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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中巴从昆明出发，感觉才打了个舒服的盹，就被旁边乘客的肘子碰醒：“到武定喽！”睁眼一看，前方碧空之下，强烈的光线从云彩的边缘射出，云影笼罩着眼前突兀的群山。当地人遥指，那就是狮子山。
司机话多，出县城西行，十来公里的盘山路上，一直滔滔不绝：“我们当地人都晓得，建文帝当年被他叔叔夺了皇位，从宫里逃出来，沦落民间。为躲避追杀，东躲西藏，才跑到狮子山出家当了和尚。山上还有他的庙和塑像哩，……”。他那语气中透露出的荣耀，使我突然明白，建文帝的事迹和传说，正是我们解读狮子山文化底蕴的锁钥，正是狮子山被誉为“西南第一山”的缘由。
仁政与正统，建文遗踪何处寻
建文帝名叫朱允炆，是明代第二位皇帝。他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孙子，第三位皇帝朱棣的侄子，公元1398年6月30日即位。
朱允炆自小深受正统儒家文化的熏陶。即位后体恤民情，以仁为本，“举遗贤。赐民高年米肉絮帛，鳏寡孤独废疾者官为牧养。重农桑，兴学校，考察官吏，振罹灾贫民，旌节孝，瘗暴骨，蠲荒田租……又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皆惠民之大者”，革除了洪武朝的许多苛政弊政。但他的这些措施，尤其是“削藩”，损害了以燕王朱棣为代表的藩王们的既得利益。公元1399年，朱棣以当朝违反祖训和“清君侧”为名义发动了“靖难之役”，并于1402年7月攻入南京城，“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精明而多疑的朱棣虽然登基，却收获了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不见建文真身，莫非有一天，他会卷土重来？于是他，在明处，昭告天下，建文帝已死于大火并厚葬之；私底下，却派心腹普天之下罗网秘察。在国内，手下以寻访神仙张三丰（张邋遢）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苦苦搜寻将近30年；于海外，郑和七下西洋，明里是耀兵海外以示中华富强，暗中却在搜寻建文遗踪。
正史记载模糊，“帝不知所终”成为千古疑案，却为流传于民间的野史与传说预留了足够的想象空间，成为民间野史充满情感演绎的契机。
渐渐地，建文出逃，西南各省都有了他在当地为僧的传说。事实上，燕兵围攻金陵时，城中所有出口都有重兵把守。据史载，方孝孺数次派人出城求援，信未送出，“皆为燕游骑所获”。无论是建文帝从地道出逃还是化妆出逃，已为多数史实否定。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咱老百姓”。建文帝出逃为僧的传说更多地寄托着民间的一种情怀，那就是深植于人心的正统观念和对于开明仁政的渴望。
事实上，朱棣成功夺取帝位以后，许多百姓与士人怀念建文帝的仁政，内心不愿降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达、发泄对于弑君篡权者的不满、对于血腥杀戮的不满、对于当朝暴政的不满。这些不满，最终演绎成为建文帝逊国出逃的种种传说。在历史的岁月中，这种另类的表达在民间找到了得以生根，得以茁壮成长的丰厚土壤。或许，古板严肃与纪事简练的正史对草根百姓来说味同嚼蜡，不愿接受。相反，有着丰富想象和生动情节的野史传说则是一杯令人难以释怀的美酒，成为人们劳作之余、相逢之时津津乐道的谈资，折射着人们朴素的悲喜情怀。
朱棣雄才大略，丰功伟业，《永乐大典》、郑和航海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这些自有“肉食者谋之”。老百姓更关心的是与自身息息相关的柴米油盐，盼望的是颐养天年、儿孙绕膝的平安。建文帝朱允炆“性至孝”、懿德润泽四方，那才是百姓所希望的贤明君主。
于是，雄冠滇中的狮子山就有了建文帝在此遁迹为僧的动人传说。
无处不留影，一枝一叶总关情
山，还是那座山。山，已不是那座山。
狮子山钟灵清秀，古木参天，万壑烟霞，建文帝遁迹于此的传说更为后世之人平添了温润的人文情怀与浪漫的遐想空间。山中的楹联、诗文、碑刻、石刻无不追述着建文帝的事迹，甚至花草树木都浸透了他的动人故事，更不用说那专门为他而建的惠帝祠阁。
惠帝祠阁正门大殿廊柱两侧，有两幅对联，对仗工整，寥寥数语，却把明朝初年那一段历史与传说概括无遗，颇值得玩味。
第一幅，上联“僧为帝 帝亦为僧 数十载衣钵相传 正觉依然皇觉旧”，下联“叔负侄 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 狮山更比燕山高”。
“僧为帝”，指的是朱元璋称帝前曾经当过和尚这一史实，而 “帝亦为僧 数十载衣钵相传”则将民间口耳相传的曲折迷离故事化为了文字。传说中，生性多疑的朱元璋请人算过命，说是在他百年之后必有祸乱。未雨绸缪。他命人造一木匣，内附锦囊妙计，上锁密封后交与朱允炆，并嘱咐有难时才能打开，并依计行事方可逢凶化吉。果不其然，“靖难之役”，大兵压境，金陵城即将攻破，建文帝绝望之中忽然想起先皇的临终遗言，遂开箱视之，乃是黄、红、青袈裟各一件，另有度牒和剃刀等什物。他顿时明白了皇爷爷所授机宜：遁迹为僧，方可避祸。于是他与几位忠心耿耿的大臣换上僧衣，趁乱逃出金陵，亡命天涯。世事沧桑，命运轮回，颇有几分黑色幽默：爷爷是从僧人到皇帝，孙子是从皇帝到僧人，爷爷不仅将皇位传给了孙子，甚至把自己年轻时的僧衣也一同传给了他。“正觉依然皇觉旧”，建文帝隐居逃禅之后，了断尘念，不问世间凡俗之事，潜心向佛，最终证得了“正等正觉”的果位，已然成佛。“皇觉”就是朱元璋早年出家的寺庙，代指和尚依然是和尚，唯有大彻大悟之后才可看透运命的轮回。
