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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长岭乡政府大楼建在小镇北面的山坡上，野菊花在大楼前后黄黄灿灿地开着，甚至田野里的几株桃树还绽放出了几朵粉色的花。哦!小阳春的十月，真能让人误入春天。
在大院门口，有一张“干部履历表”躺在地下，我放下手提箱捡来一看，履历表填得很是有趣，姓名：乡镇干部，职务：尿桶。职业：猪八戒照镜子，特长：狗咬老鼠，住址：大约在冬季。联系号码：540540。乡干部真幽默。我的心境更是好了。
走进大院，看见在花坛边有两个骑摩托的男人正和一个中年人吵着什么。其中一个穿夹克的男人指着中年人说：“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这钱你今日拿还是不拿?”
中年人发了两支烟过去，说：“我答应了，过了十二月份，一定没问题。”
穿夹克衫的男人一挡，气势有点凶，“你把我们当猴耍呀?”
另一个男的也没有接烟，冷笑道：“十二月?十二月是一座火焰山。你们那来的芭蕉扇?到时说不定还得烧了乌纱呢。”
我绕过他们，向大楼走去。大楼内静得出奇，当我抬头目接“政府办公室”的小横牌时。心情激动不已。从现在开始，我就是这大楼的成员之一了。这一步走来多么的不容易，又是来得多么的突然，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是九八年从林校出来的中专生，等我高高兴兴地捧着学业证走上社会时，这里已不包分配了。在家我待业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只有闭门自好，但除发过两篇小说和为市里两家企业做过两个广告之外。我的未来没一点着落。而在我们同学中，父母做了领导的，从高中出来后就开始拿国家工资了，就是同在林校出来的，也有不少在沿海和西部一带打工打出了一点名堂。
不久前的一天，正在我意志消沉的时候。父亲忽然问我：“你愿去乡政府吗?”这声音如来自天外。乡政府，这不正是一个真正吃皇粮的地方吗?现在的市委书记和我们的县长就是从乡政府做出来的。我父亲只不过是县中一名数学教师，他怎么能搭上政界呢?
原来。在我毕业前后。父亲一直没有闲着。他通过他学生中七弯八拐的人情，找上了我们县分管党群的副书记，那副书记姓刘。父亲这么个莘莘学子，竟能在官场中为我开辟出这么一个类似几何题中的未知条件。我禁不住两眼发热。我猛然想起在我接到林校入学通知书的那天晚上，父亲高兴喝点酒。偶然说了句“我们家就少了个搞政治的了。”当时我母亲在家，我姐在县医院，他自己是个小有名气的老师。原来在父亲的心目中。一个圆满的家。至少得有一个搞医的。一个教书的，再加上一个做官的。我们这个家的走向，父亲早就设计了一道轨迹。
父亲又问我：“到哪个乡去呢?”
“长岭!”我脱口而出。这回轮到父亲惊讶了。因为长岭是个比较偏远的乡镇。但是父亲没有反对。他只是看了我一眼。就大概又忙着去找刘副书记了。父亲这一眼将我看得满脸通红，不过我相信父亲并没有发现我的秘密：我的高中同学常方方就在长岭的卫生院里。
很快父亲就为我办齐了一切手续，并告诉我：“你可以去报到了。那里的乡长姓白，是刘副书记曾经的领导。”临走，父亲还叫我装了条“芙蓉王”的烟，说是送给白乡长抽的。
走进办公室。好在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人，这人背对着我，正透过窗户在看外面的热闹。
我说：“同志。请问白乡长在家吗?”
我连问了两声，那人才转过身来。我见是个青年人，他将我上下打量了一下，神态并不热情，显出不欢迎我的样子。也许他将我看成是一名产品推销员吧。我正待向这人解释。忽然外面那个吵架的中年人走来了，他对青年人说：“江民，你能拿出一百块钱吗?”
那个叫江民的为难的摇头说：“拿不出来。都三个月没拿工资了。”
中年人搔了一下头，有点自言自语的说：“小胡子只能凑两百元，我折子上有五百元。还差一百元才打发得走呢。”
显然。刚才那两个骑摩托车的男人是两个讨债的。听到此，我脱口说：“我有一百元!”
我这一说。中年人和青年人才发现我似的，中年人问我：“你……?”
我忙从口袋抽出一包散烟敬了上去：“我是来报到的。”
中年人一听。伸向我接烟的手即随缩了回去。一边的青年人发着牢骚：“县里也真是的，这边说分流人员缩减财政开支。那边又不顾我们基层的死活，照常塞关系下来!”
我听了青年人的话，脸一红，随即从口袋里把介绍信掏了出来，并加了一句：“白乡长在吗?”
“我就是老白!”中年人一把接过介绍信。往桌子上一折：“不怕死的都来吧!”然后气冲冲的大步就要往外走，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倒回来对我说：“也好，年关了，正需要清收任务。”说着。又有点难为情的样子对我说：“你能借一百元出来?”
原来外面这两个人是县里一家私人印刷厂的，乡里前年在他们那里印了一千块钱的材料纸，至今还欠着，刚才白乡长跟他们讲到今天先交八百元才了结。白乡长接了我一百元钱，也没说打条子的事，掏出自己的一本存折，吩咐江民：“到小胡那里取两百。带他们到银行里去把我的钱取出来一并交给他们。”说完，丢下我，两人出去了。不久，一声“小胡，小胡”的声音从外面传来。那声音有点亲切。但我仍分辨得出，那是白乡长的声音。
二
“小胡”来了，却原来是个女的，年纪比我大一点，二十五六岁的样子，长得还好看，很有几分风韵，整个给人的感觉就像楼外的花坛，修理得很让人很舒服。小胡还在门口就向我笑吟吟地说：“来报到的，叫宁一呀，名字挺特别的。”
我还在一片尴尬中陷着，小胡自我介绍道：“我负责你们的吃喝拉撒住，是临时工。在这里混过了九个年头。”边说边将手伸向我的包：“我来提吧。”想到那条烟，我几乎是将身子向包盖了上去：“我来我来。”小胡也不坚持。只是左手往嘴角上掩了掩，右手从腰间摘了一串大钥匙：“先住下吧。”
跟着小胡来到303号房，房子分里外间，里间分明已住了一位干部，外间已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但堆了些杂物；小胡进来就将床上的杂物往里搬：“这个江民呀。你就艰苦点，我们这六十多个干部职工，只有四十套房子。除了领导和女的，都两人一套。”真是巧，我和江民竟住在一起了，他刚才的样子可不太好相处，但看起来和白乡长关系又不一般。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提着包的我始终站着。小胡忙完，问我：“怎么没带被席呀?”经小胡这一问，我自己才发现这个问题。本来我是完全可以几天后来报到的，但是一接到父亲给我的介绍信，我就捡了些书、日用品和父亲早备好的那条烟，便匆匆赶来了长岭。小胡见我不语，就自我回答说：“也是，离春节也不远了，年后再带来也行的。”说完就走了。
属于我的领地空空如也，一种落寞的感觉油然而生，尤其是刚才白乡长和江民的接见方式对我的心理影响，那是小胡的笑无论如何也冲淡不了的。来时的激动和自豪已去了一半多。
我信步走进了里间。里间和外间之间还套了只卫生间，这无疑是公共的了。江 民的陈设也是再简单不过。一张床、一张桌子。还有就是一只桶子一个脸盆和几双鞋。在他的屋子里，我也并未发现女人的迹象，估计江民也是个单身汉了。桌子上是一本公文大全、一瓶墨和一支毛笔。毛笔还带着温溃。则用过。看到此，我的心理又稍好了些，我们的爱好相似。江民一定喜欢练字的，而我却不见字迹。大全的下面是一个较陈旧的笔记本。翻开。才知是奖品：奖给“十一”演讲赛第二名，落款是1995年。公章是南京农学院的。桌子的上方挂着的一叠公文。第一张是计生委的开会通知，时间就在今天下午。上午报到。我把这叠文件翻下去，全乡的基本情况已知道了，并且还熟悉了乡政府的一些分工和制度。全乡十五个行政村。165个村民小组，19801人，其中圩镇人口1232人。全乡财税任务282万元，缺口一百三十万元。财税任务按季度完成。否则县财政局停拨工资。去年借款垫税。书记、乡长每人伍万元，副科两万元，一般干部还必须给难乡财务创收一万元。这一万元可以是引来的外地税收，也可以是罚款收入。集体行动收入不抵数，农民上交的提留款也不抵数。所谓小胡的创收也是一万元，小胡名叫胡月花。胡月花的任务可以是后勤的节约。也可以是其它种养收。后勤去年的电话费、水电费和来客招待费是六万九千元。那么也就是说，今年若能控制在五万九千元之内，胡月花的任务就完成了。我简直难以置信，去年我从市报上获悉，我县财税已突破亿元大关，具体到长岭会是这种境况。从江民今年的会议记录本上我还知道，江民是计生主任，由白乡长主持全面工作。我感到奇怪，怎么会没有书记?后来小胡告诉我，书记上半年病调了，位子一直空着。江民在今年的第一次记录后面写了几行大字：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雄赳赳。攻破282；气昂昂，一手抓创收，一手抓提留。全身以赴。这显然是江民对第一次会议带有找乐的总结。
“偷看人家的秘密呀!”小胡的声音着实吓了我一跳，只见小胡抱了一座山似的被席进来。连人也看不见了。我赶出去接，小胡已将被席放在了床上说：“你补个条子，先借招待所的用。来了就得安心，大家都在村里忙收款呢。这十二月可是座翻不过去的山呀!”我上前去说：“胡大姐，我来我来!”
小胡偏头浅浅一笑，“铺床收拾被席的事还是我们女人会哩!”就动起手来。
白乡长的阴影一直在我心上挥之不去。我找着话说：“白乡长这个人好接近吗?”
我见小胡的脸一红，道：“他可是个好人呢!”
从小胡的嘴里我得知，白乡长的气是终年存在的，并不是冲我而来的。我稍心安了一些。
原来，县里今年开始搞机构改革，长岭明年要实行“末位淘汰制”，长岭的淘汰指标是十二个人。现如今的垫税款还没有还。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开支，现在乡干部已停了三个月工资了。眼看年关就来了。财税缺口却还有七十多万元。该收的税基本上都收了，这么大的缺口原打算用收上的提留款去贴，但从目前进度来看，希望也不大。白乡长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年关近了，催债的又多。
“税收任务完不成。不但影响大家过年，还可能影响白乡长的前程。”小胡说。
“白乡长的家在县城。他在长岭已经任了两届乡长，是个老乡长了。本来，白乡长去年就有可能调走，但去年全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年终财税任务尚差三十来万，调走的事又没了影。县委规定：完不成财税任务，计划生育不达标和社会秩序不稳定的乡镇主要负责人不提不调。书记上半年因病调走后，今年底明年初，白乡长就是归不了县城。接书记的位子也是很有可能的，他主持全面工作，要是连财税任务都完不成，这事恐怕又要黄了。”小胡的语调愈说愈低，我听了，心也禁不住一沉。
小胡为我铺好床，话也没说就出去了。我朝着房子看了一圈，经小胡这一布置，已有了点人气了，心里便平添一股暖意。我把包打开。将烟藏进抽箱里，把带来的十来本小说和有关广告策划设计方面的书一一摆上桌子。
不一儿，小胡又来，她左手提了瓶开水，右手拿了一叠什么，说：“这是开水票，每天早晨打～次开水，一人一天两瓶。”在政府用开水还凭票。这倒是少有听说。
小胡发现我桌子上的一大堆书。马上抬头看了看灯泡：“小宁。用电也是有规定的，一人一月三度电，超了就扣钱。”她叹了一声。抬头正眼看着我。说：“爱好看这类书的人是很难适应政府工作的。我想，你是不会在这里久呆的。”小胡的语调低低的。末了又说：“还有什么用具不够的就找我，我住314，白乡长住315。”就走了。
差不多六点了。小胡一走，整个房子。甚至整座大楼都变得没有了活气。我怔怔的坐在单人床上，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今晚。我就要在这里度过了，经过刚才的耳濡目染，心里不觉酸酸的，来时的激动之情一点也没有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离开父母的第一夜。此刻，父母们在想些什么呢?可以肯定，在惜别的思绪中，掺和更多的是高兴：一个农民的儿子已经在开始学做官了。那么同学们呢?包括常方方，我来就职的消息甚至连常方方也没有告诉，我原想给他们一个惊喜。而以我现在的心情，是再也没有报喜的兴趣了。
正在我闷闷的时候。小胡又走进了我的房子，叫我去吃招待餐，她告诉我。这个晚餐是白乡长专门为我设的欢迎餐。我有点受宠若惊。小胡见我这样就解释说：“这是规矩，调来一餐，调走也一餐。再穷。人情味还得要。”小胡还交待我：“今晚你说些有品味的笑话。我们多敬些白乡长的酒。开开他的心。”
小胡前头走了。但我没有马上跟出去。心想这虽是专门为我设的晚餐，但也没有必要这么急着去的，磨蹭了一会，我才出去了，这时走廊的灯已大亮了。循着菜味。我走进了饭堂。餐桌上已经坐着白乡长和小胡。我第一眼见着白乡长和小胡时，发现白乡长的头正从小胡那边收回来。在白乡长对面坐下，我看见了小胡的右脸上有一块菜渍，我再看白乡长，那菜溃有点像白乡长的唇痕。小胡见我来回看了他们一眼，脸一红，低头去泯酒。倒是白乡长一付处世不惊的神态。对我说：“小宁。你明天就送个通知到上坳去。上坳驻村的陈大明在住院。”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况且乡里也不派一个人陪我，就要我一个人到一个不知在东西南北的上坳去。这会不会是白乡长有意难为我?接着小胡就交给了我一张通知。通知上写着：上次欠良种母猪款1200元，葡萄苗种款3000元。报刊款1100元，这些款必须明天缴上来。
晚餐就这样开始了。气氛却并没有按小胡的设计发展。中间还加入了一名炊事员。
三
第二天吃过早饭。胡大姐为我送了辆自行车过来。她向我为白乡长解释说：“这些事都急。几家单位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来催款，乡里又没人。要不就不会让你还没喘过气就单身一人去生疏地方的。”说完，胡大姐还带我到办公室先熟悉上坳村。上坳村地处长岭西部。现有耕地600多亩。 200来户人家，1100多人口，书记叫李明光。全年上交的提留任务和税款达95000元，其中公路、建校集资每个劳力40元。从地图上看。上坳挺好找。出了小镇往西就是。没有叉路，不过三十里，就在乡道的旁边。
乡村公路是料想不到的坑洼不平，有的深坑距地面少说也有二三十公分。这几天刚下了场小雨，满路泥泞。泥水溅在裤管上，紧贴皮肉。北风一吹，寒气阵阵直袭心头。
李明光书记挺好找，就在村子中央的路口上。
认识李明光，是一个很奇怪的场面。
到了李支书家的门口，两个正进人大战的一男一女挡往了我的去路。
男的一声不响。脸红脖子粗的死命挣脱女人的拉扯，一边抬手遮挡起起落落、毫无固定着落点的扫把，效果却一点也不理想，因为女的一只手是伸在男方的西装口袋里，死命的咬住了袋沿，男的另一只手企图扒掉口袋里的那只手。注意力是大大的分散了。所以多只顾得了头又顾不了脚。不几下就得呲牙裂嘴一回。这样，任凭男的逃向那里，女的就追向那里。那女人不但手脚忙碌。嘴里也骂得急：“你个躺尸的，上午十点钟才爬起，田坎倒了不去理，姜薯烂在土里也不管。一日到夜就是讨钱打摆子，比你大的骂你没本事，比你小的骂你吃冤枉的。明年再当，我就跟别的男子人去……”
一下子看热闹的人多了。战争却没个完。还是面皮要紧，男的急中生智，将整件西装一甩，留给女人，自己死命的从西装套子里逃了出去。女人没防这一着，由于始终下着死力，就一下子栽进了路边的水沟里，一时哭嚎震天，待女人起来再追。男人早已撇开脚丫子往村西逃得没了踪影。
一问，才知道那逃了的就是支书李明光，那泥猴子一般的就是他老婆。
李支书怕老婆跟踪追击，带着一伙村干部七绕八拐，到了一个农户的家中。等我找上他们时。还穿着赤膊毛衣裳的李支书已端坐上首，堂而皇之的在作报告，内容就是如何来对付那些还欠钱的“钉子户”。
我说明了来意，李支书当然也认出了我。知道我在他家门口已看到了那出戏。李支书一点也不难为情，反而向我来了通牢骚：“明年这干部是当不下去了。政府也真是混帐，要给我们下任务，又不给欠数的订个法。害得我们成员追着他们的屁股转。”
原来。上坳村历年拖欠的任务比较大。收上的还不到百分之三十，村干部已三年发不了工资，十几天前，驻村的陈大明走了，只有本村的五个村干部收钱。大家是本地人，撕不下面皮，一天下来，还不够一顿饭钱。白天在家里找不出入，就到地头去，晚上还得挨家挨门去缠。往往要十一二点钟才回得来。
李支书看了我一眼，苦笑了一下，“你都见了，明年再当，非得家破人亡不可。”
对于我的到来。村干部们没一个露出指望的神色。会计说：“县长来也一样，说得好，敬你杯茶酒，讲不好，卵吊你三个字。”
李支书骂娘：“这世道比大跃进的工作还难搞。上面也不知怎么搞的，我们明明没有这么多税源。又下这么多任务。完不成，乡里就拿提留款去垫，提留款没了办不出事，老表就骂我们吃了冤枉。”
会计更火了：“搞我的鸡巴，当行政干部的目日当税费官，办不了事，总有一天要被老表活埋!”
