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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末代秀才”詹鸣铎，在其撰写的章回体自传《我之小史》中，有不少章节对晚清科举制度废除前后徽州的民风士习做了生动的描绘。例如，清末废除科举之后，为了满足大批旧学生员对功名的渴求，官方仍然举办优贡和拔贡的考试。这些人经朝考合格，可以择优分等授予官职或教职。宣统元年（一九零九），詹氏在省会安庆投考拔贡交卷后，看到一位来自本省宿松县的老人，竟与儿孙三代同考，詹鸣铎认为鹤发苍颜仍来考贡，应是“名心不死”的缘故。接着，他又触类旁及，提到此前婺源县一位姓施的老生宿儒，此人虽已年逾花甲，但却仍然一再参加童子试。此后，科举制度彻底废除，大批读书人涌向新式学堂，聊续断弦。结果，这位龙钟老叟亦随大流进入师范传习所，与年轻人一起时髦地习练起武术和体操，“别人跳，他也跳，以致跌坏了脚”……
詹鸣铎讲述的例子，反映了晚清教育与社会剧烈变动形势下读书人的心态举止，折射出民间社会对于新兴的师范教育之基本反应。事实上，当时的人们视师范教育为“科举时代之变相”，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科举制度下显亲扬名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对此，耿夫在《歙县教育的面面观》中亦有类似的描摹：
歙县教育发达极了！居然有位七十多岁的老头子，带了自己的孙子，到国语讲习会里，去听了三个礼拜莫名其妙的ㄅㄆㄇㄈㄎ，回到家来，门上贴起黄纸的报单，上面写着“国语讲习”、“祖孙及第”，还有“高小毕业”、“叔侄甲等”、“小学卒业”、“升学录用”、“检定教育”、“教育部令”、“单级讲习”、“兄弟连科”等的字样，不计其数。……又有一位教员先生，欺山里人无知识，居然私卖毕业文凭，得文凭的人，也就贴起报单来，开贺祭祖。从此以后，眼见得他又要做一个山皇帝了。
一般人的头脑太新了，还要把他移到光绪二十年去！一旦毕了业，第一着就是印报单文卷，第二着就是拜客，第三着就是开贺请酒。这也算是威风到顶，所谓踏到“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美境了。哪知今年有一位师范毕业生方某，以为像这个样子，还不算出风头，居然写了两个戏班，做对台戏，我想前清状元公，恐怕还没有这等风头哩！最奇怪的，还有城里一班大老先生，乘了轿子，洋洋得意的去道喜看戏。大约还叫做戏的跳了两个加官吧！哈哈！
所谓加官，是指传统徽剧的开场白，当时，徽剧中有“利市三跳”之名目，内容是跳魁星、跳财神和跳加官，具体做法是演员扮演八仙、金童玉女、王母娘娘、魁星、财神和加官等，由锣鼓、唢呐等鼓乐伴奏，祝福当事人应举夺魁、招财进宝和加官晋爵。跳加官时，演员头戴面具，身穿红蟒，腰系科带，脚着高靴，右手捧着朝笏，在锣鼓声中粉墨登场。及至戏台中央，便先后亮出加官条，众八仙等高声叫好助兴。此时，扮演“加官”的演员口中念念有词，说着“一品当朝”、“天官赐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类的利市话……
耿夫的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二五年，刊载于当年颇为重要的一份同乡刊物——《微音》上。其中，也提及徽州的师范教育。从中可见，尽管当时进入民国已有十余年了，但徽州人自师范学校毕业，黄卷青灯，壮志鹏飞，与明清时代科举及第的社会反响如出一辙。从迄今尚存的《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讲习科毕业试卷》来看，其间不但备列有一长串先祖、业师之名讳，而且还特别强调“本校毕业考试及第”，其格式与科举时代之硃卷并无二致。唯一稍有变化的，只是承印此类文卷的书坊，已由著名的“徽城乙照斋”改为时尚的“徽城维新斋”而已。
徽州的师范教育，始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零五）许承尧创办的新安中学堂附设之师范科。翌年，附设的师范科单设为徽州府紫阳师范学堂，其学堂经费来自著名的紫阳书院之常款。光绪三十二年（一九零六），歙县岔口举人张云锦等人，依靠茶捐及私人捐助创办了双溪师范，该校存续时间未久，便改为大洲公学。对于清末师范教育的早期历史，历史学者方光禄认为：“徽州近代师范教育的诞生，是地方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与欧美近代文化的强势渗透相作用的结果，也是区域社会精英主动适应与国家行政力量强制推行相结合的产物。”
