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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他是第一个获得艾美奖纪录片最高奖的华人导演，他用人类学家的眼睛去关注为国家、为生活付出代价的小人物、小生命。
美国时间2012年10月2日晚6时，范立欣走出纽约60街区地铁站，匆匆前往位于林肯中心的爵士乐玫瑰厅。艾美奖2012年度的颁奖礼马上就要在那里揭幕。这一回，范立欣的作品《归途列车》获得了最佳纪录片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两项奖项提名。半年以后，他对《世界博览》记者说起那天的心情。他说，一走地铁站，就听见街头艺人在演奏古筝版的《射雕英雄传》。他感觉那是一个好兆头。
那天晚上，好兆头果然应验了。范立欣成为第一个获得艾美奖纪录片大奖的华人导演。
身着一身黑色礼服，从头到脚帅气得体的范立欣从主持人手中接过奖杯。一瞬间，他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躬身向前，向影片的摄影师孙少光、被拍摄的一家人以及这部片子反映的群体——中国2.4亿农民工表达了特别感谢。
这名华裔导演，用了10年时间，拍摄了4部社会纪实纪录片，问鼎了国际纪录片界的数个奖项，备受国外主流媒体和纪录片界关注。要追问他成功的源头，恐怕应当归功于他镜头里展现的那些人物。范立欣关注的，绝大多数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下那些小人物的故事。
《大西洋月刊》曾这样评价范立欣：“他不仅具有优秀导演雕刻时光的本事，更重要的是他的片子没有任何中国官方背景，他纪录中国底层社会真实现状的勇气和严谨、专业的社会调查方法是最令人感动的。”
社会记者的纪录片梦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成就范立欣的是他对自己的一种身份定位：独立纪录片导演。确切地说，在国外这种人被称为“作者纪录片导演”，它和BBC、NHK等机构纪录片有着截然不同的涵义。他们的片子或许没有宏大的叙事、精锐的摄制团队和稳定的播出渠道，但他们的眼睛总是能够触到社会最敏感、最需要呈现的部位。如果用一些例子佐证，《流浪北京》、《老头》是典型的独立纪录片作品，相比起来，《舌尖上的中国》就是体制的成果。
和中国多数纪录片导演不大一样的，范立欣没有北京广播学院和电影学院的教育背景。1998年，范立欣从华中理工大学英语系毕业，在老家武汉的电视台开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由于在大学里就读英语系以及受大学教授和电影放映师父亲的影响，一开始范立欣就做了一档译制类栏目的编导——每周向观众推送国外的优秀纪录片。
在今天来看，一些人会觉得，湖北的电视制作土壤并不坚实，但事实并不是想象的这样。上世纪90年代初，纪录片这种媒介形式比今天流行，它是电视人普遍追求的一种表达方式，而恰恰是在湖北、四川、重庆这样的内陆闭塞之地，有一批导演拍出了很有影响力的作品。
在电视圈，一度有纪录片“南张北李”一说。其中的“南张”，就是指湖北电视台的张以庆，这位导演曾拍出《幼儿园》和《英与白》这样的经典，是湖北电视人的一面旗帜。张以庆注重创作，带动了湖北电视圈的创作气氛。在这种氛围下，2003年范立欣和台里的陈伟军导演一同拍摄了艾滋病题材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
如今，范立欣回忆道，那是一段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经历。他并不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也不是摄影师，只负责后期剪辑。但范立欣告诉记者，在做后期的10个月里，每天都要将40个小时的素材翻过来、倒过去的看，片子中一家5口中感染艾滋病的4张面孔一直历历在目。“印象最深的是，感染艾滋病的妈妈临终时躺在农村的板子车中，骨瘦如柴，脸上布满口水，被一群苍蝇叮咬。就在这时，镜头缓缓地摇到了屋门口的地上，和她同样感染病毒的5岁儿子马占槽就在一堆屎中端坐着。”
