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郑霭龄（Denise Chong），1953年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为第三代华裔移民，加拿大著名华裔女作家。成为作家之前，郑霭龄是一名成功的经济学家，她曾经受雇于加拿大财政部，并在总理办公室当过一年的特别顾问。从1981年开始一直到1984年为止，她是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目前专职从事写作，共出版了四部作品。《妾的儿女》（The Concubine’s Children）为其处女作和成名作。该书是郑霭龄用英语写作的自传体文学作品，以作者的外祖父母陈山和梅英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的生活，以及自己的母亲阿杏在加拿大的成长为线索，串联起被留在中国的正室母子，以及阿杏两个姐姐的生活以及早期加拿大华人在唐人街的生活。该书1994年在加拿大出版，获得了包括“温哥华市最佳图书奖”和“加拿大总督文学奖”提名奖在内的众多文学奖项，现已被翻译成十几国文字，并且在美国、德国、荷兰等国都成为畅销书。在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它也被用作研究文学、女性和亚洲历史的资料和教材。
《排华法案》与唐人街
《妾的儿女》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华人小说将加拿大唐人街表现为以劳工阶层为主体的族裔社区所进行的一次尝试。唐人街是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语言、习俗的不同，使得海外华工只能聚居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对于很多中国移民来说，在一个周围皆为白人，充斥着不友好的社会氛围中，他们一辈子就只能生活居住在唐人街那几个拥挤、狭小的街区里，从不越雷池一步迈入白人的世界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唐人街是早期移民的一道精神防线。此外，唐人街还为华人提供各种方便和社交场所，华人可以在那里看医生，到庙里拜菩萨，很多商店还代顾客收发信件。因为那里还保留着他们所熟悉的人与故国习俗，所以在里面，他们便可以抬起头大声说话、谈笑；也只有在那里，他们才会稍微感到一点自在、自由和自信。
唐人街的生成、存在和发展受到包括中国文化和移民们所在国对华政策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男性在养家糊口中的主导作用，所以早期的华工基本都是男性，很自然的唐人街的居民也以男性为主。一个以男性为主，几乎没有女性的族裔社区是无法正常存在、发展的。另外，由于排华法案的影响，华人女性被排斥，不允许进入加拿大；反异族通婚法，以及其他一些排斥移民的法令造成唐人街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唐人街成了一个奇特的单身汉社会。早期温哥华唐人街的男女比例为10：1，唐人街上到处可见“坐在路边的单身汉”。这个单身汉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女性劳动力的短缺，这甚至演变成一场“危机”：所有唐人街上的酒楼都无法招到女服务员。因而，郑霭龄的外祖母——梅英作为酒店的服务员就成了炙手可热之人。街上几家中餐馆之间相互竞争不仅仰仗饭菜质量和用餐环境，更要倚重女服务员的资质。在单身汉们看来，女服务员就是他们生活中的“振奋剂”。饭馆的服务员都要年轻漂亮，因为“服务员越漂亮，生意就越好”。加拿大排华法案的出台使得温哥华唐人街的各家酒店竞相争夺女服务员。为此，北京茶楼的老板愿意借钱给梅英的丈夫陈山，以支付她到加拿大的旅费。而女服务员的待遇也远远高于男性移民：“一名女服务员可以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她的工资可以差不多达到每星期25加元。相比之下，一名男劳力一个星期的工资不会超过15加元，经常会低到8加元。”在加拿大关上向中国移民敞开的大门之后，唐人街任何一个女人，无论年龄大小，都会有男人或者男孩向她求婚。所以很多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女人不愿意继续在外抛头露面，不再当服务员，导致女服务员的工资暴涨，“到了每周38加元的天价”。
