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蔡邕文学研究逐渐受到关注，虽无皇皇巨著，却有明显的深入。专著可以邓安生的《蔡邕集编年校注》、高长山的《蔡邕评传》为代表；论文200余篇，其中，赵德波独自发表15篇，论及蔡邕作品的意象、《诗》《书》称引等问题；刘跃进、袁济喜等学者见解深刻，影响较大。

生平、著作与文学史地位研究

　　生平及著作整理研究，是蔡邕文學研究的基础。发表论文约15篇，著作3部。史福庆等认为蔡邕故里为尉氏县蔡家庄；朱绍侯则讨论了杞县说与尉氏县说各自的合理性。刘跃进根据历代著录以及现存作品，颇为详尽地考察了蔡邕作品的真伪及卷帙情况。邓安生《蔡邕集编年校注》在编年整理方面用力尤勤，至今仍是蔡邕编年校注中的力作。这些研究成果数量不多，却在蔡邕生平事迹考证、作品编年整理等方面推进不少，为蔡邕文学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
　　对蔡邕文学史地位的重估是研究热点之一，有论文有20余篇。受“从卓变节”等旧说影响，蔡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直不高。80年代以来，蔡邕文学史地位的评价逐渐趋向客观和公允。程有为较早指出蔡邕与班固、张衡齐名，虽因晚年受董卓厚遇死于非命而颇受争议，然蔡邕并非无行文人，他与董卓只是故吏与举主的关系。何如月以为，讥讽蔡邕“无守无识”的观点，多受顾炎武《日知录》“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的影响，其实失之偏颇。吴从祥则独辟蹊径，以《文心雕龙》为切入点，指出对蔡邕碑铭的推崇，是蔡邕文学地位的渐次下降和文学史大家地位的丧失的重要缘由之一等。这些新探索，都对蔡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做了有益的思考。

作品及思想研究

　　辞赋研究。辞赋是汉代重要文体，蔡邕辞赋在汉代乃至中国辞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关蔡邕辞赋的研究论文有30余篇。吴明贤认为在汉代辞赋史上，蔡邕是继张衡之后，完成并开启抒情小赋创作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对六朝抒情赋体兴盛、辞赋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踪凡从鸿都门学切入，指出蔡邕的汉赋观及其汉赋创作存在错位与对立，反映了汉赋批评滞后于汉赋创作的事实，昭示了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蔡邕小赋是研究重点之一，邓安生认为，蔡邕小赋内容丰富，题材广阔，拓展了赋的艺术表现领域，为魏晋小赋的繁荣起了示范作用。刘桂华指出，蔡邕抒情咏物小赋短小精悍，体现了汉末赋风从华丽铺陈的大赋向咏物抒情小赋发展的趋势，蔡邕是转变汉赋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代表人物。这些研究肯定蔡邕辞赋在辞赋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重视小赋蕴含的情感诉求和审美体验，深化了蔡邕辞赋研究。
　　碑文研究。东汉碑文兴盛，以蔡邕成就最高。有关蔡邕碑文研究的论文有30余篇。启功对刘熊碑非蔡邕所写，乃唐人附会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虽因受时代局限讨论难以深入，却是有关蔡邕碑文研究较早的成果。此后，蔡邕碑文研究一度陷入沉寂，近二十来年，学者们全面展开对蔡邕碑铭特点、地位和贡献的探讨。高长山认为，蔡邕碑文对禀赋天性的重视构成了魏晋玄学的重要论题。张根云指出，碑文巨匠蔡邕影响了孔融等的碑文写作，确立了后代碑文评鉴的典范。陈君分析了东汉厚葬、求名的社会风气对蔡邕碑文的影响。赵德波《蔡邕碑颂对〈尚书〉典故、体式的运用及其风格特征——汉代文学与经学之关联管窥》等多篇论文，对蔡邕碑颂中的典故、体式及风格特征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讨论。
　　蔡邕碑文是否“谀碑”是讨论热点之一。针对蔡邕碑文为“谀碑”的旧说，王银忠指出，此观点多源于《后汉书·郭太传》所载蔡邕语：“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惟《郭有道》无愧色耳。”其实蔡邕的“惭德”并非是对个人品行的反省，而是来自其文学才华与碑文的“质”之间的矛盾。徐海容认为王银忠此论值得商榷，可从时代风气及蔡邕碑文的创作风格、蔡邕碑志人物与史传记载来看，蔡邕“谀墓”确是事实。李贵银从蔡邕碑文创作具体情况入手，认为蔡邕此语是对郭有道人品与立身行事的赞美与认同，并非蔡邕反省自己碑文创作失实之语。这些成果显示了蔡邕碑文研究的细化及向学科交叉方向发展的趋势，揭示了蔡邕碑文与时代风气的关系，也肯定了蔡邕碑文的文学价值。
　　公牍文研究。因蔡邕碑文成就显著，他数量可观的公牍文，包括章表奏疏议等，历来重视不够。相关研究起步晚。近十年来，有论文近20余篇。学者们多认为，蔡邕公牍文情感充沛，不仅表现了蔡邕卓越的文学才能，也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治国议政的才能。孔艳侠指出，蔡邕公牍文多质朴醇厚，洋溢着凛然之气，激荡着悲愤之风，是西汉质朴雄厚向魏晋清丽典雅文风过渡的代表。赵俊玲认为，蔡邕今存章表13篇，文质彬彬，孔融、阮瑀、曹操、曹植等的章表创作深受其影响。
　　《独断》因特色独具而备受关注，学者们或以《独断》及蔡邕创作为考察基点，讨论中国古代文体学观念与主要文体形态，如刘跃进《〈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或从《独断》入手，考察当时政治体制与公文的关系，如刘后滨《从蔡邕〈独断〉看汉代公文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变迁》；或考论其对司马彪《续汉志》及对后世的影响，如代国玺《蔡邕〈独断〉考论》；或对其中的《周颂》序说及后人窜乱情况加以辨析，如马昕《蔡邕〈独断〉所载〈周颂〉序说辨疑—兼论〈独断〉的窜乱迹象》。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展示了《独断》的价值。
　　总的来看，学者们已不仅仅满足于蔡邕文学作品的鉴赏，而是立足更广阔的时空，从多角度对蔡邕作品做出价值评判，并致力于构建以蔡邕文学作品为坐标的东汉文学体系。

