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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保护院方的权益
中国现在的医生执业制度特别死板，执业证书上写了你在积水潭医院上班，那么你就只能在积水潭医院行医，哪怕你去离积水潭医院100米的医院去做个手术，从理论上讲都是非法行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竟不能自由地看病。
变更执业地点时需要原单位的同意，这也是许多医生被“折磨疯了”的一点。还有，执业证书必须每年由单位送卫生部门进行注册。这个过程有时会很长，若拖到注册期之后，一年之内连个处方都开不了，有的甚至是两年，哪个年轻医生受得了两年的空白期？
《执业医师法》的一些规定，让医生处在与医院谈判时弱势的一方。《执业医师法》中规定，医生想要拿到合法的执业执照需要由所在机构申请。
其实不难了解这项规定的初衷——“就好像一只鸡不能临到生蛋的时候跑到别人家去。”
但更好的解决方式可以是将医生的执业资格与雇佣关系拆开，执业资格由第三方机构来认证，不再通过医院，这样医生与医院都获得了选择的自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认为，应当尽快修改《执业医师法》：“取消对医生执业的限制，凡是有合法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医生，可以自主开办个体或合伙制诊所，这是优秀医生进入社区的一个先决条件。”
被误解的“民粹”
朱恒鹏称自己是一个经济学爱好者，经常会与一些人线下交流，场面往往是他作为唯一一个反对方与众人辩论。他常常举欧洲革命中“流氓无产者”的例子，试图说服那些将“自由市场”想得太过美好的“奥派弟兄们”。
在一次录制节目中，有个老专家就说，看病贵看病难需要政府掏钱解决，然后满场都是老头老太太哗哗的掌声。老太太自己还说每月就1000块钱，看不起病。
在许多人心目中，医疗应该是这样的：花几块钱，挂个最好的专家号，完全不用等待就见到医生，对方耐心细致地服务，不用什么检查，开十几块钱的药物，回家吃了就立马痊愈。
许多人对医疗现状的认识和整天在一线忙碌的医生相比，竟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在一个体系稳定之后再向另一个体系转变的过程中，或许会在一个时空里出现一个无法令人接受的局面。方案的背后或许有益于民众，但单单上调问诊费用就会引来民意不满。可是，如果认为压制住医生的收费才会让老百姓看得上病，那恰恰是看病贵的根本原因之一。认为把挂号费限定在五块钱就能让老百姓看得起病了，这种说法带来的不但是老百姓看不起病，而且还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民粹”思想在不少媒体上的蔓延，实际上是误导了民众。医改如果存在阵痛的话，唯一的就是卫生部门的利益受到损失。
压低的收入与被分配的任务
一份由某网站所作的2012～2013年度中国医生薪酬情况调查报告发布之后，有人很快评论道：“请再统计一份灰色收入后的薪酬情况及没有药扣的医生比例。不拿回扣的医生不少，但这个制度下，太吃亏。医生理应是高收入，而且应该是明面儿上的高收入。”
医生的劳动价值无法显示，但在“黑市”上，一个三甲医院的专家号甚至可以炒到1000元，从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市场给出的价值反映。
在许多科室，每个医生都有医保限额，每个病人平均的保额不能超过三万元，每个病人被要求平均住院时间不超过15天。如果作为一名外科大夫，接触的病人大都需要长时间住院与高保额分配，超出预算成为经常性事件，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扣奖金扣绩效工资。
临床医生负担增大的同时，患者自费药品还要控制比率，不能超过15%～20%，那些危重病人怎么控制？这是把困难留给了医生。
目前中国的医保付费方式为“总额预付制”。在医院层面上实施总额预付制，等于把一个大的风险池分成一个个小风险池，每个小风险池对应着一个医院，让医院来承担医疗费用波动的风险。因此，推诿危重和高费用病人就成为总额预付制的一个自然特征。《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多地医院拒收医保病人，其背后的原因就有医保费用的支付方式。
现在的情况是，医院又把医保资金定额分解到每个科室，科室再把额度分解到医生，风险池越来越小，医保的风险分散功能越来越弱，事实上等于把风险转嫁给医生承担。
朱恒鹏调研的结果表明，最近十多年来，基于规避医疗风险和医患纠纷的考量，医院推诿病人现象己不是个例，但是为何没有因此带来患者的很大不满？原因就在于医院和医生的推诿相当策略，使患者不易察觉。
其实许多大夫至今记得，在医学院读书时，他们誊写在笔记本上的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维护医术的圣洁与尊严。现在的医生就是这么分裂地生活在中间地带。
灰色的中间地带
在医院，很多医生常会困惑：为什么医保资会结余7674亿元，却不补贴给医生？为什么要给患者提供这样高的医疗保障？国家资金承担不起，为什么要通过压缩医生的劳动价值？
