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栋梁为人和善，初次见面就让人觉得他是足可信赖的朋友。但他也有狡黠的一面。我第一次到银川，与季栋梁、陈继明等几位年轻小伙喝酒，他们教我划拳。我总是输，被灌了不少酒。后来他告诉我，他发现了我出拳的规律，出了拳头之后必定出“一”，所以赢我十拿九稳。他是笑着和我说的，笑意里还透出一层歉意。我此刻却是深为自己的愚笨而懊丧，嘿嘿笑着摸了摸自己的头。
　　从季栋梁的和善可以看出他内心情感的丰沛。我其实与季栋梁的交往并不多，几年间也见不了一面，但我经常会读到他的小说，读他的小说就像见着了他的面。几乎每一篇小说都有他自己的影子——不是说他以自己为原型，也不是说他用了第一人称，而是说他写小说很真诚，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对世界的看法。他有很强烈的现实主义情怀，敢于揭示现实的问题，但他的叙述从来不激越，而是以一种舒缓的表达，营造出温润敦厚的意境。我觉得季栋梁的内心还保持着孩童的纯真，所以他的小说尽管常常直面现实的恶浊，但他的目光和心灵丝毫也不会被污染。记得他有一篇小说《军马祭》，写生产队领回了一匹“退役”的军马，军马被调教成一头耕地的牲口，小说以此祭奠着英雄时代的逝去。但事实上季栋梁没有执着于祭奠之沉重，而是换了一种视角，以一个孩子纯真的眼光去看军马，军马的英武、胸襟、不同凡响与孩子眼光中的景仰、惊异、敬重，共同烘托出英雄时代的精神价值。
　　《上庄记》发表后颇有好评，好像获了不少奖，其中有一个奖我还是评委。这是写农村“空巢”现象的，所写的现实生活很揪心，作者本人也说他写得很痛苦，很无奈。但作者既有自己的视界，也有文学的处理。他既不将田园当成桃花源，也不将乡村苦难作为表达愤怒的载体，体现出一种温润敦厚的风格。我是不是在这一次的颁奖会上见着了季栋梁，记不清了；唯一记得的，是他友善的笑。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协副主席。发表作品500余万字，著有长篇小说《上庄记》《锦绣记》《深风景》《海原书》《奔命》《苍声》《野麦垛的春好》《胭脂巷》及中短篇小说集《黑夜长于白天》《我与世界的距离》《吼夜》《先人种树》，散文集《和木头说话》《人口手》《左手功名右手美人》《苍山远日暮》等，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并入选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小说选刊排行榜及多种选本。散文集《和木头说话》、短篇小说《吼夜》分别入围鲁迅文学奖，《上庄记》荣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2014中国好书，短篇小说《小事情》、散文《季栋梁小辑》分获自治区文学艺术一等奖。作品被翻译成欧美和少数民族语言，并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
　　一
　　季栋梁是个非常勤奋的作家，文学创作量非常厚重、丰富和驳杂，几乎囊括了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杂文、报告文学、诗歌等所有文学文体。
　　这里必须申明一点，我并未读过季栋梁的所有作品，但的确细读过我个人非常看重的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上庄记》《锦绣记》《海原书》等，以及包括其散文集《和木头说话》《左手功名右手美人》在内的多数散文杂文篇章。总体感觉，季栋梁像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一样，一路在寻找自己对现实的“理解”，而不是一个“想象”的笃实认真的写实主义倾向的作家。这一点也是他对他的同龄作家毕飞宇创作思想的认同，意思也是他从毕飞宇那里借来的，“理解”现实比“想象”现实更重要，这一点我本人亦非常赞同。