与汉魏文人及文学关系研究

　　蔡邕与汉魏晋士人交游及对同期文学的影响研究。顾炎武《日知录》说蔡邕“文采富而交游多”，交游拓展了蔡邕的视野，也对众多士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论文约20余篇。范凤书分析了蔡邕其人其书对王粲、蔡文姬、曹丕、曹植及王弼、傅玄、傅咸、张湛等人的影响。陈海燕《蔡邕研究》考察了蔡邕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士人交游活动及其对文学思想与创作的影响。宋亚莉认为，蔡邕与经儒大师胡广、崔瑗、马融，及经学传人马日磾、杨彪、韩说、杨复、圈典、蔡朗等人的交游，对孔融、王粲、阮瑀、顾雍等后学的的提携，不仅是尊师重友、重情崇义美德的体现，也对汉末魏晋乃至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研究从动态的交游活动中考察蔡邕对汉魏文学发展具体而微的影响，能够经由蔡邕一窥汉末士林及文学发展的整体风貌和特点，对蔡邕文学研究多有新的开拓。
　　蔡邕与汉魏文学转型研究。汉末社会急剧变革，蔡邕身处时代与文学鼎革之际，在汉魏文学转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方面的研究论文约20余篇。齐天举首发其端，指出蔡邕是汉末张衡和马融之后，贵老庄、尚通达的重要启蒙人物，“蔡邕是以一个今文家而崇通儒的。今文家而崇通儒，说明古文学对学风的普遍的深刻的影响，也说明新的学风开始形成”。日本学者冈村繁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观点，指出蔡邕继承了以马融为代表的宫廷文学，影响了孔融、王粲、杨修、邯郸淳等建安文人，左右了六朝文学流向，在时代转型之际的作用不容忽视。刘跃进从汉末政治斗争和文风转变的历史背景出发，在考察蔡邕思想与创作基础上，指出蔡邕的创作体现了时代学风的变迁，促进了文人利益集团形成，与汉末文学的变革演进关系密切，其《独断》为后来文体学研究开启了方向。此后，更多的学者深受启发，研究触角更加细致，袁济喜从蔡邕文学观念与经学渊源、现实情境与文学观念的禅代、碑志文体彰显文学观念三个方面入手，肯定蔡邕在汉魏之际文学观念中承先启后的作用，认为蔡邕是“文气说”发展推进的重要人物。学者们基本肯定蔡邕是汉末至魏晋文学转变中的典型代表，其作品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和意义。蔡邕也是理解和把握汉晋文风转变的重要人物，其多方面的成就，在当时罕有人比肩，在后世泽被深远。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蔡邕在东汉文学史上的领袖地位逐渐得到肯定，学术界对蔡邕文学的研究，既有生平考证，作品整理、阐释与思想研究，也有对他与汉魏文士创作及文学转型关系的研究。前一个方面的研究日益深化并呈现多学科交叉的趋势，后一个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代表了蔡邕及汉魏文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向，值得高度重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