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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胡康民（字家济，1880—1953）生于湖北黄陂木兰山麓之胡家大湾。曾与董必武（字用威）是同学与同事。我祖父早年曾一度投笔从戎，后因近视而重返教坛，直至任荆州府师范学堂监学。武昌首义一举成功，他立即响应，始任湖北咨议局咨议，复任湖北军政府首任审计科长，继任湖北省黄陂县劝学所长（相当于教育局长）兼教育会长。后辞去公职，创办私立前川中学并任校长。他是湖北省、汉口市与黄陂县的开明绅士，有“黄陂金刚”之誉。
1988年10月，我的伯父首次返乡探亲期间，给我讲述了在抗战后期，周恩来曾在重庆拍专电，指示鄂豫边区行署释放被软禁的祖父胡康民的前前后后。
县长软禁“黄陂金刚”
那是1941年金秋时节，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机要秘书、《中央日报》副总主笔的伯父胡秋原，突然接到了湖北黄陂老家族人从河南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文大意是：我祖父胡康民于秋收时节，被新四军第五师“请”去，多日未归。家人担心安全问题，切望胡秋原设法尽快疏通、营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是这样的。早在1940年4月，李先念率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与前期到达湖北黄陂北部山区蔡店乡姚家山地区的陈少敏部会合，边区党委机关和纵队司、政两部同时进驻姚家山，正式在此开辟姚家山抗日根据地。
与此同时，豫鄂挺进纵队又以“宪政促进会”的名义，在蔡店团山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成立鄂豫边区行署所辖的黄陂县抗日民主联合政府。会上，复旦大学毕业前往延安受训，先后投身学运与东北救亡运动的黄陂梅店人任士舜，被任命为中共黄陂县工作委员会书记。1940年6月，由于日伪军纠集反动势力在黄陂、孝感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黄陂县工委、县民主联合政府被迫撤入孝感境内，与孝感县合并。
1941年2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奉中央军委命令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副政委陈少敏率军转战于湖北黄陂、孝感北部。3月，重组了中共黄陂县委，仍由任士舜担任县委书记；由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年仅26岁的魏天一，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派遣，回乡担任黄陂县抗日民主联合政府县长，兼任中共黄陂县委副书记。
李先念率领整编后的新五师指战员，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连续围攻，在襄河两岸、大江南北跳跃回旋，大力向敌后发展。6月，开辟了直通武汉近郊的汉阳、汉川、孝感、黄陂地区。魏天一县长走马上任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紧锣密鼓地筹组黄陂县参议会，组建区、乡政府，建立县、区抗日武装。这年秋收前夕，为打开减租减息局面，黄陂县民主联合政府会同县参议会，动员了一批比较开明的地主、商人和乡绅等有钱、有势、有影响的人士，在乡村实行减租减息。一个月来，各地进展比较顺利，只是黄陂长轩岭石门山地区的鲍家湾，却遭到护庄队的公然阻拦，工作队无法进入开展工作。
鲍家湾地处黄陂北部山区，由山脚至山顶，顺山筑寨而闻名，当地人称之为鲍家寨。该寨墙高十余米，建有炮楼6处，寨门临山脚小河沟，建有石桥，是唯一进入鲍家寨的通道。寨内有房屋10余栋，雇用保镖、家丁50余人，备有长、短枪50余支，迫击炮8门，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保公所亦设于寨内。