晚清时期，源自西方的师范教育制度传入日本，继而又由东瀛传入中国。早在光绪年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即在《万国公报》上发表《师范说》一文，其中提及：“自强之道，必以作育人材为本，而作育之事，则以设立书院为先，尊其名曰书院，核其实即学堂也。特是创院虽易，求师甚难，欲得一品学兼优者，俾诸生有所效法，已属难能而可贵，尤必循循善诱，引掖有方，庶能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养其才以待用，不亦难之难乎！”在他看来，所谓师范，即“师之模范”。此种师范教育，与中国本土悠久的尊师重教之传统相互融合，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师范教育制度。在传统时代，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这一观念也促成了清末民初民间社会对师范毕业生的期许与敬重。
晚清以来，徽州师范之创立、嬗变，与救亡图存的启蒙思潮密切相关。在这一背景下，二十世纪历史上不少著名的人物，都与徽州师范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譬如，许承尧是光绪三十年（一九零四）进士，钦定翰林院庶吉士。他于翌年返归歙县，先后创办了新安中学堂师范科及紫阳师范学堂，并亲任监督，开启了徽州“新教育”的先河。许承尧是清末著名的诗人，杰出的徽州乡土史家，其人不仅胸藏万卷笔扫千军，而且还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与同盟会志士陈去病及汪律本、黄宾虹等人一起组织“黄社”，以研究学问为名，开展反清活动。在他的交游圈中，陈去病为江苏吴江同里人，也是著名诗人，南社的创始人之一。而黄宾虹则是歙县潭渡人，为中国现代最为著名的画家之一。陈去病、黄宾虹等人都曾受聘在新安中学堂任教，为徽州早期的师范教育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又如，著名的教育家胡晋接，曾以《中华民国分省地图集》蜚声国内，其人熟读诸子百家，尤精于程朱理学。一九一三年奉命创办安徽省第五师范学校（次年改称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校长长达十五年之久。其间，他倡导自力更生，勤俭办学，造就了众多的人才，为徽州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再如，“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也与徽州的师范教育密切相关。陶氏是歙县黄潭源人，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新教育》主编等，倡议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行平民教育。他认为：“徽州的教育问题，关系新安二十万子弟之前途。”一九二二年，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师范学校创办，陶行知出力颇多。他将该校作为推行平民教育的实验场，在他的直接帮助下，第四女师创办之初，即附设有平民学校，在休宁隆阜周遭对村民推行识字教育。针对当时徽州师范教育中的佞佛风气，陶行知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佛学是值得研究的，但是只可让那田园充实、娱乐晚景的福人去皈依佛号，日诵菩提，断非可语于终日为生活而忙碌的劳工，和志在改良社会、为国捐躯的青年。可以闭起家门诵佛礼忏，断不可以在公家办的师范学校里一面领薪俸，一面宣传佛法。”此外，关心过徽州师范教育的知名人士，还有相当不少（如绩溪人胡适，婺源人江峰青、江谦，黟县人胡元吉，江苏川沙人黄炎培等），这些在徽州本土和外埠鼎鼎有名的大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或影响过徽州的师范教育。 民国以还，安徽省将全省师范学校划分为六个学区，徽州一带原来隶属于第五区，遂设有安徽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后迁休宁万安新棠村，改名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二师”），这是在皖南最具影响的中等师范学校。二师校刊每年出版一期，前后共出七期。自第八期起改名为《黄山钟》，仍为每年发刊一本，先后也出了七期。从其间刊载的文字中，我们颇可窥见徽州师范教育的特色。当时，二师的办学，崇尚“信实”、“勤俭”、“谦逊”、“亲爱”、“公德”、“常识”、“遵法”和“尚武”八个方面，在师范教育中提出过不少重要的理念。一九二二年，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师范学校建址于休宁隆阜，该校提倡“德、智、美”，认为女子亦“要负改良旧社会的责任”。对此，一位叫许悦音的女士，曾作有《敬告徽属女师范生》的文章：
教育不是抬高人家声价的，不是做人家择配的广告的，受了教育，要使自己做一个完人，受了师范教育，要养成一个好的师资，同时还要负着改良旧社会的责任（就是小范围内的），乡里的教育如何，女子教育又如何，你们是要负改良之责的，乡里的婚姻制度如何，你们是要负改良之责的。“女子为国民之母”，这一句极普通的话，想诸君总该知道的，所以我不希望你们做三从四德和贤妻良母，我只希望你们明白你们自己是家庭中之一员，是社会中之一分子，负着重大的责任，自己做人，教人做人……那么，才不愧做一个女师范生。
