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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近年来全球化问题的再次升温，迫使人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考虑世界历史的若干问题。全球化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关系如何，如何处理世界历史与地方中心主义之间的关系，这是历史教学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全球化，全球史观，地方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9—0068—05
“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是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经典阐述。作为世界历史的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及交往的扩大而逐步转变成世界历史的。促成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即人类社会普遍交往的建立和闭关自守状态的打破，即全球化(globalization)。全球化的任何变化必然会引起世界历史的转变，因此探讨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历史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当然，世界历史与全球化都是很大的题目，经过一个世纪以来众多学者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但目前仍旧存在着诸多有待解决的课题。在这里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只教学实际中两个相关问题作简要论述，以资商榷。
一、全球化与世界历史
全球化最初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其核心即经济的一体化，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世界历史与全球化就没有关系，相反，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世界各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由分散走向联合、统一的过程，而经济的一体化过程只是这一发展过程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从历史角度看，全球化即指各民族、国家之间联系、交往日益紧密、普遍的过程，着重研究的是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横向联系。 在笔者看来，全球化不是一个时间点，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首先，全球化不是自古有之，在此有必要对西方有关学者的论说作一辨析：阿明、弗兰克等人就认为全球化的历史不是500年而是5000年，贯穿人类的整个文明史。他们的理由有三：(1)人类由其发源地东非向全球范围的迁徙和扩散；(2)诸如马其顿、罗马、汉帝国等横跨几大洲的古代帝国的形成；(3)13世纪前后以印度、中国、意大利等为中心的几个经济贸易圈的形成。这些看似合理的理由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一则，人类的大迁徙是气候环境使然，而不是人们自觉、主动和有目的的行为；二则，那些盛极一时的古代帝国是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的结果，并没有稳固的经济和文化基础，随着军事统治的瓦解而崩溃，即使帝国之内甚至是帝国之间有比较密切的交往，但是就宏观而言，仍是地区性的；三则，13世纪前后形成的几大经济贸易圈，实际上是政治统治的附属物，非常脆弱，仍旧带有地区性的特点，尽管其范围比较广阔。由此观之，把全球化向上追溯五千年的作法是不科学的
其次，全球化既没有最终形成更没有停止，而是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阶段。就短期而言，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世界各地的联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就长期的历史过程而言，我们今天所处的阶段只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初级甚或起步阶段。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类社会的发展共分为三大发展阶段或是三大社会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在第一大社会形态下，人们之间的关系最初表现为从血缘政治到地缘政治的人的依赖关系，人们基本上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即使各地区之间曾经有过某些联系，但并没有建立起向我们今天这样普遍的、密切的联系。巴勒克拉夫在反驳把世界历史看成是“直线式的、普遍统一的”观点的时候说，尽管“谁也不会否认中华民族与地中海的民族之间从远古时代以来就存在着联系和相互影响，尤其是李约瑟结论性地证明了这种联系和相互影响的重要意义。然而这些联系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仅仅是一个特例，而且中国和地中海地区在若干个世纪里经历的道路实际上是彼此独立，互不相同的。如果我们硬要将它们纳入一个单一的模式，那么这样来重现它们的历史必然会严重地违背历史真实性”。不容否认，在全球化开始之前，在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人与人之间或者是国家与地区之间确实存在过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但其是地区性、暂时性、偶然性的，带有简单化的特征，而不具有全球性、世界性的特点，所以，“在15、16世纪人类对世界的人是空前扩展之前，历史学家们所写的已知世界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还是中古时代的，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都存在着局限，首先是地理知识上的局限。……其次是民族或宗教意识上的局限”，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写作包括全部世界在内的世界历史。
