏联政府“请求解释”之前，就背着苏联与德国一起请求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调查，并“以同样的方式”通过报刊大事宣传，“走上了与希特勒政府沆瀣一气的道路”。最后说，既然波兰政府已“堕落到如此地步”，对苏联“采取敌视行为”，苏联政府已别无选择，决定“中止与波兰政府的关系”。正在并肩反抗纳粹德国的盟国，就这样反目成仇了。
如果说柏林电台广播的消息是“一石”，那么波苏关系骤然恶化就是“千重浪”中最剧烈的一浪，在反法西斯阵营内部引起了广泛的震动，美英两国尤为焦虑不安。在美英看来，战胜法西斯是当时的最高利益，而反法西斯同盟的团结是战胜法西斯的必要 前提，因此，卡廷事件的真相和德苏谁是谁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弥补波苏裂痕，维护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特别是正当美英军在北非、太平洋与德意日法西斯打得难解难分之际，更需要苏联红军拖住德军主力，岂能轻易为卡廷事件开罪苏联。波兰人在这个时候提出卡廷问题，实在是目光短浅、思虑不周。所以美英采取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劝波苏重归于好，不要中了纳粹德国的一石二鸟之计。西方舆论也一反“公正、客观、真实”的姿态，充当起“和事佬”。或对波苏断交深表遗憾，或认为波苏都中了德国的反间计……，谁也不提“事实真相”几个字。曾任英驻波大使的欧文·奥马利勋爵认定苏联应对卡廷事件负责的调查报告，也被英国政府列为“绝密”，锁入了国家档案局的保险柜。
国际法庭怪事迭出 苏方咬定罪在纳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在和平、正义、公理和人道的旗帜下，对法西斯战犯的一切残暴罪行进行审判。卡廷惨案也不可避免地提到了纽伦堡国际法庭之上。苏方检察官鲁坚科要求法庭不进行调查和辩论，就认可苏联“特别委员会”关于卡廷事件的报告，但为法庭拒绝。法庭坚持对卡廷事件进行调查。
然而在法庭辩论和调查中，却出现了许多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怪事，使卡廷事件的来龙去脉更加扑朔迷离，真伪难辨。
怪事之一：鲁坚科与德方证人对质时，先后两次改变对同样事实的说法，被认为是“苏方理由欠充足、证据不充分的明证”。但法庭对此并未追究。
怪事之二：苏方指控德军上校阿伦斯作为537工程营的指挥官，是1941年9月在卡廷杀害万余名波兰军官的罪魁祸首。但阿伦斯在法庭上作证说：他从未担任过537工程营的指挥官，该部队也从未在斯摩棱斯克驻扎过。1941年9月驻守该地的，是贝登科上校指挥的537通讯团。
怪事之三：波兰作为卡廷事件受害者所搜集、掌握的大量证据，未被允许提交法庭。
怪事之四：当年参加“欧洲委员会”共同调查卡廷事件的两名专家，提供的证词截然相反。保加利亚的马尔克博士否认当年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可靠性，转而同意苏方观点；瑞士的纳维勒博士不但坚持当年的调查结论，而且补充了不少新的证据。
怪事之五：波兰检察官罗曼因坚信德国人是“卡廷刽子手”，被苏联允许再赴卡廷调查。罗曼在那里搜集到大量材料，并在斯摩棱斯克内务局的地下档案室发现了该局与内务部就执行卡廷屠杀行动的往来电报，因而改变了看法，写出了苏联应对卡廷惨案负责的调查报告。但他和他的报告都未能进入国际法庭。刚回到波兰，罗曼就神秘地死去，他的调查报告和所有材料也不翼而飞。
怪事之六：曾向“欧洲委员会”提供证词的卡廷当地居民数人，在1944年以后也都相继突然死去。
尽管大量的证据看上去都对苏联不利，但苏联坚持其“特别委员会”的结论。而1946年9月30日纽伦堡国际法庭对战争罪行的判决中，只字未提卡廷事件。
苏联方面觉得卡廷事件这一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于是在卡廷森林深处那八个墓穴所在的空地上立下一块石碑，上书“纪念1941年被希特勒匪徒杀害的波兰军官”。在苏联的一切媒体和文字记载中，卡廷事件的凶手是纳粹德国已成定论。
然而，历史真能就这样糊里糊涂翻过去吗?