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还认为，乡村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本，应使儿童由爱家爱乡观念养成爱国爱种的热忱。一九一七年四月，教育部通咨《各学校假期修学办法》，要求师范学校组织调查、采集、旅行、温习课业、讲演教育等活动。为此，二师提出了“旅行修学”的理念，“每年春秋佳日，因时因物，指导学生实地考察，明确其观念，锻炼其身心，并养成随时随地自动的研究学问之能力”，也就是在旅行中对乡土社会做历史、地理、博物等诸多侧面的细致考察。当时展开的调查，明确指出“乡土”系指“住址所在之城镇或村落”，并开列有细目：如乡土历史，有族姓由来及变迁、模范人物、名人著作等；乡土地理，则包括山脉河流走向、地势、气候、土壤、地质、名胜山水、道路及水利工程、田地山的收成、菜圃与果园、交通、邮政、旅馆等内容。此外，还有乡土物产、乡土社会状况、乡土民生状况、乡土教育状况等方面的调查。迄今，在徽州师范教育的相关刊物上，还保留有当年学生撰写的十数篇调查报告，颇具学术价值。对此，曾专门考察过徽州师范的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指出：“余观是校，不觉为之神往。夫所谓输入国民必须之思想学艺，而不破坏其淳朴懿粹之美德，俾异日有文明之启导，无习惯之扞格，与夫注意调查研究乡土历史、地理、农工、矿物，联络各地方小学，此岂仅新安师范学校宜然也哉？而非易数觏矣！”（《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杂志》第二期“附录”）
揆诸实际，清末民国时期新潮激荡，异说争鸣，徽州的师范教育虽曾乞灵于先圣前贤，认为“教育以造成善人为职志”，“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也”，“求善之教育，道学为体，科学为用”，这些理念在众声喧哗的时代潮流中难免不无拘执腐见之嫌，亦曾惹启悠悠众口，招致时人的诸多批评。但外观大势内审国情，胡晋接等人苦心擘划对“道德实践”之提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欧风美雨冲刷下国人对于东方文化的固守与追求，这一点却也难以完全一笔抹杀。鉴此，我以为，徽州的师范教育颇具特色，在中国教育史上理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值得学界同仁深入探讨。
在我看来，教育史涉及个人、社会、国家和文化，它不应是各类学校有关政治事件流水账的大杂烩，也不应是目前市面上常见的那类向校庆“献礼”的仓猝之作颂祝谀词。教育史亦绝非教育学的“内史”，而应当属于专门史的研究范畴。而好的教育史成果应当在充分发掘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将教育史放在大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中去考察，在人性的观照下，将精英教育和平民教育置诸区域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去阐释。以此为标准，迄今所见的不少教育史著作显然难以令人满意。这主要是因为一些作者缺乏历史学的基本训练，未能广泛收集第一手的档案文献，再加上常以中国大历史的分期作为小区域教育史之分析研究框架……如此这般的教育史书写，明显过于粗疏，难以揭示教育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特色。不过，令人欣喜的是，这一现状近年来已颇有改观，特别是一些学有专精的历史学者，将教育史作为自己的专门研究领域（如明清徽州教育史研究、近代教会学校教育史研究等），迄今已取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
光禄兄出生于黄山白岳之间，任职于徽州师范，他桑梓情深，早在一九九二年就曾编写过徽州的乡土教材。此后，随着海内外“徽学”研究的蓬勃开展，光禄兄立足于徽州乡土，采掇事实，殚心著述，发表过一些具有独立学术见解的论文。近年来，他又广泛收集资料，针对徽州师范教育史上的重要问题发表过数篇文章。此次他与许向峰等人合作，编写了《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一九零五——一九四九）》一书。对此，笔者拜读之余，颇多感触。
《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一九零五——一九四九）》一书的作者，采摭旧闻，探源竟委，对一九四九年以前徽州师范教育的历史脉络，做了颇为细致的勾勒。该书不尚泛论空谈，严格依据档案史料说话。在史料的取材方面，既有收藏于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徽州师范学校档案室等公藏机构的相关档案，又有光禄兄个人从皖南各处辛苦收集到的民间文献。这些第一手的资料，很好地奠定了该书的史学研究价值。