鲍家寨有个名叫鲍海舫的大财主兼地主，他们兄弟4人，拥有耕地3500余亩，山林数百顷，房N50余栋、340余间，遍及矿山脚下的三乡四邻。鲍家主要通过地租、高利贷和雇工剥削，聚敛家财。立订地租极高，即“一斗田交一石（旧时计量单位：1石=10斗，1斗=10升）谷地租”，从不减免，歉年入账立债，年利三分。并常逼租逼债，强行霸占农民家产，牵猪赶牛，夺田占屋，甚至逼迫农民以人抵债，若有不服，则动用县衙，滥施淫威。
由于鲍家寨割据一方，横行乡里，当地的百姓怨声载道，称鲍家老大鲍海舫为“草不生”，老二鲍锡侯为“铁算盘”，老三鲍济堂为“三疯子”，老四鲍冰如为“四阎王”。而且鲍家还有国民党军界背景，仅鲍家子弟就有10余名在国民党军中任职。在当时，鲍家寨简直就是当地的“独立王国”。
为端掉这个地方恶霸的老巢，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农民赤卫军曾三次攻打鲍家寨未果。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吴光浩进驻木兰山后，决定改变斗争方式，打击鲍家寨土豪的嚣张气焰。于是，他同隐蔽在地方的共产党员江竹青、陈金台、傅德利等人商量，在鲍家寨附近的孝子店、梧桐寺、城皇塔等地建立据点，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并在研子岗设立小斗行营业，以做生意为名，代卖农民的粮食，发动农民群众对鲍家实行“五抗”（即抗租、抗粮、抗税、抗捐、抗债）。第七军有一次寻着战机，将前来收人头捐的鲍家爪牙痛打一顿，并带着缴获的武器凯旋而归。一时间，鲍家的团丁不敢外出，对第七军惶恐不安。
1931年10月，农民赤卫军集数千人，围攻鲍家寨达8个月之久，决心攻破其“土围子”。由于国民党军队空投武器与粮食支持，农民军牺牲数百人，最终不得不撤围。
抗日战争爆发后，鄂豫边区行署、新四军第五师派出的工作队行经鲍家寨，都被拒之门外。年轻气盛的魏天一对此非常恼火，他同县委书记任士舜研究后，决定设法整顿鲍家寨一次。
魏天一了解到，我祖父胡康民是黄陂知名的“四大金刚”之一，与鲍家寨既有生意往来，又是亲戚关系。日寇占领黄陂后，我祖父在黄陂县城中山大道的房产被炸毁，他亲手创办的前川中学被日军作为司令部。他在老家胡家大湾也有房产与田产，在汉口有商号，在长轩岭集镇有山货行，因均被日军控制，他无法前往。他只好到鲍家寨附近的杜家冲栖身。
有人怀疑，我祖父既是知名教育家，人称“康民先生”；又是一名商人与地主，还曾在湖北新军当过参谋，他极有可能就是鲍家寨的幕后军师，护庄队也许由他一手掌控。于是，魏天一便以请胡康民来县府参加议政的名义，把胡扣了起来，想借以敲山震虎。
祖父来到县府后，魏天一对胡笑着说：“胡先生，委屈你了！从今天起，你就住在这里吧！” 祖父没弄清是什么原因，就被县政府软禁起来。虽然吃喝都是特殊优待，但每天都有人前来反复做说服工作，要求胡康民尽快解决鲍家寨各地主、财主的减租减息问题，以及让新四军及政府人员进入鲍家寨正常开展工作等。
重庆传急电“立即放人”
我祖父是一位无党派的开明爱国人士，生平乐于兴办社会公益事业。他主持黄陂教育行政工作6年间，黄陂增设了公立、私立初等小学600多所，高等小学10余所，并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上对私塾进行了改良。还创办图书馆、半日学校、夜校、简易识字学塾、旬刊社等社会机构。不久，又会同一批商人创办了黄陂乙种商业学校。黄陂因此跻身于全省教育先进县行列，被省政府授予模范教育县。时人赞日：“无锡南通模范县，前川望鲁圣人邦。”
皖南事变后，局势变得十分复杂。祖父到根据地去了几天后，祖母等家人听到一些传言，说新四军与其说是请祖父，倒不如说是诱捕。于是，就有了族人拍电报给在重庆的我伯父胡秋原之事。
当时我伯父在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身边工作，他接到老家的电报后觉得很蹊跷：父亲与共产党素无瓜葛，新四军为何找他的麻烦？于是，他立即前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请董必武帮忙营救。
