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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下一个屠呦呦？正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在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梳理一下诺贝尔获奖者的年龄分布。有媒体统计过，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平均年龄在55岁、化学奖平均年龄57岁、生理学或医学奖平均年龄57岁。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些获奖者做出代表性贡献的平均年龄是37岁。
从30岁到45岁，通常被视为科学家的黄金年龄。诺贝尔奖获得者做出代表性贡献的平均年龄在37岁，更加印证了这一观点。
37岁的年龄，在中国还被视为中青年科学家。他们中的少部分人，已经获得教授头衔，更多的则处于由副教授向教授跃升的关键时期。
他们无法获得如院士、知名专家那样的资源，却又背负着这个年龄段的中国人所共有的养家糊口的重任。但他们，却是中国科研领域的中坚力量，更是最有可能诞生大师的群体。
世俗的压力
陈武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数学系副教授，他接受廉政瞭望采访时，对美国华裔数学家张益唐的故事津津乐道。
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张益唐，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任教。美国大学实行终身教职制度，赴美多年的张益唐并没拿到终身教职，只是具有临时教师资格的讲师。但就是这样一个“临时工”，却在前些年发表了一篇震惊国际数学界的论文，被许多数学大师誉为不世出的天才。
陈武回忆说，张益唐功成名就后来北京讲课，主持人实在不好意思介绍人家的“临时工”头衔，只好说“张益唐博士”。可就这一场博士的学术交流课，台下坐着好几位中国院士。对于张益唐的学术成就，全世界都是公认的。
张益唐赴美多年，一直默默无闻，一度甚至要离开学术界。他在国内的同学，无一例外都成了教授，但他还在美国大学里打临工。直到学术成果震惊世界，张益唐将所有同学远远抛在身后。
张益唐曾经公开说过，自己若生活在中国，不可能取得这种成就。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世俗压力太大了。”如果一个人在国内，到了50多岁还是一事无成，评不上教授，发表不了几篇论文，即便自己沉得住气，家人、朋友也会觉得颜面无光。“在美国就没有这个问题。哪怕你在一个快餐店打工，在一个超级市场收钱，没有人看不起你。”
于是，这个不在乎别人是否瞧得起，从不使用手机电话簿，能把所有人的电话号码存在脑海中的数学天才，在美国校园沉寂了二十多年，直到一鸣惊人的那一天。
陈武告诉记者，他非常赞同张益唐有关世俗压力的观点。“其实，中、美两国的学术评价体制差别并不大，对学者的论文数量都有考核。像张益唐这种人，几年才发一篇论文，在国内肯定评不上教授，可在美国不也一直当临时讲师？关键在于，能够拥有一种环境，让你不在意世俗的眼光。”
陈武说，这种环境大概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整个社会的心态不要那么功利，认为一个人非得拿到什么头衔，否则就没出息；二是经济基础，像张益唐这种人，哪怕评不上终身教职，也从不出去挣外快，仅凭着当讲师的收入，也能维持有尊严的生活。“要做到这两点，在国内的确不容易。”
王强是陈武的同学，目前在中科院工作，他告诉记者，在中国如果要像张益唐那样，甘于当个默默无闻的讲师，每个月就只有五千多元的收入。即便当上教授，如果不去接各种各样的项目，从项目经费中挣点外快，一个月也只有八、九千元。“在北京这样的城市，要买房买车，供小孩读书，即便我是学数学的，也把这笔账算不过来。”
王强说，在中国的数学界，很多年长的院士，一年的科研成果比30多岁的年轻学者还多，这其实是很不正常的。数学不同于其它学科，不需要投入巨资建立实验室，只要一支笔、几张纸，就能推算出震古烁今的学术成果，因此不能说院士就垄断了多少科研资源，只能说年轻人用心不够。“我所知道的几位院士，70多岁的年纪，还经常到办公室来，把自己锁起来搞研究，中午去单位食堂，和年轻人一起排队用餐。”
王强说：“老一辈科学家的风骨的确令人钦佩，但我也要替年轻人说几句公道话。越是功成名就的老科学家，越不会有世俗的压力，他们不用担心旁人的眼光，不用为五斗米折腰，更不会为论文数量忧心。年轻人呢，这些都得考虑。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把心一分，自然很难出成果。”
高校里的“大老板”
毕业于复旦大学，现在北京一所高校担任副教授的杨斌，主要研究的是环境科学。他与许多年轻科研工作者类似，不得不将大量精力用来搞项目。“就靠学校的工资，肯定是吃不饱的。”
杨斌说，项目一般分两类，一类是纵向课题，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概每年三月份按统一格式写申请，上面会邀请全国知名的专家来论证项目，一旦通过，就会有相应的项目经费拨下来。第二类是横向课题，主要和政府机关、企业合作，比如有企业要兴建水电站，会聘请专家学者做环境评估。