他后来问陈伟军，为什么没人管孩子？陈伟军说，小孩子经常发烧，因为病的原因还经常拉肚子，他的爸爸和另外一个弟弟也得了病，身体很弱，时常来不及处理，而在他家中只有年龄稍长的姐姐没有患上艾滋病。
这让范立欣萌生了一个念头，想去亲眼看看那些“好死不如赖活”的人们。不过，2004年，他和地方台很多记者一样，选择了先去央视历练。
在央视英语频道（现CCTVnews），范立欣作为摄影记者的工作是拍摄社会新闻。正好又碰到一个艾滋病选题，他就向随行记者建议去《好死不如赖活着》那一家去拍摄。
那是范立欣第一次来到马家，一开始他并没有打开机器，而是上前一下子就抱住了艾滋患儿马占槽亲了两口，随行记者被惊呆了。
这部《好死不如赖活着》被联合国艾滋病组织曾当作颇有价值的纪录影像在全世界展映，希望能引起人们对这项事业的重视。而范立欣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在央视的短暂几年中，他和同事负责每年一度常规的春运报道，在他的镜头里，“Migrant Workers（农民工）”占据了多数的篇幅。有一天，范立欣整理此前拍摄的素材时，看着扛着大包小包在车站广场一路狂奔的人们，年复一年地出现在镜头里，他决心到他们中间去，记录下他们回家的旅程。
范立欣无法抑制内心的这种渴望。2006年底，他辞去央视的职务，只身到广州的工厂里寻找“农民工”。做出这个举动，连他妈妈都觉得“儿子疯了”。
他先是拿出社会新闻记者的工作方法——用一个月的时间去了广州数家“世界工厂”，所到之处，他和工人们聊天、聊他们各自家里的事，为纪录片寻找有代表性的故事和故事的“合适角色”。
直到他遇上了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这部春运题材的纪录片终于真正启动，范立欣一拍就是3年。为取得张昌华夫妇的信任，范立欣和他的队友跟他们一起在广州的宿舍里吃饭，教他们如何使用常带在身上的无线麦克风，在等着拍摄他们下夜班的情景的过程中，躺在他们缝好的堆成一堆的温暖牛仔裤上睡觉。“所以片中在搭乘第一趟火车之后的那15分钟，我们已经相识一年了。”范立欣说。
而就在拍摄的同时，范立欣和他的团队也遭遇了“经济危机”。
“拍摄的第一笔钱是我央视的朋友借给我的，但很快就用完了，我不得不向我的家人求助，最后女朋友和我母亲资助了我，但当时我其实非常不情愿这么做，2007、2008这两年我和摄制团队最不好过，一直在为钱发愁。”
美国时间2012年10月2日晚6时，范立欣走出纽约60街区地铁站，匆匆前往位于林肯中心的爵士乐玫瑰厅。艾美奖2012年度的颁奖礼马上就要在那里揭幕。这一回，范立欣的作品《归途列车》获得了最佳纪录片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两项奖项提名。半年以后，他对《世界博览》记者说起那天的心情。他说，一走地铁站，就听见街头艺人在演奏古筝版的《射雕英雄传》。他感觉那是一个好兆头。
那天晚上，好兆头果然应验了。范立欣成为第一个获得艾美奖纪录片大奖的华人导演。
身着一身黑色礼服，从头到脚帅气得体的范立欣从主持人手中接过奖杯。一瞬间，他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躬身向前，向影片的摄影师孙少光、被拍摄的一家人以及这部片子反映的群体——中国2.4亿农民工表达了特别感谢。
这名华裔导演，用了10年时间，拍摄了4部社会纪实纪录片，问鼎了国际纪录片界的数个奖项，备受国外主流媒体和纪录片界关注。要追问他成功的源头，恐怕应当归功于他镜头里展现的那些人物。范立欣关注的，绝大多数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下那些小人物的故事。
《大西洋月刊》曾这样评价范立欣：“他不仅具有优秀导演雕刻时光的本事，更重要的是他的片子没有任何中国官方背景，他纪录中国底层社会真实现状的勇气和严谨、专业的社会调查方法是最令人感动的。”
社会记者的纪录片梦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成就范立欣的是他对自己的一种身份定位：独立纪录片导演。确切地说，在国外这种人被称为“作者纪录片导演”，它和BBC、NHK等机构纪录片有着截然不同的涵义。他们的片子或许没有宏大的叙事、精锐的摄制团队和稳定的播出渠道，但他们的眼睛总是能够触到社会最敏感、最需要呈现的部位。如果用一些例子佐证，《流浪北京》、《老头》是典型的独立纪录片作品，相比起来，《舌尖上的中国》就是体制的成果。
