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刊前一期《回首东南亚四十年》一文中提到，本人在东南亚国家曾有过四次常驻经历。这四次常驻对我而言，也是四个台阶。第一次（1978～1982，越南使馆）任科员、随员；第二次（1991～1993，越南使馆）任一秘、研究室主任；第三次（1993～1997，新加坡使馆）任一秘、研究室主任、公使衔参赞；第四次（2001～2004，马来西亚使馆）任特命全权大使。
　　不同时期，有不同历练；不同岗位，有不同收获。既经历过惊涛骇浪，也感受过云淡风轻。
　　一
　　我是1976年秋进入外交部的。当时越战刚结束一年多，但中越关系已出现严重裂痕。既有国际大格局背景，又有地区特别是柬埔寨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更有双方在一系列双边关系中的利益冲突。
　　我在亚洲司印支处工作了不到两年，感觉天天在处理两国之间的问题。其间有过两次高层会晤，但未能挽救两国关系急剧下滑的势头。
　　到了1978年春，越柬边界已是炮声隆隆，中越之间矛盾也全面发酵。华人华侨问题成为舆论焦点，陆地边界形势日益恶化。是年5月1日，时任越南领导人在讲话中对我国颇多指责，从而公开了中越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中方自然要做出回应。一时间，双方舆论恶语相向，中越关系急转直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被派往驻越使馆工作。应该说，使馆这个环境对我而言并不陌生。因为1973～1976年，我曾在河内留学，周末经常去使馆“改善伙食”。对河内市和整个越南的社会、文化环境，我也十分熟悉。不同的是，过去天天生活在中越友好、“同志加兄弟”的氛围之中，对中越关系的急剧变化，没有心理准备，更没有预见到“狂风暴雨”即将到来。
　　作为新人，我一切从头学起。先在领事部，天天加班加点处理华人华侨的接待和制证工作。不久又转到研究室，首先是做些最基础的工作，每天给大使读报并将十几份报纸的主要内容汇编成“每日要闻”。此项工作对掌握信息和提高文字综合、概括能力很有帮助，受用至今。第二是承担一些翻译任务。那段时间外交交涉多，涉及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这对熟悉情况、掌握政策、学习提高谈判技巧很有帮助。第三是起草一些基础性报告，主要是越方报刊、电视、电台上有关两国关系的一些内容整编。这方面，我的体会是要务实客观、冷静，实事求是，不能凭好恶取舍，要言之有物，条理清楚，说明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关注一些新动向。例如当时越南报纸上一则有关在越柬边境地区成立柬埔寨某某“阵线”的消息就引起国内高度关注，因为这是要“另起炉灶”的强烈信号，后来形势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锻炼最大的还数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
　　边境冲突发生前夕，使馆一多半同志陆续撤回。最后一班撤回的航班上既有使馆人员，还有两名外交信使。但他们在机场遇到了麻烦，越方人员要求开包检查外交邮袋，我方当然不干，双方僵持不下。而交涉一旦拖到天黑，当时河内内排机场的照明技术就不能支持飞机起飞了。我方人员给使馆打来电话请示，我直接去报告杨公素大使。杨大使是久经沙场的革命老前辈，曾随叶帅参加过北平谈判，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参与处理西藏问题，上世纪60年代曾出任驻尼泊尔大使，是深得周恩来总理器重的一位外交家。对于这件当时在我看来已是十万火急的大事，杨大使只给了两句话八个字：“信使回馆，飞机起飞”。同时我们也向越南外交部做了交涉。结果是飞机赶在天黑前起飞，信使在使馆逗留数日后取道曼谷回国。前辈们遇事不慌、从容淡定的处事风格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诸如此类的事件还有很多。我当时只是个翻译，但此类案例错综复杂，要求有很好的语言基础和临场不乱的基本素质。人都是锻炼出来的，外交官也一样，看得多了，多少能学到一些东西。我真的很感激那几年的常驻经历。
　　而最大的考验当然是中越边境发生全线武装冲突的那17个日日夜夜。如前所述，冲突前夕，使馆工作人员从80多人减少到34人，大使临时回国，临时代办坐镇指挥。当时，我援越专家300多人以及教师、留学生等人员也已相继回国。好像只有我们使馆的30多名中国人还留在越南。研究室只剩两人，张青同志是主任，我那时年轻，算是个壮劳力，自然要坚守岗位。虽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但我们每个人都做了最坏的准备。奇怪的是，人到了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更不会退缩和讨价还价，想的更多的是怎么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30多年过去了，当时在会议室集体宣誓的画面仍记忆犹新！
　　二