冷战加剧旧事重提 苏联逐步陷于被动
其实，人们很清楚，纽伦堡国际法庭之所以回避了对卡廷事件的判决，主要是“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政治在法律上的反映。
苏联固然不会自动地坐到被告席上，美国也不希望让苏联人过于难堪，因为在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中还需要与苏联合作。至于波兰，在大国的棋局中只是既可利用亦可放弃的一枚棋子而已。
不过，国际法庭未对卡廷事件明确判决，未尝不是埋下了日后重提此事的伏笔。在大国的勾结中回避的话题，完全可能因大国之间关系的变化而被重提。
果然，二战的尘埃尚未落定，国际形势就急转直下，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瓦解，全面冷战不断加剧。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了对苏联实施“遏制战略”的“杜鲁门主义”，政治讹诈、经济制裁、军事封锁……无所不用其极。卡廷事件也作为攻击苏联“专制”、“暴虐”、“不人道”的有力武器，而被开封启用。
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成立“特别委员会”重新调查卡廷事件。一年后发表的调查报告称：各项证据确凿证明“卡廷森林里杀害波兰军官一事，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为，日期不迟于1940年春季”。报告一经公布，西方各国群起呼应，对苏施加压力，要求澄清事实。英国也公布了掌握的材料，包括奥马利勋爵10年前的那份报告。新闻媒介更是推波助澜，大炒特炒，再次搞得沸沸扬扬。
苏联岂能示弱认输，当即予以反击，宣称卡廷事件已于1946年经国际法庭予以解决，美国再次抛出这一问题是别有用心。1952年3月3日以后，《真理报》连续15天，每天用一个整版刊登苏方“特委会”当年的报告，并发表了题为《美国诽谤者》的长篇评论文章。《文学报》指责“闹着重新调查卡廷事件的美国人都是纳粹的老朋友”。苏联传媒众口一辞，或反唇相讥，或矢口否认。
其实，对于争论的双方而言，卡廷事件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利用这一事件攻击、毁谤对方，为本国的全球战略服务。谁也没有真正地关心波兰人民的感情，谁也没有设身处地为一万多无辜亡灵及其亲友着想。
1948年，当年在苏联寻找失踪波兰军官的安德尔斯将军主编了《卡廷森林罪行材料》，在伦敦出版后再版十多次。1957年7月，联邦德国的《七月》杂志发表了德军缴获的一份苏联文件，内容是报告在1940年6月2—6日拆除科泽利斯克、斯塔罗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三个波兰战俘营的情况，上面有白俄罗斯内务部主任塔尔科夫的亲笔签名。但苏联政府仍拒不承认所有指控和文件，只是未再提出新的有力反证。当时的克格勃主席谢列平还在1959年3月3日向赫鲁晓夫建议：“销毁被枪杀者的所有档案材料，只保留内务人民委员部三人小组会议的记录稿”。
与西方大肆喧嚣形成极大反差，东方各国对卡廷事件都讳莫如深。官方在表面上或重复苏方观点，或绝口不提此事，但私下都未信服苏方结论。
波兰人民普遍认为卡廷事件罪在苏联。苏驻波外交机构的墙上，经常出现“不忘1939年9月17日”、“为卡廷死难者报仇”等标语；在华沙的波瓦斯基公墓，为悼念卡廷死难者而置放的国旗、鲜花、蜡烛……常年不绝。波兰人认为政府屈从苏联、掩盖真相是民族的奇耻大辱，苏联政府拒不澄清事实是大国沙文主义。
这种局面，直到80年代才有所变化。1980年以后，波兰一些半官方和非官方报刊开始发表涉及卡廷事件的文章和材料，使长期封盖这一事件的坚冰出现了裂缝。1987年，波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公开声 称，“1940年杀害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系苏联所为”。这虽然还不是官方正式声明，但由官方人士如此明白无误地指控苏联，毕竟是40年来石破天惊第一声，预示着卡廷冤案的大白天下为期不远了。
波苏两国共同调查 卡廷疑案真相大白
1987年4月，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访苏，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谈，并签署了《波苏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领域合作宣言》，宣布两国关系史上的所有事件都必须得到客观公正的解释和评价，不应留下任何“空白点”，也不应留给子孙去解决。同时商定，由两国历史学家组成联合委员会，调查包括卡廷事件在内的波苏关系史上一切疑点。
1988年7月戈尔巴乔夫访波，表示将加紧弄清卡廷事件真相，并同意波派人为死难者扫墓。10月12日，波驻苏使馆、波苏友协和死难者家属的代表来到卡廷，向波兰军官墓地献花、吊唁。
1989年2月，波兰政府首次公布了苏联杀害波兰军官的证据，修改了卡廷死难者纪念碑的碑文。
3月22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和党中央国际部长法林联名向苏共中央报告，称卡廷事件“系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所为”。苏共中央政治局随即决定：1．责成国家安全委员会、检察院、外交部和党中央国际部在一个月内提出新的详细报告和建议。2．同意波兰将卡廷墓地的“象征性骨灰”带回国。
