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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这个国土面积仅2.2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800万的国家，科技创业公司多达4000家，密度居全球第一，是真正的“大众创业的国度”。
以色列几乎是一个“全民创业”的国度。年轻人相信，未来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有能力的以色列大学生很多都是“毕业即失业”，因为他们并不急着找工作，而是“不是在创业，就是在奔向创业的路上”。
全民服兵役
读小学三年级时，90后中国女孩睿睿随父母去了以色列。
“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非常能接受我和他们不一样。”睿睿说。中欧移民、阿拉伯移民、俄罗斯移民等，都在这个国度中出现。所以，以色列人天性就比较开放和包容。
然而，开放包容只是一种文化性格，依然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今天的以色列人如此富有创意，尤其是年轻人，为什么大多都会选择创业。睿睿给出的答案出乎意料——服兵役。
高中毕业以后，以色列人并不直接上大学，而是先去服兵役。在他们的中学时代，以色列学生很少会像中国学生那样纠结于要读什么大学。以色列的孩子原本一直在比较自由的环境中成长，无拘无束，父母老师一般也不规定一天必须做几小时作业，他们只有到当兵的时候，才真正开始学习遵守规矩、控制自己，成为一名勤快、有胆量、有责任感的人。
从服兵役的那一刻起，以色列青年就开始了创新、合作、执行等各种社会实践，这些其实都和创业开公司很像。而部队总能无偿提供资源，激发他们的能力。
几乎每一名服兵役回来的同学，都把睿睿吓了一跳。他们一个个气质大变，几乎认不出来，但每个人都变得成熟、坚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成熟以后读大学
从部队退役后，以色列青年才考虑“我要读大学”这件事。那时候，大多数人已经23岁。许多青年先去周游世界，过个一年半载才回来考大学。真正读大学时，基本超过24岁。此时此刻，高中的学习生涯已成青葱往事，而自己，则是成熟青年，基本认清自我，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该选择什么专业，以及未来的路怎样走下去。
有些以色列青年大学也不读，运用在部队学到的东西，直接创建公司。以色列大学采纳的也是“部队模式”，即分组讨论做项目。在以色列大学里，三三两两的项目团队随处可见。因此，毕业后如果想为一个创意开公司，几个人合作，实在是他们烂熟于心的模式。
让校园研发走向校外，常让人觉得中间竖了一堵高墙，但在以色列，这几乎不是问题。差不多每所以色列大学里都有“技术转移公司”。研发人员可能对商业不敏感，这时候，这些公司就出马了。他们代表大学教授和学生，与商业投资者进行谈判。当然，他们自己也会在项目里获得一定的分成。
以色列大学生是一群成熟的大人，此前不仅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有的甚至经历过生死的考验。他们早就熟悉了三五个人的团队如何运作，早就了解公司该怎样起步。他们的大学生创业，其实是成年人的创业，是怀揣着经验和阅历的创业。对于创业模式，他们也丝毫不陌生，因为那就是他们服兵役和上大学时都熟悉的小组合作。而中国大学生，真的还只是一群稚嫩的学生。
欢迎来“挑刺”
吕游在以色列已经呆了一年多。与睿睿不同的是，他曾经在南京当公务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现在，他毕业于以色列读MBA。
吕游在南京工作的时候，恰逢南京市政府对以色列创新和创业感兴趣。从2012年开始，南京方面与特拉维夫大学频繁合作，鼓励企业家前往以色列培训。
那一年，吕游为4批培训班将近100人做翻译。做着做着，吕游自己也动心了，成功申请到特拉维夫大学商学院的奖学金后，他从政府部门辞职，来到以色列，做回一名大学生。