“叔负侄 侄不负叔”。据正史记载，最初建文帝“以棣于亲最近，未忍穷治其事”，他的仁慈与柔弱似乎是明显的。即使在战争期间，朱棣仍然不断上书要求罢免这个或者那个文臣武将，建文帝竟然都一一照办。野史相传，朱元璋一次游园时兴之所至，指着眼前波光粼粼的湖面吟道：“风吹水面千层浪”。被点了名的朱允炆思索半天才对出下联，“雨打羊毛一片毡”，听得朱元璋直皱眉头。朱棣却随口对出“日照龙鳞万点金”，豪情万丈，帝王之像显露无遗。民间甚至传闻，战争打到最后，建文帝不忍涂炭生民，主动逊位，成全了叔叔朱棣。可见，叔侄之间的博弈，尽管朱棣胜出，但是，在道义上，朱允炆却是最后的赢家。 建文帝错过剪除朱棣的最佳时机之后，皇家军队兵败如山倒。相传金陵城破时，君臣乱作一团，有大臣建议皇帝可到城郊四周的山上躲避此难，慌乱之中的建文帝误将“四周山”听成“狮子山”，换上僧衣，脚着草鞋，走遍千里来到武定狮山。山中明月清朗，清泉淙淙，草木暗香……，这一切似乎都在抚慰着惊魂未定的访客。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建文帝终于大彻大悟，青灯古佛相伴，潜心向佛，修得正果。虽然过着箪食壶饮的清苦生活，精神上的大超脱与大自在、大富足却是京城里那个锦衣玉食、俗务缠身、高坐金銮殿的朱棣无法比拟和想象的！此所谓“八千里芒鞋徒步 狮山更比燕山高”。狮山比之于燕山，海拔高了许多，更高的，还有老百姓的口碑。
第二幅，上联是“祖兴皇觉寺 再传天子复为僧”，下联是“叔误景隆军 一片婆心原是佛”，为清代光绪年间武定知州余艮所撰。
这是狮子山独具特色的一幅对联。特色何在？整幅对联中，除下联中的“叔”字用草书外，其余都是用易于辨认的楷书。上联浅显易懂，下联却很有意思。其中的“叔”字，由于狂草难认，好似神龙见首不见尾，似“叔”非“叔”未有定论，难倒了不少人士。即使在官方的记录上，如《武定县志》，也将其作为“叔”字处理。其实，这是出于对历史的误读。
不是“叔”字，又是何字呢？我们可以从历史事实和书法、对联艺术三方面分析。
《明史·本纪第四· 恭闵帝》里说得很清楚，“燕兵犯金川门，左都督徐增寿谋内应，伏诛。谷王橞及李景隆叛，纳燕兵，都城陷。”在叔侄对决的初期，朱棣无论在民心向背还是军事力量对比上都不占有优势。或许是建文帝的优柔寡断与用人不当，或许是他爷爷朱元璋诛杀了过多骁勇善战的开国功臣，在为他扫清潜在威胁的同时，又使他面临强敌无人可用。10万燕军与50万皇家军队的对决中，尽管建文帝任命的统帅李景隆屡战屡败，尽管大臣们如黄子澄、齐泰等都一再建议撤换将帅，可朱允炆却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都寄托在了这个败军之将身上，始终不渝。战争的天平逐渐倾斜，公元1402年7月，李景隆与防守南京金川城门的谷王朱橞不战而降，大开城门迎接燕军。在关键时刻，正是李景隆耽误、辜负了建文帝本人及其江山。
按照对联书写艺术的对仗习惯，“祖”与“孙”相对，似乎更为贴切工整。而从草书的书写规律看，该字当是“孙”，繁体为“孫”。在汉字尚未简化的古代，该字的写手让“孫”字偏旁和部首共享了中间那贯通左右的一横。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并非是“叔误景隆军”，而是“孙误景隆军”。“误”，乃被动语态，表“被……所误”。正是李景隆的误国误事，才有了建文帝遁迹为僧的机缘与传说，才有了“一片婆心原是佛”的结果。
金陵城破360年后，清朝的乾隆皇帝追谥朱允炆为“恭闵惠皇帝”，于是，武定狮子山上也就有了这座惠帝祠阁。建文帝出家后法号天下大师，亦称应文大师，这会儿，他端坐阁中，面目安详，毫无帝王之气。细细观察，那下垂的眉毛与多皱的面庞间似又隐隐透出悲苦之情，只不过，我们无法知道，他悲的是众生之苦还是自己身世之苦。在他塑像两侧随侍的，左边是原吴王教授杨应能，法号应能，右边是原监察御史叶希贤，法号应贤。相传，“靖难之役”后，大臣杨应能、叶希贤等护卫建文帝通过南京城下水道逃出，历尽艰辛，辗转来到狮子山。臣子们忠心耿耿，侍奉不离左右。于是，民间将他们塑在一起，同时，又在大殿两侧，树立其他几位陪同出逃大臣的牌位，加以追思。
惠帝祠阁外左侧有一块碑，上刻七言律诗一首，相传是建文帝亡国之恨难以释怀之作：“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浦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一位在家居士指着这首诗笑道：“这怎么会是建文帝写的诗呢？那是后世文人自己写的，只不过假托于建文帝罢了。你想想看：建文帝来到狮子山出家做了和尚，修得了大超脱、得到了大自在，他根本就不会挂念以前的事了，怎么还会有诗中所写的‘恨’啊、‘哭未休’啊。他清静都来不及哩！”
中国两千年的大一统，造就了帝王们无比崇高的地位，因而凡是跟帝王有关的，都成为圣迹。建文帝的圣迹喧宾夺主，盖过了山中寺庙的声名，当然，反过来也使寺庙乃至整个狮山更加声名远播。其实，因缘际会，正是因为山中有座辉煌的正续寺在先，才有了那些传说在后。