政府给病人是一个免费修航母的承诺，给医生是一个修自行车的钱。
有一次，外科大夫刘志华接到一个危重病人，到医院时已经处于肾衰竭的状态。孩子母亲说：孩子是什么情况我都明白，即便是卖房子也要把钱凑齐。如果孩子救不活，我这辈子就没活着的意义了。
压力可想而知，刘志华那半个月几乎住在医院里。当孩子从重症监护室转移到普通病房，母子俩抱头痛哭时，他感觉自己就像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这种感觉用钱是买不到的，你可以说是医学院洗脑，但是，很爽。”
享受治病救人、掌握生死的同时，刘志华也不得不在处方与检查上远离他心中的理想主义情结，妥协与挣扎在所难免。
如果一看病患很穷，就会开一些价格偏低的药，可能副作用会稍强，也可能只是产品的第一代；如果一看是个土豪，那可能会在必备药品的基础上，开一些辅助性用药，产品也会新一点。这里面虽然有弹性但是没有多大，更何况这些处方也是要检查的。每年有大部分的毕业生都会到医保部门去核实处方，检查率可达到30%。
现在医生还有点收入，一上午门诊多看四五十个病人，拿点挂号费的提成，是挺没出息，但是有这点刺激，医生还可以继续做，要不然真没法活。特别是儿科医生，医院收入来源于药品，小儿用药少，只有大人的十分之一，奖金低，儿科医生不挣钱。再加上儿科属于哑科，误诊率高，暴力事件多发，儿科医生流失很快。全国现在注册儿科医生六万人，缺口有将近20万。
儿科医生的写照如同是中国医生的一个缩影，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里，吴秀波饰演的北京阜外医院医生对西雅图华人医生说的那句“我一天看的病人比你一周看的还多”，也成为一个真实的注脚。
新丁
距离北京980公里的吉林大学医学院学生李月似乎与这场争论无关。今年夏天，她就要到复旦中山医院接受研究生教育，对于医生的“自由执业”与医保配额她并不关心，她只问：“你知道今年发生了多少起杀医伤医事件吗？”
李月說，在医院超声科实习的时候，三台机器一块做检查，一天要做500多个心电图，就这样，还有患者家属说，你们天天都干啥了！当谈论到红包与灰色收入的时候，李月觉得这也是她不愿与这个行业之外的人交谈的原因，“大概隔行如隔山吧”。
“我们都想做个好医生。”李月说，好医生的定义就是治病救人，为患者着想。她说：“我们的老师们也是这么做的——起码在我们看来是。”
据相关媒体报道，2010年，全国医闹事件共有17243起，比五年前多了近7000起。2013年前八个月伤医事件共有2240起，比2012年全年的1865起多20%。
等待李月的，还有三年研究生与三年住院医师培训，这六年之后，究竟是一个轮回还是一次新生？
中国现在的医生执业制度特别死板，执业证书上写了你在积水潭医院上班，那么你就只能在积水潭医院行医，哪怕你去离积水潭医院100米的医院去做个手术，从理论上讲都是非法行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竟不能自由地看病。
变更执业地点时需要原单位的同意，这也是许多医生被“折磨疯了”的一点。还有，执业证书必须每年由单位送卫生部门进行注册。这个过程有时会很长，若拖到注册期之后，一年之内连个处方都开不了，有的甚至是两年，哪个年轻医生受得了两年的空白期？
《执业医师法》的一些规定，让医生处在与医院谈判时弱势的一方。《执业医师法》中规定，医生想要拿到合法的执业执照需要由所在机构申请。
其实不难了解这项规定的初衷——“就好像一只鸡不能临到生蛋的时候跑到别人家去。”
但更好的解决方式可以是将医生的执业资格与雇佣关系拆开，执业资格由第三方机构来认证，不再通过医院，这样医生与医院都获得了选择的自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认为，应当尽快修改《执业医师法》：“取消对医生执业的限制，凡是有合法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医生，可以自主开办个体或合伙制诊所，这是优秀医生进入社区的一个先决条件。”
被误解的“民粹”
朱恒鹏称自己是一个经济学爱好者，经常会与一些人线下交流，场面往往是他作为唯一一个反对方与众人辩论。他常常举欧洲革命中“流氓无产者”的例子，试图说服那些将“自由市场”想得太过美好的“奥派弟兄们”。
在一次录制节目中，有个老专家就说，看病贵看病难需要政府掏钱解决，然后满场都是老头老太太哗哗的掌声。老太太自己还说每月就1000块钱，看不起病。
在许多人心目中，医疗应该是这样的：花几块钱，挂个最好的专家号，完全不用等待就见到医生，对方耐心细致地服务，不用什么检查，开十几块钱的药物，回家吃了就立马痊愈。
许多人对医疗现状的认识和整天在一线忙碌的医生相比，竟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在一个体系稳定之后再向另一个体系转变的过程中，或许会在一个时空里出现一个无法令人接受的局面。方案的背后或许有益于民众，但单单上调问诊费用就会引来民意不满。可是，如果认为压制住医生的收费才会让老百姓看得上病，那恰恰是看病贵的根本原因之一。认为把挂号费限定在五块钱就能让老百姓看得起病了，这种说法带来的不但是老百姓看不起病，而且还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民粹”思想在不少媒体上的蔓延，实际上是误导了民众。医改如果存在阵痛的话，唯一的就是卫生部门的利益受到损失。
