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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北方的奉系军阀在北京逮捕并绞杀了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员，疯狂镇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活动。中共北方区委遭受严重破坏。据统计，从1926年11月至1928年1月，仅中共天津地方党组织就连续9次遭破坏。100多人被捕，2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惨遭屠杀。
为了继续领导北方党的工作，中共顺(天)直(隶)临时省委于1927年6月在天津秘密组建。8月1日，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正式成立，由彭述之任书记，省委机关设在三安道耀华里(现和平区山西路耀华里2号)。顺直省委是中共中央在北方建立的第一个省级机构，其工作范围不仅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而且增加了山西、陕西、绥远、察哈尔、东北三省以及河南北部和山东西部等地区。顺直省委建立后，天津地委改为天津市委，由李季达任书记，粟泽、彭真分别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李季达牺牲后，由彭真任天津市委书记。为进一步加强党在北方的领导力量，发展北方革命形势，中央先后从上海调毛泽民、胡锡奎。从山西调张友渔、薄一波。从陕西调刘天章等人来到天津，从事报刊出版、宣传、工运、特科等工作。此时的天津，已经成为我党领导北方革命运动的重要基地。顺直省委还决定不再设立天津市委。由省委直接领导天津党的工作，由傅茂公(彭真)等人组成天津工作办事处，具体负责指导天津各区委的工作。由于领导力量的加强，使党在天津的工作迅速恢复与发展，天津党的组织进一步扩大。至1929年4月，天津地方党组织发展到了3个区委、14个基层党支部。党员数量达120余人。
中共顺直省委从1928年8月起至1930年12月止曾创办过《顺直通讯》、《出路》、《北方红旗》、《直之生活》等多种刊物。这些刊物以中共中央和中共顺直省委有关文件、共产党员撰写的文章和通讯为基本内容，以本省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读者对象。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为宗旨，以党在白区的中心工作作为重点。秘密出版，秘密传播，对密切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和顺直省革命事业的发展等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顺直通讯》
为了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宣传工作，提高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党中央于1927年8月21日制定了中共中央第4号通告关于各中共省委均应创办《省委通讯》的指示。中共顺直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结合本省的客观需要，曾准备编辑出版此种刊物。但因清理彭述之的错误与处理顺直省委内部纠纷，故使省委机关刊物迟迟不能出版。1928年1月顺直省委改组会议对于肃清右倾错误有一定成绩，但却滋长了“左”倾错误的发展，出现了极端民主化、宗派主义和排挤打击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等一系列严重问题。为了解决顺直省委的问题，1928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给顺直省委写信，指定刘少奇参加顺直省委常委。刘少奇5月到天津视察工作，7月参加中共顺直省委领导工作。这时，他与省委其他同志研究了如何进一步扩大党的宣传工作，准备正式出版刊物等问题。
1928年7月上旬，陈潭秋在巡视顺直省委工作后，向中央作了《关于顺直省委现状的报告》，要求中央派人解决问题。中共中央责成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处理顺直问题。1928年7日22日至23日，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天津举行。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处理顺直问题特派员陈潭秋、刘少奇主持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天津、北平、唐山、玉田、遵化、乐事、张家口、石家庄、正定、晋县、隆平、献县等地党代表15人，还有省委委员、铁总负责人及中央巡视员7人，旁听4人，总计26人。会议首先传达了中央关于召集顺直省扩大会议的命令，陈潭袄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顺直政治任务、党务问题、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政治纪律等六个决议案。大会决定改组省委。会议决定加强党的宣传工作，要求省委及各县、市委建立宣传机构，编辑出版机关报纸刊物。《党务问题决议案》中说：“省委及各县、市委应规定支部讨论大纲，并出版各种训练同志的小册子与通讯，中央来的布告及出版物应尽量翻印。使每个同志均能看到。”
省委扩大会议为《顺直通讯》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会后，省委秘书处将其中可以公布的几份文件联同《省委通告第一号》汇集成册，经省委领导审查批准，作为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专号，并冠以《顺直通讯》第1期于1928年7月油印出版了。《顺直通讯》第一期目录：1、大会口号；2、省委通告第一号；3、政治报告；4、顺直经济政治状况报告；5、顺直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6、党务问题决议案17、职工运动决议案；8、农村运动决议案；9、士兵运动决议案；10、政治纪律决议案。
