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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不同的方法来打破一种对食品安全治理的垄断，让食品安全的相关信息能够对各界开放，随着整个食品生产中相关知识的传播，可以逐渐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5月8日上午10点，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一报告厅，当78岁高龄的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女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一场名为《公共资源合作：自治、多中心与发展》的主题演讲结束时，一位来自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的丰景大厦小区的业主站了起来。这位业主并没有向奥斯特罗姆提问，而是表达了对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特别感谢：感谢她关心中国小区自治这个公共治理的重要领域，并亲自去广州倾听小区业主们的自治经验。5月6日，奥斯特罗姆曾经来到位于广州市的丰景大厦小区，并对广东省华南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的邓鸿赠送了一句话：“我有信心，你们将会成为推进社会自治进程中的有力分子”。
推动公共资源的治理，并关注自我治理的有效性，一直是这位高龄女经济学家40多年来一直关注的领域。在奥斯特罗姆和她丈夫、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奠基人之一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进行之前，多数的经济学家认为，公共资源的治理由于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即谁也不愿意付出成本去推动公共治理，因而只能陷入困境），所以公共资源只能交由政府去管理，或者私有化，让私人公司来承担经营的任务。但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发现，在很多地方，包括中国，生活在某一区域的人们其实能够自我治理。面对很多复杂的公共领域，多中心的，也即政府、私人公司、居民自治、行业自治、专家意见等均可参与进来，从而形成一种多中心治理的格局。
奥斯特罗姆的这一发现，不但化解了政府-市场的简单二元思维，也给中国的现实提供了解决复杂问题的丰富经验和智慧。5月8日下午，在第一报告厅外，奥斯特罗姆教授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
“应该鼓励人们尝试更多小区自治”
中国新闻周刊：你来到中国为什么首先去了广州的丰景大厦小区？这个小区的自治经验，在你的观察中与美国的社区自我治理有什么不同？
奥斯特罗姆：事实上，我此次来到中国的第一站，是先去香港开了两天的会议，之后又到广州开会，在开会的时候，我收到了去那个小区访问的邀请，于是我就对整个小区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访问。小区不大，但是那是一个很好的访问，进行了很好的互动，有了很多的发现。
我访问的这种小区，被我们研究者称为“刻意形成的社区”，它不是由人们自然组织起来而形成的，而是被动规划好的小区。但是，人们在这样的小区，并不只是生活在这里，还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自己管理。我发现其中一些的规则和组织是很好的，而另一些可能还不够成功。而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区，应该说他们进行了很成功很好的自我管理。
中国新闻周刊：在美国这样一个自治合作管理发育的基础非常好的国家，“多中心”的治理方式是非常良好和有效的，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管制实际上仍然十分严密的体系里，“多中心”治理应该如何展开？
奥斯特罗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应该说这其中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方式来解释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很多的战略和方法，在中国的某些省市也可以操作，而在另一些省市则不行。但是，我们应该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尝试不同的实验，发挥我们的想象力，也许就能够找到一些方法。比如在牧区，给予牧民们更多的自主决策的权利，未必一定要强加“私有产权”或者“国有产权”的概念。在不同环境下，这种产权制度未必是可行的，而是说应该让他们去更多采取自主治理的方式，自己来决定公共资源的使用方法，实际上我们今天有一个分会场，就是专门讨论牧场资源问题的。我觉得在这个领域是有潜力的，人们可以做很多的“自我治理”的决策，让牧民有更多的发言权。
另外，在北京，我们看到有一些业主委员会也在做一些“自我治理”方面的尝试，人们对他们所居住的小区怎么进行管理可以表达出更多的声音。包括像电梯管理之类相关的问题，都是一些很好的尝试。
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一直存在着一种“企业办社会”或者“单位办社会”的制度模式。比如机关可以开办自己的食堂，单位可以盖房子给职工居住，职工之间也是邻居关系，他们也有一种类似于自我治理的模式，这种模式与你所研究的模式有什么不同？
奥斯特罗姆：这个问题我没有具体研究过，不过我读过相关的报道，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或者工厂的领导不是那么“专制”，他们会留出一些空间，让人们进行沟通，可以更有精力地进行互动，更加具有创造力。在某种意义上这类似于“自主治理”。
“人们要有能力建立一个行业组织，来自行监控食品安全”
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食品安全正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像含三聚氰胺奶粉等各类的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出现。你曾经研究过美国很多行业自治的成功案例，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如果采用行业协会自主治理的模式，会不会是一个好的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方案？
