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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党史博览》杂志第6期刊登了一篇《我在“万岁军”军部的日子》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位营教导员刘勤在唐山抗震救灾中表现突出、被中央军委荣记二等功，读后令我激动不已，因为刘勤就是我在“万岁军”机枪连当兵时的指导员，他帮助我完成了从大学生到军人的角色转换，多年来，那段战士生涯一直在我心中萦绕不去。
高碑店入伍
1968年9月，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与同学杨长林赴北京军区4793部队入伍，19日到达河北新城县高碑店，下火车后沿公路步行去部队驻地（坐不惯大车，太颠）。正是金秋季节，华北平原一派生机勃勃。
师干部科干事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来报到呵，欢迎，部队都不在家呀！”他收下报到证，却把户口和油粮迁移证还给我，说：“当兵不需要这个。”我俩被告知分在4796部队（336团），当天没车子过去，便让我们先住下。招待所房间里已住着几个老乡，是当地某派群众组织的人在此“避难”，我向他们打听部队番号，对方诧异地说：“你们报到了还不知道？38军呀。”我一听就欣喜地说：“38军是英雄部队，但不知这个师是不是主力？”对方说：“112师就是38军的主力，一个师辖3个步兵团外加炮兵团、高炮团、坦克团，师直还有几个营，‘王牌’中的‘王牌’。”
第二天，我们随336团到师部办事的吉普车，到达北河店驻地，门口一个中等个子老军人站在那儿，很随和的样子，随车的团部电影干事忙介绍：“这是我团3号首长。”他又指着我们介绍：“他们是大学毕业来报到的。”3号过来与我们握手，连连说：“欢迎，欢迎。”后来我才知道，他乃赫赫有名的前志愿军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徐恒禄副团长。
下连队之前，须集训1个月，临时让我们住到二营五连（该连在北京施工），这是个抗美援朝英雄连队，老连长就是徐恒禄。我和扬长林去后，已有来自武汉、北京等地的几个大学毕业生先到了，还没发军装，团里专门派了有经验、打过仗的炮连郑连长来当指导员，警通连长（有武功）当连长，还配了优秀班长来带教。我们提出穿着老百姓衣服在营房内晃荡不方便，希望早发军装。郑指导员经请示后，决定马上发军装。大家喜出望外，也没什么仪式，我便一下子领到了两套单军装、两顶单军帽、一双解放鞋、一件绒布衫、一个黄挎包、一条武装带及被褥等物，在班长指点下，缀上鲜红的领章、帽徽，便正式成为军人。由于我们一入伍就穿4个口袋上衣的军装（干部服），战士们见了都羡慕得不得了。
来我团的大学生兵共26人，其中有复旦中文系张炳元、陈友生、缪维荣等，大家分外亲切。集训主要造就基本军人素质，如敬军礼、打背包、整理内务、步兵队列操练及射击瞄准等，结束时进行了冲锋枪、半自动步枪实弹射击，还掷爆了1颗手榴弹。1个月后，大家被分到团内各连队，我和陈企友（南京大学）、杨培焱（武汉测绘学院）、董增发（唐山矿冶学院）分到机枪二连（代号84分队），我的同学杨长林则分到五连，这两个连都是连续八年的“四好连队”，团里从我俩专业考虑，想让我们捎带着搞些宣传报道工作。
当上机枪兵
机枪二连在北京八大处高井某军事机关施工，我们乘火车先到丰台，然后乘卡车到驻地，当晚连里接风，在两张小桌子拼起来的餐桌上，放着用搪瓷脸盆装的红烧肉、木须肉（木耳炒鸡蛋）、长白菜炒肉片七八样菜，指导员王汝明（唐山人）兴致很高，称副指导员和几名班排长都在安新县支左，你们来了要发挥作用。见我们拘束，便说：“当了兵就走到哪吃到哪，别客气，越随意越好。”
