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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蒋介石溃败台湾，但他令各地反共骨干和匪特潜伏下来，建立所谓的“大陆游击根据地”，以期同共产党和解放军进行持久斗争，妄图东山再起，配合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土匪武装大搞暗杀恐怖活动，袭击我政权机关，杀害我军政人员和进步群众，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放火投毒，扰乱社会秩序。
1950年初，全国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集中兵力进行剿匪的条件已基本成熟。3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了《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在民兵和人民群众的大力协助下，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剿匪斗争。
一
土匪古已有之，但自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土匪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影响之大、组织程度和武装程度之高，是过去所没有的。连年军阀混战给土匪的产生、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温床。在民国军队中，不少军队头目是从土匪首领起家，或曾经当过土匪头目。北洋军阀部队和国民党新军阀部队中，亦有不少人时而为兵、时而为匪。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蒋介石政权的有意组织和国民党散兵游勇聚集为匪，土匪数量激增，达到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
解放之初，在我国已发现的匪特就多达3万人，分为股匪（数千数百数十人不等）和伙群（三五成群）等组织形式，活动十分猖獗。以绥远地区为最多，且多为骑匪，危害极大。他们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隐蔽，跳跃式地远距离流窜，袭击小部队及地方党、政机关，拦路抢劫，破坏交通运输及各种建设。其大股土匪，多活动于绥远、察哈尔等解放较晚的地区；其小股土匪活动在天津、北京、太原附近和安阳地区较多。
在华东地区，土匪袭击乡、区、县级人民政府达一百多次，仅苏南地区就有120多名干部被杀害。解放军第10兵团后勤部长李厚坤在浙江东阳县朝阳村遭土匪伏击而牺牲。
在华北地区，国民党有组织、有计划地潜伏了大批匪特，组织所谓“地下军”、“敌后游击军”。
在西北地区，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国民党将领在兰州战役后，开始网罗散兵游勇，组织起了以陕西王凌云和甘肃马良为首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到处袭击城镇，组织暴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破坏民族团结。
在中南地区，以大别山的匪情最为严重，在河南商城以南地方，早在红军时期就被恶霸土匪顾敬之控制着，成为我根据地里的一块毒瘤，多次清剿，却未剿尽。我军的主力渡江之后，土匪仗着这一带是山区，资源丰富，农业和手工业发达，就冶铁铸犁，搞“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横行乡里，危害地方。白崇禧也十分看中这块地方，在溃退之前派遣了汪宪、樊迅等一批特务，携带多部电台，秘密潜回大别山，建立了一个所谓的“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搜罗惯匪，先后拼凑了11个支队、18个自卫团，进行垂死挣扎。为此，土匪们和国民党残兵败将们还胁迫群众在大别山地区修建了飞机场，准备空运弹药，摆开了和解放军大干一场的架势。
在西南地区，受台湾国民党直接指挥的大股土匪也按行政区划分成立了各级指挥部，他们的口号是“繁殖游击战争，坚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1950年2月5日，包括1000多名起义后又叛乱的国民党军人在内的武装匪徒，在成都市东北龙潭寺发动暴乱，杀害过路和派往起义部队的军政人员40余人。1950年二三月间，四川省内江县土匪袭击了该县的5个区政府，打死干部20多名，抓走干部38名，轮奸女干部10名。第60军179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篱在执行任务时，被土匪抓获，惨遭挖眼、割舌、掏心，最后惨死在土匪刀下。该军炮兵团的一名司务长，被土匪抓去活活煮死。四川仪陇县土匪一次投毒使4000多人中毒。
据1950年初的不完全统计，全国的股匪、特务总数以百万计，发展到上千股，广布全国各省。他们在国民党当局的策动和指挥下，打着“反共救国”、恢复“中华民国”的旗号，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暴乱活动。土匪的一系列疯狂破坏活动，严重威胁着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宁。
1950年3月15日，中南海紫光阁，刚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毛泽东顾不上休息，就忙着召集会议，听取国内情况的汇报。
这时，林伯渠匆匆从外面走进来，径直走到毛泽东身边，轻声报告说：“主席，刚刚接到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与邓小平政委的急电。”说着他便将电文呈上。
毛泽东接过急电，只见上面赫然写着：西南各地近段连续发生大规模土匪武装暴乱……
看完电报，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有些震怒地说：“目前，全国各地的反革命暴乱这么严重，这么普遍，这已经不是一般性质的问题了。他们这是想推翻各地新生的人民政权，推翻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继续用他们封建地主阶级的那一套来取而代之，是想使中国重新再回到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里去，去寻回他们少部分人已经失去了的天堂。”
整个会议厅里，此刻没有一个人说话，所有的人都在静听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继续说：“很明显，他们都是政治土匪。暴乱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严重地破坏和危害了各地当前的救灾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土匪不剿灭，反革命不镇压，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就不能稳固。”
3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国发布了《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遵照中央的指示，对各类反革命分子进行清查和镇压。
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时间，镇反运动风起云涌，神州处处是法场。
二
1950年春节期间，广西贵县庆丰乡新塘村大地主邓志明趁我工作队回县城开总结会的时机，暗中组织土匪，自任“反共青年救国军”司令，煽动落后群众拒交公粮，指使匪徒杀人越货，策划武装暴乱。
正月初一(公历2月17日)这天，我45军工作团一名男同志和一名女同志经过庆丰乡松村，被匪首邓志明下属匪徒覃崇义捉去。覃匪将男同志挖肝割肉与众土匪烹煮吃了，女同志被其奸污后又交与众匪轮奸，后被残忍地杀害了。
邓匪灭绝人性的罪行激起了工作队同志的义愤。大家决心要除此一大害。第二天，全体同志立即研究了捉拿匪首的方案。
邓志明非同一般匪首，他狡猾多疑，诡计多端。他毕业于上海体育专科学校，20世纪20年代曾代表中国队参加过远东运动会，是赛跑和跳高能手。一堵高约两米的墙，他能像鸟一样一跃而过。他靠这点本领，曾逃过了几次围捕。
3月2日拂晓，工作队和解放军战士组成的武装分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邓志明家。邓匪的家已搬逃一空，屋内只有邓志明与其保镖戴德胜在家收拾物品正欲出逃。邓志明发觉被我包围后，当即拔出驳壳枪连续向我分队射击，然后冲出屋外，腾空跃起欲飞越屋基围墙逃跑。我解放军神枪手早看在眼里，手起弹发，击中邓志明大腿。
当日下午2时，工作队和解放军武装排共60人，从太丰乡政府押邓志明回县城。行至新星村谷塘屯的时候。早已潜伏在这里的“反共青年救国军”大队长刘亚标等匪徒百余人突然间从前方及左右三个方向向押解队密集射击。
因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并有一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且人数在我两倍以上，我方十分被动。
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时分，从大圩方面的援军由周继连率领赶到阵地，前后夹攻，击败土匪。队伍会师后，发现匪首邓志明已被土匪抢走，县工作队员黄庚章被俘，解放军战士牺牲多名。
邓志明匪首被众匪救出后，为报被擒之仇，是夜10时派出刘亚标率匪趁我方驻防空虚，攻打庆丰乡人民政府。
庆丰乡副乡长梁恩隆、干事廖凤英英勇抗击土匪，因寡不敌众，不幸被俘。土匪连夜把我两位同志押到邓匪家，连同黄庚章一起严刑拷打。我三位同志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工作队员黄庚章年仅19岁，刚从中学毕业就参加革命工作，他在土匪面前大义凛然，怒斥土匪暴行。
邓匪恼羞成怒，残忍地对我三位同志开膛挖肝，割肉掏心，大摆人肉宴。一匪徒还把人肉拿回村去祭社坛。
4日，匪徒聚集于庆丰乡政府，开宴庆贺“光复”庆丰胜利。
之后，刘亚标乘势攻占新兴乡政府，抓走两名解放军战士和三个乡政府的交通员。这几位同志也被土匪惨杀割肉分配吃光。
穷凶极恶的邓匪帮骚乱了庆丰、新兴、大圩、东源等四个乡，参加暴乱的匪徒400多人，参加抢粮的胁从匪众500多人。我被害同志共计达15人。
是可忍，孰不可忍!