唐人街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衡，导致唐人街的出生率一直很低，无法维持族裔社区的正常发展。由于排华法案的影响，华人移民的妻子很难移民加拿大与丈夫团聚。等到妻子飘洋过海到北美与丈夫团聚时，她们的年龄都已太大，无法生育了。因而唐人街受到人口规模的限制，无法扩大，反而慢慢萎缩。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发展，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加恶化：“唐人街就像不断倾倒的茶壶一样，非但没有变满，流出的反而越来越多。”二战结束之后，一些上了年纪的移民便选择叶落归根，买了单程票返回中国，唐人街的居民数量大幅减少。尽管1947年加拿大废除了《排华法案》，但是举措伊始，唐人街人数减少的趋势并未扭转。法案废除的第一年，仅有21名中国移民获准来到加拿大，第二年也只有区区33名。唐人街的出生率依然很低。后来的几年中，作为担保人的父亲也更愿意把儿子而非女儿带过来，这样更加剧了男女比例失衡，使得单身汉社会愈加明显，进而限制了唐人街的发展，促其继续走向衰亡。
20世纪60年代，唐人街已经濒临消失。这首先源于缺少新的人口流入。这一時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加拿大移民当局在审查移民来源国时，更愿意接受欧洲人而非亚洲人。缺少了新的移民补充，商业活动匮乏；没有了商业活动的唐人街日渐衰落，许多房屋被遗弃，进而被政府宣布报废，禁止居住。其次，加拿大政府通过各种政策，进一步挤压华人的生存空间。唐人街地方狭小，居住空间紧张。一家老小吃住全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很多人家共用一个厨房和洗手间。人多必然导致卫生状况不好，因而唐人街看起来到处脏乱不堪，与贫民窟没有区别。各城市以城市改造的名义拆除旧城区，使得唐人街的居民胆战心惊，生活在恐慌之中，“不知道哪天他们的家就会被政府拆除”。在多伦多，为建设新的市政府大楼，三分之二的唐人街被夷为平地；温哥华市政府为了建设公共住房，推倒了唐人街旁边一块相当于15个街区大小的地方。此外，温哥华市政府还通过出台一系列法规，压缩唐人街商业的生存和发展：“市议会出台了一些卫生条例，禁止在街头从事商业活动——装在笼子里嘎嘎乱叫的鸡不见了，以前挂在街摊上供客人仔细挑选的烤鸭和叉烧不见了”，“外婆以前挣钱和消遣的小赌场也不见了。最后一家小赌场很久以前就被市警察局查封了”。
唐人街商业经济的发展曾给中国移民带来了巨大利益，能够解决一些华人的失业问题，从而保证了族裔社区的稳定发展。可以说，商业的存在与发展成了维系唐人街社区生存发展的生命线。然而随着移民生存空间的缩小，人口的持续流失，商业逐渐萎缩，进而导致整个唐人街族裔社区走向衰亡。如果没有其他外部力量的支持，唐人街定会消失，正如作者所言，“现在再去唐人街，我都不禁觉得四周的墙越来越向我凑近，觉得我正在穿过母亲过去生活留下的残垣断壁。” 种族歧视与二代移民成长
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贫穷与战祸迫使无数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移民加拿大。为求更好的生活，许多人，其中主要是男性，远渡重洋，涌向北美大陆。结了婚的把妻子、儿女留在家里，盼着自己能靠淘金多挣些钱，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没结婚的更是希望这一趟远行能让自己实现衣锦还乡的美梦，娶妻生子，安稳地生活。移民之初，很多华人，如同书中作者的外祖父母陈山和梅英一样，“都觉得在加拿大只是暂时生活一段时间”，“加拿大只不过是被迫无奈的临时落脚点”，他们终究还是要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的祖国。但是，慢慢地他们发现，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自然灾害频发，在国内安居乐业成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与国内恶劣的形势相比，尽管在加拿大生活一样艰难，还要忍受白人的种族歧视，但是毕竟可以维持生活，还能节省下一小部分钱寄给祖国的亲人。因而，越来越多的移民放弃了回国定居的打算，选择在加拿大定居，娶妻生子。