晚饭后我刚到所在的7班，背包尚未打开，连部通知紧急集合，全营要去某机关大院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班长李光清问我去不去？我说：“当然去！”他怕我走散，指定老兵杨忠学领着我。我们穿上棉军大衣，跳上解放牌卡车，冒着寒风去参加活动。散会时，见满地都是一样打扮的军人在找车子，要不是老兵带着，我肯定难找着连队。后来通讯员肖代国对我说：“连里对你们那夜一来就参加活动挺满意。”他们原估计我们不会去的。
当时连队执行施工任务，在某军事单位大院清除建筑垃圾，上午、下午都干活，每次出发时都会集合排队，几乎是走正步到工地，军容非常齐整；收工返驻地时也一样排着队走正步返回，队伍从不散乱（劳动工具由专人车载），这令我印象深刻。1个多月后，我连完成任务回到营房。
那会儿正搞“文革”，物质缺乏，连队伙食较差，早饭是白面馒头、窝窝头、小米粥，中、晚两顿都只有1个烩菜，如白菜猪肉或粉条猪肉（夏季有时只有一个炒茄子或炒卷心菜什么的），主食更差，每周大部分时间是小米饭、“二米饭”（小米和大米混烧），一周也就吃一次大米饭，病号才能吃面条。纯小米饭没有菜汤很难呑咽，我不习惯，每次都只吃六七成饱，东北兵则想念他们吃惯的高粱米；但冀、鲁、豫的兵却对小米饭、“二米饭”很满意，小战士每逢吃大米饭，会高兴得跳起来。原来他们山区家乡吃得更差，大米从未吃过，小米也没保障，有个来自蔚县的战士听我说江南人不吃粗粮愣是不信，与我争得面红耳赤，说：“哪有这么好的地方？”部队星期天吃两顿，我也不习惯，便早上多打点饭放在床头，有时也去四连找张炳元蹭点饺子、包子什么，我们连包了饺子也打给张炳元吃。
与战士们关系开始亲密起来，我学着指挥大家唱歌、胡乱教“样板戏”选段，还给他们当“枉法”的篮球裁判；我的弱项他们也帮助，如整理内务，被子常叠得棱角不突出，副班长便帮我“加工”；有的战士家乡交了女友，也会与我商量要不要敲定。战士们都能海聊，对部队自豪感极强，除了教我唱《38军军歌》以外，还为我讲38军的战史，如“秀水河子战役”、“三下江南”、“四战四平”和攻打天津、抗美援朝的五次大战役等，称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写的是我们师，杨子荣生前的侦察排就在师部。战士们的口头禅则常常是什么38、39、40三个军是“林总”的“三只虎”，还有“某某军打一仗，不如38军跑一趟”之类。有次某班长无意中提到“万岁军”，结果挨了上级批评，原来“万岁军”是彭德怀在朝鲜二次战役嘉奖电中“38军万岁”一句话衍化而来，当时彭被打倒，自然就不许再提“万岁军”。通过这种日常交流，我了解到了38军这支部队还有平江起义的老底子。
38军对团级以上领导都称代号，军（师、团）长叫1号，各级政委都称2号，副军（师、团）长是3号，副政委是4号，各级参谋长为5号，政治部（处）主任称6号，副参谋长是7号，政治部（处）副主任为8号。112师3个步兵团也有“猛打”（334团）、“猛冲”（335团）、“猛追”（336团）的代号。我们336团有3个营，机枪二连属二营，共辖8个班，1班至6班每班装备一挺重机枪、2支五六式冲锋枪；7、8班每班2挺连用机枪。当时有句顺口溜叫“紧步兵，松炮兵，吊儿郎当机枪兵”，故我在机枪连没有“紧张感”，早晨、傍晚连队不出操，到营房外遛马（当时还是“骡马化”），我们连大约有20多匹骡马，头都翘得高高的，养得骠肥体壮，据说当年拍电影《云雾山中》、《神秘的侣伴》等就借用我连的马匹。连队也不站岗放哨，但晚上要看守马棚，不让骡马躺倒。机枪连只在重大节日才有战备值班，就是把重机枪在营房外架成对空射击态势，打击目标是飞机、伞兵，我仅于1969年元旦参加过野外对空值班，在零下十几度的风雪中站了一天，冻得够呛。中苏珍宝岛冲突发生后，团里开过一次战备誓师大会，放了好多枪炮，但会后仍一切如常，并无实质性战备动作。那会儿政治学习主导一切，上午学，下午也学，主要是学“毛著”及“最新指示”，谈心得体会，军事训练基本没有，只有周六的下午才安排擦枪，偶尔也搞一次紧急集合。我在连队的1年零4个月中，营团规模以上的演习一次也没碰到，因为林彪说“政治可以冲击军事”，认为董存瑞、黄继光的壮举训练场上练不出，部队军事素质实际上有所下降。1968年底，连队例行实弹射击，打靶时每人打10发重机枪子弹，我趴下瞄准，头一击发子弹打飞，第二个点发打中靶右上方，副连长帮我调整，第三发中了10环，以后的连发全中靶心，总共打了80环（已够上优秀），竟名列全连第三，其实不是我水平高，而是军事训练时间太少。