从15、16世纪开始，人类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因为在这个时候具备了两个基本要素，即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地理大发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打破隔绝状态实现彼此之间的直接接触提供了可能。而资本主义更为重要，其最大特性就是具有无限的扩张性，正是因为资本的这种无限扩张性才刺激西方殖民者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走遍全球，凡海水所及之处，几乎无处没有他们的踪迹，直至19世纪末世界终于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势力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为止，世界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闭关自守的状态逐渐被彻底打破，形成了一个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整体世界，即全球化初具雏形。从此，世界的各个部分不再孤立地发展，真正告别了“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区史或民族史阶段，进入世界历史时期。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在全球化的开启过程中确实起到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商品流通摆脱了先前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上实现了“人的独立性”，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第二大形态的开始。“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如今世界各地的联系即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这主要还是集中于全球联系在空间上的拓展，在纵深方面的发展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因此，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充其量只是整个全球化历程的最初阶段。要真正实现全球的一体化还要等到人类社会的第三大社会形态即自由人的联合体或者说是“大同”社会才能真正实现。
这样看来，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明显地可以划分为两大历史时期，即前世界历史时期和世界历史时期。至于具体的时间断 限，大致可以地理大发现为界，不过由于各地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笔者不赞成一刀切的做法，具体地区的时间划分可以适当放宽。对于世界历史时期的历史，我们必须用联系的观点，从纵横两个方面来整体考察，而不能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要有全球的视野，这里没有什么疑问。至于前世界历史时期，如何撰写这一时期的历史则存在着不少问题。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显然是不恰当的做法，但是把各个地区看成互不联系的一盘散沙显然也是与历史真实不符，所以笔者赞同以文明为基本单位进行考察。尽管历史上的民族、国家变动不居，但是因为文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妨以文明为单位来理清整个世界由分散走向联合这一复杂过程的基本脉络。在考察各文明内部发展历程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考察各文明之间的横向联系，因为正是世界的这种逐渐联合才最终促成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前世界历史时期，世界各文明之间虽然不一定有直接的接触，但是间接的联系已经或多或少地存在，比如说古代史上，在欧亚草原之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交通线，使节、商旅、宗教人士络绎不绝，甘英虽没能够渡海到达大秦，但希腊神话已经在渐人中原等等，这些都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哥伦布等正是由于要去东方寻宝才开始了他们的世界之旅。因此，尽管地理大发现由葡萄牙、西班牙首先发起，最具世界意义的资本主义革命肇始于英国，但是全球化的开启是全人类的功绩，而不是哪一个单独的国家或地区所能单独完成的，比如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指南针和火药技术，如果没有阿拉伯人所起到的中间作用，地理大发现是很难实现的。可见，全球化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也正是我们极力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原因之一。因此，即使是对前世界历史时期的考察，也必须要有一种宏观的视野和联系的观点。
二、地方中心主义与世界历史
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非西方力量的崛起，19世纪盛极一时的“欧洲中心论”及由此衍生出的“西方中心论”等观念，不断成为学者们攻击的对象。在这方面，无论是在史学实践上还是在理论建树上，无疑都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
斯宾格勒是西方最早对西方文明提出质疑的人，他认为，要建立世界历史形态学，必须根除“古代——中古——近代”这个长期主宰着西方历史研究的思维模式。这个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把西欧文化当作中心，看成是“太阳”，以西欧历史的三分法“古代——中古——近代”为基本框架来编排世界历史，而把其他伟大的文化及其历史仅仅看做是环绕这个太阳旋转的“行星”。汤因比则认为在近6000年来的人类历史上，一共出观过26个文明社会：西方、东正教、伊朗、阿拉伯、印度、远东、希腊、叙利亚、古代印度、古代中国、来若斯、苏美尔、赫梯、巴比伦、埃及、安地斯、墨西哥、于加丹和玛雅。其中东正教文明又可分为拜占庭东正教和俄罗斯东正教，远东又可分为中国和朝鲜。另外，还有五个“停滞的文明社会”，它们是波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社会、斯巴达以及奥斯曼。在阐明自己的历史观时，汤因比强调指出，他的最重要的论点有二：其一，历史研究中可以独立说明问题的最小范围或单位是文明社会；其二，所有的文明社会就一定意义而言，均应看做是“平行的”“同时代的”。
从某种程度而言，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确信，历史哲学与史学研究所面对的“世界历史指的是整体，而不是某个选定的部分”。因此，当代历史哲学与史学研究应该放弃狭隘的欧洲文化中心论和偏颇的民族主权国家观，转向一种整体性的、深层次的文化形态或文明社会比较研究。它揭示了一个重要主张——多元的文化观。这对那些根深蒂固的历史思维方式——欧洲文化中心论——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冲击。任何习俗都有其文化的根由，而破除这种有碍于历史眼界的文化一元论也必须有待特定的文化氛围，19世纪后半叶以来现代工业的崛起、文化交流的沟通，人文研究特别是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原始神话研究、比较语言学等等的重大进展，都为这样一种氛围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而欧洲社会于近现代之交所面临的重重文化危机，则进一步加速了历史认识的进程，促使西方世界中一些较敏感的思想家从自我中心之中逐步清醒过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共同主张的那种多元文化观显然也应看做是上述文化氛围与学术趋向的必然结论。