一直不说话的营长说：“白乡长要不去谋个书记做。让我们过个安乐年就好了。”
李支书白了眼营长：“当不上就不要抓事了!没一点原则!”
李支书摆了摆手制止大家：“都是生卵气，言归正传，开会、开会，请小宁作些指示。”
我能指示什么呢?
四
出来小镇已是万家灯火。乡大院也亮了几扇灯光，我的303也亮着，显然是江民开会已经回乡。回到房子，却没有人，想起胡大姐的交待，这灯也真是浪费了，估计江民并未走远。后来才知他此时正在白乡长的房子里与白乡长下棋。
我懒懒的，心绪很坏，脚也没有洗，就脱了鞋和外套钻进了被窝。大家都忙着，我本想留在上坳与村干部们一起清收。但李支书一听说我才从学校出来。就直说：“才从学校出来的人是要被老表唬住的，你还是回去的好。省得我们在老表面前担心你。”李支书的话使我一下子矮去了一大截。
我捧起一本危地马拉小说家安赫安·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强迫自己随着书中的盲人伊克去寻找离家出走的妻子玛丽娅·特贡。当我明天睁开眼睛时，会不会如诩人伊克那样，历尽干苦终于结束了寻找，眼睛也复明了，但见到的却不是日夜思念的妻子，而是高达万仞的玛丽娅·特贡山峰?
十点多钟，江民回来了。他见我没睡，显得非常热情。说：“你带了这么多书哇!还在看?”看样子，江民很有兴趣与我聊上一阵子，江民是个长得还帅气的小伙子，二十五岁左右，皮肤有点黑，那表情和昨天判若两人。
我礼貌的下了床，套上衣裤。
“你一定很会写东西，字也好吧?”江民问我，同时发了支烟过来。我摆了摆手。
怎么回答他呢?去年闲在家，是写了一些，还在《福建文学》和《羊城晚报》上发过小说，毛笔字和钢笔字也差不多那里去。
一听《羊城晚报》，江民叫了一声：“那可是全国有名的大报呀!”就一下从椅子上往我床上坐来，继续道：“文章和字是一个人的门面呢。宁一。你在乡里一定会比我混得好的。”我苦笑了一下：连村干部都不认我呢。文章和字与工作有什么关系?
“不抽烟就喝杯茶吧。”江民起身，进到里间，我听他在说：“这茶可不是一般的茶呢。我们都叫它苦茶，在后面的山坡上就有一棵。”
不一会，江民给我端了一杯过来，我赶忙下地去接。他说：“这茶一进嘴有点苦，片刻就醇了。我们乡干部不少人爱喝这种茶。”
我喝了口，一股强烈的苦味沁人心脾，让人眉头打皱，在眉头尚未伸展时，满口已缭绕着甘甜，一股神清气爽的感觉从心底油然而起。好茶!明天一定要江民带我去找这棵乡间苦茶。
江民见我认可了他的茶。望了眼我的书桌，有点虔诚地说：“能教我练字写文章吗?”
乡干部忙得屁股挨不着凳，我不明白江民为什么会有这份雅兴。我看了看他。顺手向他房子里一指：“你不是在练吗?”
我一说，江民好像有人窥视到了他的私处似的，头一低，很不自然的承认了。他告诉我。他来乡政府后不久就发现了字的重要性。就练了起来，练了差不多一年。由于时间紧，又没有技窍，一点也没练出起色。为了怕别人看见，练下的字都被当时消灭了。这时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不见江民的字。
江民的谈兴很浓，我们一边品茶一边谈文说字，直到夜深，最后，江民终于累了，也许他连自己也不知道就睡着了，噜声如雷而来。
我是怎么也睡不着了。江民的话在我的脑子里翻天覆地的响着。
字和文章尤其在乡政府显得重要。开会之前。写几幅标语或会标。边上围一圈人，见你临场挥笔，如果字好，喷喷之声四起，就是没有人见着写，贴出后，人家见了好字，免不得问一声：“谁的字?”领导作报 告时。报告作得好，台下往往有人要问：“这稿子谁写的?”于是认识的与不认识的都下意识的对这人刮目相看了。特别是在领导圈中。影响就更大。字和文章还有另一个好处。一般下乡去都和老表打交道，如果不能和老表搞好关系，就不方便办事。所以，这时能给老表写个申请报告呀，做个春联呀，收礼作对子呀什么的……老表往后见了就热情多了，下去喝茶吃饭也方便。
江民还告诉我下乡的基本功：到农户家多和主妇套些近乎。比如，挑水呀、扫地呀、劈柴呀等，甚至老公不在家的也下田去帮一把。见到谁家有不搞上环孕检的、超生的、乱砍滥伐的、多占地的，就可以敲敲边鼓。让人家知道你抓了些把柄……农村多是主妇说话。这样一来你们乡干部下去了。工作就顺一些。面子也大。有些村干部眼高得很。不太理会一般干部，如果你有一套工作方法，村干部不得不买你的帐。农民哪，别说把钱交给你，在村干部家可以蹭饭吃，到了老表家连尿水也不端一勺给你解渴!
真得感谢胡大姐，给了我这么一个室友。但我心里仍不好受，江民的话虽有道理。可我总觉得，这是先想到了目的而后去谋划实施的步骤。
乡政府啊!我这人生的第一站，你让我感觉有些累了。忽然。我想起常方方来了，在这夜深人静之的时候。一种焦渴向我袭来，我不由自主地将手伸向身下……
五
第二天大早我就醒了，一拉开关。停电。江民还在沉睡。我做些什么呢?我想到了乡政府后面的山坡上那棵苦茶。
天上尚有几颗星星在眨着。晨风从远方而来，如小孩玩旧了的刀子，在我的脸上划着。我将领子翻起，缩了脖子。剩下半张脸和两只耳朵，就从后门出去了。
找了几个来回。才见一棵常绿乔木耸立在几块山石的上面，在够得着人的地方，连叶带枝都已经没多少了。正当我看着那棵苦茶树，突然，听乡政府的院外传来阵阵洪响。
出了什么事呢?乡政府只有白乡长、俏皮胡、江民、炊事员和我。听声音。一点也不友好，那当然就不会是好事了。
刚进后门踏上通往大厅的台阶，就见满脸愠色的白乡长背着手大步向楼上跨去。
在大院的车道上。我见到了往回走的胡大姐，江民跟在最后，他微垂着头，像一个犯了事的小学生。江民的嘴角两边还留着两条白痕，那是口水的印迹。可见江民正是在睡梦中被白乡长或是胡大姐叫下去的。
院外的哄响照旧。见了他们一行各自迥异的表情。我也不便多问，跟着往回转。我跟着胡大姐快到楼梯边的时候，就问胡大姐是怎么回事。胡大姐就说了。
大院外是横街村的老表在抬麻石条、红砖和沙石上车，有三十几个人。横街就是长岭乡政府所在的村子，人称是长岭的“北京市”。横街村分东西两片。西片是圩镇。多是居民户和个体户，东片的住户很少。但横街的大部分耕地在东片。东西之间是一条五十来米宽的河。连接东西两片的是座古老的麻石条段桥。桥的宽度能勉强通车，但很低，每到雨季，两片就只能隔河相望。要想到对面去。就得绕上近一千米。江民就在这个村子驻村。
我来报到的前一天，江民还在村子里收税费。由于江民点子多，工作得力。提留款和税款在全乡来说是收得最好的，但每个劳力四十元的修路、建校集资款才收上来百分之五。江民就去找在村子里比较有影响的狗毛。狗毛三十多岁，是个有田不种田的人物。在村子里很能说上两句话。他是早几年乡政府盯着的村干部人选。可狗毛不干。江民想做好狗毛的工作。要他和他的几兄弟带个头。主动将集资款交了。江民向狗毛一说。没想到狗毛接口就应了下来。但狗毛提了个条件，说：“如果你们能把乡政府门口的那几堆麻条和砖砂让给我们造桥，我家的集资款现在就交。”乡门口是存有五六车的建筑材料。那是整治大院环境工程时剩下的，这还不容易?江民当时想，这桥起码得八九万元。可不是一时半日就能修得好的。没有年把时间筹备和各方面的支持。连工也动不了。江民当时就一口答应了，狗毛也爽快，当即就付了家中所有劳力的集资款。
没想到事隔一天。狗毛就真的组织劳力来搬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狗毛为江民设的一个圈套。这圈套还殃及到与此毫无相干的胡大姐。
我再到门口去一看。这里已是人欢马叫。材料已搬得所剩无几了。
上到三楼，从白乡长的房子里传来白乡长干硬的声音：“这些材料送群众修桥是好事，但这是公共财物，得经过乡领导讨论同意。再通过村委会去组织群众来搬运。你个人私自答应，虽是办集体的事，这还不造成了政府的财物人人都可来哄抢吗?”我可以想象江民当时肃立一旁的样子。
回到303号，正见胡大姐柳眉倒竖。怒气冲冲的从卫生间出来，那样子不亚于一头母夜叉。我吓了一跳。不明就里，不便主动与胡大姐打招呼。胡大姐手向卫生间一指，厉声问我：“你们俩谁做的好事?!”
我莫名其妙的怔了一下，不清楚胡大姐指的是什么。江民正好垂头丧气进来。胡大姐就对上江民，也不管江民一肚子的气。公事公办地说：“下次再发现你们不关水龙头。我就要领导扣你们的工资!”
我才明白，早晨停电，一定是江民急慌慌的上了卫生间，开了龙头没水，忘了关就下楼了。江民离开以后到我们归来只不过个把小时。也不知胡大姐是怎么发现的。
江民正在气头上。吼了声：“狗仗人势!”就“嘭”的一声把自己关进房里了。在我房子里的胡大姐一愣，继而一咬牙，脸色发白的走了。我想起胡大姐脸上的那块菜渍。江民是不是另有所指?这也够狠毒的。
这是一个黑色的早晨。
六
上午。白乡长吩咐我去顶楼布置明天的会场，白乡长说：“明天召集各村支书开个促进会。”
一直忙到吃晚饭。我才回到房间。江民很热情的向我打了个招呼。我有点奇怪。江民肯定有了什么喜事。我去看他。他有点不好意思，好像有什么有求于我又难以启齿。
我同：“有事吗?”
“你有女朋友吗?”江民反问我一句。问过后，马上是一副醉了酒的样子。我当然想到了常方方，但我不置可否。
片刻，江民又鼓起勇气说：“你能借我20块钱吗?”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我带了两百多元零花钱来。除去借给白乡长一百元，剩下的还够我花一阵子。只是不明白江民借钱干什么。
江民接了我的钱，并没有马上离去，似乎还有什么求我。他这样子实在逼得我难受，就说：“还有什么就直说吧，一个房的，只要能帮到。”他才喜滋滋的说：“今晚你能让一让房子吗?我女朋友会来会我。”接着又说：“隔壁小李的房子我有钥匙。你就到那边去看书吧。”我衷心的说：“祝福你，你好幸福。”
江民很自豪地一笑。握了我的钱一扬，“我现在就去买些东西。她挺喜欢吃零食哩!”
江民将隔壁的钥匙给了我就如喝了蜜似的下小镇去了。这真让我心生嫉妒。在小李的房子里，我是看不进书的。我想起了常方方。她知道我来到长岭了吗?有 朝一日，多么希望她也来找我，那一晚我也要江民让房子。我想，会的，常方方是爱我的。
也不知过了多久，303的门响了一下，接着一串高跟鞋的女声由近而远。匆匆消失。
片刻，我们的房子里传来一声酒瓶的爆炸声。我一惊赶过去，见江民扒在他的桌子上。整个房子布满了酒气。江民的桌子上是一叠署有刘小丽收启字样的信件，两张江民的照片和一串玉石项链。
“江民，江民!”我叫着，伸手去摇他。江民头一歪，哇的一声呕了一桌一地。我手忙脚乱地把江民扶上床，然后下楼去寻找扫把。在楼下我碰上正上楼的胡大姐，她问我：“你慌什么?”我把江民的事说了，胡大姐扯我上楼。在她自己的房子里提了水和垃圾斗，就回到303号。江民已经在哭了。
望着江民。胡大姐一脸悲凉，久久才说了一句：“到底还是飞了。江民是个很自信的人。”
胡大姐告诉我。江民一来乡政府的时候。在一次国庆晚会上认识了在小学教书的刘小丽，江民已追了她近三年。
胡大姐用热毛巾将江民下巴和脸上的脏物揩了，说：“江民，把自己看重点。此人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呀。你还是个政府干部。不能在她面前失去形象。”
江民把头钻进被子，含混地说：“我心里很苦。”
最后江民对我们说：“谢谢你们了。你们也别劝吧。让我静一静，我不会有事的。”
此时才晚上七点半。
七
书是看不下去了，此刻，不但是房子里的空气坏了，心情也坏了。我还是到花坛里去散步吧。才出去不久，就听见一名乡干部叫我：“宁一，电话!”
我一惊，小跑向办公室。这会是谁的电话呢?家里的?出了什么事?