带枪与“寻枪”
不久，李福贵提拔为副营长，到联合防汛指挥部去了，在安新这边只有刘勤和胡广浩排长两人当家（梁副连长留守营旁）。那几天风雨交加，连里在夜间派干部带队去大堤巡查。有一天，我见指导员他们太累，自告奋勇去巡堤，刘勤同意我带4个人持枪去，我说：“遇到有人破坏大堤怎么办？”刘勤叮嘱说：“你带上10发子弹，但千万不能开枪。”当时保定地区时有发生抢夺军人枪支的事，我接过子弹，感到责任重大，披上雨衣出发时，刘勤还关照我别开枪。我率领战士们冲进风雨中，此时天非常黑，堤上泥泞难行，好在大堤很宽，我又出身于农村，这种摸黑的路是走惯的。那夜我们沿堤巡查了15里远，再往回走，天亮前平安到达驻地，刘勤还没睡。我去连部交还子弹，他松了口气说：“总算把你们等回来了。”我忙说：“巡堤时听到过枪声，但没情况。”那时秩序乱，我心里也挺紧张。
1969年8月，有一派群众组织占了高碑店火车站，京广线断了，我团一营奉命徒手上对方阵地宣传，没想到对方开枪打死3个战士，部队举着《毛主席语录》奋勇冲上去，收缴了对方的枪支，恢复了交通。事后，我连进驻高碑店参加收缴武器、维持秩序，数天后旋又奉调回安新县，帮助两派搞大联合，我们跑了好多个公社，把两派组织强拉在一起宣布成立了革委会。秋天，上级把四连一个排长调来当连长，不久，按所谓林彪“第一号令”，连队调驻定兴县高里中学，帮助该县两派头头和“结合干部”办学习班，因为缺上课的干部，由我去滥竽充数讲了一课“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没想到反响还可以，这样，学习班的人也都知道我连还有4个大学生兵。
有天晚上约9点多，我见门口有2名穿大衣军人从驻地走出去，脸有点熟，像团部警通连的人，所以也没关心，只听他们关照对哨兵说：“站岗时要注意安全呵！”说罢扬长而去。我回到班里不久，刘勤就让通讯员传我过去，一进连部，便见刘勤和文书、一名班长神色严峻地在议论什么，原来连里丢了1支半自动步枪，这可是严重事件，大家猜测枪的去向，都没明确方向。这时我说起曾在门口见到2名非本连军人，刘勤一拍大腿说，团部就驻在附近某村，可能是他们来人偷走的，于是坚决地说：“我们必须连夜把枪追回来，不能拖到明天！”我说：“寻枪的事我去，你在连里坐镇听消息。”刘勤不放心我一个人赶夜路，派胡广浩与我同去，还叫我们带支手枪防身，胡在农村支左有经验，说：“嗨，带那玩意干啥？用不着。”我们摸黑赶到那个村子，找到团里一个股长，这家伙正洗脚要上床，胡广浩陪笑着咋唬：“首长，我们是机枪二连的，你知道我们来意。”股长冷冷地说：“找我干什么？”我说：“把枪还给我们吧。”股长说：“你们丢枪啦？”我见对方并不冒火，心想肯定是他派人干的，忙说：“警通连战士骗我们哨兵说找连首长，利用我们不防备熟人，偷了一支半自动藏在大衣里混出去了，他们刚走，连里就发现丢了枪，这个做法不高明。”股长见我们吃定了，也眯眼笑了：“我不知道这事呀，警通连检查战备是带回1支枪，真是你们的就拿回去。你们要是明天来，就算事故了。”这时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后来亦未影响评“四好连队”。
1970年1月，我们结束了当兵，我和杨长林、张炳元及南京大学的赵京玉（在四连）一起分到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报社，陈企友去了63军，杨培焱分至军区测绘部门（董增发去向忘了）。后来，张炳元转业返沪当了上海卫视总编审，杨长林在军区战友报以师职退休，陈友生当了上海大学教授，缪维荣转业至无锡市文化局任领导，我则于1975年8月复员（后改转业）回到上海，战友刘勤从集团军纪委副书记岗位退下后定居保定，我通过《党史博览》文章作者与他取得了联系。令人惋惜的是，336团却在部队精编中被裁撤了。