　　现在看来，季栋梁的重要文学写作才华或许在长篇小说上，这不在于多，而在于耐嚼、有内涵、有思想，《上庄记》《锦绣记》这一对“姊妹篇”就很能说明问题。不过，季栋梁的创作经历却和国内大多数“60后”作家差不多，他的写作路子颇为务实，也很符合心理年龄的增长，几乎是一五一十从诗歌开始，往后拓展到散文随笔，进而扩展到中短篇小说，后来集中在长篇小说写作上。印象中，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大概是季栋梁诗歌、散文写作的喷薄时期。其忧伤而不悲观、沉实而不繁密、苦难而不颓败的散文审美风格与清新、单纯、灵动、凌厉的杂文化语言特点，可谓一时之盛。到了新世纪之交，工作由报社到政府参事室负责人的转化，时间也宽裕了，下基层的频率也增多了，短小篇制显然容纳不下他用脚板丈量来的庞杂生活了，再加之人到中年的淡定与沉着，中短篇小说又成了他重要的文体探索与操练。到此为止，季栋梁的文学价值取向与文学思想意图，渐趋突出而独特了。他开始用小容量探索一个复杂而政治经济学不见得能理清楚的城镇化乡村中国问题了。
　　当然他的中短篇小说，不是一开始就扑向这些重要命题的；也不是迂回地关注某个中心问题的。正如他无比信任的“理解”现实比“想象”現实更重要那样，他的中短篇小说基本社会背景自然多数是放到当前西北农村的，故事的主题也基本是在西北农村社会这一特定环境规定性中的人性问题。只不过，从他中短篇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意识来看，观察人性问题也罢，叙述西北农村的人事关系也好，小篇制中，都能感受得到，作为一个整体社会意识形态的“新型城镇化”，给西北农村造成的裂变，他的自觉意识还不甚清晰。也可以说在小型叙事中，季栋梁的文学理念实际上是介于传统农村文化行将瓦解与新型城镇化文化未启之间的，因此他笔下的人物、故事、情节、细节及其蕴含的主旨、价值、思想、道德等，也就多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徘徊。
　　农村基层政治经济腐败，是季栋梁首先关注并深入叙述的一个重要题材。《钢轨》《良民李木》《白衣苍狗》《劫访》等，是这一主题的突出代表。《钢轨》写的是知识分子良知坚守者、文化坚守者退休老教师孟庄然与当地政府争辩而失败的故事。《良民李木》写老实村民李木与当地派出所所长之间有过节的故事。李木本是本分的农民，但因与当地派出所所长有些过节，所长一直在找李木的麻烦，最后李木终于被抓了。《白衣苍狗》从梅家“最没吃头”的年夜饭起笔，讲述了作为蛇县县长的主人公史国，如何在深谙官场逻辑的省政协副主席——岳父梅志远的一步步训导与安排下，通过将蛇县打造成为全省“西大门”的规划来谋取县委书记一职，最终“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失败史。《劫访》写的不是上访、接访，而是劫访的过程。小说选取了张富贵的视角，上访群体有冤无处申诉，只好铤而走险进京上访，可十有八九被当地政府派员劫访，在劫访者眼里上访群众本就蝼蚁都不如。 　　而思想诉求，首先需要整体性和完整性。这一点在其中短篇小说构想与结构中，总体上的确也是有着清醒意识的，不过，从长达二十多年的历练中，也体会到了他的犹疑与矛盾，至少他并不是脚踏实地一路走向“片面的深刻”的，他还不是自觉地拥抱时代新语境的，这种半入半出的状况，直到姊妹篇长篇小说《上庄记》与《锦绣记》的相继出版为止，他面向新型城镇化的意识才算自觉建立。
　　二
　　季栋梁长篇小说《上庄记》2014年出版后成为阅读热。
　　这里不去条分缕析分析《上庄记》的文本构造，只宏观谈谈它的三点重要意义。
　　首先，《上庄记》对西北偏远农村世界现状的感知，严格说，早已出现在众多社会学和经济学调研报告中了，只不过那些致力于城镇化建设的方法和措施，其结构体例的确没有把农村内部人的命运和遭际纳入进去。而季栋梁的发现和感知，正好指向了不能或永远无条件城镇化的农村社会到底该怎么办的问题。他的这个感知和发现，正与2014年“两会”当中个别代表委员的描述有深层的一致性，即“什么时候中国人办事不求人了”，“什么时候中国的青年人不感到迷茫无助了，就说明中国真的进步一小步”一样。西北农村凡办事都一定得求人，同时，不要说青年人无助迷茫，就连“空巢”老人和学龄孩子，照样被无处不在的焦虑所裹挟。这些问题当然并非《上庄记》首次叙述，只不过它们一度被成批统计数据所淹没所遮蔽，经常隐没在数据后面罢了。没有切身体验和感知，数据就只是一个中性的媒介，它不会深入到人的命运皱褶里去，也就不可能看到数据背后的真相。《上庄记》正是通过下乡扶贫干部的眼睛与脚板，看到了、体验到了新型城镇化所撕扯起来的西北农村社会的普遍而尖锐的问题。局外人读之觉得幽默、风趣，甚至许多农民的生活形态，城市人看过去简直像小品一般，可实际上这正是一种无形的隔膜，这也正是城市生活与城镇化生活、城镇化生活与传统农村生活的不同之处，它的大量存在，表明农民诉求的无助与无奈。《上庄记》把停留在文献、文件、调研报告逻辑里的新型城镇化及其模型，通过现实的人与事完整勾勒出来了。非但如此，那些人与事还是与我们想象的不同，这意味着《上庄记》里的上庄，其实是一个在现成理论模式和想象构造中不能被归类的存在。随之而来的文化、审美、道德、礼俗、人伦等，都将只能在全新的理念中来处理和消化、重构。