对于该书的学术价值，以下仅据笔者个人的读书所见，稍做一点补充论述。前文述及，在二十世纪，二师是徽州的最高学府，培养过不少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她为皖南基础教育之维持与发展，提供了相当的师资保障。在徽州当地，不少青衿学子都与二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方面，《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一九零五——一九四九）》一书，保存了不少重要的资料，亦提供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线索，有助于我们对民间历史文献的深入解读。譬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笔者曾收集到一册日记抄本，封面题作“民国六年十二月省斋查辅绅”，右上角另有“毋忘国耻，注意自治”的字样。今查《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一九零五——一九四九）》，查辅绅为二师第一届毕业生，系婺源北乡的山坑人。抄本内容约一万余言，是查辅绅一九一八年“本科第四年级上学期寒假中之日记”。当时，二师主张学生自治，认为此事体大，“欲造成公民，必自兹始”，这一主张，也就体现在日记的封面上。从查辅绅的日记中，我们得以了解这位二师学生的所思所想。从中可见，心思旷远的查辅绅，经常阅读《通书》、《养真集》、《太极图说》和《华严原人论合解》等，他认为：“道家重命功，释门崇性学，各执一端，纷纷聚讼，考其由，皆于太极之理未深明也。”二月二十四日（旧历一月十四日），查辅绅曾撰《中西格致之学之异同》，指出：“中国格致之学，兼道与艺，专以义理为重；西人格致之学，重艺兼道，故以物理为多，此则今日西人物质文明之所以一日千里也。而我国今日之一贫如洗，亦由趋重义理，至于极端耳。”这些文字虽稍显稚嫩，但也反映了他在读书之余对传统中国哲学思想及东西文化比较的思考与认识。徽州素以“程朱阙里”自居，当时，二师周围聚集了一些孜孜传授心法的耆儒硕学。例如，与胡晋接过从甚密、晚年曾讲学于二师的黟县人胡元吉，学宗程朱理学，著书立说，阐扬经义。他曾专门为师范科编有《初级修身教科书》，其内容以“简明显要，而切于身心日用为主”。通过此类教科书以及教师的言传身教，当时的不少师范学生均深受影响。二月十二日（旧历一月初二日），查辅绅曾写道： ……上午光阴于已告尽，回思年垂弱冠，马齿徒增，德业未进，正宜猛着祖鞭，临深履薄，毋枉来日为人师表。父亲评余平日行为“粗心浮气”，此四字诚余之药石箴言。然余一生以至诚为终身修德之目的，欺人自欺之学，余不屑为。至于鲜衣华食，贪淫务博，尤非余意中所喜。男儿生世间，惟冀有以自效，使愚夫愚妇无不被己泽，方不负出阳间一番。兢兢业业，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余力向至诚，犹不免粗心浮气，不可不力自反也。古来英雄豪杰，无不自磨折出，经一番磨折，必多一番振作，所谓好事多磨。今晨同父亲言，正好鼓奋精神，前进勿复，切切以见贤思齐为念可也！
查辅绅的日记笔触细腻，文字凝练。在他的言志咏怀中，在在可见先儒懿言道德要旨，字里行间充溢着对流光空逝、年华虚度的忧虑，亦时常流露出睥睨乾坤、浮云富贵的自我期许。从其间的纷涌思潮中，我们仿佛看到这位二师学生磊落不羁、反躬自省的模样……
数年前，笔者在屯溪老街觅获一刊本之复印件，该书题作《汉镜斋堪舆小识》，全书约七十页，这是民国时期皖南颇为有名的一册风水著作。该书作者是查国珍（字玉髯，号汉镜斋主人），从封三的自述来看，该书应是他五十岁之前所作。书中附录有婺源《星江报》所载的《数理家查玉髯刊行〈堪舆小识〉》一则：“九区凤山查玉髯先生，结业于安徽优师，湛深数理，执教皖省，南北造就颇众。近年来，于教课之余，涉猎堪舆书籍，于玄空理气推究极深。其学以中国古代河洛理数为本，证明堪舆为吾国一种玄妙哲学，其吉凶应验之理，比之今日之无线电，而玄妙更进若干层。著有《堪舆小识》一书，刊行问世，以科学脑筋谈古代哲学，为吾国国粹放一异彩。其友洪瘦樵见而善之，称为蒋云间、刘青田而后一人，是亦我邑著作界之特色也。”“九区凤山”即婺源东北乡的凤山，而“安徽优师”应当是指设在省会安庆的安徽优级师范学堂。作者受过现代教育的洗礼，后曾任教于二师，标榜以“科学脑筋谈古代哲学”，颇为与时俱进。书中内容炫异矜奇，不仅有对传统坟墓的堪舆，而且还有相当时式的“公墓设计”。查国珍后来曾任婺源县教育局长，但即使是在公职任内，他也“到处宣传，不时下乡应聘，替各地富户，迁葬祖坟”（《安徽教育行政周刊》第三卷第三十七期）。这些，也从一些侧面反映出师范教育对一些毕业生的影响。事实上，当年二师的主事者就认为：东方文明端在精神，西方文明乃在物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物质文明被判死刑的时代，有鉴于此，提倡佛学，讲求精神文明，正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于人类“功德无量”。为了修身养性，就必须让学生“尽性学佛，尽伦学孔，道学为体，科学为用”。而从两位查姓毕业生和教师的情况来看，不难看出师范教育的时代烙印和区域特色。上述两个例子说明，不了解清末民国徽州的师范教育史，或许我们便难以对晚近的民间历史文献做出准确的解读。
