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说过：“一个人无论多大年龄上没有了父母，都成了孤儿。”我深以为然。父亲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我一个人在途中行走，感到无比孤单。父子之情，不同于母子，更不同于兄弟姐妹，父亲是一座大山，更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图腾。
　　
　　父亲一辈子爱书如命。我记事时，他就自费订阅了《人民文学》《安徽文学》《诗刊》《词刊》等杂志。他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初中毕业，他当了3年小队会计，逢宿县“五七”大学招生，生产队推荐的几个社员都不愿意去，因为不包分配，大队书记找到父亲，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那些日子，奶奶把烙好的玉米面饼用纱布裹好，放在父亲的书包里。父亲从家徒步走到宿县符离集，说是读大学，其实只读一年农业机械。父亲学习认真投入，对内燃机原理谙熟于心，学成回来后成了公社的农机员。生产队的拖拉机抛锚了，他三下五除二就能修好。
　　1973年冬天，父亲在公社澡堂洗澡，雾气缭绕中有人喊他的名字：“听说你被择优安排工作了，县教育局的墙上贴着你的名字。”父亲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洗完澡匆匆往城关镇赶。县城以下都是砂石路，坑坑洼洼，走了四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县教育局，看到自己的名字贴在榜上。“那时的社会风气可真好，”父亲每每和我们说起当年，就很激动，“要是换作现在，早就被有关系的人顶替了。”
　　村人反复讲述父亲的两件事：一是父亲16岁的时候，爷爷饿死了，大概是1960年，奶奶和父亲用大席把爷爷拖到田野埋掉;另一个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村里人都去大队部看电影了，父亲一个人在家睡觉，突然地震，土墙倒了，把父亲砸在下面。奶奶常说，“多亏屋后的你五爷，没有他救命，你父亲早没了。”
　　1985年夏，我们一家正在吃早饭，乡中心校的校长来了，坐在土坯上。他动员父亲做小学负责人。那时不兴叫校长，单位领导一律叫负责人。父亲低着头一声不吭，中心校长急了，对父亲说，“多少人想当啊，可你还拒绝？”父亲不得不答应下来。事后我问他，为啥对负责人不感兴趣？父亲淡淡地说：“乡村学校没钱没权，工作不好开展，做负责人的结局就是最后把人得罪光了。”“孩子，有些事你以后会慢慢明白的，得意就失意。”
　　此后父亲在小学校长的位子上坐了多年，吃力不讨好，身体明显累得透支。学校没啥福利，老师们的意见也不小。父亲几次递交辞呈，上级以组织需要为由，不批准。中心校长暑假总是来我家蹲蹲，不为别的，就是商量建校问题。农村校舍简陋，又要迎接“普九”验收，只好求爹爹告奶奶向镇上的领导争取资金，经过一番努力，校容校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父亲的身体也垮了。父亲常说：“要不不干，要干得干好。”我说：“当官的都像你这样就好了。”父亲笑而不语，每天拎着他的破皮包上班下班、开会上课。
　　1995年春天，父亲下班回家，病了，在镇上的医院住了三个多月。暑假过后，他坚持要上班，医生说这种病不能再上班了，他硬是回校教两个班的3年级数学。我特别担心，每天回家看到家门口人多，就觉得紧张。
　　一天，学校老师在门口摊开了玉米晒，我和几个同事在说笑，嫂子突然喊我，说父亲又病倒了。我吓得腿软，跑到医院，父亲不停呕吐，满脸虚汗，翌日就停止了呼吸。
　　“人终有一死”，哲学家说的话总是轻描淡写，然而个体死亡对一个家庭是莫大的悲剧。我在很长时间里迷失了自己，不知前进的路，也忘记了归途，父亲去世，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悲哀。而父亲对我的影响，便是要做一个负责的人，这让我受益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