在理论建树上，1955年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1955年出版的《处于变动中的历史学》明确提出“全球史观”并呼吁要“重新估价历史”，以后又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使之不断完善。以此理论为指导出现了许多具有全球视野的世界史著作。最为著名的就是麦克尼尔的《世界通史》《西方的兴起》、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其余的还有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房龙的《人类的故事》、威尔·杜兰的《文明的故事》、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苏联版的《世界通史》等等。中国的老一辈史学家诸如周谷城、周一良、吴于廑等在这方面也是付出了辛勤的劳作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尽管巴勒克拉夫等人以“全球史观”为指导，以突破“欧洲中心论”为主要任务，主张历史研究者将视线投射到所有地区和时代，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但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等地方中心主义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斯塔夫里阿诺斯虽宣称“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但是他的《全球通史》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只不过是一种“经过掩饰的西方中心论”而已。《西方的兴起》被认为是第一部专业历史学家写的综合世界史著作，不过麦克尼尔仍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把“非西方”世界各部分仅仅视为先进科技、文化、政治、经济体制的被动的接受者以及受惠者，而忽视了这些地区人民对现代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因此麦克尼尔本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他在这方面的欠缺。
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历史背道而驰的历史观并不止于欧洲中心论或是西方中心论，实际上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类似的地方中心主义，比如说非洲中心论、亚洲中心论、日本中心论、印度尼西亚中心论等等，只不过经常为人忽视而已。尤其是二战以后，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崛起，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复兴，许多史学家在批判欧洲中心论或是西方中心论的同时却不知不觉地滑入了以民族主义、区域主义为中心的地方中心主义的泥淖。这些地方中心主义实际上与欧洲中心主义并无二致，“这只不过是用一套假设去取代另一套假设，用一个主观的价值观念体系去取代另一个主观的价值观念体系而已”，因此“仅仅推翻欧洲中心论并且树立印度尼西亚中心论的观点以取而代之是很不够的”。这是因为“用一种欧洲的或中国的或其他的微观视野，绝不可能看清楚一定距离之外发生的事情，更看不清整个世界。相反，要想看清楚就必须借助于能够涵盖整个世界及其各个部分的宏观视野，尽管这样可能看不清远方的某些细节。不仅从欧洲或其他什么‘特殊论’的角度观看世界势必成为盲人摸象，而且使用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或以中国为中心、以伊斯兰为中心、以非洲为中心)的视角也不啻坐井观天。”
其实无论是日本也好，印尼也好，还是欧洲或是更大范围的西方，都不可能将整个世界的历史包容进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里的人民是指全世界的人民，而不是指哪一处的人民，今天的世界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另外，由于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某一地区在一定时间内发展得比较快，有可能成为某一时期的中心，但是这个中心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所谓边缘区有可能上升为这一时期的中心，而原来的中心区的地位可能有所削弱，比如说四大文明古国、希腊罗马文化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欧洲一样都曾经是地方乃至世界发展的中心，再比如欧洲人一直把欧洲视为世界发展的中心，实际上即使是欧洲内部的中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是不同的，首先是葡萄牙、西班牙成为欧洲殖民的先锋，英法后来居上。整个人类社会正是在变化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我们看待历史也应该用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眼光，历史地观察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必须反映出这一变化。所以，不仅是一成不变的欧洲中心主义，而且任何形式的地方中心主义都是与世界历史背道而驰的。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由分散走向联合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过去人们分散、孤立的发展状态，把世界各地联系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促成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世界历史也必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断向前发展。正是因为如此，不但要破除传统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更要反对任何形式的地方中心主义，必须在全球化这个大的世界背景下，从整体而不是局部，运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世界性的眼光察古知今，鉴往知来!