正续寺，建于元代武宗4年（公元1311年），蜀僧朝宗大师开山，天竺僧指控禅师承继光大。至今，禅寺正门附近还立有两座塔和一块伫立于神龟之上的无字石碑纪念他们。当地人讲，指控禅师建成正续寺后，云游天下，辗转到了韩国，开山建寺继续弘扬佛法，培养了众多高僧大德，成为韩国佛法界的一代宗师，被誉为“师之师”。
狮子山中有一月牙潭。相传建文帝先在正续寺当小和尚，整日除参禅念佛外，还负责担水，打扫庭院。那时，山中日常用水要到数里之外的山脚下去挑。一个偶然的机会，建文帝发现了泉眼，与众僧开凿出来砌成月牙形。潭中之水清凉甘洌，常年涌流不断，从此山中不再缺水。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当年那个小和尚就是建文帝，遂在潭底雕出一条石龙以示感念。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风潮席卷神州的年代，狮子山正续寺及惠帝祠阁却未被摧毁，举国罕见。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则传说讲，文革期间，一队红卫兵全副武装上山，要捣毁惠帝祠阁。小将们慷慨激昂，高声朗诵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然后抬枪对准惠帝塑像，要将其击毁。怪哉，泥胎塑像眼中竟然流出两行浊泪，刹那间，天空乌云滚滚，惊天霹雳就在头顶炸响！为首的红卫兵毛骨悚然，魂不附体，好一阵子才缓过神来，一声“妈呀”，扭头就跑，其余人众也惊慌四散，狂奔下山，再也不敢胡来。 狮山的一草一木，似乎都是朱允炆的化身，都承载着朱允炆的心路历程。
正续寺天王殿前，有两株据说是建文帝亲手栽种的柏树，一株是龙柏，另一株是凤柏。龙柏神如出海蛟龙，凤柏形似飞天凤凰。顺石阶而下，不到百米，就是狮山牡丹园，每年的3、4月份，满园争芳吐艳，花冠大者直径可达28厘米，上世纪80年代末中央电视台曾予报道。“前些年，”饭馆的小师傅告诉我，“举办了一个牡丹节，蒋大为还来狮子山放歌一曲《牡丹之歌》哩！人人都说‘洛阳牡丹甲天下’，唉！要是他们到了我们狮山来瞧瞧，那才叫真正的‘狮山牡丹甲天下’哩！”
相传，失去九五之尊的建文帝一行人逃离京城，随行的还有一位名叫牡丹的妃子。逃亡生涯，餐风露宿，翻山越岭，宫中佳丽如何经受。她一病不起，香消玉殒。亡命途中，悲愤的建文帝别无选择，就地草草掩埋了爱妃。未曾想，几日之后，新坟之上却长出了一朵艳丽璀璨的牡丹。建文帝睹物思人，用泥土包住其根茎带在身边，一路上小心呵护。落脚武定狮子山后，才让它落地生根，精心浇灌，终于培植出冠绝天下的狮山牡丹。至今，山顶还遗留有水池，名曰九曲黄河，正是传说中建文帝每天取水浇灌牡丹之处。
落难的天子也是天子，也是无所不能的神。狮山的村民对于建文帝的神迹至今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建文帝如何惩戒来寺里糟蹋茶花、蛮横无理的衙内公子，如何感化得嗜血蚊虫不再叮人、聒噪的青蛙变得安静、贪吃的麻雀不再啄食地里的谷物；狮山大村附近的村民为建文帝指过路，只消糊巴掌厚的泥埂，泡田栽秧就不会渗漏……。
在这里，时间仿佛凝固了，五、六百年前不过就是昨天。历史与传说相互交织，亦真亦幻，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老百姓以自己的方式诠释、守护着自己心中的历史，鞭挞丑恶，褒扬善美，表达他们对社会正义的美好祈愿。
山中老百姓，自己书写历史的人
下午从山上下来，在一农家乐小憩。厨师小郭是山脚下大村人，今年34岁，在这儿已经干了两年，月薪800来元。他说，农家乐老板姓邵，也是大村人，早年做过建材和装璜生意，现在办了个华兴公司，把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带出来了。他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邵老板很能干，人品没有说的！跟他出来的年轻人都有了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逢年过节还带领我们去拜访慰问村里的老人，给每位老人都发钱过节，有时80元，有时100元。平时他也总跟我们说要孝敬老人，尊重长辈。”正聊着，小郭的手机响了。我一边喝茶，一边看着天边的夕阳，依稀听到他在电话里说什么身份证号码，说什么人活着就要信心。讲完电话，见我一脸的诧异，小郭忙解释道，他有个高中同学，今年35岁，患“视网膜变性症”，省城昆明的大医院都跑遍了，治不好。老同学视力严重衰退，接别人递过来的香烟都要靠摸，不小心就被门槛绊个跟头，工作没了，娃娃还在上小学。几个同学商量着，悄悄在银行为他开了个账户，随意捐点钱帮他供养孩子上学，估计每年可以凑上三、四千元。刚才是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同学来电话，询问患病同学的身份证号码。“唉，其他忙帮不上啦，”小郭弹弹烟灰，说道：“我们只能帮他解决娃娃的读书问题。”
我请他讲一点狮子山的传说。“这个，邵汝祥老师晓得的最多。他真了不起，武定县的人哪个都晓得。他就是我们大村的人，找他讲才对。”他说着，一阵迟疑。“只是听说他最近身体不好，搬到县城里去住了。”他说完，连忙帮我打听邵老师的电话和住址。