《顺直通讯》为什么将“大会口号”放在刊登十份文件的首篇位置呢?因为会议闭幕时，将大会精神规定为八个口号，留给新省委及各级党部同志坚决奉行。所以，将其放在干U登文件之首。会议的八条口号是：1，加强同志党的观念，党是同志生活的中心：2，努力改造党，从斗争中发展党健全党：3，努力发展群众斗争；4，坚决的反对国民党；5，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恶影响，实行正确的民主集中制：6，继续正确的铲除机会主义的遗毒；7，闹个人意气的是反革命，滚出党去；8，闹经济问题的滚出党去。
《顺直通讯》第一期刊登了十份文件，涉及的问题很多，内容很丰富。但是概括起来，大体上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会议概况及重要意义。《会议口号》的内容反映了大会的主要精神，《省委通告第一号》着重说明了省委扩大会的召开、经过、结果和意义。1928年7月省委扩大会议在顺直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完成了1月改组会以来发生的错误，重新制定了党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使顺直党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对于7月会议的意义正如《省委通告第一号》所说：“这次扩大会的任务，就是严格的纠正自一月改组会以来的新错误，同时要继续与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奋斗，重新确定政治路线，在党的组织上政策上及一般同志的观念上方能朝着布尔塞维克的路上走，这是扩大会主要的意义。”二是。党的纪律与组织处理。这个问题主要集中反映在《政治纪律决议案》中。该文写了七个问题，归纳起来可分为三个问题：首先是改组省委。《政治纪律决议案》中指出：“产过去省委在政治上工作上作出了许多的错误，忽视各地工作的指导，经济分配不当，放弃省委职责，政治路线动摇。扩大会根据过去省委的错误，决定予以改组的处分。”大会推举正式委员11人。候补委员3人。大会后，新省委即告成立，计推出韩连会、李德贵、郝清玉、郭崇健、杨继录、傅茂公、王延璧7人为常委。后经中央 批准，由中央委员韩连会兼顺直省委书记。陈潭秋、刘少奇以中央特别处理顺直问题专员的名义常驻顺直省委，加以指导。其次，解散保南省委。保南各县同志因对省委工作不满，不是用组织上正当的手续解决，而是自行独立的另外组织省委。这是在组织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因此，扩大会议决定必须立即解散保南各县成立之省委。最后是对个人问题的处理。扩大会议对犯了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等严重错误的阎怀聘、韩麟符、黄振武等人分别给予不同的组织处理。三是，党的任务及方针政策。这个问题主要反映在《政治报告》、《顺直经济政治状况报告》、《顺直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党务问题决议案》等文件中。省委扩大会议在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及省委工作的基础上，重新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战斗任务，并明确的制定了顺直党目前在政治、组织、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等方面的任务及方针政策。例如，在《顺直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中提出：“顺直党目前的政治任务，绝不是马上企图暴动夺取政权，而是要努力于争取广大群众，深入政治宣传，提高群众的政治意识与革命勇气，使群众完全脱离国民党的任何影响。到本党的影响之下：发动各种群众的日常斗争，建立并强大群众的组织基础，由日常斗争中发展到工农的总暴动，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完成彻底的民权革命。”在《党务问题决议案》中提出：“顺直的党目前在组织上的任务，应该是强健各级指导机关，加紧同志中的教育训练工作，努力领导群众的各种斗争，从斗争中去发展党健全党改造党与洗刷同志中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错误，加强党在群众中的领导作用，使之真正成为布尔塞维克的组织。”
1928年7月《顺直通讯》创干U，并专号刊载了7月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文件。这些文件真实地记录了会议情况，反映了当时中共顺直省委的活动、政治主张、主要任务、组织路线、和领导工农兵学商劳苦大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方针政策，是研究中共顺直省委这段历史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档案材料。而且，《顺直通讯》的出版突破了中共顺直省委无机关报的局面，并为继续出版刊物积累了经验。但由于由于种种原因《顺直通讯》仅出版一期后就暂停了下来。这主要是因为办刊物尚缺少经验，《顺直通讯》是中共顺直省委机关的第一个刊物，而且刊物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很强，因此，第一期出版后需要听听上下级及各方面的意见，以便积累经验，改进刊物出版工作。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顺直通讯》暂时停刊后。地下党客观环境的影响，使“暂停”变成了“永停”。