我抓起电话，响来一阵清脆如豆的笑声：“做官了，架子就大啦，来了几天也不告诉一声。”常方方!我心里一亮。她怎么知道我来了长岭?她问我：“现在有空么?我来找你。门口立正等我!”
在大门外。不一会，清清的月光就洗出个常方方来。她戴着头盔，骑了辆豪迈125，很有风韵。
卫生院在圩镇的南边。常方方住在二楼。门外是一股浓重的医院的味道，一进她的房子，就清香扑鼻。这种味道我一点也不生疏。那是别人没有的，这只有常方方身上才有的气味。
方方的屋子右边是床，尽头是一只小柜子。柜子上是一盆盛开的玫瑰，门这边靠床的地方是一张桌子，桌子左边是一叠医学书籍，右边是一盆风姿绰约的文竹。
常方方下了头盔。房子又亮丽了许多。她剪了个男人头，上身罩了件大红的吊腰衫。下面套着一条青白色的牛仔裤，真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再看她的手腕，橡皮圈还在。我心一热。
我正呆着。她说：“我欠你的呀!”就给我额上一个响吻。然后就冲了杯咖啡给我。“你怎么到乡政府来了?你的字和文章都还算出色，又会策划广告。冤枉!”
“你变了。”我说。
“你没变呀!还钻乡政府。”方方点了我一手指，“在家呆了一年多。还以为你有什么惊人的去处呢。没出息!”
方方这样说我，真不知是真心还是开玩笑。我心里有点别扭。
真昏，怎么一见面就指责呢?她又从小柜子里翻出一盒“金圣”烟，说“抽吧，过后我喷些清新剂就行了，被子我已盖住了。”
我摇了摇头。
“怎么，不会?有点才气的男人不抽烟，就像一个帅仔散步少个靓女。”说着走近一步做了动作：“喏，这样，风度就来啦。还显出了气质哩!”
真是怪，还有女朋友要男朋友抽烟的。我避开她的话题。问：“你怎么知道我在乡政府?”
“蓝天用电话告诉我的呗!”
蓝天?蓝天不是在重庆的一家涉外公司吗?初三时，他是我们班上最帅的一个，英语又特别的好，只是后来他没有继续上学只身闯西南去了。难道他……我一惊，一股酸流淌过心间。
“方方!”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男子探头进了来，见方方和我在一起，就立住了。
方方一点好脸色也不给来人。“你不看着我有客吗?”那人只好走了。
“他是……”
“他老头子是县人大副主任。组织部的，也是长岭人。”
我站起来，“那……”
方方也站起，手往我的肩上一按。我却往门外退。不曾想。两泡泪水涌在方方的眼眶里。她推了我一把：“你去吧!人家知道今天是礼拜六。他会来找我，才约你的……”
我一激动。上前将方方揽了过来。方方顺从的向我贴着。用嘴唇在我的头部寻找着落点，双手的指尖已插进我的发丛。
“走吧。离开乡政府吧。宁一。答应我么?”方方喃喃着。
我想起江民和刘小丽的结局。蓝天。还有那个组织部的入，一个晚上就在我与方方之间冒出了两个男人。忽然，我冲动起来。今天晚上我应该做一点什么。我的一只手已抚摸到了方方的胸脯，而方方除了回应一阵颤栗之外。什么反映也没有。原来。小绵羊就是这个样子的呀!我～下就将软软的方方包了起来，眼睛却先行动一步到了对面的床上。我的眼光凝在了那床上，那床的一半，能永远属于我吗?立时。我的激情烟消云散，全身泛力。
直到零点，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八
事件是促进会后第三天发生的。那次会后我被正式分去上坳村顶缺。这天我从上坳村回到乡政府换收据，正好碰上了这事件。狗毛带着百把号人在乡政府的院子内外黑压压的堆了一片。我进去时，见有人握了大铁剪守在“长岭乡人民政府”的牌子下面。有人持了柴刀立在花坛中央的那棵雪松旁边，有人扛着十二磅大锤立在小车的前头……白乡长、其他几个乡干部和狗毛围在人群中心。整个局势一触即发。
起因还是那座横街桥。
狗毛以全家人的集资去换乡政府的材料。这其实是狗毛给江民的引子。因为当时江民说的是只要狗毛一家交了集资款就给材料。狗毛想，一家的集资款能换入车材料，是笔好生意。材料拉回村以后，狗毛暗地里交待村里人，集资款一律不能交。狗毛算准了江民，乡里的材料拉走了，横街的集资款仍旧收不动，江民一定会找几户老实的农户寻找突破口，这样，狗毛就有文章可做了。
江民果然中计。促进会后，江民带了另一名乡干部重返横街。一开始就做些老实户的工作。不想这些老实户都被狗毛武装了，这回也蛮得很，分文不交。江民上了当，乡里又催得紧，加上失恋，一股火早憋不住了，就将一户农户的电视机搬了。这正合狗毛的意图。
狗毛一声令下就召了入围攻乡政府来了。这时江民大概还不知道事态已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他人还在横街上户收钱呢。
老表已开始呼口号了：“乡政府养了土匪兵!”“乡政府不是法院，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反对暴力施政!”……
几个乡干部见了这阵势，忙着要去打电话报告110或者县委、县政府。有的甚至拨动了乡派出所的电话，要求派出警力。白乡长都制止了，果断地说：“这事先由我来处理!”并交代一名副职：“没我的同意。消息只能控制在本乡内。”
白乡长就这样困在其中。 我听见白乡长叫了句：“有什么事可选个代表，我们坐下来谈。”
“谈条件!”一个老表的大嗓门盖过了白乡长的：“你们比国民党还坏!一年到头只晓得耍钱(收税费)要命(计划生育)!”
老表们见乡里人少。自己一方明显占了上峰，胆子也真的壮了。那边把乡政府的招牌卸了下来，这边持刀的一挥，眼看就要成了两段。白乡长一见，扑上去，对持刀的人说：“先抡我吧!”
正好这时江民回来挤进了人群，他见状。操起地上的一根木棍，跳到白乡长身旁，向周围的老表，风车般的抡起木棍来，嘴里嚎叫道：“我跟你们拼了!”
老表们一见乡政府这方也动了蛮，一窝蜂往中心涌。胡大姐这时一个猫腰钻了进去。我也钻了进去。胡大姐抱住江民，厉声道：“放下!”
江民将胡大姐甩出老远，吼道：“没你的事!”
我将胡大姐扶起来说：“劝也没用，他心里有气，让他打一架也好。”说真的，这些人也太没有王法了。胡大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你怎么敢这样说话?出了人命，白乡长担得起吗!”边说边向江民扑过去。
老表们早怒了，没等胡大姐过去，已有老表避开江民族的棍风，一棍朝江民的腿上扫去。
江民倒了。一股鲜血从江民的裤管里渗出来。
江民一倒，场面一下子死静了，老表们也意识到自己这一方打倒人了。
白乡长立刻吩咐人将江民抬向了卫生院。
狗毛这才出来了，看样子并没有收兵的意思。狗毛在白乡长身边说：“白乡长。我们是一个主意到底的。这回我们一定赢，你们一定输。不过你们是输不起的，你们输了。你乡长就完了，全体乡干部也过不成安乐年!”狗毛完全一付稳操胜券的样子看着白乡长。
“李自成都败了，何况你区区一个狗毛!”白乡长严正词行地说：“不过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说得好!”狗毛拍了下巴掌。“我们提个要求行吗?”
“当然行!”
狗毛说：“只要你答应给我们修桥，我们就百分之百上缴各项款项。不答应也行。我们现在就走。上县下省一直闹下去!”
“给多少钱?”
“总造价八万，你们给两万。”
白乡长稍加思索。“可以!”
“什么时候?”
“三天之内!”
“好!”
狗毛将手伸向白乡长。白乡长并不接狗毛的手。甩头进了大楼。这边狗毛一挥。老表们“哄”的一声出了院子。
胡大姐望了望我，我也望了望胡大姐。这当口正是用钱的时候，从那里来的两万元钱?而从昨天县财政局公布的进度表来看，长岭才完成百分之七十八，离完成任务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才有九天了。税款还指望收上来的钱去贴呢，哪里来的两万块钱?
九
江民还在住院。我们也都下乡去了。这一天，白乡长和胡大姐也出去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去筹那两万块钱的。十天以后，是孙老板自己说出来的。
长岭乡有个比较说得过去的企业：山羊养殖场。场主姓孙，三十四五岁。是胡大姐的邻居。原先是长岭乡的浪子。由于偷盗嫖赌，是乡政府的常客。那时还给胡大姐出过不少麻烦。一九九二年，孙浪子的叔叔从台湾归来。当然也带回来不小的一笔钱。孙浪子的叔叔解放前是国民党正规军的团长，后来在台湾经商。这次归来主要是寻祖。当孙团长看到这么一个潦倒后辈时，就出资为孙浪子办起了这个山羊养殖场。同时还出资建了座“树人小学”。
养殖场真正上规模是在九五年以后，孙浪子也就从此成了孙老板，三十岁那年还成了家。这几年，山羊的销路比较好。
这一天，白乡长和胡大姐就是去找这位孙老板的。有人说，这次找孙老板的主意是胡大姐出的。但更多的人说那肯定是白乡长动员胡大姐配合这次行动的。
白乡长和胡大姐把孙老板请进了市里比较有名气的皇宫大酒店里的包房。
中午，白乡长做东，摆了一桌酒饭，请了孙老板。孙老板见陪他的主人是长岭的一乡之长。还有他从小就喜欢的胡月花，兴致当然不同，笑眯眯的说：“客是一定要我请的。有什么难事两位就直说好了。”
祝了酒辞后，白乡长很快就切入了正题：横街要造一座桥。乡里目前经费紧张。孙老板是家乡人，又是大老板，能不能关心一下家乡造福千秋的大业?
孙老板眼却罩着胡大姐，说道：“喝酒喝酒。”
胡大姐起身敬了杯酒说：“两万块钱，对孙老板还不是九牛一毛?何况是名垂千秋的积德事。”
“好说，好说，共同合作嘛，五六十年前我叔与你们党就合作过呢。”孙老板一口干了。
酒过几圈后。孙老板已是脸红脖子粗，他左手举杯子，右手已伸向了台下胡大姐的大腿。这个进修，白乡长就起身说：“你们慢慢喝。我去市委送个报告。”就走出了包房。
这桌酒，有人说一直喝到下午六点白乡长回来时才散。也有人说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散。
不管怎么说，狗毛们闹事后的第三天，两万块钱就到了横街村委会的帐面上。
十
转眼就快到十二月底了。由于横街村的内幕暂还不被大多数人知道，任务完成得好，对全乡的清欠工作促动很大，加上乡村干部都出了些因地制宜的新点子。款项收得比往年理想多了，全乡的可动资金凑在一起，只差二十来万就完成全年财税任务了。乡干部们正要松口气却松不过来，年终的工作检查是一个接一个来。今天就接到市减负办明天要来长岭秘密调查的消息。什么组都好应付。这市减负办可就马虎不得。白乡长主持会议，还亲自挂片卧底。白乡长要求：一、各组的乡干部今天的衣着尽量穿的普通一点，下到各点上去；二、随时掌握检查组的行踪，一旦发现，及时向乡里汇报；三、每个组准备一辆摩托车；四、做好五至十户农户的工作，准备对付检查组的同时。必要时自己代替农户。最后白乡长强调：会后立即到点。检查组可能明天一早就到达我们乡。再一个就是千万不得暴露生猪税和特产税是按户或按人、按田摊派的。
会后已是晚上九点多了。
对于减负办的检查宗旨和长岭财税任务的数目以及实际，我一点也不理解。全乡生猪税43万元、特产税45万元，按税源征收只能征到42％，剩下的不摊派，到哪里去完成这个目标数?
一定是我新来的缘故。白乡长对我不放心，就亲自骑了辆摩托搭上我去了上坳村。
夜很黑，乡村公路又是如此不平。在离上坳近一里路的地方，我们连人带车滚下了三米多高的水沟。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翻身坐了起来。只是脸上有点火辣辣的痛，那是什么划了一下。摩托车已不知翻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远处传来自乡长：“哎哟”的声音。我循声摸过去，半天才抓住白乡长。白乡长被夹在水沟里。好不容易把白乡长背上公路。再放下来，我们两人查了个上下，白乡长说：“一身都痛，最痛的是脚，脱位了。”
脚腕错位了也不是小事，我正想去找人。白乡长说：“我在这里坐着。你赶快去上坳召集村干部开会，再分头下去工作。”
我想。无论如何我是不能丢下白乡长 不管的。我答应着好，就向不远处的一户农家走去。
半个小时后。我和一户农户带了部小四轮来到白乡长身边时，也不知白乡长是累得睡了还是伤得昏了，他睡在冰凉的地上人事不知。我们七毛八脚地把白乡长抬上了小四轮，就“扑扑扑”地往镇子里爬。
车到半路。白乡长醒了，他一见我就脸色一沉：“你管我干什么?到上坳去!”
我委屈地说：“你都昏了，这个时候是谁也不会丢下你的。”
白乡长叹了口长气。独自摇了摇头，说：“就到李老拐哪里去吧。省得住院花大钱。”李老拐是小镇上一名比较出色的伤科医生。
安顿了白乡长后我就急急地回到乡里，见胡大姐已经起床。我说了关于白乡长受伤的事，胡大姐叫了一声，就要往外赶。我说：“可能问题不大。只是脚腕错位了。”胡大姐这才松了口气。说“要这样，明天就可以下地的。”我借了她的自行车就没命地赶。
在昨夜出事的地方。费了些时间才把摩托车弄上来。到了上坳，召拢村干部开了会，我们正要分头去上户时，消息已经传来：检查组已经在上坳活动了!
我的心一凉：完了!此时才九点半不到。
十一
直到下午，我才从上坳回来乡政府。人们都已经回来了。但整个大院犹如没人，一种凝重如铁的气氛笼罩着，让人窒息。我所经过之处，觉得人们都在盯着我：白乡长完了!我似乎还听到：你姓宁的首先也好不了!
我真倒霉!乡里不知抽查了几个村，偏偏抽到了上坳，偏偏我和白乡长又出事。完了。一切都完了!
我回到房间，一推门，见门下塞进了张纸条。
我先看落款。是常方方的。方方来找我了。什么事?
常方方告诉了我一个心痛欲裂的消息：她父亲忽然要带她到重庆去!她说：“你也走吧!”
常方方的父亲是去年才病退的中医。
我拉开门，扑向走廊的扶手。冬日很好，亮亮的一点也不刺眼睛，沉重的悬在西方。风也不硬。一只不知名的小鸟从院外的一棵树上惊起，划向布满火烧云的天角。远处，是起起伏伏碍眼的青山。西去的列车上，常方方会想些什么呢?她会想起那橡皮圈吗?