董必武与我们胡家是世交。在清末，董必武与祖父都是堂祖胡家善的早期弟子。武昌首义后，他们又一同在湖北军政府共事。其后，我祖父返乡担任黄陂劝学所长（相当于教育局）和教育会长。当时的黄陂是一个绅权较重的地方，在抗战前夕，号称黄陂“四大金刚”的胡康民、陈仇九、柳植陔、王昭陔等人，在决定县内大事上往往是一言九鼎。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我伯父胡秋原就是在武昌大学（今武汉大学）读书时加入国民党与共青团的。同时，在董必武的领导下，我伯父参与编辑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武汉评论》，以及主编全国学联的刊物《中国学生》。而新五师的李先念，则是董必武的湖北黄安（今红安）老乡。
正因为董必武对上述情况了如指掌，所以，他看了我伯父拿去的电文后，立即宽慰道：
“这也许是借重令尊的名望，你不必着急。李先念将军的为人我知道，他现在正率领新五师在鄂豫皖抗日根据地，给困守平汉、粤汉两条铁路，以及武昌、汉口、九江等地的日军造成很大的威胁，使日寇不敢轻易西进。令尊是辛亥元老、当地名士，与我党素无过节，当下大敌当前，李将军怎么会为难令尊？”
“如此甚好。不过，家父一生多难，现年事已高，我又不在他身边，若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身为长子，我不好向家人交代！”我伯父对董必武说道。
“那你认为怎么解决才好呢？”
“我想请董先生打个电报给贵军，希望他们尊重家父的意愿，不要为难他。同时，也帮我转发一封电报给家父。”
“这没问题。只是我们发电报要经过延安转发，恐怕还得几天才有消息。”
“谢谢董先生！我马上拟电文。”
董必武看了我伯父草拟的电文后说：“放心吧，我一定照办！”
董必武送走我伯父后，觉得统一战线工作是当前的一根敏感神经，马虎不得。于是，他立即把胡秋原请求释放胡康民一事，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周恩来听后认为，当下正是加强统战工作之关键时刻，新五师必须马上制止这种蛮干行为。为慎重起见，周恩来亲自草拟电文，通过延安向陈少敏、李先念发了一封电报。
再说我祖父在边区被软禁的第十天下午，魏天一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小魏呀，你胆子不小啊！关押人能解决党和军队的信誉问题吗？！”
这个熟悉的声音出自鄂豫边区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陈少敏之口，魏天一立即迎上前去，行了一个军礼。然后将手伸过去，准备与陈握手。
哪知，陈少敏站在那里怒气未消，一动不动，大声说：“你简直是乱弹琴，我不同你握手！放了人再说！”
魏天一见陈少敏严厉地批评自己，正想仔细解释自己这么做的理由。这时县委书记任士舜走了过来，把一纸电文递给他。魏天一捧着电报，轻声念道：鄂豫边区行署转陈少敏书记、李先念师长：
胡秋原先生是我党现阶段统战的著名人士之一，其父胡康民被软禁是错误的，必须立即放人！同时予以大义的器重，至少出任县参议员。只有这样，才能既有影响于当地军、政、民，又直接有利于我党和军队目前抗日救国的具体政策之实施与发展。
急盼回复！
周恩来于重庆
魏天一一口气看完后，顿时脸羞得通红。陈少敏见魏天一已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便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是在会议上接到电报就立即赶来的，李师长也要我代表他来解决此事。周副主席正在重庆做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你们不迅速处理好这事，不是给党和军队难堪吗？胡康民我也清楚，本人对国家民族是抱积极态度的，不是抵制共产党政策那一类人。胡康民能来县府议事，不就证明他懂共产党政策，是相信我们的文化人吗？为什么用这样的错误办法呢？我明白，你们想借软禁胡康民一人，而吓住鲍家寨一群。可是，难道除了这个‘下下策’，就没有更灵活、更聪慧的良方吗？！”
魏天一被训得耷拉着脑袋，一时语塞。少顷，他坚定地向陈少敏表示：
“报告陈书记！我马上下令，不折不扣地执行周副主席指示，释放胡康民！”
“早就该这样做嘛！”陈少敏这才露出了笑脸。随后与任士舜一道分别以鄂豫边区党委和县委领导人身份，同我祖父交换了意见。
接着，魏天一正式宴请了我祖父一次，表示赔礼道歉。席上，作陪的陈少敏、任士舜正式宣布鄂豫边区暨县府的“紧急决定”：聘请我祖父正式担任黄陂县参议员。并请我祖父随陈少敏去鄂豫边区政府所在地——今湖北大悟县的小悟山，参加正在召开的边区行署参政议事大会。