邵老师家住在县城一座自己建盖的三层小院里，平日家里只有老伴、大儿媳及孙子四人。大儿子是附近高桥镇的副镇长，工作繁忙平时很少回家。老人今年60岁，手脚患有严重的痛风和风湿，几乎不能走动，吃饭都是由老伴做好后端来。“年轻时候身体好，不懂事，经常是翻山越岭一身汗，遇着河水卷起裤脚就趟过去。这样忽冷忽热的，老来就成现在这个样子。”老人指着肿胀变形的手脚关节，无奈地说道。
1964年中学毕业后，邵汝祥远赴距狮子山200里之遥的一个彝族山寨教书，在那里度过了十八个春秋。他1979年被省教委授予“模范教师”称号，1983年，调入县教委工作，1993年调至县政府任秘书，现已退休。
早在边远彝族山寨任教期间，邵汝祥就开始收集狮子山的传说。“19岁那年，有一次我到寨子里，碰到一个彝族老农，他听说我是狮山大村的人。就吸着旱烟笑眯眯地要我背几条狮山寺庙里的对联给他听。”老人不好意思地笑着回忆道：“唉！当时把我羞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我一样都晓不得。那个老农慢悠悠地拿下嘴里吸着的烟锅，在地上磕了磕，然后就吟诵起来。什么‘僧为帝，帝亦为僧’啦，什么‘山藏龙伏隐高峰’啦，一幅接着一幅地背给我听，行云流水一样。哎哟我的天！你想想，一个边远山区的彝族农民都会背诵狮山的对联，我这个土生土长的狮山人反倒不会，当时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老人脸上泛起红光，有些激动。“我自问，”他望着远处，悠然说道：“作为狮山大村出来的人，小时候曾在月牙潭边野炊，曾在正续寺里留宿，怎么能对狮山一问三不知？我下定决心，要系统地搜集、整理狮子山的民间传说，系统地介绍狮子山的优美风景！”
从此后，邵汝祥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艰苦细致的搜集整理工作。半路上，火塘边，只要是跟狮子山与建文帝有关的传说，他都听在耳里，记在心中，晚上则伏案疾书记录下来。他清楚地记得，“建文帝叫蚊子不叮人、青蛙不乱叫”那几个神话传说，都是在金沙江的渡船上，听老艄公一边摇橹一边滔滔不绝讲来的。
上世纪60年代末，邵汝祥听说田心乡小法块村有一位从正续寺还俗回乡的“大和尚”，叫乔光华，对正续寺和建文帝遁迹狮山的掌故与来龙去脉讲得活灵活现，于是专程去拜访。在“大和尚”的茅草窝棚里，一个毫无保留地讲，一个追根刨底地问，一老一少，一说一写， 两人通力合作，就这样让流传了五、六百年的狮山民间文化传说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传承下来。
“大和尚”让人敬重，还不仅仅在于会“讲故事”。那时，他的窝棚里外，经常可以看到晾晒着的旧报纸或者零散的书页。年轻好奇的邵汝祥就问，你不识字，弄来这些皱巴巴、湿漉漉的东西干什么？“大和尚”说，每次看到茅坑里这些揩屁股的报纸、书页，都感到难过。上边都有字，造孽啊！字纸要善待。我羡慕你们这些文化人，我这一辈子就是吃了不识字的亏。所以，每次上厕所我都要把有字的纸捞上来，洗干净晾晒干，选个黄道吉日，点一炷香，念一段经文后烧了。菩萨在上，希望这些文字使我下辈子变成个有文化的人。
今天，信息爆炸，文化贬值，一文不值的印刷品泛滥成灾。可是，文字、文化，千百年来，在我们民族的血脉里，一直都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近乎于神。在中国古代传说中，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我小时候在大城市边缘还见过专门用于焚化字纸的废纸塔。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我国的灿烂文化没有出现断层，从大和尚的行为，似乎可以解读它何以延续至今。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正是我们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之所在。
历时三载，邵汝祥终于将那些零零落落流传于民间的故事与传说写成了初稿。“唉！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电脑啊，每誊改一遍，都要重新手写，每次都是400字的方格稿纸一大摞。白天忙工作，晚上动手写；娃娃又小，嘀哩哆啰一小串。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知道当时是咋个熬过来的。”老人唏嘘不已。看着他连捏笔写字都困难、已然溃破的双手和肿胀变形的双脚，我的眼睛湿湿地有些发红。就是这双脚趟过无数的江河，翻过无数的高山，进出无数的村寨，才搜集到一个个快被人们遗忘的故事和传说；就是这双手又把它们一一整理、记录，三易其稿，最后形成10多万字的《狮山景观与传说》，并于2000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付梓，一下子成为当地文化旅游界的一大盛事，人们为狮子山的动人传说第一次有了完整的记录，狮子山丰厚的文化底蕴第一次有了系统的介绍而欣喜。
邵汝祥先生也感到欣慰，他终于可以告慰生他养他的这方山、这方水，还有这方山水上的父老乡亲了。那天，北京大学的几个学生来狮子山旅游，专程找到他索书以为旅游指南。每当这种时候，他心中的自豪感总禁不住油然而生。
参考书目：
《剑桥中国史》牟夏礼、崔瑞德 著；
