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温柔敦厚，诗教也。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孔子对《诗经》的评价。《诗经》，是人类文明的春天，是初生天地的源头清水，开阔、丰盈、简单、纯净。这源头处的草木，也跟淳朴的先民及其歌声一样简朴优美。
　　《诗经》305篇中，有135篇提及植物，而这些植物的名称又非常笼统，所以具体说《诗经》中有多少种植物出现是不科学的。根据潘富俊《诗经植物图鉴》，“属于植物的字辞在《诗经》中共160类，除10类为植物泛称外（如禾、谷），其余的150类专指特定植物（如荇菜、葛、卷耳），或非特定的一种植物（如竹、松、杨）。特定种类的植物共有112种（变种、品种名不另区分）”。解读辨别《诗经》植物的努力，从三国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开始，经清代徐雪樵的《毛诗名物图说》、陆文郁的《诗草木今释》，到现在台湾潘富俊的《诗经植物图鉴》等，不胜枚举。冈元凤在《毛诗品物图考》中说：“夫情缘物动，物感情迁。”似乎是读《诗经》之美，有感于万物，精灵物语在心里蹦跳，遂有此书。
　　在桑林中见面，在白杨下约会；在野外蔓草中，邂逅清扬婉约的美人；因为那人曾在甘棠树下居息，勿剪勿伐啊；夭夭灼灼的桃花，伴随着佳人出嫁；桃子、李子、木瓜，用来作互相投报的礼物……真是满卷草色、处处木影。《诗经》中的草木，就是这样深入先人们的生活劳作、人情政事、悲戚欢欣中。草木与人息息相关、亲密无间，这是先人们与自然圆融合一的真切反映。
　　一
　　《诗经》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平民百姓用诗来描述自己被压迫、被剥削的境遇，以揭露统治阶级的寄生本质，然而更多的则是通过一些植物意象来针砭时弊。《魏风·伐檀》就是其中之一。
　　由《伐檀》一篇推断，在2000年前的长江流域一带有檀木生长。檀，常绿乔木，生长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木质坚硬，有香气，可制造贵重家具、工艺品及香料，也可入药。檀在梵语中有“布施”的意思。这或许是檀木进入佛教仪式的缘起。檀木非常稀有，有些檀树生长至少需要400年的时间。在漫长生长的几百年里，檀木要经受风雨的侵袭和虫害的侵扰。从树木长成到被制成精美的器物，在檀木质地坚硬的自然属性里，蕴藏了历经百年千年的时间智慧和沉稳内敛的华贵气度。这些潜在品质正迎合了弱小生命祈求神灵护卫和人心自强的心理趋向。由于檀木自身的独特秉性，在人类历史上，它又被拉入不同文化和宗教的体系中。这让一种原本只是自然界里的普通植物，变成了身披神秘外衣、没有口却又似乎可以说话的神秘物件。
　　前文分析了“檀”的意象及其文化内涵，那么这首《伐檀》中劳动人民想借助“伐檀”来说明什么呢？《伐檀》中写劳动人民砍伐檀木为统治阶级制作车辆。檀木是贵重的木料，而且披有神性的外衣。只有统治阶级才能享用，所以檀木在这里就成为了统治阶级的象征。“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劳动人民质问统治阶级“不稼”“不猎”，为什么还吃穿不缺？平民百姓终年为他们劳动，自己却没衣没食，不知道怎样度过寒冬。织布机上，被搜刮一空。他们还让暴虐贪鄙的人掌权，使人民居无定所，受苦不尽。作为等级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他们是整个社会制度中最悲惨的受害者。他们通过《伐檀》直接质问统治者，他们的诗是在绝境中的呼告，在血泪中的呐喊，表达了他们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期盼能够过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生活。
　　二
　　《诗经》中的爱情诗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其中大部分都是利用植物所蕴含的意象，来表现爱情生活的喜忧得失和离合变化。
　　《卫风·氓》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首弃妇诗。诗中借“桑”来表现女子的一生，以桑树生长状态的变化来对照女子在不同时期的生命状态及情感体验。“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沃若”，《集传》解释：“润泽貌。”这是以桑叶的鲜嫩润泽比喻女主人公年轻貌美的样子。此时的她正处于生命力蓬勃旺盛的时期，对爱情婚姻的体验也是甜蜜而美好的。然而随着桑树生命状态的改变，女子的生命际遇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桑叶由原来茂密柔润的形态渐渐变得枯黄直至凋落，生命力由盛转衰，以此来象征女主人公由年轻貌美走向年老色衰的生命经历。与这种经历伴随而来的，是丈夫对她由新鲜到厌腻、由追求到抛弃的行为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给女主人公的爱情婚姻体验带来的是无法愈合的创伤和痛苦，从而使她内心的情感也像那凋败的桑叶一样，走到了生命的秋天。
　　桑树是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中，妇女接触得最多的一种植物。她们熟悉桑树，喜爱桑树，遇到说事实、讲道理时会用桑树来打比方。这首诗选取与女子生活最为密切的桑树，所以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诗作正是借助桑树生命形态的改变，折射出女主人公在爱情婚姻生活中所经历的磨难及情感体验，将女子的不幸遭遇和内心情感物态化、形象化，取得了生动真实的表现效果。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中说：“诗言桑落，特绘其落之情状，谓将落时其叶必先黄而后陨，喻妇人色必先衰而后被弃逐也。”色衰而爱迟，既是女子的不幸，也成为后世文学一个不倦的主题。
　　再美好、再繁盛的植物也终究难逃落叶纷飞、被冬雪覆盖的萧瑟。因此，当我们看到“无边落木萧萧下”时，心中颇生慨叹。这点在中国的诗歌中尤其明显。虽然在《诗经》中，没有为整个季节而感到悲伤的篇章，但是对于草枯叶落也多有感触，它确实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秋思之门。
　　三
　　大自然的绿色是生命的象征，人类和大自然息息相关，特别是大自然的植物，人类依靠它们才得以生存和发展。先人们首先利用植物作为自己生存的物质基础，后来进一步利用它们的习性特征来表达一定的思想和意识，寄托感情和理想，形成了特定的植物文化意蕴，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诗经》中植物的出现，归根结底，都是应“比”“兴”的需要。朱熹在《诗集传》中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在《诗经》的比兴结构中，往往有一些植物反复出现，而且一旦出现这些植物，那么诗的主题也就有了一定的趋向和范围。这些植物隐含着某种较为深厚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套词”式的隐语，进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
　　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比、兴，在诗歌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失去它，诗歌也就失去了美学价值，失去了感染力。《诗经》中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借鉴。其后，屈原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表达爱憎的手法、汉乐府民歌中的寓言拟物诗、阮籍的《咏怀》、郭璞的《游仙》、李白的《古风》、李商隐的《锦瑟》、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以及元曲清戏中的美刺讽喻作品，无不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以至形成了我国文学韵味悠长、含蓄蕴藉的民族特色。总之，比兴手法的运用，加强了诗歌的生动性和鲜明性，增加了诗歌的韵味和形象感染力，使得我国的诗歌散发出迷人的艺术魅力。
　　从中国文学史发展看，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常常是先从民间孕育，然后由文人予以加工发展。历代一些有成就的文学家，也多是通过向民间文学学习，丰富自己的创作。向民间文学学习，是我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优良传统，当代的文学家们应该将这一优良传统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