压低的收入与被分配的任务
一份由某网站所作的2012～2013年度中国医生薪酬情况调查报告发布之后，有人很快评论道：“请再统计一份灰色收入后的薪酬情况及没有药扣的医生比例。不拿回扣的医生不少，但这个制度下，太吃亏。医生理应是高收入，而且应该是明面儿上的高收入。”
医生的劳动价值无法显示，但在“黑市”上，一个三甲医院的专家号甚至可以炒到1000元，从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市场给出的价值反映。
在许多科室，每个医生都有医保限额，每个病人平均的保额不能超过三万元，每个病人被要求平均住院时间不超过15天。如果作为一名外科大夫，接触的病人大都需要长时间住院与高保额分配，超出预算成为经常性事件，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扣奖金扣绩效工资。
临床医生负担增大的同时，患者自费药品还要控制比率，不能超过15%～20%，那些危重病人怎么控制？这是把困难留给了医生。
目前中国的医保付费方式为“总额预付制”。在医院层面上实施总额预付制，等于把一个大的风险池分成一个个小风险池，每个小风险池对应着一个医院，让医院来承担医疗费用波动的风险。因此，推诿危重和高费用病人就成为总额预付制的一个自然特征。《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多地医院拒收医保病人，其背后的原因就有医保费用的支付方式。
现在的情况是，医院又把医保资金定额分解到每个科室，科室再把额度分解到医生，风险池越来越小，医保的风险分散功能越来越弱，事实上等于把风险转嫁给医生承担。
朱恒鹏调研的结果表明，最近十多年来，基于规避医疗风险和医患纠纷的考量，医院推诿病人现象己不是个例，但是为何没有因此带来患者的很大不满？原因就在于医院和医生的推诿相当策略，使患者不易察觉。
其实许多大夫至今记得，在医学院读书时，他们誊写在笔记本上的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维护医术的圣洁与尊严。现在的医生就是这么分裂地生活在中间地带。
灰色的中间地带
在医院，很多医生常会困惑：为什么医保资会结余7674亿元，却不补贴给医生？为什么要给患者提供这样高的医疗保障？国家资金承担不起，为什么要通过压缩医生的劳动价值？
政府给病人是一个免费修航母的承诺，给医生是一个修自行车的钱。
有一次，外科大夫刘志华接到一个危重病人，到医院时已经处于肾衰竭的状态。孩子母亲说：孩子是什么情况我都明白，即便是卖房子也要把钱凑齐。如果孩子救不活，我这辈子就没活着的意义了。
压力可想而知，刘志华那半个月几乎住在医院里。当孩子从重症监护室转移到普通病房，母子俩抱头痛哭时，他感觉自己就像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这种感觉用钱是买不到的，你可以说是医学院洗脑，但是，很爽。”
享受治病救人、掌握生死的同时，刘志华也不得不在处方与检查上远离他心中的理想主义情结，妥协与挣扎在所难免。
如果一看病患很穷，就会开一些价格偏低的药，可能副作用会稍强，也可能只是产品的第一代；如果一看是个土豪，那可能会在必备药品的基础上，开一些辅助性用药，产品也会新一点。这里面虽然有弹性但是没有多大，更何况这些处方也是要检查的。每年有大部分的毕业生都会到医保部门去核实处方，检查率可达到30%。
现在医生还有点收入，一上午门诊多看四五十个病人，拿点挂号费的提成，是挺没出息，但是有这点刺激，医生还可以继续做，要不然真没法活。特别是儿科医生，医院收入来源于药品，小儿用药少，只有大人的十分之一，奖金低，儿科医生不挣钱。再加上儿科属于哑科，误诊率高，暴力事件多发，儿科医生流失很快。全国现在注册儿科医生六万人，缺口有将近20万。
儿科医生的写照如同是中国医生的一个缩影，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里，吴秀波饰演的北京阜外医院医生对西雅图华人医生说的那句“我一天看的病人比你一周看的还多”，也成为一个真实的注脚。
新丁
距离北京980公里的吉林大学医学院学生李月似乎与这场争论无关。今年夏天，她就要到复旦中山医院接受研究生教育，对于医生的“自由执业”与医保配额她并不关心，她只问：“你知道今年发生了多少起杀医伤医事件吗？”
李月說，在医院超声科实习的时候，三台机器一块做检查，一天要做500多个心电图，就这样，还有患者家属说，你们天天都干啥了！当谈论到红包与灰色收入的时候，李月觉得这也是她不愿与这个行业之外的人交谈的原因，“大概隔行如隔山吧”。
“我们都想做个好医生。”李月说，好医生的定义就是治病救人，为患者着想。她说：“我们的老师们也是这么做的——起码在我们看来是。”
据相关媒体报道，2010年，全国医闹事件共有17243起，比五年前多了近7000起。2013年前八个月伤医事件共有2240起，比2012年全年的1865起多20%。
等待李月的，还有三年研究生与三年住院医师培训，这六年之后，究竟是一个轮回还是一次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