会议结束后，我祖父由小悟山回到黄陂县府驻地，任士舜、魏天一遵照陈少敏的电话指示，诚恳地同胡康民交心谈心。再经过县参议员、辛亥元老、鲍海舫的儿女亲家赵均腾从中斡旋，胡康民愉快地接受了魏天一的建议：由胡康民、赵均腾领队，带领魏天一等县政府工作人员正式进驻鲍家寨。 这一天，鲍家寨是组织护庄队以来，首次接待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工作人员。各财主、地主、商人等，都很尊重我祖父胡康民与赵均腾两位辛亥元老，对待魏天一县长一行也十分客气。大家相谈甚欢，气氛十分融洽。
如此化干戈为玉帛，魏天一特别兴奋，当即以县长的名义，在鲍家寨召开了“勤政抗日救国动员会”。会上，魏天一介绍了鄂豫边区军事斗争需要减租减息来动员生产的发展，同时，他也开诚布公地请鲍家寨所有的财主能响应政府号召，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切为着抗日救国的军事斗争作贡献。
接着，我祖父以县参议员身份发表了演说。他首次公开为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减租减息政策叫好。同时认为，目前大敌当前，无国哪有家！他愿带头认捐，支援新五师抗日。我祖父话音刚落，这些鲍家寨的财主、地主们刚开始是面面相觑。少顷，几位财主拱手对我祖父说：“您康民先生也出山啦，我们没话说！认捐！”同时，经胡康民建议，鲍家寨鲍海舫的儿子鲍汉杰也应邀参加了县临时参议会，并代表鲍家同意接受减租减息政策。
当天，新四军及其县大队没费一枪一弹，鲍家寨的财主们就退出了600多石谷子，劳苦大众无不拍手称快。
数天后，我伯父收到我祖父的电报，说新四军已经送他返乡，并让其感谢周恩来的营救之恩。为此，我伯父专门前往董必武处面谢。
周恩来现身说法
我祖父被推选为县参议会参议员后，不遗余力地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1942年8月，针对国民党鄂东行署主任程汝怀对新五师制造摩擦，我祖父会同辛亥革命老人赵均腾、高仲和、潘康时、陈仇九等参议员，向程氏递交请愿书，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又在武汉营救过抗日青年和新五师突围人员。
1946年春，我伯父返乡恢复祖父创办的前川中学，在开学典礼那天，新五师专门派人送来了花篮祝贺。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7日，根据“双十协定”，由美国代表马歇尔、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政府代表张群（后换成张治中）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在重庆宣告成立。三人小组任务是会商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有关受降事宜等问题。1月10日，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三人小组达成了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下达了从1月13日午夜起生效的停战令。为使停战命令得以实现，还成立了由国共双方代表和美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
此时此刻，由于国民党30万大军的层层封锁，位于黄陂北部的我中原解放区军民，不但粮食极度缺乏，连饮水、柴禾都难以解决，更谈不上必需的药品。为此，周恩来电告马歇尔，说明中原形势危急，必须由最高层的军调人员亲自前往协调，否则，不足以制止内战。在周恩来的据理力争下，马歇尔派他的私人代表白鲁德，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张治中指派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为代表，同周恩来一道前往湖北与河南交界的湖北边境小镇宣化店协调。
1946年5月8日上午，周恩来抵达宣化店。三方代表在湖北会馆谈判间隙，周恩来曾对身边的中原军区作战科长邹作盛讲到统战政策时，还特地以黄陂知名人士胡康民为例，并说道：“那次处理好了‘胡康民事件’，让胡康民进入我们统战圈子，也很说明问题呀！你们第五师这几年，大有成就。仅统战就很好嘛！在如此多事地带，能争取国民党内部阵线的军、政、民如此多的开明人士，同你们坚决执行党中央一贯的统战政策是分不开的。”