4月5日，波兰代表团专程从卡廷取回浸透着波兰军官鲜血的泥土，18日在华沙无名烈士墓举行了安葬仪式。10月，波兰总检察长正式向苏联总检察长提出：联合调查卡廷事件。11月，波兰总理马佐维耶茨基访苏，专门前往卡廷森林，凭吊死难的波兰军官。《莫斯科新闻》也发表文章，承认卡廷事件系斯大林时代的内务部所为。这是50年来苏联传媒第一次对真相的披露。
1990年3月，波兰的卡廷死难者家属协会和卡廷委员会、卡廷研究所组织集会游行，要求苏方将有关卡廷事件的档案移交波方，并在卡廷为死难者建立纪念馆，将4月13日定为“卡廷死难者纪念日”。同时，波兰政府组织死难者家属前往卡廷，纪念波兰军官遇难50周年。
1990年4月11—14日，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正式访苏，终于使卡廷疑案得以论定。
4月13日，塔斯社正式发表官方声明，承认卡廷事件“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直接责任者是当时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贝利亚、梅尔库罗夫及其助手”，并对这一悲剧“深表遗憾”。戈尔巴乔夫亲手向雅鲁泽尔斯基转交了有关卡廷事件的材料及死难者名单，并向波兰人民及死难者的亲友表示“深切的慰问”。波兰政府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一勇敢行动将对波苏关系产生积极影响”。波兰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进一步提出，苏联应惩办凶手，向受难者家属提供经济赔偿。此后，波苏双方又联合对卡廷及哈尔科夫、米德诺依附近的墓地进行发掘和调查，找到了更多的波兰军官墓地。根据这些调查的结果，波兰编制了完整的死难波兰军官和其他波兰人的名单，总数为21857人。
至此，沉冤长达半个世纪的卡廷疑案总算大白于天下了。当时确认，这一事件的直接责任者，是管辖波兰军官集中营的苏联内务部战俘事务局第一特别科。但人们不禁要问：他们难道有这样大的权力，可以自作主张杀害两万余名波兰军民吗?看来，疑案并未全面彻底查清。
果然，一年半之后的1992年10月14日，俄罗斯总统特使、国家档案委员会主席皮霍亚专程前往华沙，向波兰总统瓦文萨转交了有关卡廷事件的两包“绝密材料”。其中一包内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0年3月5日的决定，内务部的报告，克格勃主席谢列平1959年3月3日的报告；另一包有15份文件，都是苏联历届领导人对于卡廷事件的处理意见。这批文件原来一直存于克里姆林宫内斯大林的住处，与另外1500份“档案工作人员不得开封”的绝密文件放在一起。这批文件的公开，使国际社会对卡廷事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40年3月，贝利亚领导的内务部向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报告，称“在苏联内务部战俘营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的监狱中关押着大量……波兰人，都是苏联的死敌，对苏维埃制度充满仇恨”。报告列举的具体数字为：在战俘营，关押着“14736名军官、警察、宪兵、军事情报人员、监狱守卫人员，97％为波兰族。其中将军、上校、中校295人，少校、大尉2080人，上尉、中尉、少尉6049人”；在监狱中，关押着“18632名被俘者(其中10685人为波兰族)，有军官1207人，警察、宪兵5141人，政府官员347人，地主和各类反革命颠覆分子5345人，叛徒6127人”。报告提出：“鉴于所有上述人员都是苏联政府的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敌人”，建议“以特殊方式审理，处以极刑——枪决”。所谓“特殊方式审理”，即“不传讯被俘者，不提起公诉，不宣布结束侦讯，也不宣布起诉书”。
为审议内务部的这个报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40年3月5日举行了第13次会议，决定同意该部的建议。在报告上签署“同意”的有政治局全体成员：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加里宁、日丹诺夫和卡冈诺维奇。令人费解的是这份报告上并无贝利亚的签名。
依照联共(布)中央的决定，内务部队于1940年4—5月间在各集中营同时行动，将波兰军官分批用卡车拉到密林深处，集体枪决后埋人事先挖好的大坑。当地居民在那段时间里曾整夜整夜地听到车队行进的隆隆声，看到车灯的晃动，听到林中传来隐隐约约的枪声。
根据1959年3月3日谢列平的报告，被杀害的波兰俘虏总共21857人，其中卡廷森林4421人，斯塔罗别尔斯克3820人，奥斯塔什科夫6311人，其他监狱7305人。在当时俘虏的25400多波兰军民中，仅3564人幸免，其中军官448人。
1997年，俄罗斯国际民主基金会发行了丛书《俄罗斯·20世纪·文献》，其中第二本就是《卡廷：不宣而战的战争中的俘虏》。
卡廷事件至此可以画上句号了，但它留给国际社会的思考是沉重深远的。但愿两万多人的鲜血和生命能够警醒人们：这样的事绝不应该再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