3月5日，解放军133师部队在县民兵的配合下，以强大的兵力对邓志明匪众实施分兵围剿，迅速收复了庆丰乡，毙匪多人，俘匪数十人。残匪四散逃命。
数日后，乘残匪暗中集结东源乡长安村刘亚标家策划之机，我军出其不意，将其包围，一举歼灭。
此后，匪徒化为小股流窜，我军民穷追搜剿，使其全部瓦解，匪占的各乡村亦相继收复。
邓志明只身逃窜时被我民兵缉拿归案。这个灭绝人性的刽子手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处以死刑。
三
1950年春，人民解放军追歼溃退的国民党沿海残余军队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大批解放军伤员源源不断地住进了广东、福建两省的一些大、中城市的医院。然而，这些解放军伤员却成了伪装隐藏在医院里的各种匪特猎取的对象。
曾献余，福建前线解放军某部二连排长。在抢占嵊泗列岛战斗中，曾献余全身五处负伤，其中，有一颗子弹贯穿骨盆，整个阴部及身体下半部呈严重血胀。来到广州中央医院后，院里立即组织最有经验的医生对其实施了手术，进行抢救。
可是，当天晚上，曾献余手术后送进病房输血时，却被人偷偷地拔掉了输血管。等到该病房值班的护士上完厕所回来时，一滩鲜红的血浸透了曾献余身下雪白的床单，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
段雨东，福建前线解放军某部战士。在抢占嵊泗列岛的战斗中，他腹部受伤、肠子溢出体外。他毅然将流出的肠子缠绕在手里的枪托上，跟随部队一起奋勇冲上了敌岛。后来，他再次被岛上顽抗的敌军子弹击中，倒在了部队冲锋的道路上。战斗结束后，段雨东被送进广州中央医院，经过手术抢救后，被安排在该院住院部一间特护病房内。一天早晨，院里巡查的医生忽然发现，段雨东在特护病床上，被人用被子死死地裹住了头，已在夜里窒息而死了。
血淋淋的惨案，接二连三地发生在广州中央医院，这是何等的触目惊心！究竟是谁敢这样残忍，这般猖狂？
有人反映，曾献余等解放军伤病员被害前后的那几天，中央医院门诊部×光室透视师孔钰的那个×光室，有几次下班后还亮着灯，里面不时传出好几个人在说话的声音，一旦走廊里有人走动，里面的谈话声就立即停止了。
孔钰的身影又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医院的另外几个医生，他们是常常去×光室的人。
1950年7月2日深夜，中央医院处在一片寂静之中。在大厅西面拐角处的孔钰的那间×光室里，神秘的灯光忽然亮了起来。但紧接着又灭了，随着门被慢慢地推开，几个黑影从里面闪了出来。不一会儿，一股浓烟从×光室的气窗、门缝里滚涌而来，很快弥漫了整个大厅。
一个上厕所的值班护士忽然闻见了烟味，大喊：“×光室失火了，大家快起来救火啊!”
熟睡中的医生、护士、职工，纷纷穿衣起来，拿起水桶、脸盆，迅速拥向着火的×光室。
就在这时，两个穿着白大褂、戴着大口罩的人影，悄悄地上了住着解放军干部、战士伤员的三楼。他们偷偷地往四周瞅了一下，便迅速地向楼梯口东面的一个病房里钻去。
可是，这回他们失算了。早已等候在屋内的公安人员迅即从门背后转了出来，枪口对准了他们。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公安人员厉声喝道。
两个凶手一愣，转过身扭头就拼命往楼梯下面逃。眼见两个凶手已经跑到一楼，就要逃出大楼。一个公安人员眼尖手快，“砰”的一枪，击伤了跑在后面的那一名凶手的胯部，那家伙挣扎了几下，终于倒下了。
随后，公安部门经过一番深入侦破，捣毁了以内一科主治医师冯海为首的“广州人民反共救国总队第二大队”。这个反动组织从医院医生、护士到伙房里的茶炉工共20多名成员，冯海为大队长。而发生在中央医院内解放军伤员被害惨案，也全都是在冯海的一手策划和指挥下，秘密组织隐藏在该医院里的特务，利用他们在医院内的合法身份，凭借他们熟悉医院内各方面情况先后制造出来的。
“广州人民反共救国总队”另外还有几个大队，全都分散隐藏在广州市内的其他一些医院、学校以及厂矿企业内。这些潜伏在广州市各单位、各部门的特务组织，在城内以对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对新生的各级人民政权进行暗杀、破坏、抢劫为主要手段，贯彻所谓“隐蔽忍耐，等待时机，杀一个少一个，一旦蒋介石在台湾开始反攻大陆，立即在广州市内举行大规模武装起义相配合”的方针。
四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根据朝鲜战场的紧急形势，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紧接着，几十万雄师，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正式拉开帷幕。
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蒋介石误以为利用美国力量光复大陆的时机已经到来，加紧了对大陆的反攻。此时，蒋介石最看好的根据地是“甘青川边游击根据地”，这个根据地的大本营就在懋功县。
懋功县，地处川西北丘状高原山地，全境主属邛崃山，四面被4000米以上的雪山环抱，冬季常常大雪封山，交通阻隔。当时，懋功较大的匪首有：国民党军统特务、“反共联盟军”总司令刘野樵，国民党第16战区专员何本初，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杨森部下134师少将师长李福熙等，加上当地女匪首杨孙永贞等人，可谓群魔荟萃。而他们属下的土匪，少说也有万余人。12月底，懋功、靖化等地首次被土匪占据。
1950年1月下旬，西南军区指示：驻川、康的25个师迅速分遣各地，开始全面剿匪。1950年7月，经过一系列重点围剿，腹心地区基本净化，我军开始抽调部队进剿懋功土匪。
8月，川西军区决定，彻底解决懋功极其猖獗的匪患，重新解放懋功。
川西军区兵分三路。奇怪的是，三路大军几乎没有遇到大股匪徒的抵抗。9月19日我军进入懋功县城时，却几乎未见一匪，未发一枪。昔日沸沸扬扬的数万土匪，转眼间全都不见了踪影，留下了这一座空城。
在伪懋功县政府会议室里。我军指挥员们的脸上疑云密布：数万土匪踪影全无，都藏到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不抵抗，甘愿将苦心经营的巢穴拱手相让？指挥员们经过分析，认为敌人是在耍诡计。然而是什么诡计呢？
重新解放懋功不几天，懋功县委派往沃日等地的工作组，先后全都惨遭土匪杀害，数十名工作队员在各地连一个回来报信的都没有剩下。
紧接着，近万名土匪，在刘野樵和杨孙永贞等人的指挥下，突然从四面将懋功县城重重地包围了起来。而懋功县城仅有茂县军分区门国梁副司令员所率的三个严重缺员的连队担负坚守。200名左右干部战士要对付来势如此凶猛的万余土匪的进攻，力量对比太悬殊了；而且，整个县城既无据守的城墙，又无牢固的工事。经过近三天的顽强坚守，部队伤亡过半。眼看县城已无守住的希望，门国梁不得不带着仅剩的100余人趁着黑夜，从城里拼死突围出去。
人民解放军被迫第二次放弃了懋功城。
川西军区领导机关、西南军区的领导们，全都被震怒了。9月20日，川西军区党委经过研究决定，再次派军区副参谋长温先星偕同川西军区组织部部长罗志敏，率60军178师532团，及西康军区558团，由西康省宝兴县翻越夹金山，直捣懋功。
温先星、罗志敏率领532团部队翻越夹金山后，直插懋功城下，于1951年1月29日再一次解放了懋功县城，其情形与前两次解放懋功几乎完全一样。沿途及到达懋功城下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懋功城内，也仍然是没有遇到一个土匪，城内居民及店铺也全都紧闭着大门。
后来，他们才明白，懋功城里所有的一切其实早已牢牢地控制在土匪手里了。周迅宇、刘野樵这些匪首之所以每次都如此轻易地把懋功城让出来，一方面懋功城确实难以固守，无险可据，同时，这也正是刘野樵这些匪首截然不同于其他一般土匪的狡猾之处。