[关键词]全球化，全球史观，地方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9—0068—05
“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是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经典阐述。作为世界历史的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及交往的扩大而逐步转变成世界历史的。促成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即人类社会普遍交往的建立和闭关自守状态的打破，即全球化(globalization)。全球化的任何变化必然会引起世界历史的转变，因此探讨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历史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当然，世界历史与全球化都是很大的题目，经过一个世纪以来众多学者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但目前仍旧存在着诸多有待解决的课题。在这里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只教学实际中两个相关问题作简要论述，以资商榷。
一、全球化与世界历史
全球化最初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其核心即经济的一体化，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世界历史与全球化就没有关系，相反，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世界各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由分散走向联合、统一的过程，而经济的一体化过程只是这一发展过程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从历史角度看，全球化即指各民族、国家之间联系、交往日益紧密、普遍的过程，着重研究的是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横向联系。 在笔者看来，全球化不是一个时间点，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首先，全球化不是自古有之，在此有必要对西方有关学者的论说作一辨析：阿明、弗兰克等人就认为全球化的历史不是500年而是5000年，贯穿人类的整个文明史。他们的理由有三：(1)人类由其发源地东非向全球范围的迁徙和扩散；(2)诸如马其顿、罗马、汉帝国等横跨几大洲的古代帝国的形成；(3)13世纪前后以印度、中国、意大利等为中心的几个经济贸易圈的形成。这些看似合理的理由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一则，人类的大迁徙是气候环境使然，而不是人们自觉、主动和有目的的行为；二则，那些盛极一时的古代帝国是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的结果，并没有稳固的经济和文化基础，随着军事统治的瓦解而崩溃，即使帝国之内甚至是帝国之间有比较密切的交往，但是就宏观而言，仍是地区性的；三则，13世纪前后形成的几大经济贸易圈，实际上是政治统治的附属物，非常脆弱，仍旧带有地区性的特点，尽管其范围比较广阔。由此观之，把全球化向上追溯五千年的作法是不科学的
其次，全球化既没有最终形成更没有停止，而是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阶段。就短期而言，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世界各地的联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就长期的历史过程而言，我们今天所处的阶段只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初级甚或起步阶段。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类社会的发展共分为三大发展阶段或是三大社会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在第一大社会形态下，人们之间的关系最初表现为从血缘政治到地缘政治的人的依赖关系，人们基本上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即使各地区之间曾经有过某些联系，但并没有建立起向我们今天这样普遍的、密切的联系。巴勒克拉夫在反驳把世界历史看成是“直线式的、普遍统一的”观点的时候说，尽管“谁也不会否认中华民族与地中海的民族之间从远古时代以来就存在着联系和相互影响，尤其是李约瑟结论性地证明了这种联系和相互影响的重要意义。然而这些联系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仅仅是一个特例，而且中国和地中海地区在若干个世纪里经历的道路实际上是彼此独立，互不相同的。如果我们硬要将它们纳入一个单一的模式，那么这样来重现它们的历史必然会严重地违背历史真实性”。不容否认，在全球化开始之前，在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人与人之间或者是国家与地区之间确实存在过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但其是地区性、暂时性、偶然性的，带有简单化的特征，而不具有全球性、世界性的特点，所以，“在15、16世纪人类对世界的人是空前扩展之前，历史学家们所写的已知世界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还是中古时代的，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都存在着局限，首先是地理知识上的局限。……其次是民族或宗教意识上的局限”，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写作包括全部世界在内的世界历史。