（作者为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戏剧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 殷之俊
高碑店入伍
1968年9月，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与同学杨长林赴北京军区4793部队入伍，19日到达河北新城县高碑店，下火车后沿公路步行去部队驻地（坐不惯大车，太颠）。正是金秋季节，华北平原一派生机勃勃。
师干部科干事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来报到呵，欢迎，部队都不在家呀！”他收下报到证，却把户口和油粮迁移证还给我，说：“当兵不需要这个。”我俩被告知分在4796部队（336团），当天没车子过去，便让我们先住下。招待所房间里已住着几个老乡，是当地某派群众组织的人在此“避难”，我向他们打听部队番号，对方诧异地说：“你们报到了还不知道？38军呀。”我一听就欣喜地说：“38军是英雄部队，但不知这个师是不是主力？”对方说：“112师就是38军的主力，一个师辖3个步兵团外加炮兵团、高炮团、坦克团，师直还有几个营，‘王牌’中的‘王牌’。”
第二天，我们随336团到师部办事的吉普车，到达北河店驻地，门口一个中等个子老军人站在那儿，很随和的样子，随车的团部电影干事忙介绍：“这是我团3号首长。”他又指着我们介绍：“他们是大学毕业来报到的。”3号过来与我们握手，连连说：“欢迎，欢迎。”后来我才知道，他乃赫赫有名的前志愿军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徐恒禄副团长。
下连队之前，须集训1个月，临时让我们住到二营五连（该连在北京施工），这是个抗美援朝英雄连队，老连长就是徐恒禄。我和扬长林去后，已有来自武汉、北京等地的几个大学毕业生先到了，还没发军装，团里专门派了有经验、打过仗的炮连郑连长来当指导员，警通连长（有武功）当连长，还配了优秀班长来带教。我们提出穿着老百姓衣服在营房内晃荡不方便，希望早发军装。郑指导员经请示后，决定马上发军装。大家喜出望外，也没什么仪式，我便一下子领到了两套单军装、两顶单军帽、一双解放鞋、一件绒布衫、一个黄挎包、一条武装带及被褥等物，在班长指点下，缀上鲜红的领章、帽徽，便正式成为军人。由于我们一入伍就穿4个口袋上衣的军装（干部服），战士们见了都羡慕得不得了。
来我团的大学生兵共26人，其中有复旦中文系张炳元、陈友生、缪维荣等，大家分外亲切。集训主要造就基本军人素质，如敬军礼、打背包、整理内务、步兵队列操练及射击瞄准等，结束时进行了冲锋枪、半自动步枪实弹射击，还掷爆了1颗手榴弹。1个月后，大家被分到团内各连队，我和陈企友（南京大学）、杨培焱（武汉测绘学院）、董增发（唐山矿冶学院）分到机枪二连（代号84分队），我的同学杨长林则分到五连，这两个连都是连续八年的“四好连队”，团里从我俩专业考虑，想让我们捎带着搞些宣传报道工作。
当上机枪兵
机枪二连在北京八大处高井某军事机关施工，我们乘火车先到丰台，然后乘卡车到驻地，当晚连里接风，在两张小桌子拼起来的餐桌上，放着用搪瓷脸盆装的红烧肉、木须肉（木耳炒鸡蛋）、长白菜炒肉片七八样菜，指导员王汝明（唐山人）兴致很高，称副指导员和几名班排长都在安新县支左，你们来了要发挥作用。见我们拘束，便说：“当了兵就走到哪吃到哪，别客气，越随意越好。”
晚饭后我刚到所在的7班，背包尚未打开，连部通知紧急集合，全营要去某机关大院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班长李光清问我去不去？我说：“当然去！”他怕我走散，指定老兵杨忠学领着我。我们穿上棉军大衣，跳上解放牌卡车，冒着寒风去参加活动。散会时，见满地都是一样打扮的军人在找车子，要不是老兵带着，我肯定难找着连队。后来通讯员肖代国对我说：“连里对你们那夜一来就参加活动挺满意。”他们原估计我们不会去的。