其实，又一场更加血腥的争夺战正在策划之中。这一次，主谋是杨孙永贞。1951年，她选择离懋功县城27公里的达维乡作为打响“复国”第一枪的地方。
杨孙永贞秘密拘捕了我驻沃日土司衙门的政府代表以及工作组全体同志。她将主力潜伏在达维一带，等解放军上钩。
一天，解放军驻达维镇一个排的战士和几名工作组成员围坐火炉旁学习文件。突然，闯进一名汉人，气喘吁吁地说：“解放军啊，我卖烟的钱被几个土匪抢走了。”
排长何玉清忙问：“在什么地方？”
那人指了指西面，说：“火草坪，离这里不远，顶多两里路。”
何玉清二话没说准备亲自前往，工作组长老王连忙劝阻道：“就几个土匪，何必你亲自去？我让小李带人去就行啦。”然而，小李等三名工作组成员随那人去了半天，不见回来。何玉清和老王觉得不对劲，于是派一个班前去接应。这个班出了达维镇就遭到了匪徒的伏击。全班战士没来得及拉开枪栓便纷纷倒在雪地上，鲜血将镇子口的路面染红了。
杨孙永贞等匪徒就踏着殷红的鲜血杀进了达维。
解放军仓促应战，由于寡不敌众，除何玉清受伤被俘外，其余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杨孙永贞下令将何玉清绑在拴马柱上。一名土匪用尖刀挑开他的脑门，灌进酥油，然后塞进一根细松木作灯芯。何玉清痛昏过去，又被用冰雪擦脖子弄醒。
“点天灯。”杨孙永贞残忍地下令。
土匪点燃松木，何玉清痛得惨叫。杨孙永贞却在狞笑。
与驻达维镇的解放军电讯中断三天后，温先星、罗志敏与门国梁开会商议对策，决定大部队撤出懋功县城，倾师东进，火速增援达维，在城内只留下一个连的兵力。
部队到达达维附近时，天近黄昏，突然间号角声四面而起，五六千土匪从雪地里钻了出来。顿时枪声密如沉雷，连成一片，几乎无法分辨。
这时，杨孙永贞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她率领1000多匪徒，星夜奔袭懋功县城，凭人多势众的优势和城内的反动基础，又夺回了县城。
懋功县城的第三次失守，惊动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毛泽东亲自过问西南的剿匪工作，要求“为干净剿灭西南地区残存匪众而奋斗”。
由于匪徒们采取我驻敌扰，我进敌退的游击战术，剿匪部队虽频频出击，但找不到目标，却又到处遭到冷枪射击，很是被动。鉴于此情，川西军区又增派了533、534和西南军区警卫二团各1个营，由成都出发增援，才使在达维地区被匪包围53天的部队解了围。到1951年4月，进剿部队第三次解放了懋功城，继而乘胜追击，迅速取得战果，共消灭土匪3000多人。匪首刘野樵逃到回汉牛屯藏匿，排长谢安清带21人的小分队连续翻6座大雪山奔袭，牛屯大头人包殿乡（藏族）派兵配合，在空卡山下门子沟将刘匪击毙。杨孙永贞逃到枪岗土司地潜匿，经当地群众举报，川西军区公安师二团派部队将其捕捉。至此，懋功匪患基本肃清。
靖化、懋功土匪肃清后，毛泽东批转了川西军区的剿匪报告。称：“西南的经验，县区乡均建立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剿匪委员会，保有清剿小组，区有捕捉队，此外尚有情报站与检查站的组织；一则清匪必须与反霸、减租、退押或土改结合进行，必须杀掉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力以赴，才能发动群众，根绝匪患。”
五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到1950年9月底，镇反斗争已取得很大成绩。各剿匪部队采取军事进剿、政治瓦解与发动武装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大力宣传和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消除群众惧怕报复的顾虑，主动揭发、劝降、争取和协助部队剿匪。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和群众的配合下，许多土匪悔过自新、缴械自首，许多土匪家人劝夫、劝父、劝子弃暗投明，争取能够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全国除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及解放最晚的西南地区尚有部分股匪外，其他地区的武装股匪均已消灭，共剿匪100余万人。湘西、湘南数十年来匪患不绝，也基本上被肃清。
全国破获了一大批特务间谍案件，逮捕特务分子13797人，缴获潜伏电台175部。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从北京解放到1950年9月底，共破获特务间谍案177起，逮捕特务1565人，拘捕、登记特务及反动党团分子2822人，集中管制、劳动改造1763人，交群众管制2059人，还逮捕了反动会道门头子120人。
镇压反革命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工作中也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右倾偏向。早在1950年5月8日，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就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报告，指出不少地方在镇压反革命中有“宽大无边的倾向”。
镇反斗争中所发生的“宽大无边”右倾偏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量刑轻。该杀不杀，该抓不抓，重刑轻判，免罪释放。二是处理慢。久押不问，拖延判决，积案甚多。三是管得松，监而不牢，管而不严。有的地方监狱管理制度不严密，相信“教育万能”；把监狱看成是普通的工厂、学校。还有的让犯人管犯人，使罪犯有机可乘，致使犯人越狱逃跑事件屡屡发生。
右倾偏向问题的存在，不仅损害了人民政府的威信，也严重地打击了群众参加镇反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有的群众害怕报复，不敢大胆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并说：“得罪政府没关系，得罪反革命分子要杀人。”同时，漫无边际的宽大，犹如放虎归山，放蛇出洞，更加助长了反革命分子的反动气焰，造成此地释放，彼地作案，今日释放，明日作案的情况。一个土匪竟然威胁我干部说：“你要到政府报告我，把我抓去，反正三天会放我出来，那时你就不得了。”
中共中央为了尽快扭转镇反工作的被动局面，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10月10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关于纠正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中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即著名的“双十指示”，严肃指出：各级党委对右倾偏向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立即采取步骤，坚决加以克服，正确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根据已掌握的材料，经过审慎地研究，分别加以处理。当杀者应立即处以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立即逮捕加以改造，对罪恶较轻又愿意悔改者，应立即实行管制并加以考察，若继续作案应严厉制裁。
