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彬曾在1945年5月撰文《胡愈之先生》。当时流传着胡愈之已经病逝于南洋某地的消息，作为胡愈之的老友，宋云彬在大恸之中写下了那篇文章。幸好，消息是假的，但文章流露出的却是宋云彬的真情，据此也可窥见二人的友谊。
　　二十年代宋云彬初入杭州报界，胡愈之已经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工作多年。宋云彬进入开明书店，那时候他开始和胡愈之有了交集。1938年到1940年这短暂的两年中，在中国西南的桂林，宋云彬和胡愈之这两位浙江人基于共同的文化立场，心怀抗战救国的编辑出版理想，勠力同心，共同书写了难忘的文化篇章。
　　在桂林期间，胡愈之有着特殊的身份和使命，他是“在公开活动中不以共产党员面目出现的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的特别党员”。在中共的指示下，胡愈之相继创办了《国民公论》、国际新闻社，在大后方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更是在1939年8月份成立的文化供应社的主要设计者。在此期间，宋云彬和胡愈之过从甚密。他们既是同事，更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宋云彬为《国民公论》及国际新闻社，撰写了大量稿件，包括杂文、时事评论等，襄助胡愈之创办了文化供应社并担任编辑。
　　“文供社”的诞生是中共和广西地方当局合作的产物，是中共在文化出版领域的重要布局安排。在宋云彬1939年7月16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胡愈之拟创办文化供应社，邀余专任编辑，征余同意，余表示愿意担任。”
　　1939年8月文化供应社正式开始运营。成立伊始，千头万绪，胡愈之作为当时的编辑部主任和专任编辑宋云彬团结协作、有条不紊地展开工作。在其间宋云彬的日记里留下了二人共同努力的记录：“8月1日，文供社本定今日开始办公，但办公桌未送来，无法工作。”“8月2日上午，胡愈之等十余人集鲁彦寓所讨论编辑事宜。”“1940年1月13日下午，与胡愈之商讨文供社本年工作计划大纲。”“1940年2月19日上午，文供社工作会议，愈之报告，拟调余任出版部事。”
　　在胡愈之和宋云彬等同仁的艰辛努力下，文化供应社的各项出版工作逐渐步入正轨。文化供应社自建的新办公场地不久也建成，宋云彬在1939年8月16日的日记记载：“今天文供社迁入新屋，早五时，即有挑夫来，不能安睡。”看着凝聚心血的新屋建成，宋云彬心绪难平，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就在“文供社”步入正轨之后，胡愈之却手提简单行李，突然离开大家。其时大多数同事、朋友倍感突然，而宋云彬多少是有心理准备的，因为之前胡愈之便向宋云彬透露了离开桂林的想法。宋云彬在1940年7月8日的日记里记载：“上午文供社开工作会议。下午四时半游泳。日来校对工作大忙，晚尚校对《文化通讯》全份……愈之有离桂意。”
　　不难想象胡愈之看着眼前拔地而起崭新的“文供社”两层小楼，肯定没想到离开桂林会是那么突然，然而离开桂林是中共组织上的精心安排，此行他使命重大。朋友们朝夕相处，共赴国难，以笔为戎的峥嵘岁月，令宋云彬分外怀念。朋友的离去让宋云彬情绪很低落，他对少了胡愈之的“文供社”前途缺乏信心。在中断记日记半个月左右后，宋云彬在1940年8月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这半个月颇有几桩值得一记的事情：愈之于上星期五到香港，此去回桂无期;而文供社前途亦颇黯淡也。”
　　宋云彬和胡愈之的文化立场一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也非常密切。这在宋云彬的日记中有着生动的记录，如1939年3月24日的日记：“思写一短文，题为《抗战八股》，构思未纯熟，写三四行即了无余意。昨夜睡眠未足，颇思早睡，晚八时半即就寝……十一时，愈之来，好梦方酣，又被唤醒，至晨一时始睡。”宋云彬前晚睡眠不佳，当日好梦方酣，但仍旧强打精神，和胡愈之畅谈两个小时。而第二日晚上，“张组长宴愈之，余作陪……愈之言，雁冰尚滞留兰州，待飞机赴新疆”。
　　傅彬然既是宋云彬的浙江同乡，也是他在上海开明书店时期的老同事、老朋友。在桂林期间，傅彬然一直和宋云彬关系莫逆、亲密无间。
　　傅彬然虽然在两江的桂林师范学校任教，但是心中始终心系编辑事业。开明书店在1939年春将《中学生》杂志复刊，宋云彬和傅彬然全程参与复刊的过程：“1939年3月28日，开明《中学生》决复刊，请彬然任编辑。晚七时，开明经理陆联棠宴客，座有愈之、子恺、彬然、锡光、舒群、雪山及余。”不久之后傅彬然决定从桂林师范学校离职，专职任《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的编辑，而宋云彬则任兼职编辑，二人携手并肩编辑这份开明书店的王牌杂志。
　　在长期的交往中，宋云彬和傅彬然之间坦诚相待。当时的桂林各方势力、各种背景的文化人云集于此，乃是文化江湖。宋云彬身兼数职，横跨政、文两界，在工作生活中遭遇各色人等。作为好友、傅彬然常常出于善意，针对宋云彬的为人处世直言不讳。这在宋云彬的日记中有详细的记录：