当时连队执行施工任务，在某军事单位大院清除建筑垃圾，上午、下午都干活，每次出发时都会集合排队，几乎是走正步到工地，军容非常齐整；收工返驻地时也一样排着队走正步返回，队伍从不散乱（劳动工具由专人车载），这令我印象深刻。1个多月后，我连完成任务回到营房。
那会儿正搞“文革”，物质缺乏，连队伙食较差，早饭是白面馒头、窝窝头、小米粥，中、晚两顿都只有1个烩菜，如白菜猪肉或粉条猪肉（夏季有时只有一个炒茄子或炒卷心菜什么的），主食更差，每周大部分时间是小米饭、“二米饭”（小米和大米混烧），一周也就吃一次大米饭，病号才能吃面条。纯小米饭没有菜汤很难呑咽，我不习惯，每次都只吃六七成饱，东北兵则想念他们吃惯的高粱米；但冀、鲁、豫的兵却对小米饭、“二米饭”很满意，小战士每逢吃大米饭，会高兴得跳起来。原来他们山区家乡吃得更差，大米从未吃过，小米也没保障，有个来自蔚县的战士听我说江南人不吃粗粮愣是不信，与我争得面红耳赤，说：“哪有这么好的地方？”部队星期天吃两顿，我也不习惯，便早上多打点饭放在床头，有时也去四连找张炳元蹭点饺子、包子什么，我们连包了饺子也打给张炳元吃。
与战士们关系开始亲密起来，我学着指挥大家唱歌、胡乱教“样板戏”选段，还给他们当“枉法”的篮球裁判；我的弱项他们也帮助，如整理内务，被子常叠得棱角不突出，副班长便帮我“加工”；有的战士家乡交了女友，也会与我商量要不要敲定。战士们都能海聊，对部队自豪感极强，除了教我唱《38军军歌》以外，还为我讲38军的战史，如“秀水河子战役”、“三下江南”、“四战四平”和攻打天津、抗美援朝的五次大战役等，称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写的是我们师，杨子荣生前的侦察排就在师部。战士们的口头禅则常常是什么38、39、40三个军是“林总”的“三只虎”，还有“某某军打一仗，不如38军跑一趟”之类。有次某班长无意中提到“万岁军”，结果挨了上级批评，原来“万岁军”是彭德怀在朝鲜二次战役嘉奖电中“38军万岁”一句话衍化而来，当时彭被打倒，自然就不许再提“万岁军”。通过这种日常交流，我了解到了38军这支部队还有平江起义的老底子。
38军对团级以上领导都称代号，军（师、团）长叫1号，各级政委都称2号，副军（师、团）长是3号，副政委是4号，各级参谋长为5号，政治部（处）主任称6号，副参谋长是7号，政治部（处）副主任为8号。112师3个步兵团也有“猛打”（334团）、“猛冲”（335团）、“猛追”（336团）的代号。我们336团有3个营，机枪二连属二营，共辖8个班，1班至6班每班装备一挺重机枪、2支五六式冲锋枪；7、8班每班2挺连用机枪。当时有句顺口溜叫“紧步兵，松炮兵，吊儿郎当机枪兵”，故我在机枪连没有“紧张感”，早晨、傍晚连队不出操，到营房外遛马（当时还是“骡马化”），我们连大约有20多匹骡马，头都翘得高高的，养得骠肥体壮，据说当年拍电影《云雾山中》、《神秘的侣伴》等就借用我连的马匹。连队也不站岗放哨，但晚上要看守马棚，不让骡马躺倒。机枪连只在重大节日才有战备值班，就是把重机枪在营房外架成对空射击态势，打击目标是飞机、伞兵，我仅于1969年元旦参加过野外对空值班，在零下十几度的风雪中站了一天，冻得够呛。中苏珍宝岛冲突发生后，团里开过一次战备誓师大会，放了好多枪炮，但会后仍一切如常，并无实质性战备动作。那会儿政治学习主导一切，上午学，下午也学，主要是学“毛著”及“最新指示”，谈心得体会，军事训练基本没有，只有周六的下午才安排擦枪，偶尔也搞一次紧急集合。我在连队的1年零4个月中，营团规模以上的演习一次也没碰到，因为林彪说“政治可以冲击军事”，认为董存瑞、黄继光的壮举训练场上练不出，部队军事素质实际上有所下降。1968年底，连队例行实弹射击，打靶时每人打10发重机枪子弹，我趴下瞄准，头一击发子弹打飞，第二个点发打中靶右上方，副连长帮我调整，第三发中了10环，以后的连发全中靶心，总共打了80环（已够上优秀），竟名列全连第三，其实不是我水平高，而是军事训练时间太少。
带枪与“寻枪”