二零一三年盛夏于复旦
（《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一九零五——一九四九）》，方光禄、许海峰著，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
詹鸣铎讲述的例子，反映了晚清教育与社会剧烈变动形势下读书人的心态举止，折射出民间社会对于新兴的师范教育之基本反应。事实上，当时的人们视师范教育为“科举时代之变相”，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科举制度下显亲扬名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对此，耿夫在《歙县教育的面面观》中亦有类似的描摹：
歙县教育发达极了！居然有位七十多岁的老头子，带了自己的孙子，到国语讲习会里，去听了三个礼拜莫名其妙的ㄅㄆㄇㄈㄎ，回到家来，门上贴起黄纸的报单，上面写着“国语讲习”、“祖孙及第”，还有“高小毕业”、“叔侄甲等”、“小学卒业”、“升学录用”、“检定教育”、“教育部令”、“单级讲习”、“兄弟连科”等的字样，不计其数。……又有一位教员先生，欺山里人无知识，居然私卖毕业文凭，得文凭的人，也就贴起报单来，开贺祭祖。从此以后，眼见得他又要做一个山皇帝了。
一般人的头脑太新了，还要把他移到光绪二十年去！一旦毕了业，第一着就是印报单文卷，第二着就是拜客，第三着就是开贺请酒。这也算是威风到顶，所谓踏到“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美境了。哪知今年有一位师范毕业生方某，以为像这个样子，还不算出风头，居然写了两个戏班，做对台戏，我想前清状元公，恐怕还没有这等风头哩！最奇怪的，还有城里一班大老先生，乘了轿子，洋洋得意的去道喜看戏。大约还叫做戏的跳了两个加官吧！哈哈！
所谓加官，是指传统徽剧的开场白，当时，徽剧中有“利市三跳”之名目，内容是跳魁星、跳财神和跳加官，具体做法是演员扮演八仙、金童玉女、王母娘娘、魁星、财神和加官等，由锣鼓、唢呐等鼓乐伴奏，祝福当事人应举夺魁、招财进宝和加官晋爵。跳加官时，演员头戴面具，身穿红蟒，腰系科带，脚着高靴，右手捧着朝笏，在锣鼓声中粉墨登场。及至戏台中央，便先后亮出加官条，众八仙等高声叫好助兴。此时，扮演“加官”的演员口中念念有词，说着“一品当朝”、“天官赐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类的利市话……
耿夫的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二五年，刊载于当年颇为重要的一份同乡刊物——《微音》上。其中，也提及徽州的师范教育。从中可见，尽管当时进入民国已有十余年了，但徽州人自师范学校毕业，黄卷青灯，壮志鹏飞，与明清时代科举及第的社会反响如出一辙。从迄今尚存的《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讲习科毕业试卷》来看，其间不但备列有一长串先祖、业师之名讳，而且还特别强调“本校毕业考试及第”，其格式与科举时代之硃卷并无二致。唯一稍有变化的，只是承印此类文卷的书坊，已由著名的“徽城乙照斋”改为时尚的“徽城维新斋”而已。
徽州的师范教育，始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零五）许承尧创办的新安中学堂附设之师范科。翌年，附设的师范科单设为徽州府紫阳师范学堂，其学堂经费来自著名的紫阳书院之常款。光绪三十二年（一九零六），歙县岔口举人张云锦等人，依靠茶捐及私人捐助创办了双溪师范，该校存续时间未久，便改为大洲公学。对于清末师范教育的早期历史，历史学者方光禄认为：“徽州近代师范教育的诞生，是地方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与欧美近代文化的强势渗透相作用的结果，也是区域社会精英主动适应与国家行政力量强制推行相结合的产物。”
晚清时期，源自西方的师范教育制度传入日本，继而又由东瀛传入中国。早在光绪年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即在《万国公报》上发表《师范说》一文，其中提及：“自强之道，必以作育人材为本，而作育之事，则以设立书院为先，尊其名曰书院，核其实即学堂也。特是创院虽易，求师甚难，欲得一品学兼优者，俾诸生有所效法，已属难能而可贵，尤必循循善诱，引掖有方，庶能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养其才以待用，不亦难之难乎！”在他看来，所谓师范，即“师之模范”。此种师范教育，与中国本土悠久的尊师重教之传统相互融合，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师范教育制度。在传统时代，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这一观念也促成了清末民初民间社会对师范毕业生的期许与敬重。