“如果讲收益，当然是横向课题更丰厚，大家几乎是抢着做。但做横向课题，有些对于自身的学术研究几乎没有帮助。”杨斌说道。
杨斌说，很多横向课题完全是论证题，答案先摆在那里，你需要做的只是去包装，让这个答案看上去更富有逻辑性。比方说兴建水电站，人家企业请你，自然是希望得出一个结论，在当地上马项目，对环境不会有太大影响。你也只能照这个方向来。如果你研究后认为，不应上马这个项目，企业还会请你吗？
在这种体制下，一批有知名度与社会活动力的教授，成为科研单位中的牛人。杨斌说某所高校的院长，一年能拉来几千万的项目，然后再分给下面的教授、讲师甚至在读研究生完成。有的老师，就是专门为院长贴发票，报销各种费用的。
多名受访者都说，如今的一个学术团队，其负责人通常被叫做“老板”。“官场里都在反对叫老板，可在科研院所，这种称呼却大行其道。学生当面这么称呼，教授也会心安理得地接受。”至于那些一年能拉几千万项目的知名教授，都被叫做“大老板”。
一名海归博士对记者说，曾有一名教授这样教育学生，所谓学术，就是学与术。光有学问不行，还得钻研术，这个术，就是协调人际关系，运用各种资源，包括在社会上广交朋友，以便争取经费，获得各种项目。“站在现实角度，教授的话的确没错。但这样下去，科学家和企业家又有什么区别呢？” 王强告诉记者，以做项目、争取经费为导向，评价一个人的能力，会使科研单位内的人际关系变得颇为复杂。比如都跟着导师做项目，有些导师出手大方，给学生的奖金多一些，有些导师会比较吝啬。“作为学生，肯定喜欢大方的导师，甚至私下还会评价比较。”
王强说，即便当上了讲师、副教授，在你不够牛的时候，都希望加入一个牛人的团队。所谓牛人，就是拿项目的能力强。“一所高校内，都是副教授，但加入的团队不同，最后的收入也会是天壤之别。”
杨斌还提到学术环境的问题。一年前，他与省会城市一所大学的老师合作，在国外极富盛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文章说的就是中国的环境问题。北京的学校相对开明，校领导对该校老师的文章能登上国际一流杂志倍感兴奋，还开了表彰会。与他合作的老师却没这么幸运，学校领导找到他，说文章的学术价值很大，但涉及国内环境问题，还是太敏感。所以低调处理，发一笔奖金，不再大肆表彰了。
研究科学，就得做“无用功”
陈武说，学术界公认，数学是一切科学之母，但搞数学的，收入却是最低。究其原因，就在于实用性低，不能做项目。“比如学生物化学的，可以去研究一种药，学土壤的，可以做环境评估，学电子的，可以去设计软件，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项目。”陈武话锋一转：“但是中国的科研人员都去做这些项目，就诞生不了真正的大师。”
陈武说，大家都说陈景润厉害，可搞数学专业的知道，陈景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至今也不知道究竟有什么实用价值。“但是，因为没有实用价值，你就能否定陈景润的成绩吗？”
陈武举例说，19世纪末，欧洲的数学家推演出一套数学模型，并开辟了数学研究的全新空间。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人们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有什么实用价值，顶多就是一群数学天才自娱自乐的工具。直到爱因斯坦出现，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这套数学模型为工具，推演出石破天惊的相对论。
“而如今的我们，是拼命把所有东西都实用化。”陈武哭笑不得地说，每到股市热火的时候，就有数学系的老师跑去和证券公司合作，说要研究出一套数学模型，能够分析股价走势。
王强说，急功近利的心态使得许多年轻科研人员不会静下心来做“无用功”，依靠超强的学习模仿能力，短期也会出成果，但离大师却越来越远。他举例说，《科学》与《自然》杂志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期刊。过去，中国人能在两本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不多，但近年来，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变。
“我不敢说所有人，但的确有一部分人，是以应付考试的心态在《科学》与《自然》上发表文章。他们会长期关注两本杂志，熟悉杂志的套路，摸清什么是热点问题。然后，当外国人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把某个话题炒热后，中国立刻有人跟进，顺着这个话题，在一些枝节领域发表议论。所以中国人发表的文章虽然多起来，但几乎少有那种大篇幅、原创性的重磅文章。”王强说。
王强表示，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用这种方式或许并非一无是处，但长此以往，原始创新能力肯定会打折扣。“应试教育的长处与短板，在这里几乎展现得淋漓尽致。”
陈武说，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在一起聚会时，总会有不少牢骚。最后有人说了一句话，大家都觉得有道理：“中国过去十几年科研实力的提升，大致还是和经济总量的增长成正比的，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现实。所有人都指责急功近利，可要指望我们的学术环境、科研实力在短时间内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赶上甚至超过美国，不也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