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回到故国的可能性不大，很多华人家长依然选择让孩子继承中国的文化传统，避免成为彻头彻尾的加拿大人。所以生活在加拿大的二代移民于英文学校学习英文之余，他们的父母还往往选择把他们送到中文学校接受中文教育。出于这种理念，陈山把留在加拿大的女儿阿杏送到温哥华最好的三所中文学校之一的文疆中文学校学习中文。这所学校由温哥华的黄氏宗亲会赞助，每天下午四点到六点上课，而高年级则是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上课。此外，每周六还会举办“演讲日”活动。不仅如此，陈山还亲自指导阿杏的中文学习，为她讲解中国字的协调和韵律，要求她用中文给祖国的亲人写信。
华人信奉知识改变命运，强调对子女的教育。在子女教育方面，没有其他族裔的移民可与华人父母们相比。不论华人父母的职业如何，经济好坏，他们都愿意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金钱来培养子女，让子女接受最好的教育。因此，尽管经济贫困，陈山仍然不忘叮嘱留在国内的女儿要用功读书：“要是不好好读书，你们俩就永远都是苦农民”；即便自己居无定所，陈山依然没有停止对阿杏的经济资助：他每个月都亲自到文疆中文学校去给女儿交上三元的学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的孩子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之根。然而很多二代移民因在东西方两种教育体系下成长，在两种文化中摇摆不定，他们常常感到困惑不已，不知道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此外，家庭环境也影响了二代移民的成长。由于加拿大白人对于华人的种族及就业歧视，很多华人家庭生活动荡，为了生存四处奔波，经常居无定所。很多二代移民自幼便生活在恐惧之中。为求经济萧条之时不至失业，梅英只能带着阿杏在加拿大不同的唐人街社区中随着工作的流动而迁移，导致阿杏经常中断学习。由于唐人街狭小的地域限制，华裔孩子们放学后很少能像白人孩子那样在社区里自由玩耍，特别是女孩子。她们被关在家里，帮母亲处理各种繁重的家务，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没有大人的陪伴，不能随便在外抛头露面。因此，阿杏渴望自由的生活，渴望自己能够摆脱大人的管教，但却很少如愿。在加拿大的华人社区中，由于小孩子很少，父母都很溺爱孩子。但是梅英不同，她坚持中国的传统观念，限制阿杏的自由，甚至对阿杏进行体罚，还让她跪下来认错，以显示自己的权威，教出听话的孩子。
尽管中国父母苦心积虑地从家庭、学校两方面向孩子灌输中国文化以及传统观念，但无法阻止西方文化，尤其是大众流行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西方文化塑造着他们的思想，改造着他们的行为举止及衣着打扮。二代移民最根本的变化体现为思想和观念的改变。父母所赋予的传统中国哲学和价值观受到了冲击，年轻的华人不像以前那样对父母言听计从，而是倾向于西式的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女儿们也不甘心被关在家里，而是走向社会，自由地结交朋友，自由恋爱结婚，不再接受父母的包办婚姻。梅英对女儿阿杏的管教很严，不允许阿杏交男朋友，因为她想亲自给女儿挑选丈夫。为避免阿杏未经允许私自结交男朋友，梅英甚至禁止阿杏跟任何男孩交往。阿杏17岁的时，梅英不断地把阿杏介绍给从加拿大甚至美国各地唐人街来“淘妻”的男孩，但梅英的绝对控制欲却遭到了女儿阿杏的挑战。最终，阿杏没有遵从母亲的期望，甚至也没有理会母亲500加元彩礼的要求，自己选择了一位二代移民结婚。
对于背井离乡到加拿大谋生的第一代華人移民而言，职业选择极其有限。由于加拿大政府的排华法案和白人社会的歧视与偏见，许多华人被迫从事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如餐饮和洗衣业。经济不景气，就业市场出现萧条之时，华人移民往往成为危机的替罪羊和白人的出气筒。华人发展相对顺当的当属零售业。当然，大多数华人经营的都是前店后家式的小杂货铺。规模小，进货渠道难以保证；英语不好，难以招揽白人顾客，因此大多数的杂货铺的主要顾客都是自己的同族或者同乡。经营杂货铺的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靠着吃苦耐劳、薄利多销的优势不但存活了下来，而且发展壮大。华工挣的钱，要么存进了银行，要么寄回了中国养活自己留在祖国的亲人。他们通常很少花费，到唐人街中国人开的商店里买东西，吃从中国进口的食品。更多的华工把省吃俭用的钱积攒下来，买下某桩生意，洗去劳工身份，变成商人。转换身份后他们可以合法地把妻子接到加拿大人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成了华人劳工与妻子团聚的唯一途径。