《明史》清张廷玉等 著；
《明清史论煮集刊》上卷；
《明史讲文》孟森 著；
《明史简述》吴晗 著；
《狮山景观与结论》邵汝祥 著。
司机话多，出县城西行，十来公里的盘山路上，一直滔滔不绝：“我们当地人都晓得，建文帝当年被他叔叔夺了皇位，从宫里逃出来，沦落民间。为躲避追杀，东躲西藏，才跑到狮子山出家当了和尚。山上还有他的庙和塑像哩，……”。他那语气中透露出的荣耀，使我突然明白，建文帝的事迹和传说，正是我们解读狮子山文化底蕴的锁钥，正是狮子山被誉为“西南第一山”的缘由。
仁政与正统，建文遗踪何处寻
建文帝名叫朱允炆，是明代第二位皇帝。他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孙子，第三位皇帝朱棣的侄子，公元1398年6月30日即位。
朱允炆自小深受正统儒家文化的熏陶。即位后体恤民情，以仁为本，“举遗贤。赐民高年米肉絮帛，鳏寡孤独废疾者官为牧养。重农桑，兴学校，考察官吏，振罹灾贫民，旌节孝，瘗暴骨，蠲荒田租……又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皆惠民之大者”，革除了洪武朝的许多苛政弊政。但他的这些措施，尤其是“削藩”，损害了以燕王朱棣为代表的藩王们的既得利益。公元1399年，朱棣以当朝违反祖训和“清君侧”为名义发动了“靖难之役”，并于1402年7月攻入南京城，“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精明而多疑的朱棣虽然登基，却收获了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不见建文真身，莫非有一天，他会卷土重来？于是他，在明处，昭告天下，建文帝已死于大火并厚葬之；私底下，却派心腹普天之下罗网秘察。在国内，手下以寻访神仙张三丰（张邋遢）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苦苦搜寻将近30年；于海外，郑和七下西洋，明里是耀兵海外以示中华富强，暗中却在搜寻建文遗踪。
正史记载模糊，“帝不知所终”成为千古疑案，却为流传于民间的野史与传说预留了足够的想象空间，成为民间野史充满情感演绎的契机。
渐渐地，建文出逃，西南各省都有了他在当地为僧的传说。事实上，燕兵围攻金陵时，城中所有出口都有重兵把守。据史载，方孝孺数次派人出城求援，信未送出，“皆为燕游骑所获”。无论是建文帝从地道出逃还是化妆出逃，已为多数史实否定。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咱老百姓”。建文帝出逃为僧的传说更多地寄托着民间的一种情怀，那就是深植于人心的正统观念和对于开明仁政的渴望。
事实上，朱棣成功夺取帝位以后，许多百姓与士人怀念建文帝的仁政，内心不愿降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达、发泄对于弑君篡权者的不满、对于血腥杀戮的不满、对于当朝暴政的不满。这些不满，最终演绎成为建文帝逊国出逃的种种传说。在历史的岁月中，这种另类的表达在民间找到了得以生根，得以茁壮成长的丰厚土壤。或许，古板严肃与纪事简练的正史对草根百姓来说味同嚼蜡，不愿接受。相反，有着丰富想象和生动情节的野史传说则是一杯令人难以释怀的美酒，成为人们劳作之余、相逢之时津津乐道的谈资，折射着人们朴素的悲喜情怀。
朱棣雄才大略，丰功伟业，《永乐大典》、郑和航海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这些自有“肉食者谋之”。老百姓更关心的是与自身息息相关的柴米油盐，盼望的是颐养天年、儿孙绕膝的平安。建文帝朱允炆“性至孝”、懿德润泽四方，那才是百姓所希望的贤明君主。
于是，雄冠滇中的狮子山就有了建文帝在此遁迹为僧的动人传说。
无处不留影，一枝一叶总关情
山，还是那座山。山，已不是那座山。
狮子山钟灵清秀，古木参天，万壑烟霞，建文帝遁迹于此的传说更为后世之人平添了温润的人文情怀与浪漫的遐想空间。山中的楹联、诗文、碑刻、石刻无不追述着建文帝的事迹，甚至花草树木都浸透了他的动人故事，更不用说那专门为他而建的惠帝祠阁。
惠帝祠阁正门大殿廊柱两侧，有两幅对联，对仗工整，寥寥数语，却把明朝初年那一段历史与传说概括无遗，颇值得玩味。
第一幅，上联“僧为帝 帝亦为僧 数十载衣钵相传 正觉依然皇觉旧”，下联“叔负侄 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 狮山更比燕山高”。
“僧为帝”，指的是朱元璋称帝前曾经当过和尚这一史实，而 “帝亦为僧 数十载衣钵相传”则将民间口耳相传的曲折迷离故事化为了文字。传说中，生性多疑的朱元璋请人算过命，说是在他百年之后必有祸乱。未雨绸缪。他命人造一木匣，内附锦囊妙计，上锁密封后交与朱允炆，并嘱咐有难时才能打开，并依计行事方可逢凶化吉。果不其然，“靖难之役”，大兵压境，金陵城即将攻破，建文帝绝望之中忽然想起先皇的临终遗言，遂开箱视之，乃是黄、红、青袈裟各一件，另有度牒和剃刀等什物。他顿时明白了皇爷爷所授机宜：遁迹为僧，方可避祸。于是他与几位忠心耿耿的大臣换上僧衣，趁乱逃出金陵，亡命天涯。世事沧桑，命运轮回，颇有几分黑色幽默：爷爷是从僧人到皇帝，孙子是从皇帝到僧人，爷爷不仅将皇位传给了孙子，甚至把自己年轻时的僧衣也一同传给了他。“正觉依然皇觉旧”，建文帝隐居逃禅之后，了断尘念，不问世间凡俗之事，潜心向佛，最终证得了“正等正觉”的果位，已然成佛。“皇觉”就是朱元璋早年出家的寺庙，代指和尚依然是和尚，唯有大彻大悟之后才可看透运命的轮回。