在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梳理一下诺贝尔获奖者的年龄分布。有媒体统计过，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平均年龄在55岁、化学奖平均年龄57岁、生理学或医学奖平均年龄57岁。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些获奖者做出代表性贡献的平均年龄是37岁。
从30岁到45岁，通常被视为科学家的黄金年龄。诺贝尔奖获得者做出代表性贡献的平均年龄在37岁，更加印证了这一观点。
37岁的年龄，在中国还被视为中青年科学家。他们中的少部分人，已经获得教授头衔，更多的则处于由副教授向教授跃升的关键时期。
他们无法获得如院士、知名专家那样的资源，却又背负着这个年龄段的中国人所共有的养家糊口的重任。但他们，却是中国科研领域的中坚力量，更是最有可能诞生大师的群体。
世俗的压力
陈武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数学系副教授，他接受廉政瞭望采访时，对美国华裔数学家张益唐的故事津津乐道。
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张益唐，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任教。美国大学实行终身教职制度，赴美多年的张益唐并没拿到终身教职，只是具有临时教师资格的讲师。但就是这样一个“临时工”，却在前些年发表了一篇震惊国际数学界的论文，被许多数学大师誉为不世出的天才。
陈武回忆说，张益唐功成名就后来北京讲课，主持人实在不好意思介绍人家的“临时工”头衔，只好说“张益唐博士”。可就这一场博士的学术交流课，台下坐着好几位中国院士。对于张益唐的学术成就，全世界都是公认的。
张益唐赴美多年，一直默默无闻，一度甚至要离开学术界。他在国内的同学，无一例外都成了教授，但他还在美国大学里打临工。直到学术成果震惊世界，张益唐将所有同学远远抛在身后。
张益唐曾经公开说过，自己若生活在中国，不可能取得这种成就。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世俗压力太大了。”如果一个人在国内，到了50多岁还是一事无成，评不上教授，发表不了几篇论文，即便自己沉得住气，家人、朋友也会觉得颜面无光。“在美国就没有这个问题。哪怕你在一个快餐店打工，在一个超级市场收钱，没有人看不起你。”
于是，这个不在乎别人是否瞧得起，从不使用手机电话簿，能把所有人的电话号码存在脑海中的数学天才，在美国校园沉寂了二十多年，直到一鸣惊人的那一天。
陈武告诉记者，他非常赞同张益唐有关世俗压力的观点。“其实，中、美两国的学术评价体制差别并不大，对学者的论文数量都有考核。像张益唐这种人，几年才发一篇论文，在国内肯定评不上教授，可在美国不也一直当临时讲师？关键在于，能够拥有一种环境，让你不在意世俗的眼光。”
陈武说，这种环境大概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整个社会的心态不要那么功利，认为一个人非得拿到什么头衔，否则就没出息；二是经济基础，像张益唐这种人，哪怕评不上终身教职，也从不出去挣外快，仅凭着当讲师的收入，也能维持有尊严的生活。“要做到这两点，在国内的确不容易。”
王强是陈武的同学，目前在中科院工作，他告诉记者，在中国如果要像张益唐那样，甘于当个默默无闻的讲师，每个月就只有五千多元的收入。即便当上教授，如果不去接各种各样的项目，从项目经费中挣点外快，一个月也只有八、九千元。“在北京这样的城市，要买房买车，供小孩读书，即便我是学数学的，也把这笔账算不过来。”
王强说，在中国的数学界，很多年长的院士，一年的科研成果比30多岁的年轻学者还多，这其实是很不正常的。数学不同于其它学科，不需要投入巨资建立实验室，只要一支笔、几张纸，就能推算出震古烁今的学术成果，因此不能说院士就垄断了多少科研资源，只能说年轻人用心不够。“我所知道的几位院士，70多岁的年纪，还经常到办公室来，把自己锁起来搞研究，中午去单位食堂，和年轻人一起排队用餐。”
王强说：“老一辈科学家的风骨的确令人钦佩，但我也要替年轻人说几句公道话。越是功成名就的老科学家，越不会有世俗的压力，他们不用担心旁人的眼光，不用为五斗米折腰，更不会为论文数量忧心。年轻人呢，这些都得考虑。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把心一分，自然很难出成果。”
高校里的“大老板”
毕业于复旦大学，现在北京一所高校担任副教授的杨斌，主要研究的是环境科学。他与许多年轻科研工作者类似，不得不将大量精力用来搞项目。“就靠学校的工资，肯定是吃不饱的。”
杨斌说，项目一般分两类，一类是纵向课题，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概每年三月份按统一格式写申请，上面会邀请全国知名的专家来论证项目，一旦通过，就会有相应的项目经费拨下来。第二类是横向课题，主要和政府机关、企业合作，比如有企业要兴建水电站，会聘请专家学者做环境评估。
“如果讲收益，当然是横向课题更丰厚，大家几乎是抢着做。但做横向课题，有些对于自身的学术研究几乎没有帮助。”杨斌说道。