从15、16世纪开始，人类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因为在这个时候具备了两个基本要素，即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地理大发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打破隔绝状态实现彼此之间的直接接触提供了可能。而资本主义更为重要，其最大特性就是具有无限的扩张性，正是因为资本的这种无限扩张性才刺激西方殖民者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走遍全球，凡海水所及之处，几乎无处没有他们的踪迹，直至19世纪末世界终于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势力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为止，世界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闭关自守的状态逐渐被彻底打破，形成了一个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整体世界，即全球化初具雏形。从此，世界的各个部分不再孤立地发展，真正告别了“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区史或民族史阶段，进入世界历史时期。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在全球化的开启过程中确实起到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商品流通摆脱了先前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上实现了“人的独立性”，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第二大形态的开始。“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如今世界各地的联系即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这主要还是集中于全球联系在空间上的拓展，在纵深方面的发展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因此，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充其量只是整个全球化历程的最初阶段。要真正实现全球的一体化还要等到人类社会的第三大社会形态即自由人的联合体或者说是“大同”社会才能真正实现。
这样看来，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明显地可以划分为两大历史时期，即前世界历史时期和世界历史时期。至于具体的时间断 限，大致可以地理大发现为界，不过由于各地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笔者不赞成一刀切的做法，具体地区的时间划分可以适当放宽。对于世界历史时期的历史，我们必须用联系的观点，从纵横两个方面来整体考察，而不能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要有全球的视野，这里没有什么疑问。至于前世界历史时期，如何撰写这一时期的历史则存在着不少问题。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显然是不恰当的做法，但是把各个地区看成互不联系的一盘散沙显然也是与历史真实不符，所以笔者赞同以文明为基本单位进行考察。尽管历史上的民族、国家变动不居，但是因为文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妨以文明为单位来理清整个世界由分散走向联合这一复杂过程的基本脉络。在考察各文明内部发展历程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考察各文明之间的横向联系，因为正是世界的这种逐渐联合才最终促成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前世界历史时期，世界各文明之间虽然不一定有直接的接触，但是间接的联系已经或多或少地存在，比如说古代史上，在欧亚草原之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交通线，使节、商旅、宗教人士络绎不绝，甘英虽没能够渡海到达大秦，但希腊神话已经在渐人中原等等，这些都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哥伦布等正是由于要去东方寻宝才开始了他们的世界之旅。因此，尽管地理大发现由葡萄牙、西班牙首先发起，最具世界意义的资本主义革命肇始于英国，但是全球化的开启是全人类的功绩，而不是哪一个单独的国家或地区所能单独完成的，比如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指南针和火药技术，如果没有阿拉伯人所起到的中间作用，地理大发现是很难实现的。可见，全球化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也正是我们极力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原因之一。因此，即使是对前世界历史时期的考察，也必须要有一种宏观的视野和联系的观点。
二、地方中心主义与世界历史
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非西方力量的崛起，19世纪盛极一时的“欧洲中心论”及由此衍生出的“西方中心论”等观念，不断成为学者们攻击的对象。在这方面，无论是在史学实践上还是在理论建树上，无疑都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
斯宾格勒是西方最早对西方文明提出质疑的人，他认为，要建立世界历史形态学，必须根除“古代——中古——近代”这个长期主宰着西方历史研究的思维模式。这个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把西欧文化当作中心，看成是“太阳”，以西欧历史的三分法“古代——中古——近代”为基本框架来编排世界历史，而把其他伟大的文化及其历史仅仅看做是环绕这个太阳旋转的“行星”。汤因比则认为在近6000年来的人类历史上，一共出观过26个文明社会：西方、东正教、伊朗、阿拉伯、印度、远东、希腊、叙利亚、古代印度、古代中国、来若斯、苏美尔、赫梯、巴比伦、埃及、安地斯、墨西哥、于加丹和玛雅。其中东正教文明又可分为拜占庭东正教和俄罗斯东正教，远东又可分为中国和朝鲜。另外，还有五个“停滞的文明社会”，它们是波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社会、斯巴达以及奥斯曼。在阐明自己的历史观时，汤因比强调指出，他的最重要的论点有二：其一，历史研究中可以独立说明问题的最小范围或单位是文明社会；其二，所有的文明社会就一定意义而言，均应看做是“平行的”“同时代的”。
从某种程度而言，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确信，历史哲学与史学研究所面对的“世界历史指的是整体，而不是某个选定的部分”。因此，当代历史哲学与史学研究应该放弃狭隘的欧洲文化中心论和偏颇的民族主权国家观，转向一种整体性的、深层次的文化形态或文明社会比较研究。它揭示了一个重要主张——多元的文化观。这对那些根深蒂固的历史思维方式——欧洲文化中心论——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冲击。任何习俗都有其文化的根由，而破除这种有碍于历史眼界的文化一元论也必须有待特定的文化氛围，19世纪后半叶以来现代工业的崛起、文化交流的沟通，人文研究特别是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原始神话研究、比较语言学等等的重大进展，都为这样一种氛围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而欧洲社会于近现代之交所面临的重重文化危机，则进一步加速了历史认识的进程，促使西方世界中一些较敏感的思想家从自我中心之中逐步清醒过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共同主张的那种多元文化观显然也应看做是上述文化氛围与学术趋向的必然结论。
