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 年初夏，我在牛津大学的办公室接到一个令人吃惊的电话。一个声称来自“白宫”的少女以美音问道，下星期四下午1 点40 分到4 点10 分，我是否想去参加总统的会议，为他首次正式的欧洲之行做准备。她说，国家安全委员会会支付经济舱的飞机票费用。
　　通常，我很警惕这种会议。我认为，写政客的人不应该与他们走得太近。另一方面，我认为没有理由不与任何级别的民选领导人分享你的专业知识。在单独的场合，我曾与玛格丽特·撒切尔、托尼·布莱尔和格哈德·施罗德等政客这样会面过。无论如何，这的确太有吸引力了，不容错过。
　　5 月31 日，星期四，在约定的时间，我们在罗斯福厅聚集，听一个简短的发布会。在罗斯福厅的一端，泰迪·罗斯福从马背上向下俯视，在另一端富兰克林·罗斯福从桌上向下俯视。我们从那里转到了地图室。美国第42 任总统乔治·布什突然出现在我们中间时，我正在专心地研究1945 年4 月富兰克林·罗斯福死前看的最后一张军事地图。几个小时后，我写下了对该会议的回忆，当时我正在国家机场等待回国的飞机。我在笔记本上记着，“很高。方脸、褐色皮肤。黑色西装。相当正式的问候。简洁的风格。”
　　总统带领我们上楼，快速参观了多个地方。他说，这是林肯的卧室，曾“用于……做很多事情”。（克林顿夫妇曾遭滥用它融资的指控。）女王的卧室——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相当古怪。（“没错，我们不用那一套。”随行人员中有人开玩笑说。芭芭拉·布什还在场。）那次最令我难忘的是飞机从国家机场起飞，直接从白宫上空飞过。现在我的记忆永远被2001 年的“9·11”事件转变了。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上空的飞机会是潜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我们坐在一个被称为“黄色椭圆形大厅”（不要与椭圆形办公室混淆）的宽敞、黄色墙面的客厅中。在一边宝座一样的椅子上坐着总统和皱着眉头的副总统迪克·切尼。在另一边坐着国家安全顾问康迪·赖斯——她是我在斯坦福大学相知相识的同事——和她的副手斯蒂芬·哈德利，在他们的后面还有一些官员。受邀的嘉宾安排在两张巨大的沙发上，组成了一个不封闭的正方形：我、当时《金融时报》的美国主编莱昂内尔·巴伯、金融界的传奇人物费利克斯·罗哈廷和前美国驻法大使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任务是讨论欧洲；我们的对面是同样来自斯坦福大学的迈克尔·麦克福尔，以及他的同事、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家托马斯·格雷厄姆，主要讨论俄罗斯。一些紧挨的软饮料放在一张矮矮的大桌子上，与两边沙发的距离都不舒服。我记得，在我们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只有总统敢去拿饮料。
　　布什用富有特色的自谦方式开场，说：“坐在你面前的是直率的德州人。”他解释说，在这次重要出访之前，他想知道更多东西。他是怀着“我们的伟大国家”被这些国际承诺限制的心情来的。
　　他对大多数自由国际主义形式的怀疑是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抱怨说，美国计划不周的军事干预太多了。我的笔记上显示，他称“我们会在卢旺达做什么”。莱昂内尔·巴伯记录，他说“我不会卷入，不会重蹈卷入索马里的覆辙”。他坚称，美国军队不应该被当作“横穿人行道的士兵”来用。但我说——我不记得自己是否加上了“尊敬的总统先生”——“马其顿不是索马里”时，他看上去并不是非常高兴。
　　当时他问道：“我们希望欧盟成功吗？”莱昂内尔和我相当坚定地回答说，作为英国的欧洲人，我们当然希望欧盟成功，我们认为美国也应该这样做，当我们这样回答时，他退后说，“这是挑衅。”然而，他的政府更喜欢与单独的欧洲国家打交道，即分而治之，这表明它确实是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在场的一些人，比如皱着眉头的切尼，会回答不希望。当罗哈廷告诉他，德国为欧洲制定了“一项联邦计划”时，总统打断他：“你能给联邦计划下个定义吗？”罗哈廷解释说：“我的意思是像美国一样。”
　　对于有关欧洲的大多数问题，他似乎都持开放态度，但绝不是毫无主见。他相当支持由我提出并受到麦克福尔大力支持的建议，即从长远来看，北约应该吸纳稳定、自由、民主的俄罗斯成为其成员国。但有两个问题，他已经完全下定了决心。一个是导弹防御问题。他说：“我全心全意地致力于这个问题。”这“不是星球大战”。它旨在应对许多威胁，不仅仅是俄罗斯，伊朗的导弹也提到了。他觉得，在他与普京即将进行的会晤中，他能够说服俄罗斯总统加入他的历史性创举中：“我的目标是让他觉得大国的地位得到了认可。”没错，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及德克萨斯一个州，“但我不会告诉他。”相反，他希望说服普京，他们可以合作签订一份协议“保护世界”。“保护世界”……除了美国总统，还有谁可以严肃地说出这个词组？但是防御谁？
　　另一个他拥有坚定立场并详细阐述的主题是气候变化。他认为欧洲人正在试图偷走竞争优势，超过美国：“他们在试图欺骗我们。”根据我的笔记，阐述绿党愚蠢的长篇讲话得出了如下结论：“《京都议定书》一塌糊涂。”然而，他承认，他的政府在《京都议定书》的问题上做得不是很好（赖斯爽快地说：“没错。”），并承诺他们将在此次欧洲之行前努力制定出新的方案。