　　其次，《上庄记》的备受关注，不是因为好玩，而是它于众多已经泛化了的“底层故事”与“文化叙述”中发现了核心价值与突出价值所在。对于目前中国的农村社会，我们一般有个二元思维在应付。什么城乡对立、价值失衡、自我迷失、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等。应该说这些问题都是目前的重要社会问题和价值问题，可惜的是，这些问题在一般的文学表达和社会学调查中，都是通过层层分解的方法来提出来的，即是说是最终以个体的名义提交的。如此一来，核心问题、突出价值实际上一直处于被消解的境地。《上庄记》里提出的核心问题和突出价值是什么呢？是农民作为农村社会主体性的问题。种地、收割、上学、致富、造屋、办事乃至谋求发展等，能否由农民做主呢？在我们的一些宏大规划中，答案好像是否定的。而这些能做主却偏偏做不了主的大小事情，实际上成了农村世界及农民本人日复一日变得颓唐、无助、迷茫的根本原因。他们无法确切地感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红利，也无法确切地体验到几乎所有惠民、富民政策的实惠。一句话，非但如此，他们还要继续为本来正常的开支，譬如因基本的医疗、教育、住房的不公平而付出高昂的代价，乃至于花尽半生或一辈子所积攒的全部积蓄。毫无含糊，包括《上庄记》在内，《平凡的世界》《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它们不约而同，几乎都通过文学的发现眼光，于众多问题和价值中，发现并叙述出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核心问题，和亟须的核心价值。这一点正可以对照季栋梁大量相关中短篇小说来读，《上庄记》不但在思想上统摄了许多小型叙事，还进一步给了深入理解他的小型叙事一种完整语境。小型叙事中局部的、侧面的、阶段性的处境，在《上庄记》中差不多都找到了相似的深层根源。作为中短篇小说，其片断和局部，构成了上庄之所以如此的纹理肌肉；作为《上庄记》的，其有意淡化的尖锐与不堪，形成了中短篇小说不便展开的背景。所以，这二者实际是创作上“源”与“流”、“总”与“分”的关系。
　　第三，《上庄记》讲述了一个时代突出的阶层故事、民族故事和中国故事。人们热读《上庄记》，包括这一类型作品。其实眷顾和热爱的并非那些走不出第三个读者（第一个喜欢的是作者自己，第二个喜欢并首肯的是该作品的编辑，第三个才是作者经验之外的读者）的作品，而是深切触及作为地域共同体、语言共同体、信仰共同体和经验共同体、文化认同共同体的一般读者，他们在文本中产生了共鸣、达成了共识的内容，实乃与自身经历、体验、经验和感知相似的东西。正因相似，说明内容所告知的，叙事所显示的和思想所触及的，是一个普遍性而异常尖锐的现象。对共同现象的持续思索，特别是集体无意识思考，表明该现象或问题，已经是或至少是此时此刻中国某一阶层的普遍关切，围绕其中的才是具体道德伦理问题、价值期许问题和文化认同问题。如此看来，《上庄记》其实呼唤的是人们对不沿边不靠海的西部农村社会的关注，不是希望能分到多少“一带一路”及新型城镇化的份额，而是它作为已经成形的“三元社会结构”（也叫“第三种社会结构”，指传统农村社会与传统城市社会之外有大量流动人口组成的新型社会结构），如何于统一的顶层设计之外，寻求适合其发展的道路的問题。这也是此著不单热在文学圈的原因所在，它弥补了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不足，具有了饱满而丰富的社会学意义。