在中以两所大学都读过书，吕游比较说，以色列大学的老师，未必比中国老师水平高，有些甚至不及中国老师。然而有一点是中国大学不多见的，那就是讲课方式不一样。以色列老师很少自己一个人站在讲台上，从头讲到底。他们随时会被学生打断，接受学生的挑战。整个课堂“意外不断”，几乎没有一次从头“顺畅”讲到尾。除了技术课程例外，大部分公司战略、组织行为、市场营销等课程，老师讲的并不多，而是鼓励学生多表达自己的思路，让学生多发言，甚至希望学生打断自己的授课。
唯一和中国类似的，就是以色列大学同样需要高考。但是以色列高考可以分几个阶段，采取学分制。最终成绩的50%来自考试，50%来自高中评价。到了大学阶段，那就更自由。以色列每所大学都不差，“择校热”没有中国那么明显。
政府主导风投
上世纪中期，以色列创业并不活跃。90年代初，以色列政府面临了一项新挑战：前苏联解体，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前苏联犹太人回到了以色列。他们的就业问题，让政府头疼。鼓励创业、创造良好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成为以色列新的国家政策。
此后，新技术不断涌现，创新不断，但以色列的创业企业，在研发后还是很难取得市场成功。政府意识到，国家的创新创业体系中，缺少了一个关键性环节——那就是风险投资产业。
1992年，YOZMA计划诞生了。这是一个由以色列政府推出的投资计划，也是目前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政府引导型风投计划”。YOZMA的激励机制也非常强大，私人投资者可在5年内以优惠价格买断政府在基金中的权益。
以色列的YOZMA基金宗旨很明确：政府只是前期引导，五六年后就撤资，最终目的是推动基金私有化。换句话说，政府只给了初创企业五六年时间，之后你必须自己做好。这样“釜底抽薪”的办法，反而激励了创业。
孵化器计划
以色列人发现，中国人前来参观为多，合作较少。按理说，以色列有高新技术，中国有庞大市场，两者明明是天作之合，为什么总是无法对接成功？
原来，中国企业对以色列的认知十分模糊，企业家不知道如何找到感兴趣的技术，往往一家以色列企业介绍了一整天，中国企业才明白对方究竟是做什么的，随即发现自己找错了对象。
上世纪90年代，以色列政府制定了孵化器计划。在经济学领域，孵化器是指一个集中的空间，能够在企业创办初期举步维艰时，提供资金、管理等多种便利，旨在对高新技术成果、科技型企业和创业企业进行孵化，以推动合作和交流，使企业“做大”。现在以色列24个孵化器运行着200多个项目，每年总投入约3500万美元。每个项目85%的预算资金由政府出。
以色列孵化器重视“软件”胜过“硬件”。孵化器提供的创业帮助事无巨细，有人专门提供法律和税务服务，还有专人辅导创业者，如何修改计划书、如何与投资人谈判，等等。“中国的许多孵化器，大楼都很漂亮，以色列的孵化器，往往外观简陋破败。”吕游感慨。
基因里的烙印
以色列人口少，大学生的竞争对手也少。青年实现自己的梦想，似乎没那么多障碍。睿睿打了一个比方，在以色列，如果你想联系“脸谱”的CEO，没准通过两三个人就能拿到他的电话。火车上见到陌生人，很可能几分钟内就能找到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而在中国，想拿到马云的电话，那会非常麻烦，需要通过层层关系。
中国大学生创业失败，有时候或许不是想法不够好，而是中国作为大国，社会结构太过复杂。平均到每个人，以色列大学生能拿到的资源，远比中国大学生多。
“毕业后就失业”，同样是以色列大学生的写照。但原因是他们并不急着找工作。有一技之长的理科生，往往选择一个项目，然后成立工作组。他们的文化基因里就有这样的烙印：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天长地久，给大公司打工总是短暂的。在硅谷工作几年后，许多以色列人还是辞职自己创业，每个有能力的年轻人几乎都奔在创业的路上。大街上，服务人员也几乎都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
在以色列生活的奥利女士说，中国人擅长如何“从1做到100”，而以色列人更擅长“从0到1”。