“双十指示”发出时，湘西的俘降土匪已达2万多人，对这数量庞大的俘降人员，湘西军区决定采用集训、劳动、交人民群众监督等措施，使其洗心革面，改邪归正。
然而，相当一部分参加集训的匪首仍野心不改，野性难驯，一有风吹草动，便想兴风作浪。
冬日的沅陵城是肃杀冷寂的。在下南门通河桥处的那个高墙大院内，更显得阴冷、沉寂。
自从“双十指示”发出后，镇反中的“宽大无边”现象迅速被纠正，一些反革命骨干分子纷纷被拉上刑场。这里的岗哨也增加了，因为在这里集训的都是些湘西数得着的“人物”——清一色的上校以上、团以上的匪首、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等。集训班内，那些血债累累的、缴械以后又再次上山、以后又再次投降、被俘的土匪头目们开始惶惶不可终日，算计于心了。
北厢屋此刻也静得很，几个着杂色服装的土匪头目斜躺在通铺上，有的打着盹，有的瞪着眼睛想心事，只有那个瓦刀脸男子在聚精会神读一份报纸，是一张小开版的《湘西日报》。他叫邓德让，是沅陵官庄凉水井人。那瞪眼发呆的壮汉是他的胞弟邓礼，兄弟二人为匪多年，杀人放火，自然很有一些“功德”。1950年8月，部下不服管制，各自拖枪上山，他兄弟二人仅率200多人驻扎舒溪。后来，解放军大围剿时，他们无可奈何地去张家湾缴了枪。之后，进集训班学习，原以为学习之后，还会给个官做做；可近来风声日紧，共产党不但没有给官做的意思，反而有“秋后算账”之相，于是他开始琢磨自己的出路了。当看到“湘西人民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消息时，他立刻便想到“机会”正向自己走来。他想，朝鲜战火一起，中共军队必全力以赴；中共军队主力一走，后方必然空虚，又是个拖队伍、拉山头的好机会。老蒋反攻得势，自己不又是高官厚禄了吗？想到这儿，他那张瓦刀脸堆起一丝笑意。
这会儿，邓礼也觉察到老兄脸上的变化。悄悄问道：“有什么‘起发’吗？”“起发”是土匪黑话，就是好事的意思。
邓德让指着报纸上的消息，压低了嗓子说：“老天又要发洪水了！找划子过河吧!”这又是黑话，意思是天下又要大乱了，想办法跑出去！
邓礼会意地点了点头。
放风休息时，邓德让兄弟二人分别用江湖帮会上的隐语、洪家暗语，联络集训班另外一些人，准备抢夺看守人员枪支、钥匙。暗中与外面的散兵游勇、零星股匪取得联络，里应外合，暴动上山……
当联络到集训班学习的国民党原暂二军代军长石玉湘时，石大吃一惊，他表面上敷衍着，内心却觉得这些人实在是蚍蜉撼树，胆大妄为。他降了又反，反了又降，对党的政策也理解得深一点，便趁汇报思想之机，向联络部长顾凌申报告了集训队一些顽匪准备暴乱的情况。
其时，47军已准备撤离湘西，奔赴抗美援朝的第一线，镇反运动也进入了高潮。
鉴于不久前王村发生的100余土匪参加的集体越狱事件和集训班一些匪首秘密组织力量、企图暴动这一特殊情况，湘西区党委决定，将集中在沅陵重点审查的200多名罪恶大、民愤大的匪首、惯匪以及反革命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实行镇压……
当然，非常时期也错杀了一些本不该杀的人。最典型的例子有龙矫、陈裕新等。
龙矫在抗战中曾率湘西苗族子弟，与日军对垒，立下大功，后又投入反人民的内战，犯下罪孽，被释放返回故乡之后率旧政权人员投诚。他在集训班写的自传中表明心迹：“宁可为政府误会而杀，不再为反革命孳生。”龙矫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情况下被误杀，颇带有一点悲剧意味。
另一个典型是陈裕新，他虽在国民党军队任过团长，是陈渠珍的旧部，但在解放军挺进湘西，争取“湘西王”陈渠珍投诚。他作为当时隐居在家的民主人士，贡献是人所共知的，但也在沅陵镇反中被杀掉。实际上，陈裕新是在沅陵集训班成立后，自己为了深入了解共产党，主动要求进去学习的，事前还得到了湘西军区领导的特批……
时隔40多年，在岳麓山红枫掩映的一座小楼里。当年的47军联络部部长顾凌申在谈及这次沅陵镇反时，神情坦然又有些憾遗。他说：“现在看来，当时似对甄别工作做得欠严密些，也欠细致些。否则，对一些问题可以处理得更策略些……”
1952年年底，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胜利结束。在镇反运动中，全国共歼灭土匪240余万，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127万。管制23万，杀掉71万。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基本肃清了反动势力残余，彻底打垮了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从而消除了威胁新生人民政权的隐患，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可能。而有着漫长历史和复杂社会根源的匪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从根本上彻底消除了。新中国出现了社会安定、政权巩固的大好局面。当年匪患严重地区的人民，终于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宁。
1950年初，全国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集中兵力进行剿匪的条件已基本成熟。3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了《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在民兵和人民群众的大力协助下，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剿匪斗争。
一
土匪古已有之，但自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土匪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影响之大、组织程度和武装程度之高，是过去所没有的。连年军阀混战给土匪的产生、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温床。在民国军队中，不少军队头目是从土匪首领起家，或曾经当过土匪头目。北洋军阀部队和国民党新军阀部队中，亦有不少人时而为兵、时而为匪。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蒋介石政权的有意组织和国民党散兵游勇聚集为匪，土匪数量激增，达到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
解放之初，在我国已发现的匪特就多达3万人，分为股匪（数千数百数十人不等）和伙群（三五成群）等组织形式，活动十分猖獗。以绥远地区为最多，且多为骑匪，危害极大。他们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隐蔽，跳跃式地远距离流窜，袭击小部队及地方党、政机关，拦路抢劫，破坏交通运输及各种建设。其大股土匪，多活动于绥远、察哈尔等解放较晚的地区；其小股土匪活动在天津、北京、太原附近和安阳地区较多。
在华东地区，土匪袭击乡、区、县级人民政府达一百多次，仅苏南地区就有120多名干部被杀害。解放军第10兵团后勤部长李厚坤在浙江东阳县朝阳村遭土匪伏击而牺牲。
在华北地区，国民党有组织、有计划地潜伏了大批匪特，组织所谓“地下军”、“敌后游击军”。
