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到河南省淮滨县探访楚国名相孙叔敖遗迹埋蛇岭，那里一片荒芜，草丛中半掩着一座残碑，上书“寝野歧蛇”四字，已有2000多年历史了。我默默伫立，面对残碑，遥想先贤，感慨良多，思绪万千。
　　《贾子》记，孙叔敖少年务农时，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而泣。母问其故，对曰：“闻见两头之蛇者死，向者吾见之，恐去母而死也。恐他人又见，杀而埋之矣。”其品德为人赞佩，传播四方。当然，若只有埋蛇这一回事，孙叔敖顶多也就是个宅心仁厚的乡村娃娃而已。可是他后来一系列文绩武功，治国才干，以及清正廉洁，严于自律的高风亮节，才成了千古名相，历代被人称颂。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列其为“循吏第一”。循吏也就是后来说的清官，“循吏第一”，亦即“清官第一”。
　　平心而论，孙叔敖的为官生涯其官声民望也完全对得起司马迁的盛赞和评定。居官廉洁，一尘不染，是孙叔敖等许多优秀官员的终生追求，这既是他们价值观的高度体现，也是道德修养的自觉践行，同时也是对自己底线的不懈坚守，他们的廉政事迹，高风亮节，或镌刻在墓碑，或载入史册，最重要的是深入人心，世代受人敬仰纪念。孙叔敖的遗碑虽历经沧桑，已残缺不全，掩映在荒草中，但历朝历代来到这里凭吊的后人仍络绎不绝，并留下大量诗作墨宝，或诗曰“读罢残碑出门去，寒山漠漠水重重”;或喟叹“居人尤指埋蛇冢，过客重寻卧草碑”。
　　当代被誉为“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四有”干部谷文昌的墓碑也很不显眼，平平常常，简简单单，朴朴实实。但因其鞠躬尽瘁，殚精竭虑，带领东山人民改变落后面貌;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被习近平总书记称赞是“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每逢清明、春节等传统节日，群众便纷纷自发前来拜祭，深情緬怀，“先祭谷公，后祭祖宗”，俨然已成当地民众的习俗。
　　树碑立碣，是古人纪念缅怀先人寄托哀思的传统做法，但也有个别碑碣还具有谴责败类鞭挞丑恶之用，若放在一起，对比鲜明，不无震慑意义。在云南昆明石林县城，立有一块纪念清朝光绪年间路南州知州陈先溶勤政爱民、廉洁自守的“去思碑”，又称“香碑”，常有人去扫墓祭拜。而就在这块“香碑”的左侧凉亭，有一块名为“路南县贪官许良安遗臭碑”的石碑，当地人称之为“臭碑”，该碑文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路南县县长的许良安贪赃枉法、巧取豪夺、鱼肉乡里、镇压路南中学师生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等劣迹。两块石碑一左一右，一“香”一“臭”，一廉一贪，天壤之别，发人深省。
　　人都是历史的过客，早早晚晚要告别这个世界，一旦“千古”，身后究竟是被立个“香碑”还是立个“臭碑”，那就全看自己的生前业绩，所作所为了。如果像孙叔敖、谷文昌、陈先溶、海瑞、焦裕禄、孔繁森那样的清官廉吏，造福人民，不遗余力，清白处世，纤尘不沾，会世世代代被民众称颂;反之，像许良安、刘瑾、严嵩、和珅等贪官污吏，贪污受贿，鱼肉乡民，以权谋私，蝇营狗苟，不管有没有遗臭碑，都注定要遗臭万年，那是绝对跑不了的。
　　还有一块碑也有些残缺不全了，那就是曾遍布各府州县衙门的著名《戒石铭》，始发于后蜀皇帝孟昶，精写于北宋皇帝赵光义，又历经元、明、清三朝，至今还有残存。虽历经风吹雨打，早已字迹斑驳，模糊不清，但是，那十六个赫然大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有心者自会牢记于心，朝乾夕惕，廉洁自律，不负天地百姓;藐视者也会熟视无睹，不以为然，心存侥幸，搜刮不择手段。其结果自然也是冰火两重天，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怪不得谁的。
　　图：王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