身处逆境的早期华人移民之所以选择留在加拿大，就是希望其子女在加拿大出生拥有公民权。对于第一代移民而言，他们的目标仅在于能在加拿大立足，养家糊口。然而，第二代移民却有着与父辈不同的梦想。他们生于加拿大，长于加拿大，接受加拿大教育，身为加拿大公民，要与白人在各个领域一争高低。只是在奋斗的道路上，这些华裔加拿大人比白人遇到更多的阻碍。首先的障碍就是学费问题。出身贫困家庭的第二代华裔通常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供自己攻读大学。因此，阿杏和自己的好朋友朵琳尽管有着上大学的梦想，但是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窘迫，不得不放弃读大学的梦想，转而攻读技术类的学校。少数能上大学的华人则来自于唐人街以外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高了一个台阶”。这些中产阶级的家庭通常住在白人社区，其中的一些家长从事的是专门职业，因而他们也鼓励自己的孩子上大学，追求自己的梦想。由于排华法案的限制，华人通常没有公民权和选举权，因此也就无法从事专门职业，工程师、律师、会计师、医生之类的职业统统与华人无缘。所以，即使有条件的家庭通常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攻读大学，因为他们毕业后从事的工作并不比自己好——只能进餐厅当服务员、开洗衣店或者批发商行。也就是说他们要么待在唐人街，要么去白人允许的地方上班。所以华人父母通常觉得读大学无用，不愿意供孩子读大学。阿杏就读学校的校长韦伯斯特先生承认，由于“偏见”的原因，他想要帮助中国学生找工作的愿望都失败了。所有的中国学生在招聘面试的地方都被拒绝了，理由是“该岗位已找到合适的人选”，或者“我们不雇佣华人”。即使种族歧视的条文已从官方的法律上删除，要从社会中消除种族主义这股邪恶势力绝非易事。二代华裔欲求一份理想的工作，实现自己的梦想仍然面临重重障碍。
作为郑霭龄的成名代表作，《妾的儿女》真实记录了作者家族中三代人的移民生活和不同时期加拿大华人的移民史。通过讲述早期移民加拿大的底层华人在唐人街的辗转奔波与二代移民在白人种族歧视与偏见的目光中艰难成长的历史，该书揭示了加拿大华人移民鲜为人知的痛苦过往，填充了相关历史记载的空白。
（作者简介：王会刚，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排华法案》与唐人街
《妾的儿女》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华人小说将加拿大唐人街表现为以劳工阶层为主体的族裔社区所进行的一次尝试。唐人街是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语言、习俗的不同，使得海外华工只能聚居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对于很多中国移民来说，在一个周围皆为白人，充斥着不友好的社会氛围中，他们一辈子就只能生活居住在唐人街那几个拥挤、狭小的街区里，从不越雷池一步迈入白人的世界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唐人街是早期移民的一道精神防线。此外，唐人街还为华人提供各种方便和社交场所，华人可以在那里看医生，到庙里拜菩萨，很多商店还代顾客收发信件。因为那里还保留着他们所熟悉的人与故国习俗，所以在里面，他们便可以抬起头大声说话、谈笑；也只有在那里，他们才会稍微感到一点自在、自由和自信。
