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满今年7岁，他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是不一样的。
　　1岁半时，小满已经认识200多个字——这种惊人的聪慧曾给他的父母带来极大的幸福与自豪，但一切都在他2岁时终止了。2岁时候，小满突然发生了一些变化：语言功能严重退化，不知道任何危险，对别人的喜怒哀乐完全不放在眼里，甚至不在意父母的存在……
　　不知道为什么，小满与外界接触的能力急剧下降,他突然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外人无法进入的空间。
　　最后，小满已经不认识爸爸妈妈。
　　现在，和小满一样的孩子，在中国最保守的估计有180万。
　　
　　“五雷轰顶”的怪病
　　小满的爸爸易志纲，是在1998年得知小满病情的。易志纲就职于北京国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孩子刚发生变化的时候，他正被公司派往广州对一个公司进行重组，是工作最繁忙的时候。在电话里，小满的妈妈余华不断告诉易志纲孩子的情况：不理人、乱跑、把屎尿拉在裤子里……
　　“电话越打越频繁，情况也越说越严重，最后干脆每次拿起电话就哭。”易志纲回忆说，“我当时以为我爱人发神经，简直不敢相信。”
　　虽然当时余华已经告诉易志纲，这可能是一种叫做孤独症的病，但易志纲并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种怪病？小满怎么可能？”
　　1998年8月，易志纲从广州回来，正面临小满要上幼儿园，他请了一个长假，准备好好解决这件事。“一回家我就傻了，儿子显得那样陌生。”易志纲说。
　　他整天跟在小满后面跑——在任何场所小满只知道漫无目的地跑，除了强制手段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行为；而儿子几乎没有正眼看过他。易志纲这时完全体会到了爱人在电话里诉说的那种可怕的情形。
　　一个星期后，易志纲找到当时全国少数几家能诊断孤独症的医院之一北医六院。医生观察了孩子的情况后，诊断：孩子患有儿童孤独症，也叫自闭症，是一种全面发育障碍。
　　“五雷轰顶”。易志纲回忆当时听到医生解释后的感觉说。很多孤独症孩子的家长，在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听到孩子诊断结果的时候，都用了这个词。
　　从小满开始发生那些令人心碎的巨变起，全家人的生活就被拖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如果以180万患儿计，一个患儿牵扯到6个大人，被孤独症涉及到的人群，多达1080万人。
　　根据目前国际最新统计数据，欧美国家目前发病率的比例为千分之二到千分之六，如果参照这个比例的话，那么中国的孤独症患者数量将在230万至780万。
　　更可怕的是，歐美发病率的比例近几年上升了10倍！研究表明，孤独症的发病率和民族、人种社会环境等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按照这个研究结果，中国孤独症的发病率也有可能以相似的速率上升。
　　
　　生活在别处
　　


　　许多时候，易志纲出神地看着自己的孩子，看着他高兴着自己的高兴，忧伤着自己的忧伤，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任凭你对他百般呵护，任凭你想尽办法逗他，他都浑然不觉、冷漠置之，无论你是哭了还是笑了，他都无动于衷，而且，他总是无动于衷。
　　和孩子相处的种种场面令易志纲尴尬，心痛、窒息，甚至绝望。
　　在没有结论之前，易志纲和余华仅仅因为对小满情况的见解不同而争吵，而确诊后，夫妻俩知道生活必将从此改变。
　　“小满的妈妈从那时候起就准备辞职了，因为这种病的孩子需要家长的全天候守候。”易志纲说 小满的妈妈余华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社保处任副处长，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稳定的工作。
　　“几年间，我们饱受在时间上照顾孩子和不能兼顾工作的折磨。考虑到治疗孩子需要很多钱，经济压力很大，也不敢贸然辞职，但是工作也不能长期这样下去啊。”
　　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针对不同患儿进行一对一强化行为训练诱导，让他逐渐学会一些基本的交流技能，慢慢走出自己封闭的世界。
　　看过电影《雨人》的人知道，达斯汀·霍夫曼演的那个角色就是位孤独症患者，这部影片告诉了人们为什么孤独症患者难以融入社会，而他的亲人们必须付出时间和生活的代价。
　　“现在下定决心了，照顾孩子吧，辞职，不能看着孩子就这样发展下去。”余华说。小满一家的悲剧，在几乎每一个孤独症患儿的家庭中都上演过。
　　“必然会有一位家长放弃工作，来专门照顾孩子。”田慧平说。田慧平，因创办了专门为孤独症家庭提供帮助的机构，成为中国孤独症群体中的名人。
　　记者采访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患有孤独症的孩子，他的父母一般都是素质比较高的。以不久前在北京的一次孤独症患儿家长聚会为例，不管是日本专家、美国专家还是德国专家，都能在这些家长中找到语言流利的翻译。
　　记者先后接触过的30多位家长，曾经出国留学拿到硕士、博士学位的就有6位，比例非常之高。
　　“很多家长的时间完全被锁定在孩子身上了，对社会而言，成本太高了。”中国普天集团管理部门任职的毕力，身为一个孤独症患者的家长，如是说。