《出路》
在《顺直通讯》第1期出版后，中共顺直省委在刘少奇、陈潭秋等领导和中央代表周恩来的关怀下，进一步批判了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顺直党内的纠纷取得了统一的认识，制定了省委今后工作计划和方针政策，工作开展起来了，继续出版省委机关报的条件成熟了，于是《出路》问世了。《出路》是中共顺直省委机关报，32开油印本。不定期。1928年11月出版第1期，停刊于1929年8月31日，共出版了13期。在中共顺直省委刊办《出路》时，顺直省社会局面动荡不安，帝国主义侵略者伸来魔爪，新旧军阀尤在混战，中国共产党内部右倾错误、左倾错误交替影响。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党内有的同志产生了“党又没有出路”的疑惑。持此种思想的人数不多，但影响不小。是一种不可低估的思想倾向。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统一思想、振奋精神，从英勇斗争和积极工作上找出路。于是，中共顺直省委决定把1928年11月出版的省委机关报定名为《出路》并继续出版。
《出路》的编辑出版工作是在刘少奇热情支持下进行的。1928年7月刘少奇参加中共顺直省委领导工作后，就确定省委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因为在7月扩大会议后，立即着手创办了《出路》这个刊物。《出路》主要刊登在中共中央和中共顺直省委的文件、各地通讯、党内同志写的文章。刘少奇经常以“赵启”的化名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1928年11月16日刘少奇针对某些党员认为“党没有出路”的错误思想，写了《客观环境很好，但是党没有出路?》的文章，以“赵启”的化名刊登在《出路》第1期上。“党没有出路”的消极思想对于中共顺直省委工作的开展、对于全党的建设、对于团结一致对敌斗争都不利。因而少奇著文批评了这种思想。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的事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我们的事业是光明的，因此我们党“一定有很好的出路”，只是这条路不是平坦大道，而是高山峻岭，艰难的血路，我们有前千千万万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一勇敢地走上了这条壮烈的道路，但也有些同志站在山脚下“发愁而不愿前进”。少奇在文章中要求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在中共顺直省委领导下，带领广大群众冲过高山峻岭，迎接必将来到的光明。此外，从1928年11月至1929年4月，刘少奇还用“赵启”的化名在出《出路》第1期至第7期上发表了《怎样改造顺直党》、《错误观念的纠正》、《职运须知》、《坏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只是几块钱的事吗?》、《革命的职业家》、《国民党不给工人好处，共产党要给工人好处》等文章。这些文章涉及面广，针对性也强。但其重点还是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过去顺直党的一些问题的认识。原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全省党的工作有很大影响，但不能因此就认为顺直省的中国共产党组织都“遭到了极点”。彭述之以后的省委在工作中是很有成就的，但在党的建设上有缺点，不深入群众，有官僚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错误，但不能认为省委“全部腐烂了”。在对犯错误的同志处理上，除了叛徒应开除外，对同志要加强团结。并“用说服的方法，推动他们前进”。其次在党的建设上，在原来党组织的基础上。在积极开展工运、农运、兵士运动的基础上，在实际斗争中建立党组织，注重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在组织建设的同时抓紧思想建设，既要批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又要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建设。再次对顺直省今后党的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进行了全面设计和描述。在具体工作方法上，例如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如何深入群众并领导群众、如何培养工人干部、如何发动农民斗争并在农村建立党的组织、如何进行党员干部的训练并加强民主集中制教育等等。这些论述都是深入浅出，都是党员在实际工作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因此少奇的文章很受群众欢迎。
周恩来同志也对《出路》的出版发行倍加关怀。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以中央代表身份来天津处理顺直问题。他到天津后。找了许多领导 干部谈话，又深入基层进行广泛调查研究，并与刘少奇、陈潭秋等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很快解决了顺直党内存在的问题，使中共顺直省委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展开了新的斗争和工作。周恩来在处理顺直党内大事的同时，对《出路》的相关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