在西北地区，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国民党将领在兰州战役后，开始网罗散兵游勇，组织起了以陕西王凌云和甘肃马良为首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到处袭击城镇，组织暴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破坏民族团结。
在中南地区，以大别山的匪情最为严重，在河南商城以南地方，早在红军时期就被恶霸土匪顾敬之控制着，成为我根据地里的一块毒瘤，多次清剿，却未剿尽。我军的主力渡江之后，土匪仗着这一带是山区，资源丰富，农业和手工业发达，就冶铁铸犁，搞“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横行乡里，危害地方。白崇禧也十分看中这块地方，在溃退之前派遣了汪宪、樊迅等一批特务，携带多部电台，秘密潜回大别山，建立了一个所谓的“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搜罗惯匪，先后拼凑了11个支队、18个自卫团，进行垂死挣扎。为此，土匪们和国民党残兵败将们还胁迫群众在大别山地区修建了飞机场，准备空运弹药，摆开了和解放军大干一场的架势。
在西南地区，受台湾国民党直接指挥的大股土匪也按行政区划分成立了各级指挥部，他们的口号是“繁殖游击战争，坚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1950年2月5日，包括1000多名起义后又叛乱的国民党军人在内的武装匪徒，在成都市东北龙潭寺发动暴乱，杀害过路和派往起义部队的军政人员40余人。1950年二三月间，四川省内江县土匪袭击了该县的5个区政府，打死干部20多名，抓走干部38名，轮奸女干部10名。第60军179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篱在执行任务时，被土匪抓获，惨遭挖眼、割舌、掏心，最后惨死在土匪刀下。该军炮兵团的一名司务长，被土匪抓去活活煮死。四川仪陇县土匪一次投毒使4000多人中毒。
据1950年初的不完全统计，全国的股匪、特务总数以百万计，发展到上千股，广布全国各省。他们在国民党当局的策动和指挥下，打着“反共救国”、恢复“中华民国”的旗号，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暴乱活动。土匪的一系列疯狂破坏活动，严重威胁着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宁。
1950年3月15日，中南海紫光阁，刚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毛泽东顾不上休息，就忙着召集会议，听取国内情况的汇报。
这时，林伯渠匆匆从外面走进来，径直走到毛泽东身边，轻声报告说：“主席，刚刚接到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与邓小平政委的急电。”说着他便将电文呈上。
毛泽东接过急电，只见上面赫然写着：西南各地近段连续发生大规模土匪武装暴乱……
看完电报，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有些震怒地说：“目前，全国各地的反革命暴乱这么严重，这么普遍，这已经不是一般性质的问题了。他们这是想推翻各地新生的人民政权，推翻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继续用他们封建地主阶级的那一套来取而代之，是想使中国重新再回到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里去，去寻回他们少部分人已经失去了的天堂。”
整个会议厅里，此刻没有一个人说话，所有的人都在静听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继续说：“很明显，他们都是政治土匪。暴乱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严重地破坏和危害了各地当前的救灾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土匪不剿灭，反革命不镇压，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就不能稳固。”
3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国发布了《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遵照中央的指示，对各类反革命分子进行清查和镇压。
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时间，镇反运动风起云涌，神州处处是法场。
二
1950年春节期间，广西贵县庆丰乡新塘村大地主邓志明趁我工作队回县城开总结会的时机，暗中组织土匪，自任“反共青年救国军”司令，煽动落后群众拒交公粮，指使匪徒杀人越货，策划武装暴乱。
正月初一(公历2月17日)这天，我45军工作团一名男同志和一名女同志经过庆丰乡松村，被匪首邓志明下属匪徒覃崇义捉去。覃匪将男同志挖肝割肉与众土匪烹煮吃了，女同志被其奸污后又交与众匪轮奸，后被残忍地杀害了。
邓匪灭绝人性的罪行激起了工作队同志的义愤。大家决心要除此一大害。第二天，全体同志立即研究了捉拿匪首的方案。
邓志明非同一般匪首，他狡猾多疑，诡计多端。他毕业于上海体育专科学校，20世纪20年代曾代表中国队参加过远东运动会，是赛跑和跳高能手。一堵高约两米的墙，他能像鸟一样一跃而过。他靠这点本领，曾逃过了几次围捕。
3月2日拂晓，工作队和解放军战士组成的武装分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邓志明家。邓匪的家已搬逃一空，屋内只有邓志明与其保镖戴德胜在家收拾物品正欲出逃。邓志明发觉被我包围后，当即拔出驳壳枪连续向我分队射击，然后冲出屋外，腾空跃起欲飞越屋基围墙逃跑。我解放军神枪手早看在眼里，手起弹发，击中邓志明大腿。
当日下午2时，工作队和解放军武装排共60人，从太丰乡政府押邓志明回县城。行至新星村谷塘屯的时候。早已潜伏在这里的“反共青年救国军”大队长刘亚标等匪徒百余人突然间从前方及左右三个方向向押解队密集射击。
因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并有一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且人数在我两倍以上，我方十分被动。
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时分，从大圩方面的援军由周继连率领赶到阵地，前后夹攻，击败土匪。队伍会师后，发现匪首邓志明已被土匪抢走，县工作队员黄庚章被俘，解放军战士牺牲多名。
邓志明匪首被众匪救出后，为报被擒之仇，是夜10时派出刘亚标率匪趁我方驻防空虚，攻打庆丰乡人民政府。
庆丰乡副乡长梁恩隆、干事廖凤英英勇抗击土匪，因寡不敌众，不幸被俘。土匪连夜把我两位同志押到邓匪家，连同黄庚章一起严刑拷打。我三位同志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工作队员黄庚章年仅19岁，刚从中学毕业就参加革命工作，他在土匪面前大义凛然，怒斥土匪暴行。
邓匪恼羞成怒，残忍地对我三位同志开膛挖肝，割肉掏心，大摆人肉宴。一匪徒还把人肉拿回村去祭社坛。
4日，匪徒聚集于庆丰乡政府，开宴庆贺“光复”庆丰胜利。
之后，刘亚标乘势攻占新兴乡政府，抓走两名解放军战士和三个乡政府的交通员。这几位同志也被土匪惨杀割肉分配吃光。
穷凶极恶的邓匪帮骚乱了庆丰、新兴、大圩、东源等四个乡，参加暴乱的匪徒400多人，参加抢粮的胁从匪众500多人。我被害同志共计达15人。
是可忍，孰不可忍!