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个常方方，那时不知道爱，后来知道爱了，我就爱她了。真正知道她也爱着我，只不过是一年前的事。
方方的家在县城。去年我毕业出来休闲在家的那一段时间，心情坏极了。有天傍晚，不知道为什么我搭了便车来到了县中，独自一人在校园里徘徊。后来我才知道。很大程度上我是在怀想常方方。初中毕业后，我读中专去了，她随父学了中医。那晚从县中出来后，一直游进了一户人家。才发觉到的是常方方的家。这天是礼拜天，方方正好在家，她把我带进了她的闺房。当我的目光触到常方方手腕上那橡皮圈时。我心里一动。那是一只多么熟悉的橡皮圈，皮圈上还有处发出亮点的小火疤。
初中毕业后。就有不少人各奔东西了。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几个要好的在方方家聚会。饭前，我们都涌在方方的房子里，大家说着各自从书上看来的故事。而我却沉着，坐在桌子边。玩着桌上那只黑色缠了尼绒绳的橡皮圈。这只橡皮圈的尼绒头松了，我顺手地从桌上拿了盒火柴点燃。把尼绒头绕了。我吹灭了蓝色的火苗，伸手就捻了上去。这一捻，烫得我差点叫了起来。这时方方为我送来一支药水
没想到几年多过去了。常方方却还保存着这只橡皮圈，我心里一下子萌生出了一点什么。
方方见我盯着那只橡皮圈，脸一红，说：“我一直戴着呢。我记得你拇指肚上还起了个不小的泡。”我才知道，常方方早已喜欢上我了。
方方还告诉我，因为有一次下班超过了时间。她匆匆的脱了工作服往办公室的壁钉上一挂就往家赶时。洗澡的时候。她习惯性的往腕上一撸，才发现橡皮圈不见了，她澡也顾不得洗，就小跑着去了医院。她可以肯定橡皮圈是随着工作服的扎袖撸脱在办公室里了。那时她还在中医院实习，离家有600多米呢。
而今，昔人已乘黄鹤去。那橡皮圈安在?那玫瑰那文竹还好么?
回到房里，房间一片肃穆。江民自从住院后，虽出了院，但一直没回来过。我走进去，他的桌子上布了一层灰，那支笔也干硬了。
“小宁在吗?”是胡大姐的声音。我从江民的房子里出来，胡大姐向我递过去了一把手电，说：“昨天晚上每人都发了只手电，就你和白乡长没有来领。”
胡大姐把手电轻轻地放在桌子上，说：“我都知道了，常医生走的时候我送了她。白乡长要你不要太自责。”
胡大姐的话把我的思绪引得更乱。想当初，我是向着乡政府来也好，是向着常方方来也好，而今乡政府被我毁了，常方方也“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两眶泪水我是再也包不住了。胡大姐见状，想去为我冲杯茶，我却忽然扑过去，一下把胡大姐抱住了。将我的头深深的埋进了胡大姐丰满的乳间。胡大姐一脚将门踢关了。她用温暖的双手梳理着我的头发，说：“江民已在活动调走的事，你就更孤单了。哭吧哭吧，我知道你此刻的心情。”我真的哭了，全身轻飘飘的，拥在胡大姐芳香四溢的怀里。我不知道是她把我还是我把她拥到了床上。我记得我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在整个过程。胡大姐就说了一句：“门外的就让它关在门外了。”
胡大姐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如一片广场，在这片广场上都是她管辖下手持鲜花的欢腾臣民。它们早已列队在欢迎我这位友邦元首的探访。
十二
公历一九九九年就这样翻过去了，在我们的国家这一页是翻得是如此的辉煌。这一年里，有五十大庆，有澳门回归。而在中国地图上连名字也找不出的长岭乡政府，这一页是翻得如此沉重。这一年的冬季，乡干部没有领到工资就回家过年，一群退休干部从乡里一直闹到县委大院，还有一些优抚、救济对象甚至来到乡政府食堂端饭吃。特别是长岭乡向农民摊派税款一事已在市报曝光，这一击重拳是谁也吃不消的。白乡长在全县通报批评，并限期乡政府向老表退还摊派的税款；老历年前，县委派了一名姓张的书记来长岭主政当家。白乡长提任书记的事彻底黄了!
谁想，还有更惨的事在等着白乡长呢!
就在张书记来长岭的第二天。长岭乡政府接到一个火警：距乡政府三十五里外的杉木坪村起火了!
我们赶到杉木坪时，这里差不多成了火的世界。山火掠过的面积已千亩，整个杉木坪村的脖子上像套了只红黑相间的项圈。
灼人的空气中，白乡长精神一抖，此时一定不记得有处分这回事了，他手一挥，指挥说：“赵乡长带一队人到西边去砍防火路，张书记在村口组织来人上山。我带一半人去疏散住户。”
我和白乡长一路。北面有一个村民小组叫山东脑的，住了十来户人家。都散居在各个山脚下。我们爬上山东脑时。一户人家距后山的大火只差二三十米了，空气已很灼人。房里寂然无声，很显然，劳力都被村组干部组织去第一线了。房子里有没有老人和孩子呢?
白乡长命令道：“小吴你们到对面那 栋房子去搜索，我和小宁这栋。”
屋子里很黑，山火的烟尘呛得我们咳嗽不止。在后栋的一间房子里，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婆双脚踮起立在一张凳子上在一只小箱里摸索。白乡长不容分说，撸起老太婆就走，我走出房子，山火已上了后面的屋檐。老太婆在白乡长的背上挣扎着叫嚷什么，我听得清两旬：“梳妆盒。让我也烧了吧!”
正在这个时候。老太婆的儿子回来了，我们制止了他回家，扯了他就撤。老人的儿子边走边说：那梳妆盒是他父亲的十片指甲，他父亲已死去十多年。每年他父亲死去的日子，母亲就掏出那十片指甲攥在手心里在床上沉睡二十四个小时。那十片指甲是父亲临死前母亲护理时剪下的，不想，指甲剪好后不到半个时辰，父亲就死了。母亲就到地上把指甲捡了留下来。
白乡长对我说：“你背吧!”
和小吴会合后。小吴问：“白乡长呢?”
我才发现白乡长不见了。我愣了愣，拉了小吴又往回赶。回到老太婆的屋场，整个房顶已铺满了火舌，房子根本是进不了的。我和小吴不约而同的往水沟里一滚，然后脱了面衫包了头，就一头向屋内扎去。在大堂屋里，我被一团软绵绵的东西拌倒了。我不觉一喜：这肯定是白乡长。于是我和小吴拖了白乡长就往外闯，当来到了小路上时，我们才睁得开眼睛，一看，果然是白乡长，他头发全焦了，额上还有泡。头脸全是黑的，衣服也被烧到了第三层，人早昏了，双手却还死抱着个梳妆盒。
我们将梳妆盒交给老太婆时，老太婆眉开眼笑。喃喃道：“这才是日子哩!”是呀，有伴的日子，才叫日子。
这时白乡长醒了。我们见到白乡长的眼角有点湿，那肯定是泪。那是因为在官场忙碌半生落个如此结局?还是因为四海为官身边却缺个伴?不得而知，但白乡长的眼泪，我们是亲眼看见了。
十三
白乡长住进了县医院。他全身大面积烧伤。致残的可能性很大。人有无生命危险。还很难说。他常处在昏迷之中。
胡大姐也去了一回医院，但她没有哭。回到乡里后。我们有三天没见她上班。我们再见到她时。她的眼睛还很红。
江民回到了我们共有的房子。但他不是来上班的，而是来收拾行李的，他已调到县土管局去了。
有关这一变迁，江民什么也不说，只对我说：“泡茶吧。”江民从抽屉里找出他的苦茶。往每人杯子上撮了一点，再将剩下的包好，小心地放进西装袋里。他的这些动作。让我的心感到一种空落。
水已续了两次，可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们真的在品茶。这茶如一部大篇头的小说。我们默读良久。江民向我递来支烟。我点了。我看了看我的抽屉。原准备给白乡长的那条烟却一直没有送出去。
土管局是个好去处。我本想说些祝贺的话，但嘴张了张，什么也没有说出来。江民的样子一点也没有领受我祝贺的准备。
这茶真耐泡呀，这么久了。味道依旧还浓。
“你想走么?”江民终于说。
我的思绪陷入一片混乱的泥沼。在长岭。短短的两个来月，这里的一些事，无孔不入地袭人心头。江民的一句话，点破了我久久索绕在心头欲离难舍的感觉，我说：“想走又不想走。”
江民将我的手握过去，说：“你这还挺够意思。”我不明白他有何所指。他松了我的手又说：“还是走吧!”
我无语。
“我们说一说白乡长好吗?”江民提道。
我看着他。
他说：“你知道白乡长的老婆在医院听见白乡长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我摇了摇头。
“张书记呀，我不在了，可要为我照顾好小胡呀。”
一股热浪涌上我的喉头。此时我的感受是非常杂乱的。白乡长、胡大姐和我一幕幕的在我的脑子里走起了马灯。
我说：“我们去看看胡大姐吗?”
“不用了。来日方长。”江民说：“白乡长的心愿，张书记这人是能够了解的，这就够了。”
但愿白乡长的夫人能够服侍好白乡长。几十年了。他们终于在一起了，谁又会想到，经历了那么多才在一起!忽然，我又想起火光中那老太太的话：人总得有个伴呀!白乡长重返火海的心理历程。我想，我是有了答案的。
见我在沉思，江民说：“我送你一样东西。你要吗?”
看江民的样子，很庄重。看得出，那肯定是一件很不一般的礼物。
见我点了头，江民才小心地从西装里掏出一挂项链来。这挂项链我是熟悉的，它是他的女朋友刘小丽与他分手时退还的情物。
江民的目光其实比我的目光早接触到这挂项链，它一出现，江民的表情就陷入了怀想。他缓缓地说：“刘小丽是一个弱者、一个胆小鬼，在我和她之间，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势利的觉醒者。她舍我就是委屈爱情逃避现实。”
和江民同处一室。我倒没发现他的思想和口才。他点了支烟继续说：“现实是可以改变的。也是可以战胜的。”他所指的是不是他从乡里调到了县里一个好的单位?看来又不是，“我们白乡长就是一个敢于面对现实的人。你说他在病床上说的第一句话。是梦话还是真话?我认为那就是面对现实的一句清醒的真话。如果他不敢面对处分。他就不能面对火海，也不能面对梳妆盒的价值。那这次处分也就是他人生的句号了。现在白乡长就是残了、死了，他的政治生涯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还可以辉煌几代!”说了一圈。江民又回到起点：“如果你刚才不是回答我，想走又不想走，你也就不可能获得我的礼物了。”江民郑重地将项链压在我的手上：“小丽死了，项链都回来了。但我情感的付出是永远也收不回的，就送你吧。往后，你，就是我的初恋!”说完。我们相拥一堆，泪淌了一脸。
十四
江民走后的第三天，也就是春节的前十天，我接到一封来自重庆的快件。信是蓝天写的，内容很短：“宁一：我们公司正缺一个广告策划，近期又在筹划办一张报纸。感兴趣吗?我们俩人谁弱谁强。暂且难见分晓，我认为，方方会是我们公正的裁判。你敢来吗?”
这，就是江民说的现实?一股男儿血气直冲我的头顶。
江民走了，白乡长住院了，在长岭就只剩一个胡大姐了。我应该将这件事告诉胡大姐。
走进胡大姐的房子，我见到的胡大姐，调子低低的，样子惹人爱怜。我们对视了一会，我就将门关了，搂过胡大姐就往床上挪。胡大姐抗拒着，一边低叫：“干什么?干什么?不能，不能，真的不能!”
也不知那来的力气，我一下就将胡大姐放倒在床上。胡大姐一巴掌往我脸上甩来。“还是人吗!”她一滚的起来了。
我懵了，果呆地立着。胡大姐见了，把我抱过去，哭着说：“我们之间，只能第一次，有了第二次，就毁了你，我也不是人了。”说完拍着我的脸，像母亲在哄一个孩子。
我们都冷静下来了。我就把蓝天的信交给胡大姐看。她说：“去吧，你是应该去的。”
我发自内心地说：“不，我哪也不去，就在长岭呆一辈子。”
“傻瓜，真是小孩子气，”胡大姐又拍打了我一下，“就凭蓝天的挑战，你也应该去决一死战的，这才叫男人。”说到此，胡 大姐的眼睫又垂下了，她语气低低的，很有点酸：“等你在政界做成了官，这种应战的权力就永远的失去了。”我又想到了白乡长，此话是否对白乡长若有所指?真想就在胡大姐的房子里永久住下去。
这时胡大姐起身说：“明天就放假了，你也要走了。我们一起去看看白乡长吧。”
这次我收起了来时的那个包。
十五
县城的大街没有丁点春节的迹象，要是在乡下。农家都在忙着清扫屋子，擦洗家具。特别是黄元米果和油烧果子的香味。真是溢满了整个的村庄。
我们买了些礼品就朝医院的白乡长走去。
白乡长住院后，张书记专门派了名乡干部来服侍，这样白乡长的夫人就有时间可以在家里处理些家务。今天病房里就只有一个乡干部。他见我们来了，给我们冲了杯什么，就出去了。
白乡长的身子盖住了，整个头部，除了眼睛、鼻子和嘴巴。是什么也看不见的，全缠上了纱布。胡大姐一见，眼就发红。白乡长说话很费力，他说：“坐吧。谢谢你们。”
胡大姐把我的去向说了。
白乡长说：“好!西部正大发展。”
片刻，白乡长叹了口气说：“还是走吧。政府机关对国家、对农民的负担太重了，这体制一定有大动作，早有一个去处早一天好。”
我们静静的听着。白乡长说：“我有个战友在重庆市政府工作，你记下号码和姓名。往后有事就去找他。你和江民都是对的。我现在什么也不是了。但每一句话就是真诚的。”白乡长的话直让我们喉头发紧。
胡大姐说：“我们走罢。”我就从包里拿出了那条烟递了过去。
白乡长不肯收，他说：“我还欠你一百块钱呢。”我听了，心里一热。白乡长还记得如此清楚!我再次把烟塞向白乡长的被窝。说：“原本是一来就要送给你的，只是没有机会。”白乡长就不语了。
胡大姐泪莹莹地望了眼白乡长。拉了我就走出了病房。
在大街上。我对胡大姐说：“我回家去了。”说着就向车站走去。
胡大姐说：“我送你一程吧。”
我们走在除夕的大街上，久久无语。这时我想起了来时在大院门口捡到的那张“履历表”，当初给我的幽默感觉是云消烟散了。联想到我在长岭的短短的经历，我觉得，那并不全是牢骚，而是沾泪的自述。乡干部一年到头都是在做一些狗咬老鼠的事，我们给农民做了些什么有效的实事?而全国的新闻媒体还常常说乡镇干部索拿卡要、乱摊派、乱收费、打白条。增加农民负担，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说到尿桶，是指看上了你就提你一下。看不上你就把你永远放在一个角落：还是指，当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无私的奉献出去?如此时的白乡长。至于“大约在冬季”。是正如这首歌所唱的?还是说乡镇干部其实还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抑或是乡镇体制改革虽接近春天但还需要一个冬天的历程?我想，都兼而有之吧。联系号码“540540”，我早已知道了，这是长岭的土话，搞死人的意思。
已到车站了。我说：“大姐回吧。”胡大姐握住了我的手，这时两行泪水从胡大姐的眼里夺眶而下。我第一次发现。那双凤眼是如此的美丽。品着这双眼睛，我突然想到了长岭乡政府后面那株苦茶，我说：“乡大楼后那株苦茶，往后，一年就给我寄一包来罢。”
胡大姐放了我的手，点了头，转身走了。
我呆着。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如有人一句句给我读来：我悄悄地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但我却不能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见了，长岭!我向着长岭的方向，摆了摆手。
长岭乡政府大楼建在小镇北面的山坡上，野菊花在大楼前后黄黄灿灿地开着，甚至田野里的几株桃树还绽放出了几朵粉色的花。哦!小阳春的十月，真能让人误入春天。
在大院门口，有一张“干部履历表”躺在地下，我放下手提箱捡来一看，履历表填得很是有趣，姓名：乡镇干部，职务：尿桶。职业：猪八戒照镜子，特长：狗咬老鼠，住址：大约在冬季。联系号码：540540。乡干部真幽默。我的心境更是好了。
走进大院，看见在花坛边有两个骑摩托的男人正和一个中年人吵着什么。其中一个穿夹克的男人指着中年人说：“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这钱你今日拿还是不拿?”