　　对孤独症的群落而言，他们永远生活在别处。而孩子的家长，却生活在别样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夹缝中。田慧平是在1989年被拖入这个“在别处”的世界的。
　　
　　孤独症仍有极大救治价值
　　田慧平是一个很乐观的女人，但当她听到自己的孩子杨患有孤独症时，同样不知如何是好。
　　“我站在大街上，只是想谁能帮我，谁能告诉我该怎么办？”田慧平在14年后的今天回忆往事时，泪水仍难止住。
　　“有时候，我宁愿相信孩子生活的那个世界是美丽的，有鲜花，有阳光，有我们这个世界得不到的珍贵的东西，有值得他不顾一切地去依恋去追寻的理想家园。但是，想着想着我就泄气了。”田慧平说，她总在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假如她不在了，谁来照顾她的孩子？毕竟，孩子必须面对现实世界。
　　1993年，田慧平通过疯狂自学，大量查询资料，对孤独症有了深入的了解。为了拯救与她有同样遭遇的人，她成立了一家专门给孤独症家庭提供帮助的机构 “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今年3月15日，是“星星雨”10岁的生日。10年间，“星星雨”改变了很多家庭不知所措的窘迫，甚至从实质上改变了一些家庭的生活。
　　“孤独症是一种救治价值最大的发育障碍病。”日本残障委员会副委员长白崎研司说，“只要在最佳时期以正确的方法进行救治就能有效，而最佳时期在3～6岁。”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孤独症患者还具备常人的能力。如美国的天宝·葛兰汀是一位孤独症患者，但同时也是美国著名的畜栏设计工程师，这也是白崎研司说这个群体之所以救治价值最大的原因之一。
　　“引导好了，孤独症患者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贡献，譬如画家梵高，他也是一个孤独症患者。”白崎研司说。
　　这位58岁的日本老人，从1995年起开始帮助中国孤独症患儿，来中国已经超过20次了。对中国的孤独症患儿家庭来说，白崎研司就像白求恩的名字那样亲切。
　　这种很现实的希望，也是“星星雨”10年间给中国孤独症患儿家庭带来的最大福音。田慧平说，自“星星雨”开创以来，已经为2060位孤独症患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了咨询服务、行为训练、家庭训练指导等多项服务。
　　方静的孩子“石头”恢复得就很好。
　　石头现在12岁，他2岁的时候出现了 病症，先是目光游离，然后越来越孤僻，拒绝与人交往。4岁的时候，方静带着石头，开始系统的治疗。
　　“发现得早，治疗手段得当。”方静总结说。从发现了“石头”有孤独症后，方静便不断学习，并且经常与其他家长交流。
　　3月1日晚，方静在青岛大学的家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石头”也在家。方静让“石头”上网去，“石头”就很高兴地打开电脑。
　　“他到网上和爸爸聊天。”方静说。而正在香港读博士的爸爸，是“石头”的骄傲，他甚至还很主动地问记者：“你是博士吗？我爸爸是。人一定要当博士。”
　　“石头今天的交流能力，就是几年来不放弃努力的结果。”方静说。现在“石头”在当地某一正规学校上六年级，成绩名列前茅。他的母亲方静是青岛大学外贸系的老师，在青岛开创了“以琳自闭儿训练部”。
　　3月15日晚，十多个城市治疗孤独症的“领导”人物聚在一起，席间有人表示：田慧平创办的“星星雨”给了中国孤独症患儿家庭认识和治疗孤独症的可能，而方静的孩子“石头”的恢复，给了孤独症患儿家庭指引——孤独症只要手段得当，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
　　中国在治疗孤独症方面取得的成绩之一就是：在很多城市，都有了像“星星雨”和“以琳”一样的民间治疗机构。
　　
　　目前可诊断孤独症的机构
　　（不完全名单）
　　●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精神卫生研究中心
　　●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二院
　　●广州市妇幼保健院
　　●湖北医学院附属医学院
　　●湖南省儿童医院神经内科
　　●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李雪荣
　　●湖南长沙中国青少年儿童卫生中心
　　●深圳儿童医院福建福州协和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柳州龙泉山医院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
　　●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上海心理咨询中心
　　●南京精神卫生研究中心
　　●郑州市儿童医院
　　●黑龙江省健康医院
　　●吉林省四平市精神病医院
　　●沈阳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沈阳儿童医院心理科
　　●长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医院行为发育儿科研究室
　　●新疆第二人民医院儿科
　　●天津儿童医院
　　●石家庄儿童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