“叔负侄 侄不负叔”。据正史记载，最初建文帝“以棣于亲最近，未忍穷治其事”，他的仁慈与柔弱似乎是明显的。即使在战争期间，朱棣仍然不断上书要求罢免这个或者那个文臣武将，建文帝竟然都一一照办。野史相传，朱元璋一次游园时兴之所至，指着眼前波光粼粼的湖面吟道：“风吹水面千层浪”。被点了名的朱允炆思索半天才对出下联，“雨打羊毛一片毡”，听得朱元璋直皱眉头。朱棣却随口对出“日照龙鳞万点金”，豪情万丈，帝王之像显露无遗。民间甚至传闻，战争打到最后，建文帝不忍涂炭生民，主动逊位，成全了叔叔朱棣。可见，叔侄之间的博弈，尽管朱棣胜出，但是，在道义上，朱允炆却是最后的赢家。 建文帝错过剪除朱棣的最佳时机之后，皇家军队兵败如山倒。相传金陵城破时，君臣乱作一团，有大臣建议皇帝可到城郊四周的山上躲避此难，慌乱之中的建文帝误将“四周山”听成“狮子山”，换上僧衣，脚着草鞋，走遍千里来到武定狮山。山中明月清朗，清泉淙淙，草木暗香……，这一切似乎都在抚慰着惊魂未定的访客。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建文帝终于大彻大悟，青灯古佛相伴，潜心向佛，修得正果。虽然过着箪食壶饮的清苦生活，精神上的大超脱与大自在、大富足却是京城里那个锦衣玉食、俗务缠身、高坐金銮殿的朱棣无法比拟和想象的！此所谓“八千里芒鞋徒步 狮山更比燕山高”。狮山比之于燕山，海拔高了许多，更高的，还有老百姓的口碑。
第二幅，上联是“祖兴皇觉寺 再传天子复为僧”，下联是“叔误景隆军 一片婆心原是佛”，为清代光绪年间武定知州余艮所撰。
这是狮子山独具特色的一幅对联。特色何在？整幅对联中，除下联中的“叔”字用草书外，其余都是用易于辨认的楷书。上联浅显易懂，下联却很有意思。其中的“叔”字，由于狂草难认，好似神龙见首不见尾，似“叔”非“叔”未有定论，难倒了不少人士。即使在官方的记录上，如《武定县志》，也将其作为“叔”字处理。其实，这是出于对历史的误读。
不是“叔”字，又是何字呢？我们可以从历史事实和书法、对联艺术三方面分析。
《明史·本纪第四· 恭闵帝》里说得很清楚，“燕兵犯金川门，左都督徐增寿谋内应，伏诛。谷王橞及李景隆叛，纳燕兵，都城陷。”在叔侄对决的初期，朱棣无论在民心向背还是军事力量对比上都不占有优势。或许是建文帝的优柔寡断与用人不当，或许是他爷爷朱元璋诛杀了过多骁勇善战的开国功臣，在为他扫清潜在威胁的同时，又使他面临强敌无人可用。10万燕军与50万皇家军队的对决中，尽管建文帝任命的统帅李景隆屡战屡败，尽管大臣们如黄子澄、齐泰等都一再建议撤换将帅，可朱允炆却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都寄托在了这个败军之将身上，始终不渝。战争的天平逐渐倾斜，公元1402年7月，李景隆与防守南京金川城门的谷王朱橞不战而降，大开城门迎接燕军。在关键时刻，正是李景隆耽误、辜负了建文帝本人及其江山。
按照对联书写艺术的对仗习惯，“祖”与“孙”相对，似乎更为贴切工整。而从草书的书写规律看，该字当是“孙”，繁体为“孫”。在汉字尚未简化的古代，该字的写手让“孫”字偏旁和部首共享了中间那贯通左右的一横。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并非是“叔误景隆军”，而是“孙误景隆军”。“误”，乃被动语态，表“被……所误”。正是李景隆的误国误事，才有了建文帝遁迹为僧的机缘与传说，才有了“一片婆心原是佛”的结果。
金陵城破360年后，清朝的乾隆皇帝追谥朱允炆为“恭闵惠皇帝”，于是，武定狮子山上也就有了这座惠帝祠阁。建文帝出家后法号天下大师，亦称应文大师，这会儿，他端坐阁中，面目安详，毫无帝王之气。细细观察，那下垂的眉毛与多皱的面庞间似又隐隐透出悲苦之情，只不过，我们无法知道，他悲的是众生之苦还是自己身世之苦。在他塑像两侧随侍的，左边是原吴王教授杨应能，法号应能，右边是原监察御史叶希贤，法号应贤。相传，“靖难之役”后，大臣杨应能、叶希贤等护卫建文帝通过南京城下水道逃出，历尽艰辛，辗转来到狮子山。臣子们忠心耿耿，侍奉不离左右。于是，民间将他们塑在一起，同时，又在大殿两侧，树立其他几位陪同出逃大臣的牌位，加以追思。
惠帝祠阁外左侧有一块碑，上刻七言律诗一首，相传是建文帝亡国之恨难以释怀之作：“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浦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一位在家居士指着这首诗笑道：“这怎么会是建文帝写的诗呢？那是后世文人自己写的，只不过假托于建文帝罢了。你想想看：建文帝来到狮子山出家做了和尚，修得了大超脱、得到了大自在，他根本就不会挂念以前的事了，怎么还会有诗中所写的‘恨’啊、‘哭未休’啊。他清静都来不及哩！”
中国两千年的大一统，造就了帝王们无比崇高的地位，因而凡是跟帝王有关的，都成为圣迹。建文帝的圣迹喧宾夺主，盖过了山中寺庙的声名，当然，反过来也使寺庙乃至整个狮山更加声名远播。其实，因缘际会，正是因为山中有座辉煌的正续寺在先，才有了那些传说在后。
正续寺，建于元代武宗4年（公元1311年），蜀僧朝宗大师开山，天竺僧指控禅师承继光大。至今，禅寺正门附近还立有两座塔和一块伫立于神龟之上的无字石碑纪念他们。当地人讲，指控禅师建成正续寺后，云游天下，辗转到了韩国，开山建寺继续弘扬佛法，培养了众多高僧大德，成为韩国佛法界的一代宗师，被誉为“师之师”。