晚清以来，徽州师范之创立、嬗变，与救亡图存的启蒙思潮密切相关。在这一背景下，二十世纪历史上不少著名的人物，都与徽州师范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譬如，许承尧是光绪三十年（一九零四）进士，钦定翰林院庶吉士。他于翌年返归歙县，先后创办了新安中学堂师范科及紫阳师范学堂，并亲任监督，开启了徽州“新教育”的先河。许承尧是清末著名的诗人，杰出的徽州乡土史家，其人不仅胸藏万卷笔扫千军，而且还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与同盟会志士陈去病及汪律本、黄宾虹等人一起组织“黄社”，以研究学问为名，开展反清活动。在他的交游圈中，陈去病为江苏吴江同里人，也是著名诗人，南社的创始人之一。而黄宾虹则是歙县潭渡人，为中国现代最为著名的画家之一。陈去病、黄宾虹等人都曾受聘在新安中学堂任教，为徽州早期的师范教育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又如，著名的教育家胡晋接，曾以《中华民国分省地图集》蜚声国内，其人熟读诸子百家，尤精于程朱理学。一九一三年奉命创办安徽省第五师范学校（次年改称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校长长达十五年之久。其间，他倡导自力更生，勤俭办学，造就了众多的人才，为徽州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再如，“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也与徽州的师范教育密切相关。陶氏是歙县黄潭源人，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新教育》主编等，倡议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行平民教育。他认为：“徽州的教育问题，关系新安二十万子弟之前途。”一九二二年，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师范学校创办，陶行知出力颇多。他将该校作为推行平民教育的实验场，在他的直接帮助下，第四女师创办之初，即附设有平民学校，在休宁隆阜周遭对村民推行识字教育。针对当时徽州师范教育中的佞佛风气，陶行知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佛学是值得研究的，但是只可让那田园充实、娱乐晚景的福人去皈依佛号，日诵菩提，断非可语于终日为生活而忙碌的劳工，和志在改良社会、为国捐躯的青年。可以闭起家门诵佛礼忏，断不可以在公家办的师范学校里一面领薪俸，一面宣传佛法。”此外，关心过徽州师范教育的知名人士，还有相当不少（如绩溪人胡适，婺源人江峰青、江谦，黟县人胡元吉，江苏川沙人黄炎培等），这些在徽州本土和外埠鼎鼎有名的大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或影响过徽州的师范教育。 民国以还，安徽省将全省师范学校划分为六个学区，徽州一带原来隶属于第五区，遂设有安徽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后迁休宁万安新棠村，改名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二师”），这是在皖南最具影响的中等师范学校。二师校刊每年出版一期，前后共出七期。自第八期起改名为《黄山钟》，仍为每年发刊一本，先后也出了七期。从其间刊载的文字中，我们颇可窥见徽州师范教育的特色。当时，二师的办学，崇尚“信实”、“勤俭”、“谦逊”、“亲爱”、“公德”、“常识”、“遵法”和“尚武”八个方面，在师范教育中提出过不少重要的理念。一九二二年，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师范学校建址于休宁隆阜，该校提倡“德、智、美”，认为女子亦“要负改良旧社会的责任”。对此，一位叫许悦音的女士，曾作有《敬告徽属女师范生》的文章：
教育不是抬高人家声价的，不是做人家择配的广告的，受了教育，要使自己做一个完人，受了师范教育，要养成一个好的师资，同时还要负着改良旧社会的责任（就是小范围内的），乡里的教育如何，女子教育又如何，你们是要负改良之责的，乡里的婚姻制度如何，你们是要负改良之责的。“女子为国民之母”，这一句极普通的话，想诸君总该知道的，所以我不希望你们做三从四德和贤妻良母，我只希望你们明白你们自己是家庭中之一员，是社会中之一分子，负着重大的责任，自己做人，教人做人……那么，才不愧做一个女师范生。