　　就此而论，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书或作品，正需要有个正确导向，引导那些被动卷入其中的读者正确理解其内在意图。《上庄记》有些读者可能会将其读成诗意乡村的挽歌，总愿意在搞笑诙谐的语言中逗留而至于把“上庄”世界看成一个小品一般的娱乐对象，如此做，季栋梁的意图和苦苦思索不但被消解了，还可能被严重披上文化传统主义的审美外衣，思索于是终止于哈哈一笑。 　　《上庄记》所突出显示的叙事信息，就在这里。它是新型城镇化前夜乃至初涉阶段，中国西北农村将长期存在但又不见得能纳入新型城镇化蓝图的那部分农村的去留问题，因此是普遍的和整体的。
　　三
　　《上庄记》究竟写了什么呢？按多数文学圈里的专业人士的论评，《上庄记》的成功在于塑造了老村长“这一个”典型“中间人物”，因此它也就在文学史上接续了赵树理“问题小说”余绪，并且有效超越了赵树理文学的“大团圆结局”；还认为《上庄记》践行了现实主义写作精神，把肆意的想象性虚构降到了最低，对现实的理解力反而发挥到了几乎极致，于是，现实而批判成了该小说区别于多数同类小说的价值品质，理性的追问弥补了单纯的道德体恤，给是年年度中国长篇叙事提供了不少谈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季栋梁的写作意图既自觉又朴素，他就想打破一直以来他本人和他熟悉的别人用得十分称心的“线状叙事”程式，想以“片状叙事”纪实性呈现上庄这一个村子的现状。上庄的伦理秩序如何在动摇，传统文化如何在消失，以及前景如何暗淡的故事，于是历历如在目了。见证者、参与者、体察者、承担者是进村入户的扶贫干部“我”，“我”在上庄人眼里，既是“救世主”，也是被倾诉对象，可实际上“我”无非一活脱脱的无奈者、迷茫者、无助者。如此，不在生活共同体内的读者方可理解“我”为什么只能用“歪门邪道”解决问题，以及我为什么老给办事的人“下套”和村里人也老给“我”“下套”的原因了。这才是现代社会机制、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文化被重新提上观察农村世界的重要思想所在。
　　在这样的背景上再看季栋梁新出版的长篇小说《锦绣记》，大概只能把它们看作是季栋梁的姊妹篇了。如果《上庄记》写的只是一个村子一个空间，那么，《锦绣记》则是两处世界两个空间；如果“看”上庄的是一个视点人物“我”及其“外来者”身份，那么，“体验”锦绣村的则是无数人物及其“本土”身份；如果上庄在城镇化过程中为了留下来因而问题丛生需要一一解决以维持基本的生存逻辑，那么，锦绣村则已完全不再是哪个问题棘不棘手，而是所有问题几乎都是个体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致命障碍——假如一代或两代人已经做出了巨大牺牲，总不能还说“转型阵痛”“分享艰难”吧！不巧得很，在读《锦绣记》的同时，我真看到有年轻评论者把近年来类似叙事划归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伤痕叙事”中去了，美其名曰“新伤痕文学”。
　　必须强调一点，《锦绣记》写的不是“旧伤痕”，也不是“新伤痕”，更不是“旧伤痕”记忆，也不是“新伤痕”叙事，他写的的确是城镇化的艰难，但不是可以用来分享的艰难。“分享”的艰难，是一种审美和道德上的让步，因此本质上是一种思想的逃避；直呈的艰难，是一种新问题新经验，它的产生肇始于现代社会机制的缺席和现代文化的阙如，是需要参照才能看到看透的硬性存在，而不是只需回顾、咏唱的下午茶和吃饱了撑出来的“回不去的乡愁”。一句话，它与文人雅士的清高无关，是每个个体在新时代正在遭遇的尊严、获得感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问题，个人经验就很容易使道德优越感泛化，真实性因此而遁隐不见；特殊的他者视角势必太矫情，容易有“观念”而消灭社会学视野。像写《上庄记》一样，季栋梁必须考虑有别于前者并在前者基础上拓展开来的叙事方法。《锦绣记》在“怎么写”和“效果怎样”上，季栋梁确是做了不少新的思考和新的探索。
　　概括来说，《锦绣记》在“怎么写”上，用的是两条主线两个空间兩组人和事交织盘旋推进的结构方法，在“效果怎么样”上，为了避免个人经验过剩和文学规定性话语过剩因而只能个人确认个人、共同体确认共同体、文学确认文学、文学观念证明文学观念的近亲繁殖、同质化现象，这部长篇小说中他动用了社会学经验和知识，视点人物不再是“外来者”“闯入者”的进村入户干部角色，而是求职者加记者加作家加探索者身份的大学生角色与人物叙述加叙述人叙述加他人叙述结合的办法，这样就打破了作者叙述、人物叙述或第一人称亲历叙述的单一和自恋，在相互印证、相互结构或建构中，叙事的公信力便形成了。