杨斌说，很多横向课题完全是论证题，答案先摆在那里，你需要做的只是去包装，让这个答案看上去更富有逻辑性。比方说兴建水电站，人家企业请你，自然是希望得出一个结论，在当地上马项目，对环境不会有太大影响。你也只能照这个方向来。如果你研究后认为，不应上马这个项目，企业还会请你吗？
在这种体制下，一批有知名度与社会活动力的教授，成为科研单位中的牛人。杨斌说某所高校的院长，一年能拉来几千万的项目，然后再分给下面的教授、讲师甚至在读研究生完成。有的老师，就是专门为院长贴发票，报销各种费用的。
多名受访者都说，如今的一个学术团队，其负责人通常被叫做“老板”。“官场里都在反对叫老板，可在科研院所，这种称呼却大行其道。学生当面这么称呼，教授也会心安理得地接受。”至于那些一年能拉几千万项目的知名教授，都被叫做“大老板”。
一名海归博士对记者说，曾有一名教授这样教育学生，所谓学术，就是学与术。光有学问不行，还得钻研术，这个术，就是协调人际关系，运用各种资源，包括在社会上广交朋友，以便争取经费，获得各种项目。“站在现实角度，教授的话的确没错。但这样下去，科学家和企业家又有什么区别呢？” 王强告诉记者，以做项目、争取经费为导向，评价一个人的能力，会使科研单位内的人际关系变得颇为复杂。比如都跟着导师做项目，有些导师出手大方，给学生的奖金多一些，有些导师会比较吝啬。“作为学生，肯定喜欢大方的导师，甚至私下还会评价比较。”
王强说，即便当上了讲师、副教授，在你不够牛的时候，都希望加入一个牛人的团队。所谓牛人，就是拿项目的能力强。“一所高校内，都是副教授，但加入的团队不同，最后的收入也会是天壤之别。”
杨斌还提到学术环境的问题。一年前，他与省会城市一所大学的老师合作，在国外极富盛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文章说的就是中国的环境问题。北京的学校相对开明，校领导对该校老师的文章能登上国际一流杂志倍感兴奋，还开了表彰会。与他合作的老师却没这么幸运，学校领导找到他，说文章的学术价值很大，但涉及国内环境问题，还是太敏感。所以低调处理，发一笔奖金，不再大肆表彰了。
研究科学，就得做“无用功”
陈武说，学术界公认，数学是一切科学之母，但搞数学的，收入却是最低。究其原因，就在于实用性低，不能做项目。“比如学生物化学的，可以去研究一种药，学土壤的，可以做环境评估，学电子的，可以去设计软件，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项目。”陈武话锋一转：“但是中国的科研人员都去做这些项目，就诞生不了真正的大师。”
陈武说，大家都说陈景润厉害，可搞数学专业的知道，陈景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至今也不知道究竟有什么实用价值。“但是，因为没有实用价值，你就能否定陈景润的成绩吗？”
陈武举例说，19世纪末，欧洲的数学家推演出一套数学模型，并开辟了数学研究的全新空间。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人们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有什么实用价值，顶多就是一群数学天才自娱自乐的工具。直到爱因斯坦出现，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这套数学模型为工具，推演出石破天惊的相对论。
“而如今的我们，是拼命把所有东西都实用化。”陈武哭笑不得地说，每到股市热火的时候，就有数学系的老师跑去和证券公司合作，说要研究出一套数学模型，能够分析股价走势。
王强说，急功近利的心态使得许多年轻科研人员不会静下心来做“无用功”，依靠超强的学习模仿能力，短期也会出成果，但离大师却越来越远。他举例说，《科学》与《自然》杂志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期刊。过去，中国人能在两本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不多，但近年来，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变。
“我不敢说所有人，但的确有一部分人，是以应付考试的心态在《科学》与《自然》上发表文章。他们会长期关注两本杂志，熟悉杂志的套路，摸清什么是热点问题。然后，当外国人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把某个话题炒热后，中国立刻有人跟进，顺着这个话题，在一些枝节领域发表议论。所以中国人发表的文章虽然多起来，但几乎少有那种大篇幅、原创性的重磅文章。”王强说。
王强表示，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用这种方式或许并非一无是处，但长此以往，原始创新能力肯定会打折扣。“应试教育的长处与短板，在这里几乎展现得淋漓尽致。”
陈武说，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在一起聚会时，总会有不少牢骚。最后有人说了一句话，大家都觉得有道理：“中国过去十几年科研实力的提升，大致还是和经济总量的增长成正比的，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现实。所有人都指责急功近利，可要指望我们的学术环境、科研实力在短时间内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赶上甚至超过美国，不也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