其一是亲自批准《出路》刊登《中共中央给顺直省委函——中央对顺直党改造的路线》一文。1928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的这封来信，既指出了彭述之以后的中共顺直省委的缺点和错误，又认为省委的工作还是有成绩的，因而决定“立即恢复省委职权”，并决定陈潭秋以巡视员名义参加省委，刘少奇“完全做省委工作”。还指示省委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之下，制定本省“具体工作路线与方法”等等。周恩来认为在《出路》上发表中央来信，表明中央对顺直很重视，把党的方针、政策交给广大党员群众，对中共顺直省委开展工作是有益的。为了使群众更好的理解党中央的意图，周恩来还为中央来信加了三条亲笔注解：说明党中央政治局讨论顺直问题的严肃性和文件内容有所改变的原因。注解还说：“中央这次派我来便是依据中央最近告全国同志的主张，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的一些纠纷”。以积极工作为出路解决过去的问题，这是正确而积极的方针，这个方针与《出路》的名称也是吻合的。
其二是周恩来还以“伍豪”的化名赶写了一篇《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几个问题的回答》一文发表在《出路》第2期上。文章开篇说：“我这次来顺直考察工作日子还短，且还没有完毕，仅拿我与顺直一部分同志谈话中发生的几个问题提前回答，好在这第二期《出路》登出”。《出路》问世之初，就有伟大的领袖人物为其赶写稿件，这可以说是一种珠荣。周恩来这篇文章回答了顺直省中国共产党党员共同关心的10余个问题。其中有涉及党的建设、马列主义理论、革命斗争实践以及具体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等重要问题。文章还就如何看待过去的错误、什么是命令主义、什么是极端民主化、什么是惩办制度、什么是铁的纪律等进行了理论阐述。这篇文章的发表，对于澄清党员的模糊思想，对于加强党的团结，对于顺直党的建设和工作的开展都具深远的意义。
《出路》虽然是在秘密斗争时期和秘密编辑出版的，但是它的阅读和使用范围比较广泛。在第2期《卷首话》中要求各地党组织早定购、多定购。最好达到“每个同志必须有一本”。为了使这个刊物尽快传播到读者手中，中共顺直省委秘书处油印科加强了刻写和油印力量：秘书处还71928年9月以前成立了发行科，把《出路》作为发行书报刊物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秘书处交通科还在北京等地建立了交通栈，负责大批刊物的交接或转运工作。由于稿件充足。编辑出版和发行传递工作组织的好。使《出路》在顺直省党内成为影响面广、作用较大的一种内部刊物。
《北方红旗》
《北方红旗》创刊于1929年2月，从第1期至第53期为中共顺直省委机关报。32开油印本。1930年12月中共顺直省委改组为中共河北省委，《北方红旗》也随之改为河北省委机关报并继续出版。《北方红旗》是仿效中共中央《红旗》刊物的模式创办的，原定为三日刊。后改为周刊和半月刊。这个刊物与《出路》同为内部刊物，主要刊载党的文件、各地通讯报告、国内外新闻和消息报道。出版目的主要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鞭挞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报道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工作、妇女工作和军事工作的动态，以唤起革命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北方红旗》发行量大于《出路》，据1929年10月1日出版的《北方红旗》第4期《本刊启事》披露：本刊已建立“贩卖和传递系统”，可以保证“每个革命兄弟们手执一卷”。鉴于出版目的、所起作用相同之处较多，因而省委决定《出路》至第13期停刊，集中力量做好《北方红旗》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
《北方红旗》虽然经常受到敌人的侦察、检收、和破坏，但它始终飘扬在北方祖国大地上。根据1928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文书工作的技术给省委的指示》精神，省委决定出版者标明为“红旗出版社”，而不写中共顺直省委；《北方红旗》增加外封面充作伪装所用，即外封面画写山水花草或美人之类图像，取一些假名字作掩护，比如《雨后》、《祖子光》、《北平指南》、《补而多寿》等等。采取各种秘密手段，是为了更多、更快、更安全的把刊物运抵每个基层支部甚至个人手中。至于《北方红旗》所刊载的文件、文章、消息报道内容则必须是公开的，既不能泄露我党政军各种机密，又不能给敌人任何危及我党秘密工作的机会。《北方红旗》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在这方面可以说。它是党在白区出版物的典范。《北方红旗》及时把党的主张传达给群众，又把群众的意见、要求、对敌斗争状况及时反映上来。他既起了省委机关的喉舌作用，又起了党与群众密切联系枢纽作用，还起了对敌斗争的宣传鼓动作用等等。但《北方红旗》是在对敌斗争极其严峻的时候筹办的，是在党内斗争激烈的时候发行的，它在反映历史面貌的过程中，所刊载的文件或文章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甚至有“左”的思想或“右”的主张等，这都是难免的。
《直之生活》
这是中共顺直省委般的机关内刊物，1930年5月出版第1期至1930年8月出版到第5期，32开油印本。该刊以支部工作和支部生活为主要内容，以省委各机关党员为主要读者。在第一期《开首语》中说：《直之生活》‘‘就是直之全体同志的喉结，是供给同志们讨论一切理论、策略、支部生活等问题的刊物。对于策略的解释与运用，政治理论的论述，错误观念的纠正。不正确倾向的批评，工作经验的介绍，组织问题、支部工作的讨论，要在《直之生活》上反映。”这就是出版《直之生活》生活的基本宗旨和主要目的。《直之生活》为了适应省委省直属各机关的特点，开辟有“政治问题”、“小组通讯”、“问题与答复”、“意见箱”、“直之工作检阅”等栏目，所刊登的文章针对性都比较强，也比较活泼流畅，对党员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直之生活》由于是省委直属机关内部的不定期刊物，因而常登一些机密材料。例如在1930年5月第1期有一附注说：“同志们：这一期的内容刊登有关于秘密工作种种技术方法问题，阅后务必毁灭”。1930年5月1日中共顺直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后，因人力缺乏，《直之生活》出版到第5期后就停刊了。