唐人街的生成、存在和发展受到包括中国文化和移民们所在国对华政策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男性在养家糊口中的主导作用，所以早期的华工基本都是男性，很自然的唐人街的居民也以男性为主。一个以男性为主，几乎没有女性的族裔社区是无法正常存在、发展的。另外，由于排华法案的影响，华人女性被排斥，不允许进入加拿大；反异族通婚法，以及其他一些排斥移民的法令造成唐人街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唐人街成了一个奇特的单身汉社会。早期温哥华唐人街的男女比例为10：1，唐人街上到处可见“坐在路边的单身汉”。这个单身汉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女性劳动力的短缺，这甚至演变成一场“危机”：所有唐人街上的酒楼都无法招到女服务员。因而，郑霭龄的外祖母——梅英作为酒店的服务员就成了炙手可热之人。街上几家中餐馆之间相互竞争不仅仰仗饭菜质量和用餐环境，更要倚重女服务员的资质。在单身汉们看来，女服务员就是他们生活中的“振奋剂”。饭馆的服务员都要年轻漂亮，因为“服务员越漂亮，生意就越好”。加拿大排华法案的出台使得温哥华唐人街的各家酒店竞相争夺女服务员。为此，北京茶楼的老板愿意借钱给梅英的丈夫陈山，以支付她到加拿大的旅费。而女服务员的待遇也远远高于男性移民：“一名女服务员可以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她的工资可以差不多达到每星期25加元。相比之下，一名男劳力一个星期的工资不会超过15加元，经常会低到8加元。”在加拿大关上向中国移民敞开的大门之后，唐人街任何一个女人，无论年龄大小，都会有男人或者男孩向她求婚。所以很多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女人不愿意继续在外抛头露面，不再当服务员，导致女服务员的工资暴涨，“到了每周38加元的天价”。
唐人街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衡，导致唐人街的出生率一直很低，无法维持族裔社区的正常发展。由于排华法案的影响，华人移民的妻子很难移民加拿大与丈夫团聚。等到妻子飘洋过海到北美与丈夫团聚时，她们的年龄都已太大，无法生育了。因而唐人街受到人口规模的限制，无法扩大，反而慢慢萎缩。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发展，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加恶化：“唐人街就像不断倾倒的茶壶一样，非但没有变满，流出的反而越来越多。”二战结束之后，一些上了年纪的移民便选择叶落归根，买了单程票返回中国，唐人街的居民数量大幅减少。尽管1947年加拿大废除了《排华法案》，但是举措伊始，唐人街人数减少的趋势并未扭转。法案废除的第一年，仅有21名中国移民获准来到加拿大，第二年也只有区区33名。唐人街的出生率依然很低。后来的几年中，作为担保人的父亲也更愿意把儿子而非女儿带过来，这样更加剧了男女比例失衡，使得单身汉社会愈加明显，进而限制了唐人街的发展，促其继续走向衰亡。
20世纪60年代，唐人街已经濒临消失。这首先源于缺少新的人口流入。这一時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加拿大移民当局在审查移民来源国时，更愿意接受欧洲人而非亚洲人。缺少了新的移民补充，商业活动匮乏；没有了商业活动的唐人街日渐衰落，许多房屋被遗弃，进而被政府宣布报废，禁止居住。其次，加拿大政府通过各种政策，进一步挤压华人的生存空间。唐人街地方狭小，居住空间紧张。一家老小吃住全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很多人家共用一个厨房和洗手间。人多必然导致卫生状况不好，因而唐人街看起来到处脏乱不堪，与贫民窟没有区别。各城市以城市改造的名义拆除旧城区，使得唐人街的居民胆战心惊，生活在恐慌之中，“不知道哪天他们的家就会被政府拆除”。在多伦多，为建设新的市政府大楼，三分之二的唐人街被夷为平地；温哥华市政府为了建设公共住房，推倒了唐人街旁边一块相当于15个街区大小的地方。此外，温哥华市政府还通过出台一系列法规，压缩唐人街商业的生存和发展：“市议会出台了一些卫生条例，禁止在街头从事商业活动——装在笼子里嘎嘎乱叫的鸡不见了，以前挂在街摊上供客人仔细挑选的烤鸭和叉烧不见了”，“外婆以前挣钱和消遣的小赌场也不见了。最后一家小赌场很久以前就被市警察局查封了”。
唐人街商业经济的发展曾给中国移民带来了巨大利益，能够解决一些华人的失业问题，从而保证了族裔社区的稳定发展。可以说，商业的存在与发展成了维系唐人街社区生存发展的生命线。然而随着移民生存空间的缩小，人口的持续流失，商业逐渐萎缩，进而导致整个唐人街族裔社区走向衰亡。如果没有其他外部力量的支持，唐人街定会消失，正如作者所言，“现在再去唐人街，我都不禁觉得四周的墙越来越向我凑近，觉得我正在穿过母亲过去生活留下的残垣断壁。” 种族歧视与二代移民成长