中年人发了两支烟过去，说：“我答应了，过了十二月份，一定没问题。”
穿夹克衫的男人一挡，气势有点凶，“你把我们当猴耍呀?”
另一个男的也没有接烟，冷笑道：“十二月?十二月是一座火焰山。你们那来的芭蕉扇?到时说不定还得烧了乌纱呢。”
我绕过他们，向大楼走去。大楼内静得出奇，当我抬头目接“政府办公室”的小横牌时。心情激动不已。从现在开始，我就是这大楼的成员之一了。这一步走来多么的不容易，又是来得多么的突然，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是九八年从林校出来的中专生，等我高高兴兴地捧着学业证走上社会时，这里已不包分配了。在家我待业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只有闭门自好，但除发过两篇小说和为市里两家企业做过两个广告之外。我的未来没一点着落。而在我们同学中，父母做了领导的，从高中出来后就开始拿国家工资了，就是同在林校出来的，也有不少在沿海和西部一带打工打出了一点名堂。
不久前的一天，正在我意志消沉的时候。父亲忽然问我：“你愿去乡政府吗?”这声音如来自天外。乡政府，这不正是一个真正吃皇粮的地方吗?现在的市委书记和我们的县长就是从乡政府做出来的。我父亲只不过是县中一名数学教师，他怎么能搭上政界呢?
原来。在我毕业前后。父亲一直没有闲着。他通过他学生中七弯八拐的人情，找上了我们县分管党群的副书记，那副书记姓刘。父亲这么个莘莘学子，竟能在官场中为我开辟出这么一个类似几何题中的未知条件。我禁不住两眼发热。我猛然想起在我接到林校入学通知书的那天晚上，父亲高兴喝点酒。偶然说了句“我们家就少了个搞政治的了。”当时我母亲在家，我姐在县医院，他自己是个小有名气的老师。原来在父亲的心目中。一个圆满的家。至少得有一个搞医的。一个教书的，再加上一个做官的。我们这个家的走向，父亲早就设计了一道轨迹。
父亲又问我：“到哪个乡去呢?”
“长岭!”我脱口而出。这回轮到父亲惊讶了。因为长岭是个比较偏远的乡镇。但是父亲没有反对。他只是看了我一眼。就大概又忙着去找刘副书记了。父亲这一眼将我看得满脸通红，不过我相信父亲并没有发现我的秘密：我的高中同学常方方就在长岭的卫生院里。
很快父亲就为我办齐了一切手续，并告诉我：“你可以去报到了。那里的乡长姓白，是刘副书记曾经的领导。”临走，父亲还叫我装了条“芙蓉王”的烟，说是送给白乡长抽的。
走进办公室。好在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人，这人背对着我，正透过窗户在看外面的热闹。
我说：“同志。请问白乡长在家吗?”
我连问了两声，那人才转过身来。我见是个青年人，他将我上下打量了一下，神态并不热情，显出不欢迎我的样子。也许他将我看成是一名产品推销员吧。我正待向这人解释。忽然外面那个吵架的中年人走来了，他对青年人说：“江民，你能拿出一百块钱吗?”
那个叫江民的为难的摇头说：“拿不出来。都三个月没拿工资了。”
中年人搔了一下头，有点自言自语的说：“小胡子只能凑两百元，我折子上有五百元。还差一百元才打发得走呢。”
显然。刚才那两个骑摩托车的男人是两个讨债的。听到此，我脱口说：“我有一百元!”
我这一说。中年人和青年人才发现我似的，中年人问我：“你……?”
我忙从口袋抽出一包散烟敬了上去：“我是来报到的。”
中年人一听。伸向我接烟的手即随缩了回去。一边的青年人发着牢骚：“县里也真是的，这边说分流人员缩减财政开支。那边又不顾我们基层的死活，照常塞关系下来!”
我听了青年人的话，脸一红，随即从口袋里把介绍信掏了出来，并加了一句：“白乡长在吗?”
“我就是老白!”中年人一把接过介绍信。往桌子上一折：“不怕死的都来吧!”然后气冲冲的大步就要往外走，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倒回来对我说：“也好，年关了，正需要清收任务。”说着。又有点难为情的样子对我说：“你能借一百元出来?”
原来外面这两个人是县里一家私人印刷厂的，乡里前年在他们那里印了一千块钱的材料纸，至今还欠着，刚才白乡长跟他们讲到今天先交八百元才了结。白乡长接了我一百元钱，也没说打条子的事，掏出自己的一本存折，吩咐江民：“到小胡那里取两百。带他们到银行里去把我的钱取出来一并交给他们。”说完，丢下我，两人出去了。不久，一声“小胡，小胡”的声音从外面传来。那声音有点亲切。但我仍分辨得出，那是白乡长的声音。
二
“小胡”来了，却原来是个女的，年纪比我大一点，二十五六岁的样子，长得还好看，很有几分风韵，整个给人的感觉就像楼外的花坛，修理得很让人很舒服。小胡还在门口就向我笑吟吟地说：“来报到的，叫宁一呀，名字挺特别的。”
我还在一片尴尬中陷着，小胡自我介绍道：“我负责你们的吃喝拉撒住，是临时工。在这里混过了九个年头。”边说边将手伸向我的包：“我来提吧。”想到那条烟，我几乎是将身子向包盖了上去：“我来我来。”小胡也不坚持。只是左手往嘴角上掩了掩，右手从腰间摘了一串大钥匙：“先住下吧。”
跟着小胡来到303号房，房子分里外间，里间分明已住了一位干部，外间已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但堆了些杂物；小胡进来就将床上的杂物往里搬：“这个江民呀。你就艰苦点，我们这六十多个干部职工，只有四十套房子。除了领导和女的，都两人一套。”真是巧，我和江民竟住在一起了，他刚才的样子可不太好相处，但看起来和白乡长关系又不一般。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提着包的我始终站着。小胡忙完，问我：“怎么没带被席呀?”经小胡这一问，我自己才发现这个问题。本来我是完全可以几天后来报到的，但是一接到父亲给我的介绍信，我就捡了些书、日用品和父亲早备好的那条烟，便匆匆赶来了长岭。小胡见我不语，就自我回答说：“也是，离春节也不远了，年后再带来也行的。”说完就走了。
属于我的领地空空如也，一种落寞的感觉油然而生，尤其是刚才白乡长和江民的接见方式对我的心理影响，那是小胡的笑无论如何也冲淡不了的。来时的激动和自豪已去了一半多。
我信步走进了里间。里间和外间之间还套了只卫生间，这无疑是公共的了。江 民的陈设也是再简单不过。一张床、一张桌子。还有就是一只桶子一个脸盆和几双鞋。在他的屋子里，我也并未发现女人的迹象，估计江民也是个单身汉了。桌子上是一本公文大全、一瓶墨和一支毛笔。毛笔还带着温溃。则用过。看到此，我的心理又稍好了些，我们的爱好相似。江民一定喜欢练字的，而我却不见字迹。大全的下面是一个较陈旧的笔记本。翻开。才知是奖品：奖给“十一”演讲赛第二名，落款是1995年。公章是南京农学院的。桌子的上方挂着的一叠公文。第一张是计生委的开会通知，时间就在今天下午。上午报到。我把这叠文件翻下去，全乡的基本情况已知道了，并且还熟悉了乡政府的一些分工和制度。全乡十五个行政村。165个村民小组，19801人，其中圩镇人口1232人。全乡财税任务282万元，缺口一百三十万元。财税任务按季度完成。否则县财政局停拨工资。去年借款垫税。书记、乡长每人伍万元，副科两万元，一般干部还必须给难乡财务创收一万元。这一万元可以是引来的外地税收，也可以是罚款收入。集体行动收入不抵数，农民上交的提留款也不抵数。所谓小胡的创收也是一万元，小胡名叫胡月花。胡月花的任务可以是后勤的节约。也可以是其它种养收。后勤去年的电话费、水电费和来客招待费是六万九千元。那么也就是说，今年若能控制在五万九千元之内，胡月花的任务就完成了。我简直难以置信，去年我从市报上获悉，我县财税已突破亿元大关，具体到长岭会是这种境况。从江民今年的会议记录本上我还知道，江民是计生主任，由白乡长主持全面工作。我感到奇怪，怎么会没有书记?后来小胡告诉我，书记上半年病调了，位子一直空着。江民在今年的第一次记录后面写了几行大字：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雄赳赳。攻破282；气昂昂，一手抓创收，一手抓提留。全身以赴。这显然是江民对第一次会议带有找乐的总结。
“偷看人家的秘密呀!”小胡的声音着实吓了我一跳，只见小胡抱了一座山似的被席进来。连人也看不见了。我赶出去接，小胡已将被席放在了床上说：“你补个条子，先借招待所的用。来了就得安心，大家都在村里忙收款呢。这十二月可是座翻不过去的山呀!”我上前去说：“胡大姐，我来我来!”
小胡偏头浅浅一笑，“铺床收拾被席的事还是我们女人会哩!”就动起手来。
白乡长的阴影一直在我心上挥之不去。我找着话说：“白乡长这个人好接近吗?”
我见小胡的脸一红，道：“他可是个好人呢!”
从小胡的嘴里我得知，白乡长的气是终年存在的，并不是冲我而来的。我稍心安了一些。
原来，县里今年开始搞机构改革，长岭明年要实行“末位淘汰制”，长岭的淘汰指标是十二个人。现如今的垫税款还没有还。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开支，现在乡干部已停了三个月工资了。眼看年关就来了。财税缺口却还有七十多万元。该收的税基本上都收了，这么大的缺口原打算用收上的提留款去贴，但从目前进度来看，希望也不大。白乡长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年关近了，催债的又多。
“税收任务完不成。不但影响大家过年，还可能影响白乡长的前程。”小胡说。
“白乡长的家在县城。他在长岭已经任了两届乡长，是个老乡长了。本来，白乡长去年就有可能调走，但去年全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年终财税任务尚差三十来万，调走的事又没了影。县委规定：完不成财税任务，计划生育不达标和社会秩序不稳定的乡镇主要负责人不提不调。书记上半年因病调走后，今年底明年初，白乡长就是归不了县城。接书记的位子也是很有可能的，他主持全面工作，要是连财税任务都完不成，这事恐怕又要黄了。”小胡的语调愈说愈低，我听了，心也禁不住一沉。
小胡为我铺好床，话也没说就出去了。我朝着房子看了一圈，经小胡这一布置，已有了点人气了，心里便平添一股暖意。我把包打开。将烟藏进抽箱里，把带来的十来本小说和有关广告策划设计方面的书一一摆上桌子。
不一儿，小胡又来，她左手提了瓶开水，右手拿了一叠什么，说：“这是开水票，每天早晨打～次开水，一人一天两瓶。”在政府用开水还凭票。这倒是少有听说。
小胡发现我桌子上的一大堆书。马上抬头看了看灯泡：“小宁。用电也是有规定的，一人一月三度电，超了就扣钱。”她叹了一声。抬头正眼看着我。说：“爱好看这类书的人是很难适应政府工作的。我想，你是不会在这里久呆的。”小胡的语调低低的。末了又说：“还有什么用具不够的就找我，我住314，白乡长住315。”就走了。
差不多六点了。小胡一走，整个房子。甚至整座大楼都变得没有了活气。我怔怔的坐在单人床上，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今晚。我就要在这里度过了，经过刚才的耳濡目染，心里不觉酸酸的，来时的激动之情一点也没有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离开父母的第一夜。此刻，父母们在想些什么呢?可以肯定，在惜别的思绪中，掺和更多的是高兴：一个农民的儿子已经在开始学做官了。那么同学们呢?包括常方方，我来就职的消息甚至连常方方也没有告诉，我原想给他们一个惊喜。而以我现在的心情，是再也没有报喜的兴趣了。
正在我闷闷的时候。小胡又走进了我的房子，叫我去吃招待餐，她告诉我。这个晚餐是白乡长专门为我设的欢迎餐。我有点受宠若惊。小胡见我这样就解释说：“这是规矩，调来一餐，调走也一餐。再穷。人情味还得要。”小胡还交待我：“今晚你说些有品味的笑话。我们多敬些白乡长的酒。开开他的心。”
小胡前头走了。但我没有马上跟出去。心想这虽是专门为我设的晚餐，但也没有必要这么急着去的，磨蹭了一会，我才出去了，这时走廊的灯已大亮了。循着菜味。我走进了饭堂。餐桌上已经坐着白乡长和小胡。我第一眼见着白乡长和小胡时，发现白乡长的头正从小胡那边收回来。在白乡长对面坐下，我看见了小胡的右脸上有一块菜渍，我再看白乡长，那菜溃有点像白乡长的唇痕。小胡见我来回看了他们一眼，脸一红，低头去泯酒。倒是白乡长一付处世不惊的神态。对我说：“小宁。你明天就送个通知到上坳去。上坳驻村的陈大明在住院。”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况且乡里也不派一个人陪我，就要我一个人到一个不知在东西南北的上坳去。这会不会是白乡长有意难为我?接着小胡就交给了我一张通知。通知上写着：上次欠良种母猪款1200元，葡萄苗种款3000元。报刊款1100元，这些款必须明天缴上来。
晚餐就这样开始了。气氛却并没有按小胡的设计发展。中间还加入了一名炊事员。
三
第二天吃过早饭。胡大姐为我送了辆自行车过来。她向我为白乡长解释说：“这些事都急。几家单位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来催款，乡里又没人。要不就不会让你还没喘过气就单身一人去生疏地方的。”说完，胡大姐还带我到办公室先熟悉上坳村。上坳村地处长岭西部。现有耕地600多亩。 200来户人家，1100多人口，书记叫李明光。全年上交的提留任务和税款达95000元，其中公路、建校集资每个劳力40元。从地图上看。上坳挺好找。出了小镇往西就是。没有叉路，不过三十里，就在乡道的旁边。
乡村公路是料想不到的坑洼不平，有的深坑距地面少说也有二三十公分。这几天刚下了场小雨，满路泥泞。泥水溅在裤管上，紧贴皮肉。北风一吹，寒气阵阵直袭心头。
李明光书记挺好找，就在村子中央的路口上。
认识李明光，是一个很奇怪的场面。
到了李支书家的门口，两个正进人大战的一男一女挡往了我的去路。
男的一声不响。脸红脖子粗的死命挣脱女人的拉扯，一边抬手遮挡起起落落、毫无固定着落点的扫把，效果却一点也不理想，因为女的一只手是伸在男方的西装口袋里，死命的咬住了袋沿，男的另一只手企图扒掉口袋里的那只手。注意力是大大的分散了。所以多只顾得了头又顾不了脚。不几下就得呲牙裂嘴一回。这样，任凭男的逃向那里，女的就追向那里。那女人不但手脚忙碌。嘴里也骂得急：“你个躺尸的，上午十点钟才爬起，田坎倒了不去理，姜薯烂在土里也不管。一日到夜就是讨钱打摆子，比你大的骂你没本事，比你小的骂你吃冤枉的。明年再当，我就跟别的男子人去……”
一下子看热闹的人多了。战争却没个完。还是面皮要紧，男的急中生智，将整件西装一甩，留给女人，自己死命的从西装套子里逃了出去。女人没防这一着，由于始终下着死力，就一下子栽进了路边的水沟里，一时哭嚎震天，待女人起来再追。男人早已撇开脚丫子往村西逃得没了踪影。
一问，才知道那逃了的就是支书李明光，那泥猴子一般的就是他老婆。
李支书怕老婆跟踪追击，带着一伙村干部七绕八拐，到了一个农户的家中。等我找上他们时。还穿着赤膊毛衣裳的李支书已端坐上首，堂而皇之的在作报告，内容就是如何来对付那些还欠钱的“钉子户”。
我说明了来意，李支书当然也认出了我。知道我在他家门口已看到了那出戏。李支书一点也不难为情，反而向我来了通牢骚：“明年这干部是当不下去了。政府也真是混帐，要给我们下任务，又不给欠数的订个法。害得我们成员追着他们的屁股转。”
原来。上坳村历年拖欠的任务比较大。收上的还不到百分之三十，村干部已三年发不了工资，十几天前，驻村的陈大明走了，只有本村的五个村干部收钱。大家是本地人，撕不下面皮，一天下来，还不够一顿饭钱。白天在家里找不出入，就到地头去，晚上还得挨家挨门去缠。往往要十一二点钟才回得来。
李支书看了我一眼，苦笑了一下，“你都见了，明年再当，非得家破人亡不可。”
对于我的到来。村干部们没一个露出指望的神色。会计说：“县长来也一样，说得好，敬你杯茶酒，讲不好，卵吊你三个字。”
李支书骂娘：“这世道比大跃进的工作还难搞。上面也不知怎么搞的，我们明明没有这么多税源。又下这么多任务。完不成，乡里就拿提留款去垫，提留款没了办不出事，老表就骂我们吃了冤枉。”
会计更火了：“搞我的鸡巴，当行政干部的目日当税费官，办不了事，总有一天要被老表活埋!”
