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成祥相识，已有近十五年的时光。彼时他刚到《青春》杂志任编辑不久，三十岁出头，正是虎虎生风的英豪之年。他受邀为我当时主持的一本综合性杂志采写一位在无锡任职的银行行长，我与他结伴同访，而文章则由他操刀。返宁后不数日，一篇活色生香的专访便送至我面前，其对经济人物及其活动场景的描摹与刻画，笔力老道，拿捏得当，令我心生几分敬意。这以后，虽同在一座城市，但却各忙各的，彼此交往并不频繁。倒是最近这一两年，因了一些出书方面的工作，又较多地走在了一道。接触中，发现成祥身上有不少让我怦然心动的东西，遂生了对他进一步了解打探的念头。
　　这个晚我九年（1963年）来到人世的王姓本家，原来还是与我同校同系且同出师门的学弟。他于1981年的夏天由南京栖霞长江边的一所中学考入瘦西湖之滨的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而我是1982年的春天毕业离校的。至少有半年的时间，我们在那所美丽的校园内或许有过几次不经意的擦肩而过，我当初所坐过的教室，甚或图书馆阅览室里某一张临窗的桌椅，也许就曾留下过他伏案苦读的体温。想来，这都是一种缘分。三十年前，上帝让我们或曾相遇而浑然不知；三十年后，却如此默契地坐在了一起。交流中我们发现，两人的命运有着颇多的相似之处。
　　首先，也是在那所校园里，成祥如我一般不可救药地迷上了文学创作，除了完成正常的学业之外，把较多的时间花在了写作上，一篇接一篇地写，并尝试了多种文体；再就是很细致地研究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包括所设置的栏目和通常会发一些什么样的作品；而后便是很顽强地给一些刊物投稿，一次次地寄出去，又一次次地退回来，很多情况下则“泥牛入海无消息”。那种创作时的全身心投入和稿子寄出后的翘首以待望眼欲穿，可令人茶饭不思、夜不能寐，谈一场“飞蛾扑火”式的恋爱，其煎熬程度怕也不过如此。成祥在大三时便操弄小说，写的是他所熟悉的江边农村生活，而且一写就是个系列，长度也在万儿八千字左右。成祥出手的东西不飘，除了生活的底气，从大家那儿也学到了一些小说的语言和表现技巧。大四上学期他便如获至宝地接到了当时的大学生们须仰视才见的《雨花》杂志的小说留用通知。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十二岁时就没了父亲，是含辛茹苦的母亲用自己孱弱的肩膀，十分艰难地供他读完了大学。成祥没有任何可以依傍的家庭背景。他当时满心憧憬的，是用他笔下的小说来改变自身命运（八九十年代的确有过一篇小说名动天下进而令作者时来运转的先例），他不想只做一个与粉笔打交道的“孩子王”，他期望毕业后能分到一个与文学创作尽可能相关联的工作单位，从而更好地释放自己的创造才情。而命运偏偏不让他的“阴谋”得逞，最不希望做的事情最后还是做了，他被分到江宁县所辖的一个很偏僻的镇上当了一名高三语文教师。说是分回了南京，但这所学校离他位于栖霞长江边上的老家，竟有一百多里之遥，回一趟家是很不容易的。
　　成祥就这么埋下头来教书了，他知道一时半会也走不了，写作只能“从长计议”。他对教学很认真，课也讲得扎实且充满情趣，尤其是古文，他本身就背得滚瓜烂熟，点到哪说到哪，分析起来头头是道。学生们很爱听他的课，校长和教导主任有意要好好培养他，几次想给他压担子，都让他一一谢绝了。成祥脑子里始终有一根弦在悄悄绷着，那就是巴望有朝一日，还是去干他所钟爱的文学事业。他几次向县教育局提出调动，均未允；局里倒是爱惜他这个人才，想把他调去做“笔杆子”，当秘书，他却无意于此。更让老母亲焦急的是，他已二十好几了，始终不肯谈对象，很多热心人给他介绍，他就是不接那个茬。就这样，一直在那所学校呆满整整七年后，时年二十九岁却依旧对文学情有独钟的大龄青年王成祥，才终于挥挥手，作别了他的教师生涯，只身来到真正意义上的都市南京。开始两年仍不很顺：先是在一所部属企业的子弟学校教了大半年的书，之后在一家刚创刊的报纸干了几个月四处奔波的记者，直到1994年南京市文联所属的《青春》杂志正式接纳他，他才算“众里寻她千百度”，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属。这以后的十六年，他规规矩矩地，再也没有想过挪窝的事。成祥把一颗曾经躁动的心安放在那儿，像一只壁虎，安贫乐道地伏在了文学那面寂寞的墙上。