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贫穷与战祸迫使无数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移民加拿大。为求更好的生活，许多人，其中主要是男性，远渡重洋，涌向北美大陆。结了婚的把妻子、儿女留在家里，盼着自己能靠淘金多挣些钱，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没结婚的更是希望这一趟远行能让自己实现衣锦还乡的美梦，娶妻生子，安稳地生活。移民之初，很多华人，如同书中作者的外祖父母陈山和梅英一样，“都觉得在加拿大只是暂时生活一段时间”，“加拿大只不过是被迫无奈的临时落脚点”，他们终究还是要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的祖国。但是，慢慢地他们发现，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自然灾害频发，在国内安居乐业成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与国内恶劣的形势相比，尽管在加拿大生活一样艰难，还要忍受白人的种族歧视，但是毕竟可以维持生活，还能节省下一小部分钱寄给祖国的亲人。因而，越来越多的移民放弃了回国定居的打算，选择在加拿大定居，娶妻生子。
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回到故国的可能性不大，很多华人家长依然选择让孩子继承中国的文化传统，避免成为彻头彻尾的加拿大人。所以生活在加拿大的二代移民于英文学校学习英文之余，他们的父母还往往选择把他们送到中文学校接受中文教育。出于这种理念，陈山把留在加拿大的女儿阿杏送到温哥华最好的三所中文学校之一的文疆中文学校学习中文。这所学校由温哥华的黄氏宗亲会赞助，每天下午四点到六点上课，而高年级则是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上课。此外，每周六还会举办“演讲日”活动。不仅如此，陈山还亲自指导阿杏的中文学习，为她讲解中国字的协调和韵律，要求她用中文给祖国的亲人写信。
华人信奉知识改变命运，强调对子女的教育。在子女教育方面，没有其他族裔的移民可与华人父母们相比。不论华人父母的职业如何，经济好坏，他们都愿意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金钱来培养子女，让子女接受最好的教育。因此，尽管经济贫困，陈山仍然不忘叮嘱留在国内的女儿要用功读书：“要是不好好读书，你们俩就永远都是苦农民”；即便自己居无定所，陈山依然没有停止对阿杏的经济资助：他每个月都亲自到文疆中文学校去给女儿交上三元的学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的孩子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之根。然而很多二代移民因在东西方两种教育体系下成长，在两种文化中摇摆不定，他们常常感到困惑不已，不知道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此外，家庭环境也影响了二代移民的成长。由于加拿大白人对于华人的种族及就业歧视，很多华人家庭生活动荡，为了生存四处奔波，经常居无定所。很多二代移民自幼便生活在恐惧之中。为求经济萧条之时不至失业，梅英只能带着阿杏在加拿大不同的唐人街社区中随着工作的流动而迁移，导致阿杏经常中断学习。由于唐人街狭小的地域限制，华裔孩子们放学后很少能像白人孩子那样在社区里自由玩耍，特别是女孩子。她们被关在家里，帮母亲处理各种繁重的家务，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没有大人的陪伴，不能随便在外抛头露面。因此，阿杏渴望自由的生活，渴望自己能够摆脱大人的管教，但却很少如愿。在加拿大的华人社区中，由于小孩子很少，父母都很溺爱孩子。但是梅英不同，她坚持中国的传统观念，限制阿杏的自由，甚至对阿杏进行体罚，还让她跪下来认错，以显示自己的权威，教出听话的孩子。
