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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6日上午，我和中央纪委的许多同志来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随着徐徐前行的队伍，向健行同志的遗体告别。在庄重肃穆的哀乐声中，我和中央巡视办的同志一起，向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健行同志遺体深深地鞠了躬，默默地给我们的老领导送行。此后在专项巡视中国铁路总公司的一段时间里，我和中央第八巡视组的领导一起，多次回顾健行同志的事迹，回忆他的音容笑貌。特别是回想起健行同志给我留下的几次深刻印象，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第一次是健行同志在清理超标准公务用车时的坚决态度。
健行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上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委书记后，就立即开展调查研究，明确提出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思路，逐步形成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并在1993年9月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得到了确认。1994年2月，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部署中，其中第一条规定就是“不准购买和更换进口豪华小汽车”，并要求对领导干部乘坐超标准公务用车进行清理。当时这项工作的阻力非常大。有位部长专门给健行同志打电话，说因为接待外宾等外事工作需要，能不能有例外。健行同志严肃地和这位同志说：请你按照中央的规定办！当时，有不少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向中央纪委办公厅反映，或者是工作需要，或者是身体原因，反正以各种理由，不愿或者不想更换超标准公务用车。当时正值春节前夕，健行同志就在中央纪委的一次会议上明确地说：可以告诉这些同志，如果确实有正当理由，完全可以保留他的超标准公务用车。但前提是必须在春节后规定时间内向中央打报告，经过中央同意。春节过后，中央纪委办公厅没有发现一个人因为他要保留超标准公务用车来向中央报告。试想：还有谁的超标准公务用车如此重要，以至于一定要向中央报告？那么，有没有例外的情况？全国只有一辆特殊，就是邓朴方同志乘坐的公务用车已经改装为残疾人用车。就这样，当时全国范围的超标准公务用车得到了一次全面清理，中央纪委的这项规定也就得到贯彻落实。记得当时在中央纪委机关内部有的同志还说过，健行同志在清理公务用车时讲：要么不得罪，要么都得罪了！健行同志就是以这种高度的政治原则性和高超的领导艺术，逐步赢得了全党同志的尊敬和爱戴。
第二次是到健行同志办公室谈关于坚持党的政治立场的问题。
《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2009年11月，健行同志的秘书汤军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健行同志送给我他亲自签名的《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和《工会的基本职责》两本书，让我去取。那时我在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就走路过去，到中南海游泳池北侧的健行同志办公室去看望他。记得当时健行同志很健谈，他问了我在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的大致情况，问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分析的一些情况，还问了我当时参与起草党的十七大报告时的一些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我看他兴致很高，就把自己研究“立场”问题遇到的困难向他请教。我说，按照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我们党必须始终站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实践中我们还得考虑其他群体的利益，还必须站在别的利益角度来考虑问题，这就导致在立场问题上不同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因而造成人们一些思想上的困惑。健行同志笑着说，我们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战略和策略。在现阶段，我们既要努力实现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根本利益，同时也要努力实现其他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党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这同样是确定无疑的。当然要实现这个最终目标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要很长的时间，就模糊了甚至忘记了还有党的最终目标。如果没有这个最终目标，也就失去了我们党存在和发展的逻辑起点。健行同志高屋建瓴的一席话，让我进一步加深了对“立场”的真切理解，也进一步体会到健行同志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以及对党的基本理论的准确把握。谈话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个多小时，当我起身告别时，健行同志还问我有没有近期关于反腐败形势方面的最新书籍。我即到中央纪委研究室等处收集了几本，专门交给汤秘书给健行同志送去。
第三次是到健行同志的住所听取他关于改进工会工作的意见。
《工会的基本职责》
2013年9月，我接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的通知，说文件起草组在征求三中全会《决定》初稿的意见时，健行同志有一些想法要谈一谈。文件起草组就安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江金权和我，直接去健行同志处征求他的意见。23日，我们到了健行同志在中南海东侧的住所。健行同志热情地给我们安排座位、让工作人员给我们端茶倒水后，就开始谈他对三中全会《决定》征求意见稿的一些感受，还不时辅之以他特有的手势。他特别提到，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切合实际。改革的目标很明确，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导思想很明确，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老路和邪路。表示完全同意全会的这个思路和文件。接着，健行同志着重谈了《决定》第八章“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修改问题。他专门强调，中国工人阶级是党的基础，是执政的基础，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调动他们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是我们执政的重大保证。只要这部分工作做好了，即使有些人捣蛋我们也不怕。健行同志回顾了他在担任全国总工会主席期间的一些提法和做法，分析了当前工会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尤其强调要发挥好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谈完后，健行同志还专门把他拟就的、并让秘书打印出来的一段话交给我们。健行同志的谈话思路清晰，重点突出，逻辑严谨，深入浅出，给我们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为此，我还专门作了记录，并在文件起草组工作班子会议上及时提出修改意见。健行同志的意见，后来在三中全会《决定》中是这样体现的：“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加强社会组织民主机制建设，保障职工参与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权利。”