奥斯特罗姆：无论如何，自主治理的监控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进行的。如果被给予更多自主权的话，行业也许就可以有自己的检查人员，这些检查人员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去哪里、检查谁的产品质量，包括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些来自大学的研究人员的支持，由他们来决定或者建议进行什么样的检查。互联网也可以提供帮助，让这个行业共同体当中的人们，包括消費者，对食品安全的情况进行更多的信息交流。
总之，就是要用不同的方法来打破一种对食品安全治理的垄断，让食品安全的相关信息能够对各界开放，改变食品安全监控的“自上而下”的原有模式，将食品生产的整个过程开放。打破垄断之后，随着整个食品生产中相关知识的传播，可以逐渐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目前对食品行业的管理模式主要以政府监管为主，但是目前所呈现的结果却并不理想。刚才你谈到了“更开放”，那么除此之外，对食品安全，对整个行业本身有什么更具体的建议？
奥斯特罗姆：人们要有能力建立一个行业组织，形成一种力量，来自行监控食品安全。这个组织不需要政府的支持。当然在中国，这个情况可能比较困难，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建立这样一组人群或者团队，他们是独立于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这个人群可以包括科学家、生产蔬菜或者肉类、牛奶的农民自己，或者其他的对这一问题比较关注的普通公民。由他们来共同探讨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通过发表一些新闻信件或者专业的科学文章，来探讨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导致了食品安全问题，弥补这方面知识的缺乏；弄清楚在此之前有无收受贿赂，或者说寻租牟利的需求。
负责食品安全监管的公务人员太忙，没有足够时间进行相关检查，现在中国的整个食品安全监管的体系是高度集中化的。
食品安全问题本身又是十分分散的，全国各地可能生产各种各样的食品，某个地区的农民使用了什么样的农药，这样的问题很难进行集中统一化的管理。所以用分散的模式，让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们来进行食品安全方面研究，可能更有帮助，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提供“扩展服务”。比如在美国的大学里，一些人对农业问题感兴趣，他们会主动为农民或者生产者提供服务，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来避免食品安全出现问题。这种服务是完全独立于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是完全出于兴趣的，这样一种“多中心”的治理可能会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5月8日上午10点，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一报告厅，当78岁高龄的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女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一场名为《公共资源合作：自治、多中心与发展》的主题演讲结束时，一位来自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的丰景大厦小区的业主站了起来。这位业主并没有向奥斯特罗姆提问，而是表达了对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特别感谢：感谢她关心中国小区自治这个公共治理的重要领域，并亲自去广州倾听小区业主们的自治经验。5月6日，奥斯特罗姆曾经来到位于广州市的丰景大厦小区，并对广东省华南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的邓鸿赠送了一句话：“我有信心，你们将会成为推进社会自治进程中的有力分子”。
推动公共资源的治理，并关注自我治理的有效性，一直是这位高龄女经济学家40多年来一直关注的领域。在奥斯特罗姆和她丈夫、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奠基人之一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进行之前，多数的经济学家认为，公共资源的治理由于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即谁也不愿意付出成本去推动公共治理，因而只能陷入困境），所以公共资源只能交由政府去管理，或者私有化，让私人公司来承担经营的任务。但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发现，在很多地方，包括中国，生活在某一区域的人们其实能够自我治理。面对很多复杂的公共领域，多中心的，也即政府、私人公司、居民自治、行业自治、专家意见等均可参与进来，从而形成一种多中心治理的格局。
奥斯特罗姆的这一发现，不但化解了政府-市场的简单二元思维，也给中国的现实提供了解决复杂问题的丰富经验和智慧。5月8日下午，在第一报告厅外，奥斯特罗姆教授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
“应该鼓励人们尝试更多小区自治”
中国新闻周刊：你来到中国为什么首先去了广州的丰景大厦小区？这个小区的自治经验，在你的观察中与美国的社区自我治理有什么不同？
奥斯特罗姆：事实上，我此次来到中国的第一站，是先去香港开了两天的会议，之后又到广州开会，在开会的时候，我收到了去那个小区访问的邀请，于是我就对整个小区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访问。小区不大，但是那是一个很好的访问，进行了很好的互动，有了很多的发现。