为了继续领导北方党的工作，中共顺(天)直(隶)临时省委于1927年6月在天津秘密组建。8月1日，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正式成立，由彭述之任书记，省委机关设在三安道耀华里(现和平区山西路耀华里2号)。顺直省委是中共中央在北方建立的第一个省级机构，其工作范围不仅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而且增加了山西、陕西、绥远、察哈尔、东北三省以及河南北部和山东西部等地区。顺直省委建立后，天津地委改为天津市委，由李季达任书记，粟泽、彭真分别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李季达牺牲后，由彭真任天津市委书记。为进一步加强党在北方的领导力量，发展北方革命形势，中央先后从上海调毛泽民、胡锡奎。从山西调张友渔、薄一波。从陕西调刘天章等人来到天津，从事报刊出版、宣传、工运、特科等工作。此时的天津，已经成为我党领导北方革命运动的重要基地。顺直省委还决定不再设立天津市委。由省委直接领导天津党的工作，由傅茂公(彭真)等人组成天津工作办事处，具体负责指导天津各区委的工作。由于领导力量的加强，使党在天津的工作迅速恢复与发展，天津党的组织进一步扩大。至1929年4月，天津地方党组织发展到了3个区委、14个基层党支部。党员数量达120余人。
中共顺直省委从1928年8月起至1930年12月止曾创办过《顺直通讯》、《出路》、《北方红旗》、《直之生活》等多种刊物。这些刊物以中共中央和中共顺直省委有关文件、共产党员撰写的文章和通讯为基本内容，以本省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读者对象。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为宗旨，以党在白区的中心工作作为重点。秘密出版，秘密传播，对密切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和顺直省革命事业的发展等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顺直通讯》
为了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宣传工作，提高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党中央于1927年8月21日制定了中共中央第4号通告关于各中共省委均应创办《省委通讯》的指示。中共顺直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结合本省的客观需要，曾准备编辑出版此种刊物。但因清理彭述之的错误与处理顺直省委内部纠纷，故使省委机关刊物迟迟不能出版。1928年1月顺直省委改组会议对于肃清右倾错误有一定成绩，但却滋长了“左”倾错误的发展，出现了极端民主化、宗派主义和排挤打击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等一系列严重问题。为了解决顺直省委的问题，1928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给顺直省委写信，指定刘少奇参加顺直省委常委。刘少奇5月到天津视察工作，7月参加中共顺直省委领导工作。这时，他与省委其他同志研究了如何进一步扩大党的宣传工作，准备正式出版刊物等问题。
1928年7月上旬，陈潭秋在巡视顺直省委工作后，向中央作了《关于顺直省委现状的报告》，要求中央派人解决问题。中共中央责成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处理顺直问题。1928年7日22日至23日，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天津举行。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处理顺直问题特派员陈潭秋、刘少奇主持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天津、北平、唐山、玉田、遵化、乐事、张家口、石家庄、正定、晋县、隆平、献县等地党代表15人，还有省委委员、铁总负责人及中央巡视员7人，旁听4人，总计26人。会议首先传达了中央关于召集顺直省扩大会议的命令，陈潭袄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顺直政治任务、党务问题、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政治纪律等六个决议案。大会决定改组省委。会议决定加强党的宣传工作，要求省委及各县、市委建立宣传机构，编辑出版机关报纸刊物。《党务问题决议案》中说：“省委及各县、市委应规定支部讨论大纲，并出版各种训练同志的小册子与通讯，中央来的布告及出版物应尽量翻印。使每个同志均能看到。”
省委扩大会议为《顺直通讯》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会后，省委秘书处将其中可以公布的几份文件联同《省委通告第一号》汇集成册，经省委领导审查批准，作为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专号，并冠以《顺直通讯》第1期于1928年7月油印出版了。《顺直通讯》第一期目录：1、大会口号；2、省委通告第一号；3、政治报告；4、顺直经济政治状况报告；5、顺直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6、党务问题决议案17、职工运动决议案；8、农村运动决议案；9、士兵运动决议案；10、政治纪律决议案。