半个多世纪后，我伯父曾在电话中亲口对撰写《胡秋原全传》的作家裴高才说：“我一生永远铭记周总理的恩情！” （编辑 王鸽子）
1988年10月，我的伯父首次返乡探亲期间，给我讲述了在抗战后期，周恩来曾在重庆拍专电，指示鄂豫边区行署释放被软禁的祖父胡康民的前前后后。
县长软禁“黄陂金刚”
那是1941年金秋时节，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机要秘书、《中央日报》副总主笔的伯父胡秋原，突然接到了湖北黄陂老家族人从河南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文大意是：我祖父胡康民于秋收时节，被新四军第五师“请”去，多日未归。家人担心安全问题，切望胡秋原设法尽快疏通、营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是这样的。早在1940年4月，李先念率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与前期到达湖北黄陂北部山区蔡店乡姚家山地区的陈少敏部会合，边区党委机关和纵队司、政两部同时进驻姚家山，正式在此开辟姚家山抗日根据地。
与此同时，豫鄂挺进纵队又以“宪政促进会”的名义，在蔡店团山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成立鄂豫边区行署所辖的黄陂县抗日民主联合政府。会上，复旦大学毕业前往延安受训，先后投身学运与东北救亡运动的黄陂梅店人任士舜，被任命为中共黄陂县工作委员会书记。1940年6月，由于日伪军纠集反动势力在黄陂、孝感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黄陂县工委、县民主联合政府被迫撤入孝感境内，与孝感县合并。
1941年2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奉中央军委命令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副政委陈少敏率军转战于湖北黄陂、孝感北部。3月，重组了中共黄陂县委，仍由任士舜担任县委书记；由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年仅26岁的魏天一，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派遣，回乡担任黄陂县抗日民主联合政府县长，兼任中共黄陂县委副书记。
李先念率领整编后的新五师指战员，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连续围攻，在襄河两岸、大江南北跳跃回旋，大力向敌后发展。6月，开辟了直通武汉近郊的汉阳、汉川、孝感、黄陂地区。魏天一县长走马上任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紧锣密鼓地筹组黄陂县参议会，组建区、乡政府，建立县、区抗日武装。这年秋收前夕，为打开减租减息局面，黄陂县民主联合政府会同县参议会，动员了一批比较开明的地主、商人和乡绅等有钱、有势、有影响的人士，在乡村实行减租减息。一个月来，各地进展比较顺利，只是黄陂长轩岭石门山地区的鲍家湾，却遭到护庄队的公然阻拦，工作队无法进入开展工作。
鲍家湾地处黄陂北部山区，由山脚至山顶，顺山筑寨而闻名，当地人称之为鲍家寨。该寨墙高十余米，建有炮楼6处，寨门临山脚小河沟，建有石桥，是唯一进入鲍家寨的通道。寨内有房屋10余栋，雇用保镖、家丁50余人，备有长、短枪50余支，迫击炮8门，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保公所亦设于寨内。
鲍家寨有个名叫鲍海舫的大财主兼地主，他们兄弟4人，拥有耕地3500余亩，山林数百顷，房N50余栋、340余间，遍及矿山脚下的三乡四邻。鲍家主要通过地租、高利贷和雇工剥削，聚敛家财。立订地租极高，即“一斗田交一石（旧时计量单位：1石=10斗，1斗=10升）谷地租”，从不减免，歉年入账立债，年利三分。并常逼租逼债，强行霸占农民家产，牵猪赶牛，夺田占屋，甚至逼迫农民以人抵债，若有不服，则动用县衙，滥施淫威。