　　七时半，彬然来，出一函交余，里面写道：“云彬兄：想起了‘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的话，深切觉得最近对你半真当假的开玩笑的态度不行，并且深感不安，然而这种态度发生的根源，却是为想给好友一种劝告。就今天的争执而言，问题不在谭某、宋某，而在你平时‘足以使人误会你看不起人’的那种态度。你一无城府，自己并不知道，可是却因此得罪了不少人，这于公于私，都是有损无益的。还有你看人，有时候，往往以别人对你个人的态度而别好恶，而且必见之于辞色，也是很吃亏的。这是一点。其次，你以为自己目前的趣味为中心，而没有理会到‘旁人’、理会到‘事’，没有理会到将来，不能够吃苦，也值得注意。这一些态度，若在太平时代，也许不但无损而反是可爱的，然而现在却不行，而且是危险的。
　　自己无一技之长，至今把握不住一定方向，然而却希望朋友们各个都上进，对学问、事业有成就。对于你，总希望能用一点功对中国历史有一番系统研究，我断定对社会一定有很大的贡献的。——此外对于祖璋，希望他专心于生物;对于秉珍，希望他专心茶叶，勿再改变。我自信对每一朋友都很忠实，不带一点敷衍的手段和态度。
　　要说的话似乎很多，每次想當面规规矩矩的谈，然而不知为什么，总是说不出口。这样简单的写了一点，同时希望你能回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 　　傅彬然诉诸文字的肺腑之言让宋云彬非常感动：“读了三四遍，使我非常感动。平生就缺少这样的诤友;同时我离群索居，亦已久矣！”傅彬然非常了解宋云彬的脾性，他郑重且善意地提醒宋云彬注意待人接物的方式。在宋云彬的日记里，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他率性的一面，如参加聚会趁着酒兴，粉墨登场演唱昆曲。事后，感慨自己失态，“只缘身在此山中”。
　　宋云彬在桂林的时候，叶圣陶工作、居住在四川，然而空间的阻隔并未削弱二人的友情。叶圣陶和宋云彬初识于大革命退潮之际的上海。那时宋云彬身揣沈雁冰亲笔信，第一次见到了叶圣陶。彼时叶圣陶正在商务印书馆任职，而宋云彬却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在叶圣陶等一众好友的帮助下，宋云彬进入开明书店担任编辑，那段时光在宋云彬人生中十分宝贵。宋云彬和叶圣陶等诸多开明同仁坚守“五四”精神，高扬启蒙主义的大旗，书写了中国现代出版史的精彩篇章。
　　叶圣陶在抗战期间几乎一直居住工作于地处西南的四川，“我当初也到了汉口，一九三八年年初带了一家老小入川，在重庆安顿了十个月，后来接到武汉大学的聘请，又把家搬到了乐山。从此我落了单，跟老朋友疏远了”。而其时宋云彬和其他开明同仁的烽火岁月主要在广西桂林度过。但是抗战时期的编辑出版事业依旧牢牢地维系着朋友们的友情，他们书信往来不绝。叶圣陶日记曾记：“归来得云彬一书，为余言抗战情势甚详悉。”时为1939年5月，宋云彬在信中和叶圣陶交流关于抗战的情势，宋云彬以其开阔视野，对时局有其独到的研判。在书信中这对老朋友频繁讨论时局，两个月后“归来得云彬书，讨论近时政，颇多感慨”。
　　那时《中学生》杂志已经复刊，叶圣陶担任主编，而实际从事编务工作的是宋云彬和傅彬然等人。叶圣陶虽然远在四川，依旧心系杂志的组稿编务工作，亲自为杂志撰稿“开始作一文投《中学生》，亦谈国文方面问题，得千六百言”。
　　1942年初夏，叶圣陶历经千难万险，由成都经贵阳抵达桂林，作短暂停留。老友分别多年，一朝相见，亲切依旧。“醒时，云彬来，云彬风度依然，不减当年”。面对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老友，宋云彬内心的喜悦、激动溢于言表。当晚他在寓所设宴为叶圣陶接风洗尘，叶圣陶這样记下了那次欢聚：“四时随云彬至其寓。……傍晚在云彬处小饮。其夫人特为余煮面，颇可感。”宋云彬夫人善于烹饪，做得一手美味。那段时间，叶圣陶便成了宋家的常客：“午刻随云彬返其家吃饭，小饮酒。”“午刻饭于云彬所，先之于小饮。”“五时下大雨，雨后至云彬所，应其招饮。云彬夫人治馔，鱼、鳖、虾咸备，烹煮得宜，恣食之为快。”
　　老友们重逢除了畅叙友情，值此机会正好面商开明书店相关出版事宜。就在1942年的6月底，“洗翁谓今日云彬、彬然在此，可叙谈开明事，遂招仲华来楼头共酌。先谈分担《中学生》各门类作稿约稿事，次谈编译所事，委员除云彬、彬然、仲华外，加请子恺、祖璋二人”。在桂林期间，叶圣陶除了拜访朋友，也四处奔忙为《中学生》杂志约稿，而创办开明编译所成都办事处事宜也由此而定下来。
　　1942年7月10日，时值酷暑，即使在清晨依旧是热浪逼人。早八时，宋云彬和傅彬然正在“文供社”忙碌着，他们二人心里多少有点失落，因为当天叶圣陶即将返回成都。在桂林盘桓一月有余的叶圣陶特意来到“文供社”，向宋云彬、傅彬然两位老友道别，彼时每人心中不免怅然。“余言来桂月余，今又分别，不知何时再见，不免有怅然之感”。当晚在朋友们依依惜别的深情中，叶圣陶告别在桂林的朋友们飞回了四川，而宋云彬再次见到叶圣陶已是四年之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