　　1979年2月17日晚上9点多，“越南之声”电台率先打破沉默，发表了官方声明，承认中越边境全线发生了武装冲突，号召全国军民奋起抗击等。从那一刻起，我们使馆也进入到紧张忙碌的战时状态。一是搜集方方面面的反应；二是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一夜之间，使馆周围突然增加了大批荷枪实弹的军人。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整个河内市的大街小巷，到处张挂起谴责中国的横幅和标语。随后几天，陆续有一些群众队伍，喊着口号从使馆前面的马路上经过，好在没有发生冲击使馆的事件。与此同时，越方开足了一切宣传机器，报纸、电台和电视不断报道边境冲突情况，但河内市民生活基本正常。我们同越南官方的联系暂时中断，但同各国驻越使团的联系增多，有走出去的，也有请进来的。我们还继续外出办事，与老百姓接触不少。例如，每天几十人要吃饭，我们懂越南语的，轮流陪厨师到菜市场去买菜，人们看我们的眼神有些异样，但交易正常。给我的感觉是，中越两国长期友好惯了，老百姓一时不能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化。一些人也向我们表达痛心，感叹胡志明主席不在了，才会出现这种“兄弟相残”的情况。有的则希望冲突早点过去，两国早日重归于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虽身处风暴中心，但处境却要好于驻苏联和东欧国家使馆的同事，他们受到的压力和冲击更大一些。尽管如此，这并不表明我们可以放松警惕，思想上的弦还是要紧绷的。因为谁也不知道战事会怎么发展，我们使馆人员的命运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此期间，越方也会向外交使团进行一些吹风和通报，不过中国使馆总是被排除在外的。我们能从朋友那儿听到一些二手的情况已属难能可贵了。 　　使馆各部门工作尚属井井有条，我们的应变方案也很周全，包括如断电断水怎么处置等。比较辛苦的是夜间院内巡逻。我是在那时学会做鸡蛋热汤面的，那就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的业余生活依然如故，体育锻炼未受影响。但在表面的平静之下，大家都心里有数，不会忘记自己身在何处。我因为年轻，一切奉命行事。但可以想见，当时的馆领导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从报纸电视可以感受到，武装冲突形势对越方来说日趋严峻。
　　直到3月5日，越方再也沉不住气了，发布了全国“总动员令”。我们得知，当天越外交部还向除中国使馆以外的外交使团通报了必要时撤离河内的设想。但也在同一天，中方宣布自卫还击目的已经达到，开始全线撤军。不久之后，中方又提出举行两国副外长级谈判的建议。在河内，鲁明代办奉命约见越南外交部中国司司长，通报中方上述建议，我本人作为译员陪同前往。这是自武装冲突爆发之后，我们第一次走进越南外交部。那次会晤，气氛冷到冰点。
　　三
　　1979年4月18日至5月18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率团赴河内同越南副外长潘贤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外交谈判。谈判虽未取得任何进展，但毕竟为稳住两国关系、缓解紧张局势做出了积极努力。代表团下榻在使馆，我的主要工作是笔译和打字。因发言稿篇幅较长，又有很强的时效性，免不了加班加点，“以馆为家”名副其实。
　　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两国关系依然紧绷，边境地区局部冲突从未停息。我们在使馆基本处于“坐冷板凳”状态。航线中断、铁路中断、邮电中断，两国之间交往特别是高层交往也早已中断。同越南外交部的会晤只有外交交涉，一般都是各说各话。
　　每年清明节，我们都要求到外地为在援越抗美战争中牺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烈士扫墓。对此，越方一直给予配合，安排也是周到的。但除此之外，我们想要离开河内，都须向越南外交部申请。由于两国关系气氛不好，去外地的可能性越发小了。
　　从1978年至1982年，我在越南待了整整四年，却从未到过越南南方，也不知道胡志明市和古都顺化是个什么样子，实为憾事。
　　那些年，我们馆内的文化生活主要是看电影。越剧《红楼梦》和京剧《杨门女将》不知看了多少遍，有一位司机同志甚至能将《红楼梦》的台词倒背如流。由于身处逆境，馆员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每逢有人调离，大家都主动列队，夹道欢送。这一习惯持续了多年，回想起来仍非常感动。
　　四
　　1982年回国之后，我又回到亚洲司印支处工作，继续主管中越关系事务。期间有几次到过中越边境地区，在那里凭吊牺牲的烈士。是的，和那些英年早逝的烈士相比，我们外交官的付出真的不算什么。
　　重返河内是1991年的事了。全球范围的冷战以苏联垮台、东欧剧变宣告结束。越南决定从柬撤军。中越高层在成都举行了秘密会晤，中越关系开始改善。去使馆之前，我参与了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接待工作。1992年底，又在河内参与接待李鹏总理正式访越。这两次高层互访标志中越关系全面实现正常化。
　　与第一次常驻相比，第二次工作、生活环境大为改善。使馆工作重心转向恢复和筹划各领域的交往与合作。作为研究室主任，我在越南各部门结识了很多朋友，工作也充实顺手很多，是一段较为愉快的回忆。
　　闲暇时，我们经常到使馆附近的巴亭广场散步。有一次，在那里偶遇同样在散步的越共总书记杜梅。他主动停下来同我聊天，问及在河内工作和生活是否习惯等。他对1991年率团访华记忆犹新，提到对深圳的印象，强调越中两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希望的，深圳的改革开放指明了一个正确的前进方向。
　　我第二次常驻的任期结束时，有20多名越南各部门官员在河内胜利饭店为我送行。我与大家畅叙友情，一一话别。
　　中越两国“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方向正确，任重道远。
　　（作者为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