一直不说话的营长说：“白乡长要不去谋个书记做。让我们过个安乐年就好了。”
李支书白了眼营长：“当不上就不要抓事了!没一点原则!”
李支书摆了摆手制止大家：“都是生卵气，言归正传，开会、开会，请小宁作些指示。”
我能指示什么呢?
四
出来小镇已是万家灯火。乡大院也亮了几扇灯光，我的303也亮着，显然是江民开会已经回乡。回到房子，却没有人，想起胡大姐的交待，这灯也真是浪费了，估计江民并未走远。后来才知他此时正在白乡长的房子里与白乡长下棋。
我懒懒的，心绪很坏，脚也没有洗，就脱了鞋和外套钻进了被窝。大家都忙着，我本想留在上坳与村干部们一起清收。但李支书一听说我才从学校出来。就直说：“才从学校出来的人是要被老表唬住的，你还是回去的好。省得我们在老表面前担心你。”李支书的话使我一下子矮去了一大截。
我捧起一本危地马拉小说家安赫安·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强迫自己随着书中的盲人伊克去寻找离家出走的妻子玛丽娅·特贡。当我明天睁开眼睛时，会不会如诩人伊克那样，历尽干苦终于结束了寻找，眼睛也复明了，但见到的却不是日夜思念的妻子，而是高达万仞的玛丽娅·特贡山峰?
十点多钟，江民回来了。他见我没睡，显得非常热情。说：“你带了这么多书哇!还在看?”看样子，江民很有兴趣与我聊上一阵子，江民是个长得还帅气的小伙子，二十五岁左右，皮肤有点黑，那表情和昨天判若两人。
我礼貌的下了床，套上衣裤。
“你一定很会写东西，字也好吧?”江民问我，同时发了支烟过来。我摆了摆手。
怎么回答他呢?去年闲在家，是写了一些，还在《福建文学》和《羊城晚报》上发过小说，毛笔字和钢笔字也差不多那里去。
一听《羊城晚报》，江民叫了一声：“那可是全国有名的大报呀!”就一下从椅子上往我床上坐来，继续道：“文章和字是一个人的门面呢。宁一。你在乡里一定会比我混得好的。”我苦笑了一下：连村干部都不认我呢。文章和字与工作有什么关系?
“不抽烟就喝杯茶吧。”江民起身，进到里间，我听他在说：“这茶可不是一般的茶呢。我们都叫它苦茶，在后面的山坡上就有一棵。”
不一会，江民给我端了一杯过来，我赶忙下地去接。他说：“这茶一进嘴有点苦，片刻就醇了。我们乡干部不少人爱喝这种茶。”
我喝了口，一股强烈的苦味沁人心脾，让人眉头打皱，在眉头尚未伸展时，满口已缭绕着甘甜，一股神清气爽的感觉从心底油然而起。好茶!明天一定要江民带我去找这棵乡间苦茶。
江民见我认可了他的茶。望了眼我的书桌，有点虔诚地说：“能教我练字写文章吗?”
乡干部忙得屁股挨不着凳，我不明白江民为什么会有这份雅兴。我看了看他。顺手向他房子里一指：“你不是在练吗?”
我一说，江民好像有人窥视到了他的私处似的，头一低，很不自然的承认了。他告诉我。他来乡政府后不久就发现了字的重要性。就练了起来，练了差不多一年。由于时间紧，又没有技窍，一点也没练出起色。为了怕别人看见，练下的字都被当时消灭了。这时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不见江民的字。
江民的谈兴很浓，我们一边品茶一边谈文说字，直到夜深，最后，江民终于累了，也许他连自己也不知道就睡着了，噜声如雷而来。
我是怎么也睡不着了。江民的话在我的脑子里翻天覆地的响着。
字和文章尤其在乡政府显得重要。开会之前。写几幅标语或会标。边上围一圈人，见你临场挥笔，如果字好，喷喷之声四起，就是没有人见着写，贴出后，人家见了好字，免不得问一声：“谁的字?”领导作报 告时。报告作得好，台下往往有人要问：“这稿子谁写的?”于是认识的与不认识的都下意识的对这人刮目相看了。特别是在领导圈中。影响就更大。字和文章还有另一个好处。一般下乡去都和老表打交道，如果不能和老表搞好关系，就不方便办事。所以，这时能给老表写个申请报告呀，做个春联呀，收礼作对子呀什么的……老表往后见了就热情多了，下去喝茶吃饭也方便。
江民还告诉我下乡的基本功：到农户家多和主妇套些近乎。比如，挑水呀、扫地呀、劈柴呀等，甚至老公不在家的也下田去帮一把。见到谁家有不搞上环孕检的、超生的、乱砍滥伐的、多占地的，就可以敲敲边鼓。让人家知道你抓了些把柄……农村多是主妇说话。这样一来你们乡干部下去了。工作就顺一些。面子也大。有些村干部眼高得很。不太理会一般干部，如果你有一套工作方法，村干部不得不买你的帐。农民哪，别说把钱交给你，在村干部家可以蹭饭吃，到了老表家连尿水也不端一勺给你解渴!
真得感谢胡大姐，给了我这么一个室友。但我心里仍不好受，江民的话虽有道理。可我总觉得，这是先想到了目的而后去谋划实施的步骤。
乡政府啊!我这人生的第一站，你让我感觉有些累了。忽然。我想起常方方来了，在这夜深人静之的时候。一种焦渴向我袭来，我不由自主地将手伸向身下……
五
第二天大早我就醒了，一拉开关。停电。江民还在沉睡。我做些什么呢?我想到了乡政府后面的山坡上那棵苦茶。
天上尚有几颗星星在眨着。晨风从远方而来，如小孩玩旧了的刀子，在我的脸上划着。我将领子翻起，缩了脖子。剩下半张脸和两只耳朵，就从后门出去了。
找了几个来回。才见一棵常绿乔木耸立在几块山石的上面，在够得着人的地方，连叶带枝都已经没多少了。正当我看着那棵苦茶树，突然，听乡政府的院外传来阵阵洪响。
出了什么事呢?乡政府只有白乡长、俏皮胡、江民、炊事员和我。听声音。一点也不友好，那当然就不会是好事了。
刚进后门踏上通往大厅的台阶，就见满脸愠色的白乡长背着手大步向楼上跨去。
在大院的车道上。我见到了往回走的胡大姐，江民跟在最后，他微垂着头，像一个犯了事的小学生。江民的嘴角两边还留着两条白痕，那是口水的印迹。可见江民正是在睡梦中被白乡长或是胡大姐叫下去的。
院外的哄响照旧。见了他们一行各自迥异的表情。我也不便多问，跟着往回转。我跟着胡大姐快到楼梯边的时候，就问胡大姐是怎么回事。胡大姐就说了。
大院外是横街村的老表在抬麻石条、红砖和沙石上车，有三十几个人。横街就是长岭乡政府所在的村子，人称是长岭的“北京市”。横街村分东西两片。西片是圩镇。多是居民户和个体户，东片的住户很少。但横街的大部分耕地在东片。东西之间是一条五十来米宽的河。连接东西两片的是座古老的麻石条段桥。桥的宽度能勉强通车，但很低，每到雨季，两片就只能隔河相望。要想到对面去。就得绕上近一千米。江民就在这个村子驻村。
我来报到的前一天，江民还在村子里收税费。由于江民点子多，工作得力。提留款和税款在全乡来说是收得最好的，但每个劳力四十元的修路、建校集资款才收上来百分之五。江民就去找在村子里比较有影响的狗毛。狗毛三十多岁，是个有田不种田的人物。在村子里很能说上两句话。他是早几年乡政府盯着的村干部人选。可狗毛不干。江民想做好狗毛的工作。要他和他的几兄弟带个头。主动将集资款交了。江民向狗毛一说。没想到狗毛接口就应了下来。但狗毛提了个条件，说：“如果你们能把乡政府门口的那几堆麻条和砖砂让给我们造桥，我家的集资款现在就交。”乡门口是存有五六车的建筑材料。那是整治大院环境工程时剩下的，这还不容易?江民当时想，这桥起码得八九万元。可不是一时半日就能修得好的。没有年把时间筹备和各方面的支持。连工也动不了。江民当时就一口答应了，狗毛也爽快，当即就付了家中所有劳力的集资款。
没想到事隔一天。狗毛就真的组织劳力来搬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狗毛为江民设的一个圈套。这圈套还殃及到与此毫无相干的胡大姐。
我再到门口去一看。这里已是人欢马叫。材料已搬得所剩无几了。
上到三楼，从白乡长的房子里传来白乡长干硬的声音：“这些材料送群众修桥是好事，但这是公共财物，得经过乡领导讨论同意。再通过村委会去组织群众来搬运。你个人私自答应，虽是办集体的事，这还不造成了政府的财物人人都可来哄抢吗?”我可以想象江民当时肃立一旁的样子。
回到303号，正见胡大姐柳眉倒竖。怒气冲冲的从卫生间出来，那样子不亚于一头母夜叉。我吓了一跳。不明就里，不便主动与胡大姐打招呼。胡大姐手向卫生间一指，厉声问我：“你们俩谁做的好事?!”
我莫名其妙的怔了一下，不清楚胡大姐指的是什么。江民正好垂头丧气进来。胡大姐就对上江民，也不管江民一肚子的气。公事公办地说：“下次再发现你们不关水龙头。我就要领导扣你们的工资!”
我才明白，早晨停电，一定是江民急慌慌的上了卫生间，开了龙头没水，忘了关就下楼了。江民离开以后到我们归来只不过个把小时。也不知胡大姐是怎么发现的。
江民正在气头上。吼了声：“狗仗人势!”就“嘭”的一声把自己关进房里了。在我房子里的胡大姐一愣，继而一咬牙，脸色发白的走了。我想起胡大姐脸上的那块菜渍。江民是不是另有所指?这也够狠毒的。
这是一个黑色的早晨。
六
上午。白乡长吩咐我去顶楼布置明天的会场，白乡长说：“明天召集各村支书开个促进会。”
一直忙到吃晚饭。我才回到房间。江民很热情的向我打了个招呼。我有点奇怪。江民肯定有了什么喜事。我去看他。他有点不好意思，好像有什么有求于我又难以启齿。
我同：“有事吗?”
“你有女朋友吗?”江民反问我一句。问过后，马上是一副醉了酒的样子。我当然想到了常方方，但我不置可否。
片刻，江民又鼓起勇气说：“你能借我20块钱吗?”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我带了两百多元零花钱来。除去借给白乡长一百元，剩下的还够我花一阵子。只是不明白江民借钱干什么。
江民接了我的钱，并没有马上离去，似乎还有什么求我。他这样子实在逼得我难受，就说：“还有什么就直说吧，一个房的，只要能帮到。”他才喜滋滋的说：“今晚你能让一让房子吗?我女朋友会来会我。”接着又说：“隔壁小李的房子我有钥匙。你就到那边去看书吧。”我衷心的说：“祝福你，你好幸福。”
江民很自豪地一笑。握了我的钱一扬，“我现在就去买些东西。她挺喜欢吃零食哩!”
江民将隔壁的钥匙给了我就如喝了蜜似的下小镇去了。这真让我心生嫉妒。在小李的房子里，我是看不进书的。我想起了常方方。她知道我来到长岭了吗?有 朝一日，多么希望她也来找我，那一晚我也要江民让房子。我想，会的，常方方是爱我的。
也不知过了多久，303的门响了一下，接着一串高跟鞋的女声由近而远。匆匆消失。
片刻，我们的房子里传来一声酒瓶的爆炸声。我一惊赶过去，见江民扒在他的桌子上。整个房子布满了酒气。江民的桌子上是一叠署有刘小丽收启字样的信件，两张江民的照片和一串玉石项链。
“江民，江民!”我叫着，伸手去摇他。江民头一歪，哇的一声呕了一桌一地。我手忙脚乱地把江民扶上床，然后下楼去寻找扫把。在楼下我碰上正上楼的胡大姐，她问我：“你慌什么?”我把江民的事说了，胡大姐扯我上楼。在她自己的房子里提了水和垃圾斗，就回到303号。江民已经在哭了。
望着江民。胡大姐一脸悲凉，久久才说了一句：“到底还是飞了。江民是个很自信的人。”
胡大姐告诉我。江民一来乡政府的时候。在一次国庆晚会上认识了在小学教书的刘小丽，江民已追了她近三年。
胡大姐用热毛巾将江民下巴和脸上的脏物揩了，说：“江民，把自己看重点。此人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呀。你还是个政府干部。不能在她面前失去形象。”
江民把头钻进被子，含混地说：“我心里很苦。”
最后江民对我们说：“谢谢你们了。你们也别劝吧。让我静一静，我不会有事的。”
此时才晚上七点半。
七
书是看不下去了，此刻，不但是房子里的空气坏了，心情也坏了。我还是到花坛里去散步吧。才出去不久，就听见一名乡干部叫我：“宁一，电话!”
我一惊，小跑向办公室。这会是谁的电话呢?家里的?出了什么事?