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还认为，乡村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本，应使儿童由爱家爱乡观念养成爱国爱种的热忱。一九一七年四月，教育部通咨《各学校假期修学办法》，要求师范学校组织调查、采集、旅行、温习课业、讲演教育等活动。为此，二师提出了“旅行修学”的理念，“每年春秋佳日，因时因物，指导学生实地考察，明确其观念，锻炼其身心，并养成随时随地自动的研究学问之能力”，也就是在旅行中对乡土社会做历史、地理、博物等诸多侧面的细致考察。当时展开的调查，明确指出“乡土”系指“住址所在之城镇或村落”，并开列有细目：如乡土历史，有族姓由来及变迁、模范人物、名人著作等；乡土地理，则包括山脉河流走向、地势、气候、土壤、地质、名胜山水、道路及水利工程、田地山的收成、菜圃与果园、交通、邮政、旅馆等内容。此外，还有乡土物产、乡土社会状况、乡土民生状况、乡土教育状况等方面的调查。迄今，在徽州师范教育的相关刊物上，还保留有当年学生撰写的十数篇调查报告，颇具学术价值。对此，曾专门考察过徽州师范的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指出：“余观是校，不觉为之神往。夫所谓输入国民必须之思想学艺，而不破坏其淳朴懿粹之美德，俾异日有文明之启导，无习惯之扞格，与夫注意调查研究乡土历史、地理、农工、矿物，联络各地方小学，此岂仅新安师范学校宜然也哉？而非易数觏矣！”（《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杂志》第二期“附录”）
揆诸实际，清末民国时期新潮激荡，异说争鸣，徽州的师范教育虽曾乞灵于先圣前贤，认为“教育以造成善人为职志”，“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也”，“求善之教育，道学为体，科学为用”，这些理念在众声喧哗的时代潮流中难免不无拘执腐见之嫌，亦曾惹启悠悠众口，招致时人的诸多批评。但外观大势内审国情，胡晋接等人苦心擘划对“道德实践”之提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欧风美雨冲刷下国人对于东方文化的固守与追求，这一点却也难以完全一笔抹杀。鉴此，我以为，徽州的师范教育颇具特色，在中国教育史上理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值得学界同仁深入探讨。
在我看来，教育史涉及个人、社会、国家和文化，它不应是各类学校有关政治事件流水账的大杂烩，也不应是目前市面上常见的那类向校庆“献礼”的仓猝之作颂祝谀词。教育史亦绝非教育学的“内史”，而应当属于专门史的研究范畴。而好的教育史成果应当在充分发掘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将教育史放在大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中去考察，在人性的观照下，将精英教育和平民教育置诸区域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去阐释。以此为标准，迄今所见的不少教育史著作显然难以令人满意。这主要是因为一些作者缺乏历史学的基本训练，未能广泛收集第一手的档案文献，再加上常以中国大历史的分期作为小区域教育史之分析研究框架……如此这般的教育史书写，明显过于粗疏，难以揭示教育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特色。不过，令人欣喜的是，这一现状近年来已颇有改观，特别是一些学有专精的历史学者，将教育史作为自己的专门研究领域（如明清徽州教育史研究、近代教会学校教育史研究等），迄今已取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
光禄兄出生于黄山白岳之间，任职于徽州师范，他桑梓情深，早在一九九二年就曾编写过徽州的乡土教材。此后，随着海内外“徽学”研究的蓬勃开展，光禄兄立足于徽州乡土，采掇事实，殚心著述，发表过一些具有独立学术见解的论文。近年来，他又广泛收集资料，针对徽州师范教育史上的重要问题发表过数篇文章。此次他与许向峰等人合作，编写了《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一九零五——一九四九）》一书。对此，笔者拜读之余，颇多感触。
《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一九零五——一九四九）》一书的作者，采摭旧闻，探源竟委，对一九四九年以前徽州师范教育的历史脉络，做了颇为细致的勾勒。该书不尚泛论空谈，严格依据档案史料说话。在史料的取材方面，既有收藏于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徽州师范学校档案室等公藏机构的相关档案，又有光禄兄个人从皖南各处辛苦收集到的民间文献。这些第一手的资料，很好地奠定了该书的史学研究价值。