由于鲍家寨割据一方，横行乡里，当地的百姓怨声载道，称鲍家老大鲍海舫为“草不生”，老二鲍锡侯为“铁算盘”，老三鲍济堂为“三疯子”，老四鲍冰如为“四阎王”。而且鲍家还有国民党军界背景，仅鲍家子弟就有10余名在国民党军中任职。在当时，鲍家寨简直就是当地的“独立王国”。
为端掉这个地方恶霸的老巢，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农民赤卫军曾三次攻打鲍家寨未果。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吴光浩进驻木兰山后，决定改变斗争方式，打击鲍家寨土豪的嚣张气焰。于是，他同隐蔽在地方的共产党员江竹青、陈金台、傅德利等人商量，在鲍家寨附近的孝子店、梧桐寺、城皇塔等地建立据点，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并在研子岗设立小斗行营业，以做生意为名，代卖农民的粮食，发动农民群众对鲍家实行“五抗”（即抗租、抗粮、抗税、抗捐、抗债）。第七军有一次寻着战机，将前来收人头捐的鲍家爪牙痛打一顿，并带着缴获的武器凯旋而归。一时间，鲍家的团丁不敢外出，对第七军惶恐不安。
1931年10月，农民赤卫军集数千人，围攻鲍家寨达8个月之久，决心攻破其“土围子”。由于国民党军队空投武器与粮食支持，农民军牺牲数百人，最终不得不撤围。
抗日战争爆发后，鄂豫边区行署、新四军第五师派出的工作队行经鲍家寨，都被拒之门外。年轻气盛的魏天一对此非常恼火，他同县委书记任士舜研究后，决定设法整顿鲍家寨一次。
魏天一了解到，我祖父胡康民是黄陂知名的“四大金刚”之一，与鲍家寨既有生意往来，又是亲戚关系。日寇占领黄陂后，我祖父在黄陂县城中山大道的房产被炸毁，他亲手创办的前川中学被日军作为司令部。他在老家胡家大湾也有房产与田产，在汉口有商号，在长轩岭集镇有山货行，因均被日军控制，他无法前往。他只好到鲍家寨附近的杜家冲栖身。
有人怀疑，我祖父既是知名教育家，人称“康民先生”；又是一名商人与地主，还曾在湖北新军当过参谋，他极有可能就是鲍家寨的幕后军师，护庄队也许由他一手掌控。于是，魏天一便以请胡康民来县府参加议政的名义，把胡扣了起来，想借以敲山震虎。
祖父来到县府后，魏天一对胡笑着说：“胡先生，委屈你了！从今天起，你就住在这里吧！” 祖父没弄清是什么原因，就被县政府软禁起来。虽然吃喝都是特殊优待，但每天都有人前来反复做说服工作，要求胡康民尽快解决鲍家寨各地主、财主的减租减息问题，以及让新四军及政府人员进入鲍家寨正常开展工作等。
重庆传急电“立即放人”
我祖父是一位无党派的开明爱国人士，生平乐于兴办社会公益事业。他主持黄陂教育行政工作6年间，黄陂增设了公立、私立初等小学600多所，高等小学10余所，并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上对私塾进行了改良。还创办图书馆、半日学校、夜校、简易识字学塾、旬刊社等社会机构。不久，又会同一批商人创办了黄陂乙种商业学校。黄陂因此跻身于全省教育先进县行列，被省政府授予模范教育县。时人赞日：“无锡南通模范县，前川望鲁圣人邦。”
皖南事变后，局势变得十分复杂。祖父到根据地去了几天后，祖母等家人听到一些传言，说新四军与其说是请祖父，倒不如说是诱捕。于是，就有了族人拍电报给在重庆的我伯父胡秋原之事。
当时我伯父在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身边工作，他接到老家的电报后觉得很蹊跷：父亲与共产党素无瓜葛，新四军为何找他的麻烦？于是，他立即前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请董必武帮忙营救。
董必武与我们胡家是世交。在清末，董必武与祖父都是堂祖胡家善的早期弟子。武昌首义后，他们又一同在湖北军政府共事。其后，我祖父返乡担任黄陂劝学所长（相当于教育局）和教育会长。当时的黄陂是一个绅权较重的地方，在抗战前夕，号称黄陂“四大金刚”的胡康民、陈仇九、柳植陔、王昭陔等人，在决定县内大事上往往是一言九鼎。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我伯父胡秋原就是在武昌大学（今武汉大学）读书时加入国民党与共青团的。同时，在董必武的领导下，我伯父参与编辑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武汉评论》，以及主编全国学联的刊物《中国学生》。而新五师的李先念，则是董必武的湖北黄安（今红安）老乡。