和中国多数纪录片导演不大一样的，范立欣没有北京广播学院和电影学院的教育背景。1998年，范立欣从华中理工大学英语系毕业，在老家武汉的电视台开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由于在大学里就读英语系以及受大学教授和电影放映师父亲的影响，一开始范立欣就做了一档译制类栏目的编导——每周向观众推送国外的优秀纪录片。
在今天来看，一些人会觉得，湖北的电视制作土壤并不坚实，但事实并不是想象的这样。上世纪90年代初，纪录片这种媒介形式比今天流行，它是电视人普遍追求的一种表达方式，而恰恰是在湖北、四川、重庆这样的内陆闭塞之地，有一批导演拍出了很有影响力的作品。
在电视圈，一度有纪录片“南张北李”一说。其中的“南张”，就是指湖北电视台的张以庆，这位导演曾拍出《幼儿园》和《英与白》这样的经典，是湖北电视人的一面旗帜。张以庆注重创作，带动了湖北电视圈的创作气氛。在这种氛围下，2003年范立欣和台里的陈伟军导演一同拍摄了艾滋病题材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
如今，范立欣回忆道，那是一段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经历。他并不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也不是摄影师，只负责后期剪辑。但范立欣告诉记者，在做后期的10个月里，每天都要将40个小时的素材翻过来、倒过去的看，片子中一家5口中感染艾滋病的4张面孔一直历历在目。“印象最深的是，感染艾滋病的妈妈临终时躺在农村的板子车中，骨瘦如柴，脸上布满口水，被一群苍蝇叮咬。就在这时，镜头缓缓地摇到了屋门口的地上，和她同样感染病毒的5岁儿子马占槽就在一堆屎中端坐着。”
他后来问陈伟军，为什么没人管孩子？陈伟军说，小孩子经常发烧，因为病的原因还经常拉肚子，他的爸爸和另外一个弟弟也得了病，身体很弱，时常来不及处理，而在他家中只有年龄稍长的姐姐没有患上艾滋病。
这让范立欣萌生了一个念头，想去亲眼看看那些“好死不如赖活”的人们。不过，2004年，他和地方台很多记者一样，选择了先去央视历练。
在央视英语频道（现CCTVnews），范立欣作为摄影记者的工作是拍摄社会新闻。正好又碰到一个艾滋病选题，他就向随行记者建议去《好死不如赖活着》那一家去拍摄。
那是范立欣第一次来到马家，一开始他并没有打开机器，而是上前一下子就抱住了艾滋患儿马占槽亲了两口，随行记者被惊呆了。
这部《好死不如赖活着》被联合国艾滋病组织曾当作颇有价值的纪录影像在全世界展映，希望能引起人们对这项事业的重视。而范立欣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在央视的短暂几年中，他和同事负责每年一度常规的春运报道，在他的镜头里，“Migrant Workers（农民工）”占据了多数的篇幅。有一天，范立欣整理此前拍摄的素材时，看着扛着大包小包在车站广场一路狂奔的人们，年复一年地出现在镜头里，他决心到他们中间去，记录下他们回家的旅程。
范立欣无法抑制内心的这种渴望。2006年底，他辞去央视的职务，只身到广州的工厂里寻找“农民工”。做出这个举动，连他妈妈都觉得“儿子疯了”。
他先是拿出社会新闻记者的工作方法——用一个月的时间去了广州数家“世界工厂”，所到之处，他和工人们聊天、聊他们各自家里的事，为纪录片寻找有代表性的故事和故事的“合适角色”。
直到他遇上了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这部春运题材的纪录片终于真正启动，范立欣一拍就是3年。为取得张昌华夫妇的信任，范立欣和他的队友跟他们一起在广州的宿舍里吃饭，教他们如何使用常带在身上的无线麦克风，在等着拍摄他们下夜班的情景的过程中，躺在他们缝好的堆成一堆的温暖牛仔裤上睡觉。“所以片中在搭乘第一趟火车之后的那15分钟，我们已经相识一年了。”范立欣说。
而就在拍摄的同时，范立欣和他的团队也遭遇了“经济危机”。
“拍摄的第一笔钱是我央视的朋友借给我的，但很快就用完了，我不得不向我的家人求助，最后女朋友和我母亲资助了我，但当时我其实非常不情愿这么做，2007、2008这两年我和摄制团队最不好过，一直在为钱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