狮子山中有一月牙潭。相传建文帝先在正续寺当小和尚，整日除参禅念佛外，还负责担水，打扫庭院。那时，山中日常用水要到数里之外的山脚下去挑。一个偶然的机会，建文帝发现了泉眼，与众僧开凿出来砌成月牙形。潭中之水清凉甘洌，常年涌流不断，从此山中不再缺水。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当年那个小和尚就是建文帝，遂在潭底雕出一条石龙以示感念。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风潮席卷神州的年代，狮子山正续寺及惠帝祠阁却未被摧毁，举国罕见。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则传说讲，文革期间，一队红卫兵全副武装上山，要捣毁惠帝祠阁。小将们慷慨激昂，高声朗诵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然后抬枪对准惠帝塑像，要将其击毁。怪哉，泥胎塑像眼中竟然流出两行浊泪，刹那间，天空乌云滚滚，惊天霹雳就在头顶炸响！为首的红卫兵毛骨悚然，魂不附体，好一阵子才缓过神来，一声“妈呀”，扭头就跑，其余人众也惊慌四散，狂奔下山，再也不敢胡来。 狮山的一草一木，似乎都是朱允炆的化身，都承载着朱允炆的心路历程。
正续寺天王殿前，有两株据说是建文帝亲手栽种的柏树，一株是龙柏，另一株是凤柏。龙柏神如出海蛟龙，凤柏形似飞天凤凰。顺石阶而下，不到百米，就是狮山牡丹园，每年的3、4月份，满园争芳吐艳，花冠大者直径可达28厘米，上世纪80年代末中央电视台曾予报道。“前些年，”饭馆的小师傅告诉我，“举办了一个牡丹节，蒋大为还来狮子山放歌一曲《牡丹之歌》哩！人人都说‘洛阳牡丹甲天下’，唉！要是他们到了我们狮山来瞧瞧，那才叫真正的‘狮山牡丹甲天下’哩！”
相传，失去九五之尊的建文帝一行人逃离京城，随行的还有一位名叫牡丹的妃子。逃亡生涯，餐风露宿，翻山越岭，宫中佳丽如何经受。她一病不起，香消玉殒。亡命途中，悲愤的建文帝别无选择，就地草草掩埋了爱妃。未曾想，几日之后，新坟之上却长出了一朵艳丽璀璨的牡丹。建文帝睹物思人，用泥土包住其根茎带在身边，一路上小心呵护。落脚武定狮子山后，才让它落地生根，精心浇灌，终于培植出冠绝天下的狮山牡丹。至今，山顶还遗留有水池，名曰九曲黄河，正是传说中建文帝每天取水浇灌牡丹之处。
落难的天子也是天子，也是无所不能的神。狮山的村民对于建文帝的神迹至今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建文帝如何惩戒来寺里糟蹋茶花、蛮横无理的衙内公子，如何感化得嗜血蚊虫不再叮人、聒噪的青蛙变得安静、贪吃的麻雀不再啄食地里的谷物；狮山大村附近的村民为建文帝指过路，只消糊巴掌厚的泥埂，泡田栽秧就不会渗漏……。
在这里，时间仿佛凝固了，五、六百年前不过就是昨天。历史与传说相互交织，亦真亦幻，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老百姓以自己的方式诠释、守护着自己心中的历史，鞭挞丑恶，褒扬善美，表达他们对社会正义的美好祈愿。
山中老百姓，自己书写历史的人
下午从山上下来，在一农家乐小憩。厨师小郭是山脚下大村人，今年34岁，在这儿已经干了两年，月薪800来元。他说，农家乐老板姓邵，也是大村人，早年做过建材和装璜生意，现在办了个华兴公司，把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带出来了。他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邵老板很能干，人品没有说的！跟他出来的年轻人都有了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逢年过节还带领我们去拜访慰问村里的老人，给每位老人都发钱过节，有时80元，有时100元。平时他也总跟我们说要孝敬老人，尊重长辈。”正聊着，小郭的手机响了。我一边喝茶，一边看着天边的夕阳，依稀听到他在电话里说什么身份证号码，说什么人活着就要信心。讲完电话，见我一脸的诧异，小郭忙解释道，他有个高中同学，今年35岁，患“视网膜变性症”，省城昆明的大医院都跑遍了，治不好。老同学视力严重衰退，接别人递过来的香烟都要靠摸，不小心就被门槛绊个跟头，工作没了，娃娃还在上小学。几个同学商量着，悄悄在银行为他开了个账户，随意捐点钱帮他供养孩子上学，估计每年可以凑上三、四千元。刚才是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同学来电话，询问患病同学的身份证号码。“唉，其他忙帮不上啦，”小郭弹弹烟灰，说道：“我们只能帮他解决娃娃的读书问题。”
我请他讲一点狮子山的传说。“这个，邵汝祥老师晓得的最多。他真了不起，武定县的人哪个都晓得。他就是我们大村的人，找他讲才对。”他说着，一阵迟疑。“只是听说他最近身体不好，搬到县城里去住了。”他说完，连忙帮我打听邵老师的电话和住址。
邵老师家住在县城一座自己建盖的三层小院里，平日家里只有老伴、大儿媳及孙子四人。大儿子是附近高桥镇的副镇长，工作繁忙平时很少回家。老人今年60岁，手脚患有严重的痛风和风湿，几乎不能走动，吃饭都是由老伴做好后端来。“年轻时候身体好，不懂事，经常是翻山越岭一身汗，遇着河水卷起裤脚就趟过去。这样忽冷忽热的，老来就成现在这个样子。”老人指着肿胀变形的手脚关节，无奈地说道。