正因为董必武对上述情况了如指掌，所以，他看了我伯父拿去的电文后，立即宽慰道：
“这也许是借重令尊的名望，你不必着急。李先念将军的为人我知道，他现在正率领新五师在鄂豫皖抗日根据地，给困守平汉、粤汉两条铁路，以及武昌、汉口、九江等地的日军造成很大的威胁，使日寇不敢轻易西进。令尊是辛亥元老、当地名士，与我党素无过节，当下大敌当前，李将军怎么会为难令尊？”
“如此甚好。不过，家父一生多难，现年事已高，我又不在他身边，若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身为长子，我不好向家人交代！”我伯父对董必武说道。
“那你认为怎么解决才好呢？”
“我想请董先生打个电报给贵军，希望他们尊重家父的意愿，不要为难他。同时，也帮我转发一封电报给家父。”
“这没问题。只是我们发电报要经过延安转发，恐怕还得几天才有消息。”
“谢谢董先生！我马上拟电文。”
董必武看了我伯父草拟的电文后说：“放心吧，我一定照办！”
董必武送走我伯父后，觉得统一战线工作是当前的一根敏感神经，马虎不得。于是，他立即把胡秋原请求释放胡康民一事，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周恩来听后认为，当下正是加强统战工作之关键时刻，新五师必须马上制止这种蛮干行为。为慎重起见，周恩来亲自草拟电文，通过延安向陈少敏、李先念发了一封电报。
再说我祖父在边区被软禁的第十天下午，魏天一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小魏呀，你胆子不小啊！关押人能解决党和军队的信誉问题吗？！”
这个熟悉的声音出自鄂豫边区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陈少敏之口，魏天一立即迎上前去，行了一个军礼。然后将手伸过去，准备与陈握手。
哪知，陈少敏站在那里怒气未消，一动不动，大声说：“你简直是乱弹琴，我不同你握手！放了人再说！”
魏天一见陈少敏严厉地批评自己，正想仔细解释自己这么做的理由。这时县委书记任士舜走了过来，把一纸电文递给他。魏天一捧着电报，轻声念道：鄂豫边区行署转陈少敏书记、李先念师长：
胡秋原先生是我党现阶段统战的著名人士之一，其父胡康民被软禁是错误的，必须立即放人！同时予以大义的器重，至少出任县参议员。只有这样，才能既有影响于当地军、政、民，又直接有利于我党和军队目前抗日救国的具体政策之实施与发展。
急盼回复！
周恩来于重庆
魏天一一口气看完后，顿时脸羞得通红。陈少敏见魏天一已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便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是在会议上接到电报就立即赶来的，李师长也要我代表他来解决此事。周副主席正在重庆做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你们不迅速处理好这事，不是给党和军队难堪吗？胡康民我也清楚，本人对国家民族是抱积极态度的，不是抵制共产党政策那一类人。胡康民能来县府议事，不就证明他懂共产党政策，是相信我们的文化人吗？为什么用这样的错误办法呢？我明白，你们想借软禁胡康民一人，而吓住鲍家寨一群。可是，难道除了这个‘下下策’，就没有更灵活、更聪慧的良方吗？！”
魏天一被训得耷拉着脑袋，一时语塞。少顷，他坚定地向陈少敏表示：
“报告陈书记！我马上下令，不折不扣地执行周副主席指示，释放胡康民！”
“早就该这样做嘛！”陈少敏这才露出了笑脸。随后与任士舜一道分别以鄂豫边区党委和县委领导人身份，同我祖父交换了意见。
接着，魏天一正式宴请了我祖父一次，表示赔礼道歉。席上，作陪的陈少敏、任士舜正式宣布鄂豫边区暨县府的“紧急决定”：聘请我祖父正式担任黄陂县参议员。并请我祖父随陈少敏去鄂豫边区政府所在地——今湖北大悟县的小悟山，参加正在召开的边区行署参政议事大会。
会议结束后，我祖父由小悟山回到黄陂县府驻地，任士舜、魏天一遵照陈少敏的电话指示，诚恳地同胡康民交心谈心。再经过县参议员、辛亥元老、鲍海舫的儿女亲家赵均腾从中斡旋，胡康民愉快地接受了魏天一的建议：由胡康民、赵均腾领队，带领魏天一等县政府工作人员正式进驻鲍家寨。 这一天，鲍家寨是组织护庄队以来，首次接待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工作人员。各财主、地主、商人等，都很尊重我祖父胡康民与赵均腾两位辛亥元老，对待魏天一县长一行也十分客气。大家相谈甚欢，气氛十分融洽。