　　在文本中，他启用了过去与现在两种生活形态两条时间两组人物线索并行推进的方法来透视作为“城中村”的锦绣村，和作为城镇化过程的前后乡村世界。对于前者，如何看见如何体验到，是个难点，关系到小说究竟为的是仅仅给读者一个道德的喟叹，还是超越具体道德伦理情绪宣泄去认知认同那个城镇化结果的问题；对于后者，如何去掉“凋敝”“坚守”一类废话美学概念直扑现代社会内部结构，亦是重点，关系到小说叙事究竟为的是提供一点供有闲阶层咀嚼的传统文化残汤剩羹，还是为思考型读者进行思考贡献一帧现实依据的问题。前者要求打破“视点”人物的视角，后者需要建构社会学视野。
　　为了夯实前者的经验书写，季栋梁虽然仍用记者身份的“我”来负责看、听、见、体验，但功能却大大超越了《上庄记》中比较固定的下乡扶贫干部身份，这个记者的“我”本是求职者、租住者、飘零者，也即是说，他本来是锦绣村中的一员。非但如此，经济收入上多数时候他还远逊于锦绣村早入租的其他人，他曾撒谎把在某省报的实习说成是供职，他也曾为村里人办事不止一次求唯一靠得住的报社指导老师，因此到了一接他的电话辅导老师便本能地条件反射的程度。
　　就是这样一个平行视角的“叙事人”及锦绣村出头露面的大大小小几十号人物，构成了现在锦绣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阳光和空气都成了稀罕事物，摆摊的、修鞋的、闲逛的、上学的、求职的、私奔的、逃婚的、腿瘸腰不利索的、潜伏下来伺机寻仇的、吃房租的……都拥挤在电线像蛛网似的小隔间里，甚至连上个厕所都成了难事，楼顶都没有下脚的干净地方，可想而知，这个世界与文件上描绘得光彩耀眼的城镇化是多么隔膜、多么遥远。
　　社会学家李培林著有《村落的终结》一书，同样以虚构的南方城中村——羊城村为实体世界来研究中国农村城镇化的典型路径，但羊城村人有流转的土地，因此羊城村人的城镇化引出了“集约化”这样一个几乎普遍适用于我国大多数农村城镇化的范本概念。可是，季栋梁的《锦绣记》则完全没有那样的条件，它只是一个庞大而繁杂、廉价而方便暂时栖身的城市赘余之地。这里没有土地，没有基本的现代化设施，甚至也没有正规治安，没有法律，有的仅是传统乡村弱者、底层者、边缘者、多余人等携带而来的特殊感恩文化和因果报应法则。 　　如此这般，无数人物自陈其事、自我叙述，在经过“我”所见所闻所感处理，成功摆脱了《上庄记》中固定“我”的闯入者眼界，也成功超脱于其他同类底层小说肇始于典型人物观念的个体心灵、孤独、内在性生活窠臼，西北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类型世界便跃然纸上了。向前，它够不着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中优越的地理环境、成熟现代社会机制，向后，又实在攀不上李培林羊城村中经过农业现代化改造就可上马的项目化、集约化条件，它便真正成了黑格尔理论的“这一个”。当然不是艺术构造上典型论的“这一个”人物及其性格形象，而是当前中国城镇化后果的“这一个”典型社会。
　　另一故事线索、时间坐标及其类型人和事，是以银娥为主的一批已经和即将被“化”的主动进城打工者、农村逃离者、沾亲带故的裹入者。实际上他们这些人生存在社会的两端，是典型意义的“城乡二元居住者”。一经仔细剖根，一端搭在遥远而偏僻的乡村边缘，那里有半死不活的老人孩子，更有有意甩掉的支离破碎的家眷及其农村债务；另一端是一眼看不到边的城市现代生活，犹如锦绣村稀缺阳光和空气一样，他们就处在没有灯塔照耀的漫漫暗夜之中，于是办事找关系、解决社会事务完全江湖化，反而成了“合理合法”的渠道。
　　没有后一线索及其时间和人物，前一线索及其人物、故事，就成了无源之水；没有前一社会、人物及其情节、结局，后一线索、时间及其故事，便只配结构一个个体内心的想象性遭遇。
　　《锦绣记》之所以超越了《上庄记》，一方面固然缘自季栋梁视野的再度打开和对社会学经验的广泛采纳，另一方面则主要是通过人物前后经历的反复佐证，证伪了一种普遍而似乎合理的所谓个体内在化生活写作模式。那里有肆意放大的个体意识、潜意识，但没有充分的社会性内容。因此书读见底的时候，思想也见底了，基本不会把读者引向城镇化社会分层的纵深之处，也不会引领读者在社会结构的内层来思索制约小人物命运的瓶颈问题——即城镇化如何艰难以及将会如何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锦绣记》差不多是近年来填补这一空白题材的一部长篇小说。既去掉了道德哭诉的矫情，也去掉了留恋个体内在性而变得浮肿的现代性内容，裸露了此时此刻城镇化后果，坚持说“是”，便是它的重要思想。