　　“遥想公瑾当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青春》曾经是那样地如日中天，她和上海的《萌芽》、北京的《丑小鸭》、武汉的《芳草》等，号称中国文学期刊界的“四小名旦”，最红火时的发行量据说达百万之众，其影响力可以想见。而等到成祥磨磨蹭蹭去了那儿时，《青春》和大部分文学期刊一样，已是牛市不再，文化的多元时代已然足音铿锵。《青春》没了那份红火，自然便无法给她的创造者们以足够的荣耀和相应的物质条件。成祥拿着勉强糊口的一点薪水，白天，趴在编辑部里一张绝不显眼的办公桌上，极认真地读着一摞摞天南地北的自发来稿；夜晚，他把自带的折叠床一放，就睡在那些和他当年一样放飞梦想的稿件的旁边。在编辑部的头几年，他委实过得艰苦而惨淡。谈了对象，要结婚了，却没有房子，打游击似地在外面东借西租，后来又有了儿子。一家三口，如鸟衔巢，白手起家。靠码字为生的，没有别的本事，也只能是写。纯文学作品拿不了几个稿费，于是给那些发行量大的综合性杂志写一些社会热点、报告文学，甚或为一些成功企业写一点鼓吹性的广告文字，都是没有办法的事。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文人的那点东西，说来不免寒心，都是在不眠的灯下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成祥的这些经历，我也有过，没什么可丢人的，说说也无妨。我们来到这个城市，试图凭自己的实力在此立足，娶妻生子，买房置屋，我们用智慧和常人难以想像的勤勉在这个世界上打拼。不是未经苦难，只是我们把那些苦难当成生活馈赠给我们的酒，一杯杯自斟自饮了。成祥在他新近出版的文学评论集《文字的家园》（吉林人民出版社）里有一篇后记，真实记录了他与文学的瓜葛和这些年他所经历的人生旅程，读来颇让人感慨。为此，才有了我这篇文章的命题，即：文学，究竟给了我们什么？我在想，倘若当初成祥从一开始就未曾“误入歧途”，大学毕业后他完全可能有多种发展路径——或当了官，或做了教授，或干脆成了老板发了财……这些无疑都是一种挺有意思的人生。问题是，人生从来不接受假设，人生也不可能重新来过。人生只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一步步踏出来的那条路就是你的人生。
　　也许更多的人对这种选择（我指的是把文学作为一种职业，或毕生的一种追求）不屑一顾，而且后来的历程也可能证实当初的不屑一顾有多么英明和正确；但这并不影响就有那么一些单纯固执的人，鬼迷心窍地选择了走这条道。成祥与我大约都是这样一种同类。和许多同龄人相比，我们没有可以炫耀的财富和权势，没有让世人艳羡的种种光环，更多时候我们能体会到的是门可罗雀、乏人问津，而这些恰恰就是我们所期盼的宁静和不受干扰。成祥在这样一方几近冷寂却时常能感受到美丽的人文气息的文学园地里，默默无闻地做了十六年辛勤的园丁。一方面，他写出了数以百万字的中、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出版了《春归何处》《蛙鸣悠扬》《记忆之村》等六部专著，获得过多种文学奖项；另一方面，他独具慧眼地发现、培养了若干和他一样热爱文学富有才华的后起之秀，不计任何报酬地为他们一次次修改、编发作品，甚至向外刊推荐作品。他在一种为他人作嫁的过程中，享受着别样的人生快乐。
　　文学没能带给成祥荣华富贵，却给了成祥身心的愉悦和精神的自由。成祥对我说过一句很有诗意的话：我每天都在劳作后睡去，在憧憬中醒来。现年四十七岁的他，早已过了做梦的年纪，但了不起的是，还有憧憬。这大约便是文学的奇妙所在，它赋予人一种特殊的潜质，让你时时怀有憧憬——对这个世界，哪怕它已不再那么干净。
　　文学给了我们什么？我在心里问自己。金钱？地位？别墅？女人？这些好像都没有。但它分明以潜移默化的方式，通过岁月的注射器，往我们的肌体与大脑里注入了许多这样的东西：尊重（不要看低任何人，无论他是国王还是乞丐）、正直（自己不想干的事就不要扭曲自己）、善良（记住别人的好，忘掉别人的不好）、淡泊（名利地位等统统都可以不要）、快乐（每当忧愁来时就想想，我不一定还能活多久呢）……
　　我比成祥虚长九岁，大学毕业后的人生之路，与成祥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契合，那就是对文学始终怀有一种“近乡情更怯”的神往。成祥把文学称为“家园”，我极有同感，是的，那正是我们灵魂的家园，那里深深地植着我们精神的根，令我们时常魂牵梦绕。
　　（王成祥，男，1963年生，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南京作协理事。已发表小说百余万字。曾获梁斌文学奖、路遥青年文学奖、江苏十年报告文学奖、金陵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