（编辑 黄艳）
第一次是健行同志在清理超标准公务用车时的坚决态度。
健行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上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委书记后，就立即开展调查研究，明确提出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思路，逐步形成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并在1993年9月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得到了确认。1994年2月，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部署中，其中第一条规定就是“不准购买和更换进口豪华小汽车”，并要求对领导干部乘坐超标准公务用车进行清理。当时这项工作的阻力非常大。有位部长专门给健行同志打电话，说因为接待外宾等外事工作需要，能不能有例外。健行同志严肃地和这位同志说：请你按照中央的规定办！当时，有不少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向中央纪委办公厅反映，或者是工作需要，或者是身体原因，反正以各种理由，不愿或者不想更换超标准公务用车。当时正值春节前夕，健行同志就在中央纪委的一次会议上明确地说：可以告诉这些同志，如果确实有正当理由，完全可以保留他的超标准公务用车。但前提是必须在春节后规定时间内向中央打报告，经过中央同意。春节过后，中央纪委办公厅没有发现一个人因为他要保留超标准公务用车来向中央报告。试想：还有谁的超标准公务用车如此重要，以至于一定要向中央报告？那么，有没有例外的情况？全国只有一辆特殊，就是邓朴方同志乘坐的公务用车已经改装为残疾人用车。就这样，当时全国范围的超标准公务用车得到了一次全面清理，中央纪委的这项规定也就得到贯彻落实。记得当时在中央纪委机关内部有的同志还说过，健行同志在清理公务用车时讲：要么不得罪，要么都得罪了！健行同志就是以这种高度的政治原则性和高超的领导艺术，逐步赢得了全党同志的尊敬和爱戴。
第二次是到健行同志办公室谈关于坚持党的政治立场的问题。
2009年11月，健行同志的秘书汤军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健行同志送给我他亲自签名的《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和《工会的基本职责》两本书，让我去取。那时我在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就走路过去，到中南海游泳池北侧的健行同志办公室去看望他。记得当时健行同志很健谈，他问了我在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的大致情况，问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分析的一些情况，还问了我当时参与起草党的十七大报告时的一些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我看他兴致很高，就把自己研究“立场”问题遇到的困难向他请教。我说，按照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我们党必须始终站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实践中我们还得考虑其他群体的利益，还必须站在别的利益角度来考虑问题，这就导致在立场问题上不同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因而造成人们一些思想上的困惑。健行同志笑着说，我们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战略和策略。在现阶段，我们既要努力实现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根本利益，同时也要努力实现其他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党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这同样是确定无疑的。当然要实现这个最终目标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要很长的时间，就模糊了甚至忘记了还有党的最终目标。如果没有这个最终目标，也就失去了我们党存在和发展的逻辑起点。健行同志高屋建瓴的一席话，让我进一步加深了对“立场”的真切理解，也进一步体会到健行同志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以及对党的基本理论的准确把握。谈话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个多小时，当我起身告别时，健行同志还问我有没有近期关于反腐败形势方面的最新书籍。我即到中央纪委研究室等处收集了几本，专门交给汤秘书给健行同志送去。
第三次是到健行同志的住所听取他关于改进工会工作的意见。
2013年9月，我接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的通知，说文件起草组在征求三中全会《决定》初稿的意见时，健行同志有一些想法要谈一谈。文件起草组就安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江金权和我，直接去健行同志处征求他的意见。23日，我们到了健行同志在中南海东侧的住所。健行同志热情地给我们安排座位、让工作人员给我们端茶倒水后，就开始谈他对三中全会《决定》征求意见稿的一些感受，还不时辅之以他特有的手势。他特别提到，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切合实际。改革的目标很明确，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导思想很明确，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老路和邪路。表示完全同意全会的这个思路和文件。接着，健行同志着重谈了《决定》第八章“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修改问题。他专门强调，中国工人阶级是党的基础，是执政的基础，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调动他们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是我们执政的重大保证。只要这部分工作做好了，即使有些人捣蛋我们也不怕。健行同志回顾了他在担任全国总工会主席期间的一些提法和做法，分析了当前工会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尤其强调要发挥好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谈完后，健行同志还专门把他拟就的、并让秘书打印出来的一段话交给我们。健行同志的谈话思路清晰，重点突出，逻辑严谨，深入浅出，给我们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为此，我还专门作了记录，并在文件起草组工作班子会议上及时提出修改意见。健行同志的意见，后来在三中全会《决定》中是这样体现的：“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加强社会组织民主机制建设，保障职工参与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权利。”
（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