我抓起电话，响来一阵清脆如豆的笑声：“做官了，架子就大啦，来了几天也不告诉一声。”常方方!我心里一亮。她怎么知道我来了长岭?她问我：“现在有空么?我来找你。门口立正等我!”
在大门外。不一会，清清的月光就洗出个常方方来。她戴着头盔，骑了辆豪迈125，很有风韵。
卫生院在圩镇的南边。常方方住在二楼。门外是一股浓重的医院的味道，一进她的房子，就清香扑鼻。这种味道我一点也不生疏。那是别人没有的，这只有常方方身上才有的气味。
方方的屋子右边是床，尽头是一只小柜子。柜子上是一盆盛开的玫瑰，门这边靠床的地方是一张桌子，桌子左边是一叠医学书籍，右边是一盆风姿绰约的文竹。
常方方下了头盔。房子又亮丽了许多。她剪了个男人头，上身罩了件大红的吊腰衫。下面套着一条青白色的牛仔裤，真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再看她的手腕，橡皮圈还在。我心一热。
我正呆着。她说：“我欠你的呀!”就给我额上一个响吻。然后就冲了杯咖啡给我。“你怎么到乡政府来了?你的字和文章都还算出色，又会策划广告。冤枉!”
“你变了。”我说。
“你没变呀!还钻乡政府。”方方点了我一手指，“在家呆了一年多。还以为你有什么惊人的去处呢。没出息!”
方方这样说我，真不知是真心还是开玩笑。我心里有点别扭。
真昏，怎么一见面就指责呢?她又从小柜子里翻出一盒“金圣”烟，说“抽吧，过后我喷些清新剂就行了，被子我已盖住了。”
我摇了摇头。
“怎么，不会?有点才气的男人不抽烟，就像一个帅仔散步少个靓女。”说着走近一步做了动作：“喏，这样，风度就来啦。还显出了气质哩!”
真是怪，还有女朋友要男朋友抽烟的。我避开她的话题。问：“你怎么知道我在乡政府?”
“蓝天用电话告诉我的呗!”
蓝天?蓝天不是在重庆的一家涉外公司吗?初三时，他是我们班上最帅的一个，英语又特别的好，只是后来他没有继续上学只身闯西南去了。难道他……我一惊，一股酸流淌过心间。
“方方!”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男子探头进了来，见方方和我在一起，就立住了。
方方一点好脸色也不给来人。“你不看着我有客吗?”那人只好走了。
“他是……”
“他老头子是县人大副主任。组织部的，也是长岭人。”
我站起来，“那……”
方方也站起，手往我的肩上一按。我却往门外退。不曾想。两泡泪水涌在方方的眼眶里。她推了我一把：“你去吧!人家知道今天是礼拜六。他会来找我，才约你的……”
我一激动。上前将方方揽了过来。方方顺从的向我贴着。用嘴唇在我的头部寻找着落点，双手的指尖已插进我的发丛。
“走吧。离开乡政府吧。宁一。答应我么?”方方喃喃着。
我想起江民和刘小丽的结局。蓝天。还有那个组织部的入，一个晚上就在我与方方之间冒出了两个男人。忽然，我冲动起来。今天晚上我应该做一点什么。我的一只手已抚摸到了方方的胸脯，而方方除了回应一阵颤栗之外。什么反映也没有。原来。小绵羊就是这个样子的呀!我～下就将软软的方方包了起来，眼睛却先行动一步到了对面的床上。我的眼光凝在了那床上，那床的一半，能永远属于我吗?立时。我的激情烟消云散，全身泛力。
直到零点，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八
事件是促进会后第三天发生的。那次会后我被正式分去上坳村顶缺。这天我从上坳村回到乡政府换收据，正好碰上了这事件。狗毛带着百把号人在乡政府的院子内外黑压压的堆了一片。我进去时，见有人握了大铁剪守在“长岭乡人民政府”的牌子下面。有人持了柴刀立在花坛中央的那棵雪松旁边，有人扛着十二磅大锤立在小车的前头……白乡长、其他几个乡干部和狗毛围在人群中心。整个局势一触即发。
起因还是那座横街桥。
狗毛以全家人的集资去换乡政府的材料。这其实是狗毛给江民的引子。因为当时江民说的是只要狗毛一家交了集资款就给材料。狗毛想，一家的集资款能换入车材料，是笔好生意。材料拉回村以后，狗毛暗地里交待村里人，集资款一律不能交。狗毛算准了江民，乡里的材料拉走了，横街的集资款仍旧收不动，江民一定会找几户老实的农户寻找突破口，这样，狗毛就有文章可做了。
江民果然中计。促进会后，江民带了另一名乡干部重返横街。一开始就做些老实户的工作。不想这些老实户都被狗毛武装了，这回也蛮得很，分文不交。江民上了当，乡里又催得紧，加上失恋，一股火早憋不住了，就将一户农户的电视机搬了。这正合狗毛的意图。
狗毛一声令下就召了入围攻乡政府来了。这时江民大概还不知道事态已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他人还在横街上户收钱呢。
老表已开始呼口号了：“乡政府养了土匪兵!”“乡政府不是法院，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反对暴力施政!”……
几个乡干部见了这阵势，忙着要去打电话报告110或者县委、县政府。有的甚至拨动了乡派出所的电话，要求派出警力。白乡长都制止了，果断地说：“这事先由我来处理!”并交代一名副职：“没我的同意。消息只能控制在本乡内。”
白乡长就这样困在其中。 我听见白乡长叫了句：“有什么事可选个代表，我们坐下来谈。”
“谈条件!”一个老表的大嗓门盖过了白乡长的：“你们比国民党还坏!一年到头只晓得耍钱(收税费)要命(计划生育)!”
老表们见乡里人少。自己一方明显占了上峰，胆子也真的壮了。那边把乡政府的招牌卸了下来，这边持刀的一挥，眼看就要成了两段。白乡长一见，扑上去，对持刀的人说：“先抡我吧!”
正好这时江民回来挤进了人群，他见状。操起地上的一根木棍，跳到白乡长身旁，向周围的老表，风车般的抡起木棍来，嘴里嚎叫道：“我跟你们拼了!”
老表们一见乡政府这方也动了蛮，一窝蜂往中心涌。胡大姐这时一个猫腰钻了进去。我也钻了进去。胡大姐抱住江民，厉声道：“放下!”
江民将胡大姐甩出老远，吼道：“没你的事!”
我将胡大姐扶起来说：“劝也没用，他心里有气，让他打一架也好。”说真的，这些人也太没有王法了。胡大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你怎么敢这样说话?出了人命，白乡长担得起吗!”边说边向江民扑过去。
老表们早怒了，没等胡大姐过去，已有老表避开江民族的棍风，一棍朝江民的腿上扫去。
江民倒了。一股鲜血从江民的裤管里渗出来。
江民一倒，场面一下子死静了，老表们也意识到自己这一方打倒人了。
白乡长立刻吩咐人将江民抬向了卫生院。
狗毛这才出来了，看样子并没有收兵的意思。狗毛在白乡长身边说：“白乡长。我们是一个主意到底的。这回我们一定赢，你们一定输。不过你们是输不起的，你们输了。你乡长就完了，全体乡干部也过不成安乐年!”狗毛完全一付稳操胜券的样子看着白乡长。
“李自成都败了，何况你区区一个狗毛!”白乡长严正词行地说：“不过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说得好!”狗毛拍了下巴掌。“我们提个要求行吗?”
“当然行!”
狗毛说：“只要你答应给我们修桥，我们就百分之百上缴各项款项。不答应也行。我们现在就走。上县下省一直闹下去!”
“给多少钱?”
“总造价八万，你们给两万。”
白乡长稍加思索。“可以!”
“什么时候?”
“三天之内!”
“好!”
狗毛将手伸向白乡长。白乡长并不接狗毛的手。甩头进了大楼。这边狗毛一挥。老表们“哄”的一声出了院子。
胡大姐望了望我，我也望了望胡大姐。这当口正是用钱的时候，从那里来的两万元钱?而从昨天县财政局公布的进度表来看，长岭才完成百分之七十八，离完成任务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才有九天了。税款还指望收上来的钱去贴呢，哪里来的两万块钱?
九
江民还在住院。我们也都下乡去了。这一天，白乡长和胡大姐也出去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去筹那两万块钱的。十天以后，是孙老板自己说出来的。
长岭乡有个比较说得过去的企业：山羊养殖场。场主姓孙，三十四五岁。是胡大姐的邻居。原先是长岭乡的浪子。由于偷盗嫖赌，是乡政府的常客。那时还给胡大姐出过不少麻烦。一九九二年，孙浪子的叔叔从台湾归来。当然也带回来不小的一笔钱。孙浪子的叔叔解放前是国民党正规军的团长，后来在台湾经商。这次归来主要是寻祖。当孙团长看到这么一个潦倒后辈时，就出资为孙浪子办起了这个山羊养殖场。同时还出资建了座“树人小学”。
养殖场真正上规模是在九五年以后，孙浪子也就从此成了孙老板，三十岁那年还成了家。这几年，山羊的销路比较好。
这一天，白乡长和胡大姐就是去找这位孙老板的。有人说，这次找孙老板的主意是胡大姐出的。但更多的人说那肯定是白乡长动员胡大姐配合这次行动的。
白乡长和胡大姐把孙老板请进了市里比较有名气的皇宫大酒店里的包房。
中午，白乡长做东，摆了一桌酒饭，请了孙老板。孙老板见陪他的主人是长岭的一乡之长。还有他从小就喜欢的胡月花，兴致当然不同，笑眯眯的说：“客是一定要我请的。有什么难事两位就直说好了。”
祝了酒辞后，白乡长很快就切入了正题：横街要造一座桥。乡里目前经费紧张。孙老板是家乡人，又是大老板，能不能关心一下家乡造福千秋的大业?
孙老板眼却罩着胡大姐，说道：“喝酒喝酒。”
胡大姐起身敬了杯酒说：“两万块钱，对孙老板还不是九牛一毛?何况是名垂千秋的积德事。”
“好说，好说，共同合作嘛，五六十年前我叔与你们党就合作过呢。”孙老板一口干了。
酒过几圈后。孙老板已是脸红脖子粗，他左手举杯子，右手已伸向了台下胡大姐的大腿。这个进修，白乡长就起身说：“你们慢慢喝。我去市委送个报告。”就走出了包房。
这桌酒，有人说一直喝到下午六点白乡长回来时才散。也有人说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散。
不管怎么说，狗毛们闹事后的第三天，两万块钱就到了横街村委会的帐面上。
十
转眼就快到十二月底了。由于横街村的内幕暂还不被大多数人知道，任务完成得好，对全乡的清欠工作促动很大，加上乡村干部都出了些因地制宜的新点子。款项收得比往年理想多了，全乡的可动资金凑在一起，只差二十来万就完成全年财税任务了。乡干部们正要松口气却松不过来，年终的工作检查是一个接一个来。今天就接到市减负办明天要来长岭秘密调查的消息。什么组都好应付。这市减负办可就马虎不得。白乡长主持会议，还亲自挂片卧底。白乡长要求：一、各组的乡干部今天的衣着尽量穿的普通一点，下到各点上去；二、随时掌握检查组的行踪，一旦发现，及时向乡里汇报；三、每个组准备一辆摩托车；四、做好五至十户农户的工作，准备对付检查组的同时。必要时自己代替农户。最后白乡长强调：会后立即到点。检查组可能明天一早就到达我们乡。再一个就是千万不得暴露生猪税和特产税是按户或按人、按田摊派的。
会后已是晚上九点多了。
对于减负办的检查宗旨和长岭财税任务的数目以及实际，我一点也不理解。全乡生猪税43万元、特产税45万元，按税源征收只能征到42％，剩下的不摊派，到哪里去完成这个目标数?
一定是我新来的缘故。白乡长对我不放心，就亲自骑了辆摩托搭上我去了上坳村。
夜很黑，乡村公路又是如此不平。在离上坳近一里路的地方，我们连人带车滚下了三米多高的水沟。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翻身坐了起来。只是脸上有点火辣辣的痛，那是什么划了一下。摩托车已不知翻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远处传来自乡长：“哎哟”的声音。我循声摸过去，半天才抓住白乡长。白乡长被夹在水沟里。好不容易把白乡长背上公路。再放下来，我们两人查了个上下，白乡长说：“一身都痛，最痛的是脚，脱位了。”
脚腕错位了也不是小事，我正想去找人。白乡长说：“我在这里坐着。你赶快去上坳召集村干部开会，再分头下去工作。”
我想。无论如何我是不能丢下白乡长 不管的。我答应着好，就向不远处的一户农家走去。
半个小时后。我和一户农户带了部小四轮来到白乡长身边时，也不知白乡长是累得睡了还是伤得昏了，他睡在冰凉的地上人事不知。我们七毛八脚地把白乡长抬上了小四轮，就“扑扑扑”地往镇子里爬。
车到半路。白乡长醒了，他一见我就脸色一沉：“你管我干什么?到上坳去!”
我委屈地说：“你都昏了，这个时候是谁也不会丢下你的。”
白乡长叹了口长气。独自摇了摇头，说：“就到李老拐哪里去吧。省得住院花大钱。”李老拐是小镇上一名比较出色的伤科医生。
安顿了白乡长后我就急急地回到乡里，见胡大姐已经起床。我说了关于白乡长受伤的事，胡大姐叫了一声，就要往外赶。我说：“可能问题不大。只是脚腕错位了。”胡大姐这才松了口气。说“要这样，明天就可以下地的。”我借了她的自行车就没命地赶。
在昨夜出事的地方。费了些时间才把摩托车弄上来。到了上坳，召拢村干部开了会，我们正要分头去上户时，消息已经传来：检查组已经在上坳活动了!
我的心一凉：完了!此时才九点半不到。
十一
直到下午，我才从上坳回来乡政府。人们都已经回来了。但整个大院犹如没人，一种凝重如铁的气氛笼罩着，让人窒息。我所经过之处，觉得人们都在盯着我：白乡长完了!我似乎还听到：你姓宁的首先也好不了!
我真倒霉!乡里不知抽查了几个村，偏偏抽到了上坳，偏偏我和白乡长又出事。完了。一切都完了!
我回到房间，一推门，见门下塞进了张纸条。
我先看落款。是常方方的。方方来找我了。什么事?
常方方告诉了我一个心痛欲裂的消息：她父亲忽然要带她到重庆去!她说：“你也走吧!”
常方方的父亲是去年才病退的中医。
我拉开门，扑向走廊的扶手。冬日很好，亮亮的一点也不刺眼睛，沉重的悬在西方。风也不硬。一只不知名的小鸟从院外的一棵树上惊起，划向布满火烧云的天角。远处，是起起伏伏碍眼的青山。西去的列车上，常方方会想些什么呢?她会想起那橡皮圈吗?