《顺直通讯》为什么将“大会口号”放在刊登十份文件的首篇位置呢?因为会议闭幕时，将大会精神规定为八个口号，留给新省委及各级党部同志坚决奉行。所以，将其放在干U登文件之首。会议的八条口号是：1，加强同志党的观念，党是同志生活的中心：2，努力改造党，从斗争中发展党健全党：3，努力发展群众斗争；4，坚决的反对国民党；5，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恶影响，实行正确的民主集中制：6，继续正确的铲除机会主义的遗毒；7，闹个人意气的是反革命，滚出党去；8，闹经济问题的滚出党去。
《顺直通讯》第一期刊登了十份文件，涉及的问题很多，内容很丰富。但是概括起来，大体上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会议概况及重要意义。《会议口号》的内容反映了大会的主要精神，《省委通告第一号》着重说明了省委扩大会的召开、经过、结果和意义。1928年7月省委扩大会议在顺直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完成了1月改组会以来发生的错误，重新制定了党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使顺直党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对于7月会议的意义正如《省委通告第一号》所说：“这次扩大会的任务，就是严格的纠正自一月改组会以来的新错误，同时要继续与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奋斗，重新确定政治路线，在党的组织上政策上及一般同志的观念上方能朝着布尔塞维克的路上走，这是扩大会主要的意义。”二是。党的纪律与组织处理。这个问题主要集中反映在《政治纪律决议案》中。该文写了七个问题，归纳起来可分为三个问题：首先是改组省委。《政治纪律决议案》中指出：“产过去省委在政治上工作上作出了许多的错误，忽视各地工作的指导，经济分配不当，放弃省委职责，政治路线动摇。扩大会根据过去省委的错误，决定予以改组的处分。”大会推举正式委员11人。候补委员3人。大会后，新省委即告成立，计推出韩连会、李德贵、郝清玉、郭崇健、杨继录、傅茂公、王延璧7人为常委。后经中央 批准，由中央委员韩连会兼顺直省委书记。陈潭秋、刘少奇以中央特别处理顺直问题专员的名义常驻顺直省委，加以指导。其次，解散保南省委。保南各县同志因对省委工作不满，不是用组织上正当的手续解决，而是自行独立的另外组织省委。这是在组织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因此，扩大会议决定必须立即解散保南各县成立之省委。最后是对个人问题的处理。扩大会议对犯了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等严重错误的阎怀聘、韩麟符、黄振武等人分别给予不同的组织处理。三是，党的任务及方针政策。这个问题主要反映在《政治报告》、《顺直经济政治状况报告》、《顺直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党务问题决议案》等文件中。省委扩大会议在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及省委工作的基础上，重新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战斗任务，并明确的制定了顺直党目前在政治、组织、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等方面的任务及方针政策。例如，在《顺直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中提出：“顺直党目前的政治任务，绝不是马上企图暴动夺取政权，而是要努力于争取广大群众，深入政治宣传，提高群众的政治意识与革命勇气，使群众完全脱离国民党的任何影响。到本党的影响之下：发动各种群众的日常斗争，建立并强大群众的组织基础，由日常斗争中发展到工农的总暴动，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完成彻底的民权革命。”在《党务问题决议案》中提出：“顺直的党目前在组织上的任务，应该是强健各级指导机关，加紧同志中的教育训练工作，努力领导群众的各种斗争，从斗争中去发展党健全党改造党与洗刷同志中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错误，加强党在群众中的领导作用，使之真正成为布尔塞维克的组织。”
1928年7月《顺直通讯》创干U，并专号刊载了7月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文件。这些文件真实地记录了会议情况，反映了当时中共顺直省委的活动、政治主张、主要任务、组织路线、和领导工农兵学商劳苦大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方针政策，是研究中共顺直省委这段历史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档案材料。而且，《顺直通讯》的出版突破了中共顺直省委无机关报的局面，并为继续出版刊物积累了经验。但由于由于种种原因《顺直通讯》仅出版一期后就暂停了下来。这主要是因为办刊物尚缺少经验，《顺直通讯》是中共顺直省委机关的第一个刊物，而且刊物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很强，因此，第一期出版后需要听听上下级及各方面的意见，以便积累经验，改进刊物出版工作。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顺直通讯》暂时停刊后。地下党客观环境的影响，使“暂停”变成了“永停”。
《出路》