对于该书的学术价值，以下仅据笔者个人的读书所见，稍做一点补充论述。前文述及，在二十世纪，二师是徽州的最高学府，培养过不少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她为皖南基础教育之维持与发展，提供了相当的师资保障。在徽州当地，不少青衿学子都与二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方面，《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一九零五——一九四九）》一书，保存了不少重要的资料，亦提供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线索，有助于我们对民间历史文献的深入解读。譬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笔者曾收集到一册日记抄本，封面题作“民国六年十二月省斋查辅绅”，右上角另有“毋忘国耻，注意自治”的字样。今查《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一九零五——一九四九）》，查辅绅为二师第一届毕业生，系婺源北乡的山坑人。抄本内容约一万余言，是查辅绅一九一八年“本科第四年级上学期寒假中之日记”。当时，二师主张学生自治，认为此事体大，“欲造成公民，必自兹始”，这一主张，也就体现在日记的封面上。从查辅绅的日记中，我们得以了解这位二师学生的所思所想。从中可见，心思旷远的查辅绅，经常阅读《通书》、《养真集》、《太极图说》和《华严原人论合解》等，他认为：“道家重命功，释门崇性学，各执一端，纷纷聚讼，考其由，皆于太极之理未深明也。”二月二十四日（旧历一月十四日），查辅绅曾撰《中西格致之学之异同》，指出：“中国格致之学，兼道与艺，专以义理为重；西人格致之学，重艺兼道，故以物理为多，此则今日西人物质文明之所以一日千里也。而我国今日之一贫如洗，亦由趋重义理，至于极端耳。”这些文字虽稍显稚嫩，但也反映了他在读书之余对传统中国哲学思想及东西文化比较的思考与认识。徽州素以“程朱阙里”自居，当时，二师周围聚集了一些孜孜传授心法的耆儒硕学。例如，与胡晋接过从甚密、晚年曾讲学于二师的黟县人胡元吉，学宗程朱理学，著书立说，阐扬经义。他曾专门为师范科编有《初级修身教科书》，其内容以“简明显要，而切于身心日用为主”。通过此类教科书以及教师的言传身教，当时的不少师范学生均深受影响。二月十二日（旧历一月初二日），查辅绅曾写道： ……上午光阴于已告尽，回思年垂弱冠，马齿徒增，德业未进，正宜猛着祖鞭，临深履薄，毋枉来日为人师表。父亲评余平日行为“粗心浮气”，此四字诚余之药石箴言。然余一生以至诚为终身修德之目的，欺人自欺之学，余不屑为。至于鲜衣华食，贪淫务博，尤非余意中所喜。男儿生世间，惟冀有以自效，使愚夫愚妇无不被己泽，方不负出阳间一番。兢兢业业，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余力向至诚，犹不免粗心浮气，不可不力自反也。古来英雄豪杰，无不自磨折出，经一番磨折，必多一番振作，所谓好事多磨。今晨同父亲言，正好鼓奋精神，前进勿复，切切以见贤思齐为念可也！
查辅绅的日记笔触细腻，文字凝练。在他的言志咏怀中，在在可见先儒懿言道德要旨，字里行间充溢着对流光空逝、年华虚度的忧虑，亦时常流露出睥睨乾坤、浮云富贵的自我期许。从其间的纷涌思潮中，我们仿佛看到这位二师学生磊落不羁、反躬自省的模样……
数年前，笔者在屯溪老街觅获一刊本之复印件，该书题作《汉镜斋堪舆小识》，全书约七十页，这是民国时期皖南颇为有名的一册风水著作。该书作者是查国珍（字玉髯，号汉镜斋主人），从封三的自述来看，该书应是他五十岁之前所作。书中附录有婺源《星江报》所载的《数理家查玉髯刊行〈堪舆小识〉》一则：“九区凤山查玉髯先生，结业于安徽优师，湛深数理，执教皖省，南北造就颇众。近年来，于教课之余，涉猎堪舆书籍，于玄空理气推究极深。其学以中国古代河洛理数为本，证明堪舆为吾国一种玄妙哲学，其吉凶应验之理，比之今日之无线电，而玄妙更进若干层。著有《堪舆小识》一书，刊行问世，以科学脑筋谈古代哲学，为吾国国粹放一异彩。其友洪瘦樵见而善之，称为蒋云间、刘青田而后一人，是亦我邑著作界之特色也。”“九区凤山”即婺源东北乡的凤山，而“安徽优师”应当是指设在省会安庆的安徽优级师范学堂。作者受过现代教育的洗礼，后曾任教于二师，标榜以“科学脑筋谈古代哲学”，颇为与时俱进。书中内容炫异矜奇，不仅有对传统坟墓的堪舆，而且还有相当时式的“公墓设计”。查国珍后来曾任婺源县教育局长，但即使是在公职任内，他也“到处宣传，不时下乡应聘，替各地富户，迁葬祖坟”（《安徽教育行政周刊》第三卷第三十七期）。这些，也从一些侧面反映出师范教育对一些毕业生的影响。事实上，当年二师的主事者就认为：东方文明端在精神，西方文明乃在物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物质文明被判死刑的时代，有鉴于此，提倡佛学，讲求精神文明，正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于人类“功德无量”。为了修身养性，就必须让学生“尽性学佛，尽伦学孔，道学为体，科学为用”。而从两位查姓毕业生和教师的情况来看，不难看出师范教育的时代烙印和区域特色。上述两个例子说明，不了解清末民国徽州的师范教育史，或许我们便难以对晚近的民间历史文献做出准确的解读。
二零一三年盛夏于复旦
（《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一九零五——一九四九）》，方光禄、许海峰著，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