我访问的这种小区，被我们研究者称为“刻意形成的社区”，它不是由人们自然组织起来而形成的，而是被动规划好的小区。但是，人们在这样的小区，并不只是生活在这里，还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自己管理。我发现其中一些的规则和组织是很好的，而另一些可能还不够成功。而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区，应该说他们进行了很成功很好的自我管理。
中国新闻周刊：在美国这样一个自治合作管理发育的基础非常好的国家，“多中心”的治理方式是非常良好和有效的，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管制实际上仍然十分严密的体系里，“多中心”治理应该如何展开？
奥斯特罗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应该说这其中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方式来解释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很多的战略和方法，在中国的某些省市也可以操作，而在另一些省市则不行。但是，我们应该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尝试不同的实验，发挥我们的想象力，也许就能够找到一些方法。比如在牧区，给予牧民们更多的自主决策的权利，未必一定要强加“私有产权”或者“国有产权”的概念。在不同环境下，这种产权制度未必是可行的，而是说应该让他们去更多采取自主治理的方式，自己来决定公共资源的使用方法，实际上我们今天有一个分会场，就是专门讨论牧场资源问题的。我觉得在这个领域是有潜力的，人们可以做很多的“自我治理”的决策，让牧民有更多的发言权。
另外，在北京，我们看到有一些业主委员会也在做一些“自我治理”方面的尝试，人们对他们所居住的小区怎么进行管理可以表达出更多的声音。包括像电梯管理之类相关的问题，都是一些很好的尝试。
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一直存在着一种“企业办社会”或者“单位办社会”的制度模式。比如机关可以开办自己的食堂，单位可以盖房子给职工居住，职工之间也是邻居关系，他们也有一种类似于自我治理的模式，这种模式与你所研究的模式有什么不同？
奥斯特罗姆：这个问题我没有具体研究过，不过我读过相关的报道，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或者工厂的领导不是那么“专制”，他们会留出一些空间，让人们进行沟通，可以更有精力地进行互动，更加具有创造力。在某种意义上这类似于“自主治理”。
“人们要有能力建立一个行业组织，来自行监控食品安全”
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食品安全正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像含三聚氰胺奶粉等各类的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出现。你曾经研究过美国很多行业自治的成功案例，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如果采用行业协会自主治理的模式，会不会是一个好的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方案？
奥斯特罗姆：无论如何，自主治理的监控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进行的。如果被给予更多自主权的话，行业也许就可以有自己的检查人员，这些检查人员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去哪里、检查谁的产品质量，包括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些来自大学的研究人员的支持，由他们来决定或者建议进行什么样的检查。互联网也可以提供帮助，让这个行业共同体当中的人们，包括消費者，对食品安全的情况进行更多的信息交流。
总之，就是要用不同的方法来打破一种对食品安全治理的垄断，让食品安全的相关信息能够对各界开放，改变食品安全监控的“自上而下”的原有模式，将食品生产的整个过程开放。打破垄断之后，随着整个食品生产中相关知识的传播，可以逐渐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目前对食品行业的管理模式主要以政府监管为主，但是目前所呈现的结果却并不理想。刚才你谈到了“更开放”，那么除此之外，对食品安全，对整个行业本身有什么更具体的建议？
奥斯特罗姆：人们要有能力建立一个行业组织，形成一种力量，来自行监控食品安全。这个组织不需要政府的支持。当然在中国，这个情况可能比较困难，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建立这样一组人群或者团队，他们是独立于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这个人群可以包括科学家、生产蔬菜或者肉类、牛奶的农民自己，或者其他的对这一问题比较关注的普通公民。由他们来共同探讨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通过发表一些新闻信件或者专业的科学文章，来探讨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导致了食品安全问题，弥补这方面知识的缺乏；弄清楚在此之前有无收受贿赂，或者说寻租牟利的需求。
负责食品安全监管的公务人员太忙，没有足够时间进行相关检查，现在中国的整个食品安全监管的体系是高度集中化的。
食品安全问题本身又是十分分散的，全国各地可能生产各种各样的食品，某个地区的农民使用了什么样的农药，这样的问题很难进行集中统一化的管理。所以用分散的模式，让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们来进行食品安全方面研究，可能更有帮助，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提供“扩展服务”。比如在美国的大学里，一些人对农业问题感兴趣，他们会主动为农民或者生产者提供服务，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来避免食品安全出现问题。这种服务是完全独立于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是完全出于兴趣的，这样一种“多中心”的治理可能会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