以色列缺少资源，四面强敌环饲。无论是历史文化，还是地理环境，都让以色列人拥有一颗必须创新的大脑。他们知道，自己能掌控的资源就是自己的思想，不创新、不创业，国家和个人都没有前途可言。
（李金玲荐自《解放日报》2015.12.7）
以色列几乎是一个“全民创业”的国度。年轻人相信，未来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有能力的以色列大学生很多都是“毕业即失业”，因为他们并不急着找工作，而是“不是在创业，就是在奔向创业的路上”。
全民服兵役
读小学三年级时，90后中国女孩睿睿随父母去了以色列。
“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非常能接受我和他们不一样。”睿睿说。中欧移民、阿拉伯移民、俄罗斯移民等，都在这个国度中出现。所以，以色列人天性就比较开放和包容。
然而，开放包容只是一种文化性格，依然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今天的以色列人如此富有创意，尤其是年轻人，为什么大多都会选择创业。睿睿给出的答案出乎意料——服兵役。
高中毕业以后，以色列人并不直接上大学，而是先去服兵役。在他们的中学时代，以色列学生很少会像中国学生那样纠结于要读什么大学。以色列的孩子原本一直在比较自由的环境中成长，无拘无束，父母老师一般也不规定一天必须做几小时作业，他们只有到当兵的时候，才真正开始学习遵守规矩、控制自己，成为一名勤快、有胆量、有责任感的人。
从服兵役的那一刻起，以色列青年就开始了创新、合作、执行等各种社会实践，这些其实都和创业开公司很像。而部队总能无偿提供资源，激发他们的能力。
几乎每一名服兵役回来的同学，都把睿睿吓了一跳。他们一个个气质大变，几乎认不出来，但每个人都变得成熟、坚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成熟以后读大学
从部队退役后，以色列青年才考虑“我要读大学”这件事。那时候，大多数人已经23岁。许多青年先去周游世界，过个一年半载才回来考大学。真正读大学时，基本超过24岁。此时此刻，高中的学习生涯已成青葱往事，而自己，则是成熟青年，基本认清自我，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该选择什么专业，以及未来的路怎样走下去。
有些以色列青年大学也不读，运用在部队学到的东西，直接创建公司。以色列大学采纳的也是“部队模式”，即分组讨论做项目。在以色列大学里，三三两两的项目团队随处可见。因此，毕业后如果想为一个创意开公司，几个人合作，实在是他们烂熟于心的模式。
让校园研发走向校外，常让人觉得中间竖了一堵高墙，但在以色列，这几乎不是问题。差不多每所以色列大学里都有“技术转移公司”。研发人员可能对商业不敏感，这时候，这些公司就出马了。他们代表大学教授和学生，与商业投资者进行谈判。当然，他们自己也会在项目里获得一定的分成。
以色列大学生是一群成熟的大人，此前不仅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有的甚至经历过生死的考验。他们早就熟悉了三五个人的团队如何运作，早就了解公司该怎样起步。他们的大学生创业，其实是成年人的创业，是怀揣着经验和阅历的创业。对于创业模式，他们也丝毫不陌生，因为那就是他们服兵役和上大学时都熟悉的小组合作。而中国大学生，真的还只是一群稚嫩的学生。
欢迎来“挑刺”
吕游在以色列已经呆了一年多。与睿睿不同的是，他曾经在南京当公务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现在，他毕业于以色列读MBA。
吕游在南京工作的时候，恰逢南京市政府对以色列创新和创业感兴趣。从2012年开始，南京方面与特拉维夫大学频繁合作，鼓励企业家前往以色列培训。
那一年，吕游为4批培训班将近100人做翻译。做着做着，吕游自己也动心了，成功申请到特拉维夫大学商学院的奖学金后，他从政府部门辞职，来到以色列，做回一名大学生。
在中以两所大学都读过书，吕游比较说，以色列大学的老师，未必比中国老师水平高，有些甚至不及中国老师。然而有一点是中国大学不多见的，那就是讲课方式不一样。以色列老师很少自己一个人站在讲台上，从头讲到底。他们随时会被学生打断，接受学生的挑战。整个课堂“意外不断”，几乎没有一次从头“顺畅”讲到尾。除了技术课程例外，大部分公司战略、组织行为、市场营销等课程，老师讲的并不多，而是鼓励学生多表达自己的思路，让学生多发言，甚至希望学生打断自己的授课。
