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穷人思维，其实我们都有

　　这些年，我们时常听到“穷人思维”这种说法，简单讲就是短视，只知道省钱，忽视其它事物的价值，不懂得看长远。比如，无家可归的人白天打工，晚上就可能去泡网吧，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甚至沾染上烟酒的习气，最后形成恶性循环，变得越来越穷。由此，穷人的艰难处境，也被归结为自身的短视、懒惰和不思进取。
　　这次的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通过实证调查和研究明确地告诉了我们：“穷人思维”的问题绝对不是穷人独有的，我们所有人都有。生长于不同的经济环境，会导致人与人之间命运的巨大差异，所谓“富人优势”，很多都是制度环境带来的，他们周围充满了无形的助推力，制度的设计和政策的确立使得富人们几乎用不着自己有限的自控和决断能力，由此也容易被认为理所当然。
　　但是，穷人却需要反复不断地“勉励自己”运用这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这无疑对他们是一种苛求。

摆脱贫穷的两个反传统案例

　　那么，怎么做才能让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们摆脱这种“穷人思维”，获得提升的空间呢？早在2003年，班纳吉和迪弗洛就创建了“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他们试图通过走访调查的方法追索贫困的根源，确保扶贫政策的制定基于科学依据，从而减少贫困人口。
　　为了搞清楚贫穷的本质，“贫困行动实验室”曾在15年时间里深入五大洲各地的穷人世界，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深入体验和调查穷人的日常生活，从教育、健康、工作、援助、政府、NGO等多个方面，探讨既有的减贫策略是否有效，应该设计怎样理想的方案。在此基础上，他们贡献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为政策制定者、慈善家、政治家和民间社会组织提供指导。
　　在不少具体领域，他们发现了很多更有效的帮助穷人的方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们对于疫苗接种的研究。在当今世界，每年仍有900万儿童在5岁前因各种传染疾病而夭折。令人唏嘘的是，这些疾病在21世纪早就出现了大量的可接种疫苗，看似凶狠的疾病本来完全是能够避免和预防的，这种疫苗也并非“天价”般遥不可及。
　　然而就在这种背景下，印度穷困人口的疫苗接种率仍然只在5%左右。通过深入村落进行随机的调查沟通，研究团队发现：穷人拒不接种疫苗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因为他们“意识不到接种疫苗是个紧急的事情”。后来，在乌代布尔，他们说服一个医疗团队做了尝试，即事先向村民承诺：如果接种免费疫苗，就可以得到2磅豆子;如果完成全部接种，就能获得一套不锈钢餐盘。结果，当地的疫苗接种率立马增长了7倍。
　　很多人批评这种做法只是完成任务，并没有让穷人理解疫苗的作用。但研究者认为，要帮助穷人，就得符合他们的认知习惯，就需要设身处地地了解贫民的行为模式——在每天工作都要考虑“下一顿饭吃什么”的情况下，大家面对疾病的普遍行为策略是能躲就躲、能省就省、能扛就扛，治疗的花费远高于预防的花费，侥幸的心理和对自己体格的“迷之自信”也远胜过对保健意识的信赖。所以，在这里不能太过“想当然”，仅仅让他们理解疫苗的作用，反倒不能解决问题。
　　还有另一个生动的案例，就是教育问题。通常我们看来，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不好，是因为资源不足，比如生活物资的匮乏。于是班纳吉和他的同事把扶持的学校随机分成不同组，有的提供更多的课本，有的提供免费的餐食，看看究竟是哪种因素影响最大。最后他们通过考察教学效果发现，不论发课本还是发粮食，对于学习效果都没有明显的影响。但是，如果改善学校的管理、激励老师提升教学质量，反倒是低成本且见效极为明显的改善措施。
　　除上述两个典型事例之外，他们还发现在医疗领域，有一些类型的药品需要免费提供;在化肥的具体使用方式上，临时补助远比永久补贴更有效。这些结论都具有短小、具体而明确的特征，可以直接上手，转化为制定的政策，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许多脱离困境的方法可能完全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只需要做出一些细微的政策改变。这也是三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核心原因。在此次的颁奖词中，评审委员会称他们的研究“大大提高了人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这无疑是对他们研究成果的一种盛赞。

独特的结论与方法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当前，中国正处于扶贫攻坚战的阶段，高校也鼓励大学生参加扶贫实践，充分发挥专业和科研优势，将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开展一系列基层社会调研，进行特色鲜明的扶贫研究。比如结合贫困地区资源特点和科技发展项目，帮助对口县积极培育新型科技产业，再比如积极参与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应聘大学生村官，到对口县从事志愿服务工作等，这些都与班纳吉等人的研究有着契合之处。
　　中南大学在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扶贫工作中，在长期调研的基础上，决定在当地打造绿色农产品生态种植养殖基地。为打消当地贫困村民的顾虑，充分调动农户的积极性，学校和对接的农产品公司决定首先采取支付土地流转金、优先聘用贫困村民到基地务工并发放劳务费、提取部分盈利分红等措施，让贫困村民尽快树立信心，以顺利推进扶贫工作。公司按450元/亩支付农户土地流转金，按 60元/天给务工村民（优先考虑贫困户）发放劳务费，仅此项就为村民人均增收1065元。这个小小的激励措施得到了村民的极大支持。就这样，全村逐步建立起以红薯、红薯粉加工为主体的农业生态示范园。目前红薯粉年产量达到5万斤以上，已成为江华县享有盛誉的地方特色产品，系列红薯粉产品正在申请绿色有机食品认证。

　　2018年，厦门大学微生物学硕士毕业生李汉鹏，成为宁夏定向选调生中的一员。宁夏同心县海棠湖村地处贫困山区，群众受教育水平低，为了让不识字的群众及时了解党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李汉鹏创造性地想出用“放电影”的方式来进行宣传工作。他自学影片剪辑技术，将网络影视作品制作成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普法宣传视频，“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让老百姓对扫黑除恶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海棠湖村党支部微信公众平台的设立，也为政策宣传、法规普及提供了施展拳脚之处。如今，遇到村霸等涉黑问题，老百姓已经学会打电话上访举报。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李汉鹏还是中南大学扶贫团队，他们工作的特点，都是拒绝对“贫穷的本质”做出空泛或总体的回答，而是尝试将贫困问题分解为一个个“虽然较小，但更精确”的个人或群体问题，设计非常明确的研究，积累出一个个具体的成果。正如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在《贫穷的本质》所说的：“只谈世界上存在什么问题，而不去谈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样只能导致社会瘫痪，而非进步。”
　　责任编辑：曹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