3月5日，解放军133师部队在县民兵的配合下，以强大的兵力对邓志明匪众实施分兵围剿，迅速收复了庆丰乡，毙匪多人，俘匪数十人。残匪四散逃命。
数日后，乘残匪暗中集结东源乡长安村刘亚标家策划之机，我军出其不意，将其包围，一举歼灭。
此后，匪徒化为小股流窜，我军民穷追搜剿，使其全部瓦解，匪占的各乡村亦相继收复。
邓志明只身逃窜时被我民兵缉拿归案。这个灭绝人性的刽子手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处以死刑。
三
1950年春，人民解放军追歼溃退的国民党沿海残余军队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大批解放军伤员源源不断地住进了广东、福建两省的一些大、中城市的医院。然而，这些解放军伤员却成了伪装隐藏在医院里的各种匪特猎取的对象。
曾献余，福建前线解放军某部二连排长。在抢占嵊泗列岛战斗中，曾献余全身五处负伤，其中，有一颗子弹贯穿骨盆，整个阴部及身体下半部呈严重血胀。来到广州中央医院后，院里立即组织最有经验的医生对其实施了手术，进行抢救。
可是，当天晚上，曾献余手术后送进病房输血时，却被人偷偷地拔掉了输血管。等到该病房值班的护士上完厕所回来时，一滩鲜红的血浸透了曾献余身下雪白的床单，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
段雨东，福建前线解放军某部战士。在抢占嵊泗列岛的战斗中，他腹部受伤、肠子溢出体外。他毅然将流出的肠子缠绕在手里的枪托上，跟随部队一起奋勇冲上了敌岛。后来，他再次被岛上顽抗的敌军子弹击中，倒在了部队冲锋的道路上。战斗结束后，段雨东被送进广州中央医院，经过手术抢救后，被安排在该院住院部一间特护病房内。一天早晨，院里巡查的医生忽然发现，段雨东在特护病床上，被人用被子死死地裹住了头，已在夜里窒息而死了。
血淋淋的惨案，接二连三地发生在广州中央医院，这是何等的触目惊心！究竟是谁敢这样残忍，这般猖狂？
有人反映，曾献余等解放军伤病员被害前后的那几天，中央医院门诊部×光室透视师孔钰的那个×光室，有几次下班后还亮着灯，里面不时传出好几个人在说话的声音，一旦走廊里有人走动，里面的谈话声就立即停止了。
孔钰的身影又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医院的另外几个医生，他们是常常去×光室的人。
1950年7月2日深夜，中央医院处在一片寂静之中。在大厅西面拐角处的孔钰的那间×光室里，神秘的灯光忽然亮了起来。但紧接着又灭了，随着门被慢慢地推开，几个黑影从里面闪了出来。不一会儿，一股浓烟从×光室的气窗、门缝里滚涌而来，很快弥漫了整个大厅。
一个上厕所的值班护士忽然闻见了烟味，大喊：“×光室失火了，大家快起来救火啊!”
熟睡中的医生、护士、职工，纷纷穿衣起来，拿起水桶、脸盆，迅速拥向着火的×光室。
就在这时，两个穿着白大褂、戴着大口罩的人影，悄悄地上了住着解放军干部、战士伤员的三楼。他们偷偷地往四周瞅了一下，便迅速地向楼梯口东面的一个病房里钻去。
可是，这回他们失算了。早已等候在屋内的公安人员迅即从门背后转了出来，枪口对准了他们。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公安人员厉声喝道。
两个凶手一愣，转过身扭头就拼命往楼梯下面逃。眼见两个凶手已经跑到一楼，就要逃出大楼。一个公安人员眼尖手快，“砰”的一枪，击伤了跑在后面的那一名凶手的胯部，那家伙挣扎了几下，终于倒下了。
随后，公安部门经过一番深入侦破，捣毁了以内一科主治医师冯海为首的“广州人民反共救国总队第二大队”。这个反动组织从医院医生、护士到伙房里的茶炉工共20多名成员，冯海为大队长。而发生在中央医院内解放军伤员被害惨案，也全都是在冯海的一手策划和指挥下，秘密组织隐藏在该医院里的特务，利用他们在医院内的合法身份，凭借他们熟悉医院内各方面情况先后制造出来的。
“广州人民反共救国总队”另外还有几个大队，全都分散隐藏在广州市内的其他一些医院、学校以及厂矿企业内。这些潜伏在广州市各单位、各部门的特务组织，在城内以对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对新生的各级人民政权进行暗杀、破坏、抢劫为主要手段，贯彻所谓“隐蔽忍耐，等待时机，杀一个少一个，一旦蒋介石在台湾开始反攻大陆，立即在广州市内举行大规模武装起义相配合”的方针。
四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根据朝鲜战场的紧急形势，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紧接着，几十万雄师，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正式拉开帷幕。
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蒋介石误以为利用美国力量光复大陆的时机已经到来，加紧了对大陆的反攻。此时，蒋介石最看好的根据地是“甘青川边游击根据地”，这个根据地的大本营就在懋功县。
懋功县，地处川西北丘状高原山地，全境主属邛崃山，四面被4000米以上的雪山环抱，冬季常常大雪封山，交通阻隔。当时，懋功较大的匪首有：国民党军统特务、“反共联盟军”总司令刘野樵，国民党第16战区专员何本初，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杨森部下134师少将师长李福熙等，加上当地女匪首杨孙永贞等人，可谓群魔荟萃。而他们属下的土匪，少说也有万余人。12月底，懋功、靖化等地首次被土匪占据。
1950年1月下旬，西南军区指示：驻川、康的25个师迅速分遣各地，开始全面剿匪。1950年7月，经过一系列重点围剿，腹心地区基本净化，我军开始抽调部队进剿懋功土匪。
8月，川西军区决定，彻底解决懋功极其猖獗的匪患，重新解放懋功。
川西军区兵分三路。奇怪的是，三路大军几乎没有遇到大股匪徒的抵抗。9月19日我军进入懋功县城时，却几乎未见一匪，未发一枪。昔日沸沸扬扬的数万土匪，转眼间全都不见了踪影，留下了这一座空城。
在伪懋功县政府会议室里。我军指挥员们的脸上疑云密布：数万土匪踪影全无，都藏到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不抵抗，甘愿将苦心经营的巢穴拱手相让？指挥员们经过分析，认为敌人是在耍诡计。然而是什么诡计呢？
重新解放懋功不几天，懋功县委派往沃日等地的工作组，先后全都惨遭土匪杀害，数十名工作队员在各地连一个回来报信的都没有剩下。
紧接着，近万名土匪，在刘野樵和杨孙永贞等人的指挥下，突然从四面将懋功县城重重地包围了起来。而懋功县城仅有茂县军分区门国梁副司令员所率的三个严重缺员的连队担负坚守。200名左右干部战士要对付来势如此凶猛的万余土匪的进攻，力量对比太悬殊了；而且，整个县城既无据守的城墙，又无牢固的工事。经过近三天的顽强坚守，部队伤亡过半。眼看县城已无守住的希望，门国梁不得不带着仅剩的100余人趁着黑夜，从城里拼死突围出去。