尽管中国父母苦心积虑地从家庭、学校两方面向孩子灌输中国文化以及传统观念，但无法阻止西方文化，尤其是大众流行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西方文化塑造着他们的思想，改造着他们的行为举止及衣着打扮。二代移民最根本的变化体现为思想和观念的改变。父母所赋予的传统中国哲学和价值观受到了冲击，年轻的华人不像以前那样对父母言听计从，而是倾向于西式的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女儿们也不甘心被关在家里，而是走向社会，自由地结交朋友，自由恋爱结婚，不再接受父母的包办婚姻。梅英对女儿阿杏的管教很严，不允许阿杏交男朋友，因为她想亲自给女儿挑选丈夫。为避免阿杏未经允许私自结交男朋友，梅英甚至禁止阿杏跟任何男孩交往。阿杏17岁的时，梅英不断地把阿杏介绍给从加拿大甚至美国各地唐人街来“淘妻”的男孩，但梅英的绝对控制欲却遭到了女儿阿杏的挑战。最终，阿杏没有遵从母亲的期望，甚至也没有理会母亲500加元彩礼的要求，自己选择了一位二代移民结婚。
对于背井离乡到加拿大谋生的第一代華人移民而言，职业选择极其有限。由于加拿大政府的排华法案和白人社会的歧视与偏见，许多华人被迫从事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如餐饮和洗衣业。经济不景气，就业市场出现萧条之时，华人移民往往成为危机的替罪羊和白人的出气筒。华人发展相对顺当的当属零售业。当然，大多数华人经营的都是前店后家式的小杂货铺。规模小，进货渠道难以保证；英语不好，难以招揽白人顾客，因此大多数的杂货铺的主要顾客都是自己的同族或者同乡。经营杂货铺的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靠着吃苦耐劳、薄利多销的优势不但存活了下来，而且发展壮大。华工挣的钱，要么存进了银行，要么寄回了中国养活自己留在祖国的亲人。他们通常很少花费，到唐人街中国人开的商店里买东西，吃从中国进口的食品。更多的华工把省吃俭用的钱积攒下来，买下某桩生意，洗去劳工身份，变成商人。转换身份后他们可以合法地把妻子接到加拿大人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成了华人劳工与妻子团聚的唯一途径。
身处逆境的早期华人移民之所以选择留在加拿大，就是希望其子女在加拿大出生拥有公民权。对于第一代移民而言，他们的目标仅在于能在加拿大立足，养家糊口。然而，第二代移民却有着与父辈不同的梦想。他们生于加拿大，长于加拿大，接受加拿大教育，身为加拿大公民，要与白人在各个领域一争高低。只是在奋斗的道路上，这些华裔加拿大人比白人遇到更多的阻碍。首先的障碍就是学费问题。出身贫困家庭的第二代华裔通常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供自己攻读大学。因此，阿杏和自己的好朋友朵琳尽管有着上大学的梦想，但是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窘迫，不得不放弃读大学的梦想，转而攻读技术类的学校。少数能上大学的华人则来自于唐人街以外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高了一个台阶”。这些中产阶级的家庭通常住在白人社区，其中的一些家长从事的是专门职业，因而他们也鼓励自己的孩子上大学，追求自己的梦想。由于排华法案的限制，华人通常没有公民权和选举权，因此也就无法从事专门职业，工程师、律师、会计师、医生之类的职业统统与华人无缘。所以，即使有条件的家庭通常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攻读大学，因为他们毕业后从事的工作并不比自己好——只能进餐厅当服务员、开洗衣店或者批发商行。也就是说他们要么待在唐人街，要么去白人允许的地方上班。所以华人父母通常觉得读大学无用，不愿意供孩子读大学。阿杏就读学校的校长韦伯斯特先生承认，由于“偏见”的原因，他想要帮助中国学生找工作的愿望都失败了。所有的中国学生在招聘面试的地方都被拒绝了，理由是“该岗位已找到合适的人选”，或者“我们不雇佣华人”。即使种族歧视的条文已从官方的法律上删除，要从社会中消除种族主义这股邪恶势力绝非易事。二代华裔欲求一份理想的工作，实现自己的梦想仍然面临重重障碍。
作为郑霭龄的成名代表作，《妾的儿女》真实记录了作者家族中三代人的移民生活和不同时期加拿大华人的移民史。通过讲述早期移民加拿大的底层华人在唐人街的辗转奔波与二代移民在白人种族歧视与偏见的目光中艰难成长的历史，该书揭示了加拿大华人移民鲜为人知的痛苦过往，填充了相关历史记载的空白。
（作者简介：王会刚，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美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