不久，李福贵提拔为副营长，到联合防汛指挥部去了，在安新这边只有刘勤和胡广浩排长两人当家（梁副连长留守营旁）。那几天风雨交加，连里在夜间派干部带队去大堤巡查。有一天，我见指导员他们太累，自告奋勇去巡堤，刘勤同意我带4个人持枪去，我说：“遇到有人破坏大堤怎么办？”刘勤叮嘱说：“你带上10发子弹，但千万不能开枪。”当时保定地区时有发生抢夺军人枪支的事，我接过子弹，感到责任重大，披上雨衣出发时，刘勤还关照我别开枪。我率领战士们冲进风雨中，此时天非常黑，堤上泥泞难行，好在大堤很宽，我又出身于农村，这种摸黑的路是走惯的。那夜我们沿堤巡查了15里远，再往回走，天亮前平安到达驻地，刘勤还没睡。我去连部交还子弹，他松了口气说：“总算把你们等回来了。”我忙说：“巡堤时听到过枪声，但没情况。”那时秩序乱，我心里也挺紧张。
1969年8月，有一派群众组织占了高碑店火车站，京广线断了，我团一营奉命徒手上对方阵地宣传，没想到对方开枪打死3个战士，部队举着《毛主席语录》奋勇冲上去，收缴了对方的枪支，恢复了交通。事后，我连进驻高碑店参加收缴武器、维持秩序，数天后旋又奉调回安新县，帮助两派搞大联合，我们跑了好多个公社，把两派组织强拉在一起宣布成立了革委会。秋天，上级把四连一个排长调来当连长，不久，按所谓林彪“第一号令”，连队调驻定兴县高里中学，帮助该县两派头头和“结合干部”办学习班，因为缺上课的干部，由我去滥竽充数讲了一课“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没想到反响还可以，这样，学习班的人也都知道我连还有4个大学生兵。
有天晚上约9点多，我见门口有2名穿大衣军人从驻地走出去，脸有点熟，像团部警通连的人，所以也没关心，只听他们关照对哨兵说：“站岗时要注意安全呵！”说罢扬长而去。我回到班里不久，刘勤就让通讯员传我过去，一进连部，便见刘勤和文书、一名班长神色严峻地在议论什么，原来连里丢了1支半自动步枪，这可是严重事件，大家猜测枪的去向，都没明确方向。这时我说起曾在门口见到2名非本连军人，刘勤一拍大腿说，团部就驻在附近某村，可能是他们来人偷走的，于是坚决地说：“我们必须连夜把枪追回来，不能拖到明天！”我说：“寻枪的事我去，你在连里坐镇听消息。”刘勤不放心我一个人赶夜路，派胡广浩与我同去，还叫我们带支手枪防身，胡在农村支左有经验，说：“嗨，带那玩意干啥？用不着。”我们摸黑赶到那个村子，找到团里一个股长，这家伙正洗脚要上床，胡广浩陪笑着咋唬：“首长，我们是机枪二连的，你知道我们来意。”股长冷冷地说：“找我干什么？”我说：“把枪还给我们吧。”股长说：“你们丢枪啦？”我见对方并不冒火，心想肯定是他派人干的，忙说：“警通连战士骗我们哨兵说找连首长，利用我们不防备熟人，偷了一支半自动藏在大衣里混出去了，他们刚走，连里就发现丢了枪，这个做法不高明。”股长见我们吃定了，也眯眼笑了：“我不知道这事呀，警通连检查战备是带回1支枪，真是你们的就拿回去。你们要是明天来，就算事故了。”这时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后来亦未影响评“四好连队”。
1970年1月，我们结束了当兵，我和杨长林、张炳元及南京大学的赵京玉（在四连）一起分到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报社，陈企友去了63军，杨培焱分至军区测绘部门（董增发去向忘了）。后来，张炳元转业返沪当了上海卫视总编审，杨长林在军区战友报以师职退休，陈友生当了上海大学教授，缪维荣转业至无锡市文化局任领导，我则于1975年8月复员（后改转业）回到上海，战友刘勤从集团军纪委副书记岗位退下后定居保定，我通过《党史博览》文章作者与他取得了联系。令人惋惜的是，336团却在部队精编中被裁撤了。
（作者为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戏剧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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