在《顺直通讯》第1期出版后，中共顺直省委在刘少奇、陈潭秋等领导和中央代表周恩来的关怀下，进一步批判了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顺直党内的纠纷取得了统一的认识，制定了省委今后工作计划和方针政策，工作开展起来了，继续出版省委机关报的条件成熟了，于是《出路》问世了。《出路》是中共顺直省委机关报，32开油印本。不定期。1928年11月出版第1期，停刊于1929年8月31日，共出版了13期。在中共顺直省委刊办《出路》时，顺直省社会局面动荡不安，帝国主义侵略者伸来魔爪，新旧军阀尤在混战，中国共产党内部右倾错误、左倾错误交替影响。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党内有的同志产生了“党又没有出路”的疑惑。持此种思想的人数不多，但影响不小。是一种不可低估的思想倾向。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统一思想、振奋精神，从英勇斗争和积极工作上找出路。于是，中共顺直省委决定把1928年11月出版的省委机关报定名为《出路》并继续出版。
《出路》的编辑出版工作是在刘少奇热情支持下进行的。1928年7月刘少奇参加中共顺直省委领导工作后，就确定省委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因为在7月扩大会议后，立即着手创办了《出路》这个刊物。《出路》主要刊登在中共中央和中共顺直省委的文件、各地通讯、党内同志写的文章。刘少奇经常以“赵启”的化名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1928年11月16日刘少奇针对某些党员认为“党没有出路”的错误思想，写了《客观环境很好，但是党没有出路?》的文章，以“赵启”的化名刊登在《出路》第1期上。“党没有出路”的消极思想对于中共顺直省委工作的开展、对于全党的建设、对于团结一致对敌斗争都不利。因而少奇著文批评了这种思想。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的事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我们的事业是光明的，因此我们党“一定有很好的出路”，只是这条路不是平坦大道，而是高山峻岭，艰难的血路，我们有前千千万万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一勇敢地走上了这条壮烈的道路，但也有些同志站在山脚下“发愁而不愿前进”。少奇在文章中要求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在中共顺直省委领导下，带领广大群众冲过高山峻岭，迎接必将来到的光明。此外，从1928年11月至1929年4月，刘少奇还用“赵启”的化名在出《出路》第1期至第7期上发表了《怎样改造顺直党》、《错误观念的纠正》、《职运须知》、《坏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只是几块钱的事吗?》、《革命的职业家》、《国民党不给工人好处，共产党要给工人好处》等文章。这些文章涉及面广，针对性也强。但其重点还是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过去顺直党的一些问题的认识。原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全省党的工作有很大影响，但不能因此就认为顺直省的中国共产党组织都“遭到了极点”。彭述之以后的省委在工作中是很有成就的，但在党的建设上有缺点，不深入群众，有官僚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错误，但不能认为省委“全部腐烂了”。在对犯错误的同志处理上，除了叛徒应开除外，对同志要加强团结。并“用说服的方法，推动他们前进”。其次在党的建设上，在原来党组织的基础上。在积极开展工运、农运、兵士运动的基础上，在实际斗争中建立党组织，注重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在组织建设的同时抓紧思想建设，既要批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又要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建设。再次对顺直省今后党的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进行了全面设计和描述。在具体工作方法上，例如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如何深入群众并领导群众、如何培养工人干部、如何发动农民斗争并在农村建立党的组织、如何进行党员干部的训练并加强民主集中制教育等等。这些论述都是深入浅出，都是党员在实际工作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因此少奇的文章很受群众欢迎。
周恩来同志也对《出路》的出版发行倍加关怀。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以中央代表身份来天津处理顺直问题。他到天津后。找了许多领导 干部谈话，又深入基层进行广泛调查研究，并与刘少奇、陈潭秋等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很快解决了顺直党内存在的问题，使中共顺直省委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展开了新的斗争和工作。周恩来在处理顺直党内大事的同时，对《出路》的相关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
其一是亲自批准《出路》刊登《中共中央给顺直省委函——中央对顺直党改造的路线》一文。1928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的这封来信，既指出了彭述之以后的中共顺直省委的缺点和错误，又认为省委的工作还是有成绩的，因而决定“立即恢复省委职权”，并决定陈潭秋以巡视员名义参加省委，刘少奇“完全做省委工作”。还指示省委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之下，制定本省“具体工作路线与方法”等等。周恩来认为在《出路》上发表中央来信，表明中央对顺直很重视，把党的方针、政策交给广大党员群众，对中共顺直省委开展工作是有益的。为了使群众更好的理解党中央的意图，周恩来还为中央来信加了三条亲笔注解：说明党中央政治局讨论顺直问题的严肃性和文件内容有所改变的原因。注解还说：“中央这次派我来便是依据中央最近告全国同志的主张，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的一些纠纷”。以积极工作为出路解决过去的问题，这是正确而积极的方针，这个方针与《出路》的名称也是吻合的。