1964年中学毕业后，邵汝祥远赴距狮子山200里之遥的一个彝族山寨教书，在那里度过了十八个春秋。他1979年被省教委授予“模范教师”称号，1983年，调入县教委工作，1993年调至县政府任秘书，现已退休。
早在边远彝族山寨任教期间，邵汝祥就开始收集狮子山的传说。“19岁那年，有一次我到寨子里，碰到一个彝族老农，他听说我是狮山大村的人。就吸着旱烟笑眯眯地要我背几条狮山寺庙里的对联给他听。”老人不好意思地笑着回忆道：“唉！当时把我羞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我一样都晓不得。那个老农慢悠悠地拿下嘴里吸着的烟锅，在地上磕了磕，然后就吟诵起来。什么‘僧为帝，帝亦为僧’啦，什么‘山藏龙伏隐高峰’啦，一幅接着一幅地背给我听，行云流水一样。哎哟我的天！你想想，一个边远山区的彝族农民都会背诵狮山的对联，我这个土生土长的狮山人反倒不会，当时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老人脸上泛起红光，有些激动。“我自问，”他望着远处，悠然说道：“作为狮山大村出来的人，小时候曾在月牙潭边野炊，曾在正续寺里留宿，怎么能对狮山一问三不知？我下定决心，要系统地搜集、整理狮子山的民间传说，系统地介绍狮子山的优美风景！”
从此后，邵汝祥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艰苦细致的搜集整理工作。半路上，火塘边，只要是跟狮子山与建文帝有关的传说，他都听在耳里，记在心中，晚上则伏案疾书记录下来。他清楚地记得，“建文帝叫蚊子不叮人、青蛙不乱叫”那几个神话传说，都是在金沙江的渡船上，听老艄公一边摇橹一边滔滔不绝讲来的。
上世纪60年代末，邵汝祥听说田心乡小法块村有一位从正续寺还俗回乡的“大和尚”，叫乔光华，对正续寺和建文帝遁迹狮山的掌故与来龙去脉讲得活灵活现，于是专程去拜访。在“大和尚”的茅草窝棚里，一个毫无保留地讲，一个追根刨底地问，一老一少，一说一写， 两人通力合作，就这样让流传了五、六百年的狮山民间文化传说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传承下来。
“大和尚”让人敬重，还不仅仅在于会“讲故事”。那时，他的窝棚里外，经常可以看到晾晒着的旧报纸或者零散的书页。年轻好奇的邵汝祥就问，你不识字，弄来这些皱巴巴、湿漉漉的东西干什么？“大和尚”说，每次看到茅坑里这些揩屁股的报纸、书页，都感到难过。上边都有字，造孽啊！字纸要善待。我羡慕你们这些文化人，我这一辈子就是吃了不识字的亏。所以，每次上厕所我都要把有字的纸捞上来，洗干净晾晒干，选个黄道吉日，点一炷香，念一段经文后烧了。菩萨在上，希望这些文字使我下辈子变成个有文化的人。
今天，信息爆炸，文化贬值，一文不值的印刷品泛滥成灾。可是，文字、文化，千百年来，在我们民族的血脉里，一直都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近乎于神。在中国古代传说中，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我小时候在大城市边缘还见过专门用于焚化字纸的废纸塔。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我国的灿烂文化没有出现断层，从大和尚的行为，似乎可以解读它何以延续至今。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正是我们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之所在。
历时三载，邵汝祥终于将那些零零落落流传于民间的故事与传说写成了初稿。“唉！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电脑啊，每誊改一遍，都要重新手写，每次都是400字的方格稿纸一大摞。白天忙工作，晚上动手写；娃娃又小，嘀哩哆啰一小串。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知道当时是咋个熬过来的。”老人唏嘘不已。看着他连捏笔写字都困难、已然溃破的双手和肿胀变形的双脚，我的眼睛湿湿地有些发红。就是这双脚趟过无数的江河，翻过无数的高山，进出无数的村寨，才搜集到一个个快被人们遗忘的故事和传说；就是这双手又把它们一一整理、记录，三易其稿，最后形成10多万字的《狮山景观与传说》，并于2000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付梓，一下子成为当地文化旅游界的一大盛事，人们为狮子山的动人传说第一次有了完整的记录，狮子山丰厚的文化底蕴第一次有了系统的介绍而欣喜。
邵汝祥先生也感到欣慰，他终于可以告慰生他养他的这方山、这方水，还有这方山水上的父老乡亲了。那天，北京大学的几个学生来狮子山旅游，专程找到他索书以为旅游指南。每当这种时候，他心中的自豪感总禁不住油然而生。
参考书目：
《剑桥中国史》牟夏礼、崔瑞德 著；
《明史》清张廷玉等 著；
《明清史论煮集刊》上卷；
《明史讲文》孟森 著；
《明史简述》吴晗 著；
《狮山景观与结论》邵汝祥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