唯一和中国类似的，就是以色列大学同样需要高考。但是以色列高考可以分几个阶段，采取学分制。最终成绩的50%来自考试，50%来自高中评价。到了大学阶段，那就更自由。以色列每所大学都不差，“择校热”没有中国那么明显。
政府主导风投
上世纪中期，以色列创业并不活跃。90年代初，以色列政府面临了一项新挑战：前苏联解体，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前苏联犹太人回到了以色列。他们的就业问题，让政府头疼。鼓励创业、创造良好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成为以色列新的国家政策。
此后，新技术不断涌现，创新不断，但以色列的创业企业，在研发后还是很难取得市场成功。政府意识到，国家的创新创业体系中，缺少了一个关键性环节——那就是风险投资产业。
1992年，YOZMA计划诞生了。这是一个由以色列政府推出的投资计划，也是目前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政府引导型风投计划”。YOZMA的激励机制也非常强大，私人投资者可在5年内以优惠价格买断政府在基金中的权益。
以色列的YOZMA基金宗旨很明确：政府只是前期引导，五六年后就撤资，最终目的是推动基金私有化。换句话说，政府只给了初创企业五六年时间，之后你必须自己做好。这样“釜底抽薪”的办法，反而激励了创业。
孵化器计划
以色列人发现，中国人前来参观为多，合作较少。按理说，以色列有高新技术，中国有庞大市场，两者明明是天作之合，为什么总是无法对接成功？
原来，中国企业对以色列的认知十分模糊，企业家不知道如何找到感兴趣的技术，往往一家以色列企业介绍了一整天，中国企业才明白对方究竟是做什么的，随即发现自己找错了对象。
上世纪90年代，以色列政府制定了孵化器计划。在经济学领域，孵化器是指一个集中的空间，能够在企业创办初期举步维艰时，提供资金、管理等多种便利，旨在对高新技术成果、科技型企业和创业企业进行孵化，以推动合作和交流，使企业“做大”。现在以色列24个孵化器运行着200多个项目，每年总投入约3500万美元。每个项目85%的预算资金由政府出。
以色列孵化器重视“软件”胜过“硬件”。孵化器提供的创业帮助事无巨细，有人专门提供法律和税务服务，还有专人辅导创业者，如何修改计划书、如何与投资人谈判，等等。“中国的许多孵化器，大楼都很漂亮，以色列的孵化器，往往外观简陋破败。”吕游感慨。
基因里的烙印
以色列人口少，大学生的竞争对手也少。青年实现自己的梦想，似乎没那么多障碍。睿睿打了一个比方，在以色列，如果你想联系“脸谱”的CEO，没准通过两三个人就能拿到他的电话。火车上见到陌生人，很可能几分钟内就能找到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而在中国，想拿到马云的电话，那会非常麻烦，需要通过层层关系。
中国大学生创业失败，有时候或许不是想法不够好，而是中国作为大国，社会结构太过复杂。平均到每个人，以色列大学生能拿到的资源，远比中国大学生多。
“毕业后就失业”，同样是以色列大学生的写照。但原因是他们并不急着找工作。有一技之长的理科生，往往选择一个项目，然后成立工作组。他们的文化基因里就有这样的烙印：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天长地久，给大公司打工总是短暂的。在硅谷工作几年后，许多以色列人还是辞职自己创业，每个有能力的年轻人几乎都奔在创业的路上。大街上，服务人员也几乎都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
在以色列生活的奥利女士说，中国人擅长如何“从1做到100”，而以色列人更擅长“从0到1”。
以色列缺少资源，四面强敌环饲。无论是历史文化，还是地理环境，都让以色列人拥有一颗必须创新的大脑。他们知道，自己能掌控的资源就是自己的思想，不创新、不创业，国家和个人都没有前途可言。
（李金玲荐自《解放日报》201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