在理论建树上，1955年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1955年出版的《处于变动中的历史学》明确提出“全球史观”并呼吁要“重新估价历史”，以后又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使之不断完善。以此理论为指导出现了许多具有全球视野的世界史著作。最为著名的就是麦克尼尔的《世界通史》《西方的兴起》、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其余的还有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房龙的《人类的故事》、威尔·杜兰的《文明的故事》、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苏联版的《世界通史》等等。中国的老一辈史学家诸如周谷城、周一良、吴于廑等在这方面也是付出了辛勤的劳作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尽管巴勒克拉夫等人以“全球史观”为指导，以突破“欧洲中心论”为主要任务，主张历史研究者将视线投射到所有地区和时代，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但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等地方中心主义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斯塔夫里阿诺斯虽宣称“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但是他的《全球通史》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只不过是一种“经过掩饰的西方中心论”而已。《西方的兴起》被认为是第一部专业历史学家写的综合世界史著作，不过麦克尼尔仍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把“非西方”世界各部分仅仅视为先进科技、文化、政治、经济体制的被动的接受者以及受惠者，而忽视了这些地区人民对现代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因此麦克尼尔本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他在这方面的欠缺。
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历史背道而驰的历史观并不止于欧洲中心论或是西方中心论，实际上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类似的地方中心主义，比如说非洲中心论、亚洲中心论、日本中心论、印度尼西亚中心论等等，只不过经常为人忽视而已。尤其是二战以后，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崛起，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复兴，许多史学家在批判欧洲中心论或是西方中心论的同时却不知不觉地滑入了以民族主义、区域主义为中心的地方中心主义的泥淖。这些地方中心主义实际上与欧洲中心主义并无二致，“这只不过是用一套假设去取代另一套假设，用一个主观的价值观念体系去取代另一个主观的价值观念体系而已”，因此“仅仅推翻欧洲中心论并且树立印度尼西亚中心论的观点以取而代之是很不够的”。这是因为“用一种欧洲的或中国的或其他的微观视野，绝不可能看清楚一定距离之外发生的事情，更看不清整个世界。相反，要想看清楚就必须借助于能够涵盖整个世界及其各个部分的宏观视野，尽管这样可能看不清远方的某些细节。不仅从欧洲或其他什么‘特殊论’的角度观看世界势必成为盲人摸象，而且使用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或以中国为中心、以伊斯兰为中心、以非洲为中心)的视角也不啻坐井观天。”
其实无论是日本也好，印尼也好，还是欧洲或是更大范围的西方，都不可能将整个世界的历史包容进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里的人民是指全世界的人民，而不是指哪一处的人民，今天的世界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另外，由于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某一地区在一定时间内发展得比较快，有可能成为某一时期的中心，但是这个中心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所谓边缘区有可能上升为这一时期的中心，而原来的中心区的地位可能有所削弱，比如说四大文明古国、希腊罗马文化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欧洲一样都曾经是地方乃至世界发展的中心，再比如欧洲人一直把欧洲视为世界发展的中心，实际上即使是欧洲内部的中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是不同的，首先是葡萄牙、西班牙成为欧洲殖民的先锋，英法后来居上。整个人类社会正是在变化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我们看待历史也应该用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眼光，历史地观察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必须反映出这一变化。所以，不仅是一成不变的欧洲中心主义，而且任何形式的地方中心主义都是与世界历史背道而驰的。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由分散走向联合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过去人们分散、孤立的发展状态，把世界各地联系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促成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世界历史也必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断向前发展。正是因为如此，不但要破除传统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更要反对任何形式的地方中心主义，必须在全球化这个大的世界背景下，从整体而不是局部，运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世界性的眼光察古知今，鉴往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