人民解放军被迫第二次放弃了懋功城。
川西军区领导机关、西南军区的领导们，全都被震怒了。9月20日，川西军区党委经过研究决定，再次派军区副参谋长温先星偕同川西军区组织部部长罗志敏，率60军178师532团，及西康军区558团，由西康省宝兴县翻越夹金山，直捣懋功。
温先星、罗志敏率领532团部队翻越夹金山后，直插懋功城下，于1951年1月29日再一次解放了懋功县城，其情形与前两次解放懋功几乎完全一样。沿途及到达懋功城下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懋功城内，也仍然是没有遇到一个土匪，城内居民及店铺也全都紧闭着大门。
后来，他们才明白，懋功城里所有的一切其实早已牢牢地控制在土匪手里了。周迅宇、刘野樵这些匪首之所以每次都如此轻易地把懋功城让出来，一方面懋功城确实难以固守，无险可据，同时，这也正是刘野樵这些匪首截然不同于其他一般土匪的狡猾之处。
其实，又一场更加血腥的争夺战正在策划之中。这一次，主谋是杨孙永贞。1951年，她选择离懋功县城27公里的达维乡作为打响“复国”第一枪的地方。
杨孙永贞秘密拘捕了我驻沃日土司衙门的政府代表以及工作组全体同志。她将主力潜伏在达维一带，等解放军上钩。
一天，解放军驻达维镇一个排的战士和几名工作组成员围坐火炉旁学习文件。突然，闯进一名汉人，气喘吁吁地说：“解放军啊，我卖烟的钱被几个土匪抢走了。”
排长何玉清忙问：“在什么地方？”
那人指了指西面，说：“火草坪，离这里不远，顶多两里路。”
何玉清二话没说准备亲自前往，工作组长老王连忙劝阻道：“就几个土匪，何必你亲自去？我让小李带人去就行啦。”然而，小李等三名工作组成员随那人去了半天，不见回来。何玉清和老王觉得不对劲，于是派一个班前去接应。这个班出了达维镇就遭到了匪徒的伏击。全班战士没来得及拉开枪栓便纷纷倒在雪地上，鲜血将镇子口的路面染红了。
杨孙永贞等匪徒就踏着殷红的鲜血杀进了达维。
解放军仓促应战，由于寡不敌众，除何玉清受伤被俘外，其余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杨孙永贞下令将何玉清绑在拴马柱上。一名土匪用尖刀挑开他的脑门，灌进酥油，然后塞进一根细松木作灯芯。何玉清痛昏过去，又被用冰雪擦脖子弄醒。
“点天灯。”杨孙永贞残忍地下令。
土匪点燃松木，何玉清痛得惨叫。杨孙永贞却在狞笑。
与驻达维镇的解放军电讯中断三天后，温先星、罗志敏与门国梁开会商议对策，决定大部队撤出懋功县城，倾师东进，火速增援达维，在城内只留下一个连的兵力。
部队到达达维附近时，天近黄昏，突然间号角声四面而起，五六千土匪从雪地里钻了出来。顿时枪声密如沉雷，连成一片，几乎无法分辨。
这时，杨孙永贞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她率领1000多匪徒，星夜奔袭懋功县城，凭人多势众的优势和城内的反动基础，又夺回了县城。
懋功县城的第三次失守，惊动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毛泽东亲自过问西南的剿匪工作，要求“为干净剿灭西南地区残存匪众而奋斗”。
由于匪徒们采取我驻敌扰，我进敌退的游击战术，剿匪部队虽频频出击，但找不到目标，却又到处遭到冷枪射击，很是被动。鉴于此情，川西军区又增派了533、534和西南军区警卫二团各1个营，由成都出发增援，才使在达维地区被匪包围53天的部队解了围。到1951年4月，进剿部队第三次解放了懋功城，继而乘胜追击，迅速取得战果，共消灭土匪3000多人。匪首刘野樵逃到回汉牛屯藏匿，排长谢安清带21人的小分队连续翻6座大雪山奔袭，牛屯大头人包殿乡（藏族）派兵配合，在空卡山下门子沟将刘匪击毙。杨孙永贞逃到枪岗土司地潜匿，经当地群众举报，川西军区公安师二团派部队将其捕捉。至此，懋功匪患基本肃清。
靖化、懋功土匪肃清后，毛泽东批转了川西军区的剿匪报告。称：“西南的经验，县区乡均建立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剿匪委员会，保有清剿小组，区有捕捉队，此外尚有情报站与检查站的组织；一则清匪必须与反霸、减租、退押或土改结合进行，必须杀掉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力以赴，才能发动群众，根绝匪患。”
五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到1950年9月底，镇反斗争已取得很大成绩。各剿匪部队采取军事进剿、政治瓦解与发动武装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大力宣传和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消除群众惧怕报复的顾虑，主动揭发、劝降、争取和协助部队剿匪。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和群众的配合下，许多土匪悔过自新、缴械自首，许多土匪家人劝夫、劝父、劝子弃暗投明，争取能够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全国除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及解放最晚的西南地区尚有部分股匪外，其他地区的武装股匪均已消灭，共剿匪100余万人。湘西、湘南数十年来匪患不绝，也基本上被肃清。
全国破获了一大批特务间谍案件，逮捕特务分子13797人，缴获潜伏电台175部。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从北京解放到1950年9月底，共破获特务间谍案177起，逮捕特务1565人，拘捕、登记特务及反动党团分子2822人，集中管制、劳动改造1763人，交群众管制2059人，还逮捕了反动会道门头子120人。
镇压反革命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工作中也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右倾偏向。早在1950年5月8日，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就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报告，指出不少地方在镇压反革命中有“宽大无边的倾向”。
镇反斗争中所发生的“宽大无边”右倾偏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量刑轻。该杀不杀，该抓不抓，重刑轻判，免罪释放。二是处理慢。久押不问，拖延判决，积案甚多。三是管得松，监而不牢，管而不严。有的地方监狱管理制度不严密，相信“教育万能”；把监狱看成是普通的工厂、学校。还有的让犯人管犯人，使罪犯有机可乘，致使犯人越狱逃跑事件屡屡发生。