如此化干戈为玉帛，魏天一特别兴奋，当即以县长的名义，在鲍家寨召开了“勤政抗日救国动员会”。会上，魏天一介绍了鄂豫边区军事斗争需要减租减息来动员生产的发展，同时，他也开诚布公地请鲍家寨所有的财主能响应政府号召，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切为着抗日救国的军事斗争作贡献。
接着，我祖父以县参议员身份发表了演说。他首次公开为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减租减息政策叫好。同时认为，目前大敌当前，无国哪有家！他愿带头认捐，支援新五师抗日。我祖父话音刚落，这些鲍家寨的财主、地主们刚开始是面面相觑。少顷，几位财主拱手对我祖父说：“您康民先生也出山啦，我们没话说！认捐！”同时，经胡康民建议，鲍家寨鲍海舫的儿子鲍汉杰也应邀参加了县临时参议会，并代表鲍家同意接受减租减息政策。
当天，新四军及其县大队没费一枪一弹，鲍家寨的财主们就退出了600多石谷子，劳苦大众无不拍手称快。
数天后，我伯父收到我祖父的电报，说新四军已经送他返乡，并让其感谢周恩来的营救之恩。为此，我伯父专门前往董必武处面谢。
周恩来现身说法
我祖父被推选为县参议会参议员后，不遗余力地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1942年8月，针对国民党鄂东行署主任程汝怀对新五师制造摩擦，我祖父会同辛亥革命老人赵均腾、高仲和、潘康时、陈仇九等参议员，向程氏递交请愿书，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又在武汉营救过抗日青年和新五师突围人员。
1946年春，我伯父返乡恢复祖父创办的前川中学，在开学典礼那天，新五师专门派人送来了花篮祝贺。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7日，根据“双十协定”，由美国代表马歇尔、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政府代表张群（后换成张治中）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在重庆宣告成立。三人小组任务是会商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有关受降事宜等问题。1月10日，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三人小组达成了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下达了从1月13日午夜起生效的停战令。为使停战命令得以实现，还成立了由国共双方代表和美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
此时此刻，由于国民党30万大军的层层封锁，位于黄陂北部的我中原解放区军民，不但粮食极度缺乏，连饮水、柴禾都难以解决，更谈不上必需的药品。为此，周恩来电告马歇尔，说明中原形势危急，必须由最高层的军调人员亲自前往协调，否则，不足以制止内战。在周恩来的据理力争下，马歇尔派他的私人代表白鲁德，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张治中指派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为代表，同周恩来一道前往湖北与河南交界的湖北边境小镇宣化店协调。
1946年5月8日上午，周恩来抵达宣化店。三方代表在湖北会馆谈判间隙，周恩来曾对身边的中原军区作战科长邹作盛讲到统战政策时，还特地以黄陂知名人士胡康民为例，并说道：“那次处理好了‘胡康民事件’，让胡康民进入我们统战圈子，也很说明问题呀！你们第五师这几年，大有成就。仅统战就很好嘛！在如此多事地带，能争取国民党内部阵线的军、政、民如此多的开明人士，同你们坚决执行党中央一贯的统战政策是分不开的。”
半个多世纪后，我伯父曾在电话中亲口对撰写《胡秋原全传》的作家裴高才说：“我一生永远铭记周总理的恩情！” （编辑 王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