　　自然，《锦绣记》毕竟是长篇小说，而不是其他文本，季栋梁也同样对艺术性非常自觉，并且也达到了叙事上强度感染力的阅读效果。
　　比如结构布局上，第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章以银娥与其几任丈夫磕磕绊绊、凄凉悲惨的悲情故事为主线外加银娥一类人物及其情节展开，负责叙事锦绣村的过去；第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章以“我”及锦绣村的租住者及其曲曲折折、摸爬滚打的生存奔波为主线展开，负责叙事锦绣村的现在。读来结构谨严、起承转合自如从容，闲笔丛生、满溢话语意味跌宕。还比如在情节乃至细节的处理上，伏笔饱满、叙事干净利索。银娥与几任丈夫的相遇就非常典型，每一个人的出場和命运终结，均早在几章前就有隐而不显的暗示，徐徐写来绝无牵强附会、为文造情之感。“我”在现在的锦绣村的体验也同样如此，看不到的绝不多写，看到了的绝不少写，几乎做到了增一点太多少一点太亏的审美效果。在语言运用上，季栋梁所使用的主体叙述语言，大体属于普通话，但人物语言和作者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则多为西北中部地区民间方言或少数民族常用语、歇后语、谚语、俗语、特殊词汇，起到了谐趣横生、间接直接塑造人物性格的作用。
　　单就这种语言来说，《锦绣记》也堪称西北方言、西北民间文化、西北传统礼俗礼仪之集大成。其思想和文化含量，恐怕也是封闭式所谓孤独呀、灵魂呀、内心呀一类自我絮叨语言无法比拟的，这是叙事的真正成熟。四
　　从数以百篇的中短篇小说到《上庄记》，再到《锦绣记》，季栋梁终于找到了自己，也找到了自己最熟悉而别人却仍在以“文化”“内在性”消费着的乡土中国。他也率先以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文化城镇化）为整体背景，提供了文学城镇化的新经验，不回避近距离也不顾虑“文学性”的丢失，几乎以学术调研的准备和务实态度，改写了一直以来仿佛不“坚守”不“乡愁”就不足以乡村的中国乡土文学惯性，解构了农村道德论、农村“蓄电池”论的审美依赖，用知识写作、认知写作，超越了经验写作和就事论事的“问题小说”模式，大胆探索了社会学家的“三元社会结构”进入文学世界的完整叙事努力。就是说，他是在“三元社会结构”的视野，叙事了流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审美的巨变，包括灰暗地带基层政治、经济的混乱和无序状态，文学所擅长的人性、情感内容，在他小说中才显得扎眼、陌生而令人深思。
　　不过，《锦绣记》中有一种写作意识多少有些让人不安，就是对城镇化前与城镇化后人物命运的处理，基本都陷于刻意的悲苦状态。这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分享艰难”的余绪，亦是道德体恤压倒真知追问的老路。鲁迅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日记《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中写道：“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这虽说的是文艺批评，但也同样适合于文学创作。对于创作，道德叙事具有天然的局限，何况季栋梁迄今为止凝聚得最有力量的小说创作题材，并非传统乡土文学，也非有基础的城市文学，而是流动社会的流动人生，不确定性是其核心特点，正需要文化现代性来照射，却不是文化传统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这也部分地表明了季栋梁小说创作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或许正在遭遇思想上的瓶颈，希望他能正视并顺利度过这一道关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