　　他对单个国家的判断似乎与其现任领导人密不可分。他喜欢布莱尔——“很好打交道……支持导弹防御”，他也喜欢希拉克，但他“与德国有一些问题”。当我问是什么问题时，他的回答总是围绕着总理施罗德和其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他怀疑（后来证明这并非空穴来风），施罗德可能想让俄罗斯与美国互相竞争。至于菲舍尔，他有激进左翼的过去，最糟糕的是他是一名绿党分子。他（布什）曾嘲弄菲舍尔——“你知道的，我喜欢嘲弄”——说他曾经告诉过德国总理，他的政府中绿党人士太多了，接着他向菲舍尔眨了眨眼睛，向他表明自己在开玩笑。对此，这位毫无幽默感的德国人愤怒地回应道：“得了，问题在于你的政府中没有足够的绿党人士。”（约施卡或许不擅长开玩笑，但历史将证明他说得相当对。）
　　国家及其现任领导人之间的混乱状态似乎专门毁坏了21 世纪初世界领导人的形象，这些领导人在双边和多边峰会上经常会晤。他们对各自国家的了解越少，他们的判断受到个性的影响就越大。比如，与撒切尔交谈时，我发现她个人讨厌赫尔穆特·科尔，觉得他在欧洲领导人的峰会上欺负她，这形成了她对德国的看法。更糟糕的是，他成功地欺负了她。 　　另一方面，她通常对法国持负面态度，但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某种女性魅力冲淡了这种态度。布什和布莱尔也是一样，他们都误判了他们与法国的关系，因为他们被温和的希拉克吸引了。（这些法国人是怎么回事？）布什有关普京所说的金玉良言——“我的目标是让他觉得大国的地位得到了认可”——完美地体现了国家与领导人的谬论。我们在白宫开会几周后，当他与普京第一次会晤时，他说了一段著名的话，他“看着那个人的眼睛”，发现他“非常坦诚、可靠”。此外，他“感受到了他的心”。
　　我们关于俄罗斯的讨论产生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看法。他说，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与欧洲和西方的军队并肩作战。因为他们面临一个崛起的中国：“这是另一场会议的主题。”我感觉，这位总统仍在寻找其核心外交政策的论述，但从他现已形成的全面地缘政治看法来看，他似乎确实认为，中国代替了苏联，成为美国巨大的全球竞争对手和潜在敌人。
　　他快要结束讲话的时候，直接看着我说：“顺便说一下，我认为马其顿不是索马里。前几天，我与马其顿总统在这里会晤过，作为卫理公会派惟一的两位世界领导人，我们一起祈祷了……”

　　说完这段奇怪的结束词就散会了，我乘坐一辆破旧的华盛顿出租车赶往机场。反思这位总统，我发现他是一个奇怪、不均匀和不稳定的混合体：相当刻板、保守的东海岸绅士和鲁莽的德州牛仔；迅速反应的商业头脑和令人担忧的无知；美国第一个民族主义者并渴望成为像他父亲那样的政治家；自嘲的魅力，这表明了一种核心、根深蒂固的个性，也反映出了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
　　有一会儿，在谈论没什么特别东西的时候，他突然转变话题，聊起了北美和南美领导人峰会上的一件趣事。那次峰会之前，赖斯曾一遍又一遍地教导他该如何清晰有力地表达，但他却决定在一个重大的问题上保持沉默。当时主席转向他说：“但是总统先生，您是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而布什告诉我们：“我自认为，呃……没错……胜任这份工作需要点时间。”但是他能吗？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他显然对自己能够胜任有些怀疑。我也是。
　　4个月后，那些飞机变成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整个世界随之改变。布什政府找到了其确切的论述：全球反恐战争。在这场全球斗争中，潜在的敌人中国成了宝贵的伙伴。在这些极其考验人的情况下，世界知道了乔治·布什内心最深处那个问题的答案。不，他无法胜任这份工作。实际上，他成了美国现代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之一。他将对世界造成巨大的伤害，这是由他的所作所为造成的，但更多的是由他没有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造成的。他担任总统的8年，也将对自己的国家的经济、实力、美好声誉造成巨大的伤害。
　　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一切。历史学家不能再次获得的一样最难——严格来说，不可能——的东西是理解当时人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都掉进了陷阱中，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将该陷阱称为“回顾决定论的错觉”。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作者：【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译者：于金权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