右倾偏向问题的存在，不仅损害了人民政府的威信，也严重地打击了群众参加镇反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有的群众害怕报复，不敢大胆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并说：“得罪政府没关系，得罪反革命分子要杀人。”同时，漫无边际的宽大，犹如放虎归山，放蛇出洞，更加助长了反革命分子的反动气焰，造成此地释放，彼地作案，今日释放，明日作案的情况。一个土匪竟然威胁我干部说：“你要到政府报告我，把我抓去，反正三天会放我出来，那时你就不得了。”
中共中央为了尽快扭转镇反工作的被动局面，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10月10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关于纠正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中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即著名的“双十指示”，严肃指出：各级党委对右倾偏向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立即采取步骤，坚决加以克服，正确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根据已掌握的材料，经过审慎地研究，分别加以处理。当杀者应立即处以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立即逮捕加以改造，对罪恶较轻又愿意悔改者，应立即实行管制并加以考察，若继续作案应严厉制裁。
“双十指示”发出时，湘西的俘降土匪已达2万多人，对这数量庞大的俘降人员，湘西军区决定采用集训、劳动、交人民群众监督等措施，使其洗心革面，改邪归正。
然而，相当一部分参加集训的匪首仍野心不改，野性难驯，一有风吹草动，便想兴风作浪。
冬日的沅陵城是肃杀冷寂的。在下南门通河桥处的那个高墙大院内，更显得阴冷、沉寂。
自从“双十指示”发出后，镇反中的“宽大无边”现象迅速被纠正，一些反革命骨干分子纷纷被拉上刑场。这里的岗哨也增加了，因为在这里集训的都是些湘西数得着的“人物”——清一色的上校以上、团以上的匪首、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等。集训班内，那些血债累累的、缴械以后又再次上山、以后又再次投降、被俘的土匪头目们开始惶惶不可终日，算计于心了。
北厢屋此刻也静得很，几个着杂色服装的土匪头目斜躺在通铺上，有的打着盹，有的瞪着眼睛想心事，只有那个瓦刀脸男子在聚精会神读一份报纸，是一张小开版的《湘西日报》。他叫邓德让，是沅陵官庄凉水井人。那瞪眼发呆的壮汉是他的胞弟邓礼，兄弟二人为匪多年，杀人放火，自然很有一些“功德”。1950年8月，部下不服管制，各自拖枪上山，他兄弟二人仅率200多人驻扎舒溪。后来，解放军大围剿时，他们无可奈何地去张家湾缴了枪。之后，进集训班学习，原以为学习之后，还会给个官做做；可近来风声日紧，共产党不但没有给官做的意思，反而有“秋后算账”之相，于是他开始琢磨自己的出路了。当看到“湘西人民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消息时，他立刻便想到“机会”正向自己走来。他想，朝鲜战火一起，中共军队必全力以赴；中共军队主力一走，后方必然空虚，又是个拖队伍、拉山头的好机会。老蒋反攻得势，自己不又是高官厚禄了吗？想到这儿，他那张瓦刀脸堆起一丝笑意。
这会儿，邓礼也觉察到老兄脸上的变化。悄悄问道：“有什么‘起发’吗？”“起发”是土匪黑话，就是好事的意思。
邓德让指着报纸上的消息，压低了嗓子说：“老天又要发洪水了！找划子过河吧!”这又是黑话，意思是天下又要大乱了，想办法跑出去！
邓礼会意地点了点头。
放风休息时，邓德让兄弟二人分别用江湖帮会上的隐语、洪家暗语，联络集训班另外一些人，准备抢夺看守人员枪支、钥匙。暗中与外面的散兵游勇、零星股匪取得联络，里应外合，暴动上山……
当联络到集训班学习的国民党原暂二军代军长石玉湘时，石大吃一惊，他表面上敷衍着，内心却觉得这些人实在是蚍蜉撼树，胆大妄为。他降了又反，反了又降，对党的政策也理解得深一点，便趁汇报思想之机，向联络部长顾凌申报告了集训队一些顽匪准备暴乱的情况。
其时，47军已准备撤离湘西，奔赴抗美援朝的第一线，镇反运动也进入了高潮。
鉴于不久前王村发生的100余土匪参加的集体越狱事件和集训班一些匪首秘密组织力量、企图暴动这一特殊情况，湘西区党委决定，将集中在沅陵重点审查的200多名罪恶大、民愤大的匪首、惯匪以及反革命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实行镇压……
当然，非常时期也错杀了一些本不该杀的人。最典型的例子有龙矫、陈裕新等。
龙矫在抗战中曾率湘西苗族子弟，与日军对垒，立下大功，后又投入反人民的内战，犯下罪孽，被释放返回故乡之后率旧政权人员投诚。他在集训班写的自传中表明心迹：“宁可为政府误会而杀，不再为反革命孳生。”龙矫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情况下被误杀，颇带有一点悲剧意味。
另一个典型是陈裕新，他虽在国民党军队任过团长，是陈渠珍的旧部，但在解放军挺进湘西，争取“湘西王”陈渠珍投诚。他作为当时隐居在家的民主人士，贡献是人所共知的，但也在沅陵镇反中被杀掉。实际上，陈裕新是在沅陵集训班成立后，自己为了深入了解共产党，主动要求进去学习的，事前还得到了湘西军区领导的特批……
时隔40多年，在岳麓山红枫掩映的一座小楼里。当年的47军联络部部长顾凌申在谈及这次沅陵镇反时，神情坦然又有些憾遗。他说：“现在看来，当时似对甄别工作做得欠严密些，也欠细致些。否则，对一些问题可以处理得更策略些……”
1952年年底，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胜利结束。在镇反运动中，全国共歼灭土匪240余万，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127万。管制23万，杀掉71万。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基本肃清了反动势力残余，彻底打垮了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从而消除了威胁新生人民政权的隐患，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可能。而有着漫长历史和复杂社会根源的匪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从根本上彻底消除了。新中国出现了社会安定、政权巩固的大好局面。当年匪患严重地区的人民，终于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