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个常方方，那时不知道爱，后来知道爱了，我就爱她了。真正知道她也爱着我，只不过是一年前的事。
方方的家在县城。去年我毕业出来休闲在家的那一段时间，心情坏极了。有天傍晚，不知道为什么我搭了便车来到了县中，独自一人在校园里徘徊。后来我才知道。很大程度上我是在怀想常方方。初中毕业后，我读中专去了，她随父学了中医。那晚从县中出来后，一直游进了一户人家。才发觉到的是常方方的家。这天是礼拜天，方方正好在家，她把我带进了她的闺房。当我的目光触到常方方手腕上那橡皮圈时。我心里一动。那是一只多么熟悉的橡皮圈，皮圈上还有处发出亮点的小火疤。
初中毕业后。就有不少人各奔东西了。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几个要好的在方方家聚会。饭前，我们都涌在方方的房子里，大家说着各自从书上看来的故事。而我却沉着，坐在桌子边。玩着桌上那只黑色缠了尼绒绳的橡皮圈。这只橡皮圈的尼绒头松了，我顺手地从桌上拿了盒火柴点燃。把尼绒头绕了。我吹灭了蓝色的火苗，伸手就捻了上去。这一捻，烫得我差点叫了起来。这时方方为我送来一支药水
没想到几年多过去了。常方方却还保存着这只橡皮圈，我心里一下子萌生出了一点什么。
方方见我盯着那只橡皮圈，脸一红，说：“我一直戴着呢。我记得你拇指肚上还起了个不小的泡。”我才知道，常方方早已喜欢上我了。
方方还告诉我，因为有一次下班超过了时间。她匆匆的脱了工作服往办公室的壁钉上一挂就往家赶时。洗澡的时候。她习惯性的往腕上一撸，才发现橡皮圈不见了，她澡也顾不得洗，就小跑着去了医院。她可以肯定橡皮圈是随着工作服的扎袖撸脱在办公室里了。那时她还在中医院实习，离家有600多米呢。
而今，昔人已乘黄鹤去。那橡皮圈安在?那玫瑰那文竹还好么?
回到房里，房间一片肃穆。江民自从住院后，虽出了院，但一直没回来过。我走进去，他的桌子上布了一层灰，那支笔也干硬了。
“小宁在吗?”是胡大姐的声音。我从江民的房子里出来，胡大姐向我递过去了一把手电，说：“昨天晚上每人都发了只手电，就你和白乡长没有来领。”
胡大姐把手电轻轻地放在桌子上，说：“我都知道了，常医生走的时候我送了她。白乡长要你不要太自责。”
胡大姐的话把我的思绪引得更乱。想当初，我是向着乡政府来也好，是向着常方方来也好，而今乡政府被我毁了，常方方也“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两眶泪水我是再也包不住了。胡大姐见状，想去为我冲杯茶，我却忽然扑过去，一下把胡大姐抱住了。将我的头深深的埋进了胡大姐丰满的乳间。胡大姐一脚将门踢关了。她用温暖的双手梳理着我的头发，说：“江民已在活动调走的事，你就更孤单了。哭吧哭吧，我知道你此刻的心情。”我真的哭了，全身轻飘飘的，拥在胡大姐芳香四溢的怀里。我不知道是她把我还是我把她拥到了床上。我记得我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在整个过程。胡大姐就说了一句：“门外的就让它关在门外了。”
胡大姐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如一片广场，在这片广场上都是她管辖下手持鲜花的欢腾臣民。它们早已列队在欢迎我这位友邦元首的探访。
十二
公历一九九九年就这样翻过去了，在我们的国家这一页是翻得是如此的辉煌。这一年里，有五十大庆，有澳门回归。而在中国地图上连名字也找不出的长岭乡政府，这一页是翻得如此沉重。这一年的冬季，乡干部没有领到工资就回家过年，一群退休干部从乡里一直闹到县委大院，还有一些优抚、救济对象甚至来到乡政府食堂端饭吃。特别是长岭乡向农民摊派税款一事已在市报曝光，这一击重拳是谁也吃不消的。白乡长在全县通报批评，并限期乡政府向老表退还摊派的税款；老历年前，县委派了一名姓张的书记来长岭主政当家。白乡长提任书记的事彻底黄了!
谁想，还有更惨的事在等着白乡长呢!
就在张书记来长岭的第二天。长岭乡政府接到一个火警：距乡政府三十五里外的杉木坪村起火了!
我们赶到杉木坪时，这里差不多成了火的世界。山火掠过的面积已千亩，整个杉木坪村的脖子上像套了只红黑相间的项圈。
灼人的空气中，白乡长精神一抖，此时一定不记得有处分这回事了，他手一挥，指挥说：“赵乡长带一队人到西边去砍防火路，张书记在村口组织来人上山。我带一半人去疏散住户。”
我和白乡长一路。北面有一个村民小组叫山东脑的，住了十来户人家。都散居在各个山脚下。我们爬上山东脑时。一户人家距后山的大火只差二三十米了，空气已很灼人。房里寂然无声，很显然，劳力都被村组干部组织去第一线了。房子里有没有老人和孩子呢?
白乡长命令道：“小吴你们到对面那 栋房子去搜索，我和小宁这栋。”
屋子里很黑，山火的烟尘呛得我们咳嗽不止。在后栋的一间房子里，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婆双脚踮起立在一张凳子上在一只小箱里摸索。白乡长不容分说，撸起老太婆就走，我走出房子，山火已上了后面的屋檐。老太婆在白乡长的背上挣扎着叫嚷什么，我听得清两旬：“梳妆盒。让我也烧了吧!”
正在这个时候。老太婆的儿子回来了，我们制止了他回家，扯了他就撤。老人的儿子边走边说：那梳妆盒是他父亲的十片指甲，他父亲已死去十多年。每年他父亲死去的日子，母亲就掏出那十片指甲攥在手心里在床上沉睡二十四个小时。那十片指甲是父亲临死前母亲护理时剪下的，不想，指甲剪好后不到半个时辰，父亲就死了。母亲就到地上把指甲捡了留下来。
白乡长对我说：“你背吧!”
和小吴会合后。小吴问：“白乡长呢?”
我才发现白乡长不见了。我愣了愣，拉了小吴又往回赶。回到老太婆的屋场，整个房顶已铺满了火舌，房子根本是进不了的。我和小吴不约而同的往水沟里一滚，然后脱了面衫包了头，就一头向屋内扎去。在大堂屋里，我被一团软绵绵的东西拌倒了。我不觉一喜：这肯定是白乡长。于是我和小吴拖了白乡长就往外闯，当来到了小路上时，我们才睁得开眼睛，一看，果然是白乡长，他头发全焦了，额上还有泡。头脸全是黑的，衣服也被烧到了第三层，人早昏了，双手却还死抱着个梳妆盒。
我们将梳妆盒交给老太婆时，老太婆眉开眼笑。喃喃道：“这才是日子哩!”是呀，有伴的日子，才叫日子。
这时白乡长醒了。我们见到白乡长的眼角有点湿，那肯定是泪。那是因为在官场忙碌半生落个如此结局?还是因为四海为官身边却缺个伴?不得而知，但白乡长的眼泪，我们是亲眼看见了。
十三
白乡长住进了县医院。他全身大面积烧伤。致残的可能性很大。人有无生命危险。还很难说。他常处在昏迷之中。
胡大姐也去了一回医院，但她没有哭。回到乡里后。我们有三天没见她上班。我们再见到她时。她的眼睛还很红。
江民回到了我们共有的房子。但他不是来上班的，而是来收拾行李的，他已调到县土管局去了。
有关这一变迁，江民什么也不说，只对我说：“泡茶吧。”江民从抽屉里找出他的苦茶。往每人杯子上撮了一点，再将剩下的包好，小心地放进西装袋里。他的这些动作。让我的心感到一种空落。
水已续了两次，可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们真的在品茶。这茶如一部大篇头的小说。我们默读良久。江民向我递来支烟。我点了。我看了看我的抽屉。原准备给白乡长的那条烟却一直没有送出去。
土管局是个好去处。我本想说些祝贺的话，但嘴张了张，什么也没有说出来。江民的样子一点也没有领受我祝贺的准备。
这茶真耐泡呀，这么久了。味道依旧还浓。
“你想走么?”江民终于说。
我的思绪陷入一片混乱的泥沼。在长岭。短短的两个来月，这里的一些事，无孔不入地袭人心头。江民的一句话，点破了我久久索绕在心头欲离难舍的感觉，我说：“想走又不想走。”
江民将我的手握过去，说：“你这还挺够意思。”我不明白他有何所指。他松了我的手又说：“还是走吧!”
我无语。
“我们说一说白乡长好吗?”江民提道。
我看着他。
他说：“你知道白乡长的老婆在医院听见白乡长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我摇了摇头。
“张书记呀，我不在了，可要为我照顾好小胡呀。”
一股热浪涌上我的喉头。此时我的感受是非常杂乱的。白乡长、胡大姐和我一幕幕的在我的脑子里走起了马灯。
我说：“我们去看看胡大姐吗?”
“不用了。来日方长。”江民说：“白乡长的心愿，张书记这人是能够了解的，这就够了。”
但愿白乡长的夫人能够服侍好白乡长。几十年了。他们终于在一起了，谁又会想到，经历了那么多才在一起!忽然，我又想起火光中那老太太的话：人总得有个伴呀!白乡长重返火海的心理历程。我想，我是有了答案的。
见我在沉思，江民说：“我送你一样东西。你要吗?”
看江民的样子，很庄重。看得出，那肯定是一件很不一般的礼物。
见我点了头，江民才小心地从西装里掏出一挂项链来。这挂项链我是熟悉的，它是他的女朋友刘小丽与他分手时退还的情物。
江民的目光其实比我的目光早接触到这挂项链，它一出现，江民的表情就陷入了怀想。他缓缓地说：“刘小丽是一个弱者、一个胆小鬼，在我和她之间，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势利的觉醒者。她舍我就是委屈爱情逃避现实。”
和江民同处一室。我倒没发现他的思想和口才。他点了支烟继续说：“现实是可以改变的。也是可以战胜的。”他所指的是不是他从乡里调到了县里一个好的单位?看来又不是，“我们白乡长就是一个敢于面对现实的人。你说他在病床上说的第一句话。是梦话还是真话?我认为那就是面对现实的一句清醒的真话。如果他不敢面对处分。他就不能面对火海，也不能面对梳妆盒的价值。那这次处分也就是他人生的句号了。现在白乡长就是残了、死了，他的政治生涯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还可以辉煌几代!”说了一圈。江民又回到起点：“如果你刚才不是回答我，想走又不想走，你也就不可能获得我的礼物了。”江民郑重地将项链压在我的手上：“小丽死了，项链都回来了。但我情感的付出是永远也收不回的，就送你吧。往后，你，就是我的初恋!”说完。我们相拥一堆，泪淌了一脸。
十四
江民走后的第三天，也就是春节的前十天，我接到一封来自重庆的快件。信是蓝天写的，内容很短：“宁一：我们公司正缺一个广告策划，近期又在筹划办一张报纸。感兴趣吗?我们俩人谁弱谁强。暂且难见分晓，我认为，方方会是我们公正的裁判。你敢来吗?”
这，就是江民说的现实?一股男儿血气直冲我的头顶。
江民走了，白乡长住院了，在长岭就只剩一个胡大姐了。我应该将这件事告诉胡大姐。
走进胡大姐的房子，我见到的胡大姐，调子低低的，样子惹人爱怜。我们对视了一会，我就将门关了，搂过胡大姐就往床上挪。胡大姐抗拒着，一边低叫：“干什么?干什么?不能，不能，真的不能!”
也不知那来的力气，我一下就将胡大姐放倒在床上。胡大姐一巴掌往我脸上甩来。“还是人吗!”她一滚的起来了。
我懵了，果呆地立着。胡大姐见了，把我抱过去，哭着说：“我们之间，只能第一次，有了第二次，就毁了你，我也不是人了。”说完拍着我的脸，像母亲在哄一个孩子。
我们都冷静下来了。我就把蓝天的信交给胡大姐看。她说：“去吧，你是应该去的。”
我发自内心地说：“不，我哪也不去，就在长岭呆一辈子。”
“傻瓜，真是小孩子气，”胡大姐又拍打了我一下，“就凭蓝天的挑战，你也应该去决一死战的，这才叫男人。”说到此，胡 大姐的眼睫又垂下了，她语气低低的，很有点酸：“等你在政界做成了官，这种应战的权力就永远的失去了。”我又想到了白乡长，此话是否对白乡长若有所指?真想就在胡大姐的房子里永久住下去。
这时胡大姐起身说：“明天就放假了，你也要走了。我们一起去看看白乡长吧。”
这次我收起了来时的那个包。
十五
县城的大街没有丁点春节的迹象，要是在乡下。农家都在忙着清扫屋子，擦洗家具。特别是黄元米果和油烧果子的香味。真是溢满了整个的村庄。
我们买了些礼品就朝医院的白乡长走去。
白乡长住院后，张书记专门派了名乡干部来服侍，这样白乡长的夫人就有时间可以在家里处理些家务。今天病房里就只有一个乡干部。他见我们来了，给我们冲了杯什么，就出去了。
白乡长的身子盖住了，整个头部，除了眼睛、鼻子和嘴巴。是什么也看不见的，全缠上了纱布。胡大姐一见，眼就发红。白乡长说话很费力，他说：“坐吧。谢谢你们。”
胡大姐把我的去向说了。
白乡长说：“好!西部正大发展。”
片刻，白乡长叹了口气说：“还是走吧。政府机关对国家、对农民的负担太重了，这体制一定有大动作，早有一个去处早一天好。”
我们静静的听着。白乡长说：“我有个战友在重庆市政府工作，你记下号码和姓名。往后有事就去找他。你和江民都是对的。我现在什么也不是了。但每一句话就是真诚的。”白乡长的话直让我们喉头发紧。
胡大姐说：“我们走罢。”我就从包里拿出了那条烟递了过去。
白乡长不肯收，他说：“我还欠你一百块钱呢。”我听了，心里一热。白乡长还记得如此清楚!我再次把烟塞向白乡长的被窝。说：“原本是一来就要送给你的，只是没有机会。”白乡长就不语了。
胡大姐泪莹莹地望了眼白乡长。拉了我就走出了病房。
在大街上。我对胡大姐说：“我回家去了。”说着就向车站走去。
胡大姐说：“我送你一程吧。”
我们走在除夕的大街上，久久无语。这时我想起了来时在大院门口捡到的那张“履历表”，当初给我的幽默感觉是云消烟散了。联想到我在长岭的短短的经历，我觉得，那并不全是牢骚，而是沾泪的自述。乡干部一年到头都是在做一些狗咬老鼠的事，我们给农民做了些什么有效的实事?而全国的新闻媒体还常常说乡镇干部索拿卡要、乱摊派、乱收费、打白条。增加农民负担，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说到尿桶，是指看上了你就提你一下。看不上你就把你永远放在一个角落：还是指，当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无私的奉献出去?如此时的白乡长。至于“大约在冬季”。是正如这首歌所唱的?还是说乡镇干部其实还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抑或是乡镇体制改革虽接近春天但还需要一个冬天的历程?我想，都兼而有之吧。联系号码“540540”，我早已知道了，这是长岭的土话，搞死人的意思。
已到车站了。我说：“大姐回吧。”胡大姐握住了我的手，这时两行泪水从胡大姐的眼里夺眶而下。我第一次发现。那双凤眼是如此的美丽。品着这双眼睛，我突然想到了长岭乡政府后面那株苦茶，我说：“乡大楼后那株苦茶，往后，一年就给我寄一包来罢。”
胡大姐放了我的手，点了头，转身走了。
我呆着。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如有人一句句给我读来：我悄悄地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但我却不能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见了，长岭!我向着长岭的方向，摆了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