其二是周恩来还以“伍豪”的化名赶写了一篇《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几个问题的回答》一文发表在《出路》第2期上。文章开篇说：“我这次来顺直考察工作日子还短，且还没有完毕，仅拿我与顺直一部分同志谈话中发生的几个问题提前回答，好在这第二期《出路》登出”。《出路》问世之初，就有伟大的领袖人物为其赶写稿件，这可以说是一种珠荣。周恩来这篇文章回答了顺直省中国共产党党员共同关心的10余个问题。其中有涉及党的建设、马列主义理论、革命斗争实践以及具体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等重要问题。文章还就如何看待过去的错误、什么是命令主义、什么是极端民主化、什么是惩办制度、什么是铁的纪律等进行了理论阐述。这篇文章的发表，对于澄清党员的模糊思想，对于加强党的团结，对于顺直党的建设和工作的开展都具深远的意义。
《出路》虽然是在秘密斗争时期和秘密编辑出版的，但是它的阅读和使用范围比较广泛。在第2期《卷首话》中要求各地党组织早定购、多定购。最好达到“每个同志必须有一本”。为了使这个刊物尽快传播到读者手中，中共顺直省委秘书处油印科加强了刻写和油印力量：秘书处还71928年9月以前成立了发行科，把《出路》作为发行书报刊物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秘书处交通科还在北京等地建立了交通栈，负责大批刊物的交接或转运工作。由于稿件充足。编辑出版和发行传递工作组织的好。使《出路》在顺直省党内成为影响面广、作用较大的一种内部刊物。
《北方红旗》
《北方红旗》创刊于1929年2月，从第1期至第53期为中共顺直省委机关报。32开油印本。1930年12月中共顺直省委改组为中共河北省委，《北方红旗》也随之改为河北省委机关报并继续出版。《北方红旗》是仿效中共中央《红旗》刊物的模式创办的，原定为三日刊。后改为周刊和半月刊。这个刊物与《出路》同为内部刊物，主要刊载党的文件、各地通讯报告、国内外新闻和消息报道。出版目的主要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鞭挞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报道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工作、妇女工作和军事工作的动态，以唤起革命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北方红旗》发行量大于《出路》，据1929年10月1日出版的《北方红旗》第4期《本刊启事》披露：本刊已建立“贩卖和传递系统”，可以保证“每个革命兄弟们手执一卷”。鉴于出版目的、所起作用相同之处较多，因而省委决定《出路》至第13期停刊，集中力量做好《北方红旗》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
《北方红旗》虽然经常受到敌人的侦察、检收、和破坏，但它始终飘扬在北方祖国大地上。根据1928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文书工作的技术给省委的指示》精神，省委决定出版者标明为“红旗出版社”，而不写中共顺直省委；《北方红旗》增加外封面充作伪装所用，即外封面画写山水花草或美人之类图像，取一些假名字作掩护，比如《雨后》、《祖子光》、《北平指南》、《补而多寿》等等。采取各种秘密手段，是为了更多、更快、更安全的把刊物运抵每个基层支部甚至个人手中。至于《北方红旗》所刊载的文件、文章、消息报道内容则必须是公开的，既不能泄露我党政军各种机密，又不能给敌人任何危及我党秘密工作的机会。《北方红旗》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在这方面可以说。它是党在白区出版物的典范。《北方红旗》及时把党的主张传达给群众，又把群众的意见、要求、对敌斗争状况及时反映上来。他既起了省委机关的喉舌作用，又起了党与群众密切联系枢纽作用，还起了对敌斗争的宣传鼓动作用等等。但《北方红旗》是在对敌斗争极其严峻的时候筹办的，是在党内斗争激烈的时候发行的，它在反映历史面貌的过程中，所刊载的文件或文章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甚至有“左”的思想或“右”的主张等，这都是难免的。
《直之生活》
这是中共顺直省委般的机关内刊物，1930年5月出版第1期至1930年8月出版到第5期，32开油印本。该刊以支部工作和支部生活为主要内容，以省委各机关党员为主要读者。在第一期《开首语》中说：《直之生活》‘‘就是直之全体同志的喉结，是供给同志们讨论一切理论、策略、支部生活等问题的刊物。对于策略的解释与运用，政治理论的论述，错误观念的纠正。不正确倾向的批评，工作经验的介绍，组织问题、支部工作的讨论，要在《直之生活》上反映。”这就是出版《直之生活》生活的基本宗旨和主要目的。《直之生活》为了适应省委省直属各机关的特点，开辟有“政治问题”、“小组通讯”、“问题与答复”、“意见箱”、“直之工作检阅”等栏目，所刊登的文章针对性都比较强，也比较活泼流畅，对党员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直之生活》由于是省委直属机关内部的不定期刊物，因而常登一些机密材料。例如在1930年5月第1期有一附注说：“同志们：这一期的内容刊登有关于秘密工作种种技术方法问题，阅后务必毁灭”。1930年5月1日中共顺直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后，因人力缺乏，《直之生活》出版到第5期后就停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