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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啪！啪！啪！”三记敲门声后，清华大学教授贝淡宁办公室的门打开了。
“您好！”贝淡宁礼貌地伸出右手。
“您好，贝老师！”与贝淡宁握手的同时，来访者同时稍稍低头鞠躬。
如果此时是剪辑视频，那么贝淡宁一定会按下暂停键，把这一桢定格。
坐在咖啡馆里，他对本刊记者说：“你刚刚进我办公室，我们握手的时候，你在无意识之中也会稍微鞠躬一下。”
贝淡宁是在用这画面提醒，尽管现在中国通用西方的一些礼节，但许多人还保存着传统的礼仪方式，虽然经过了改良。
贝淡宁本名丹尼尔·A·贝尔，他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名字前有许多定语：“来自加拿大的中国女婿”，“一位儒家学者”，一个“中国的观察者”。
送客、握手、喝酒和唱歌
就像一个“北漂”，贝淡宁现在一年只回老家加拿大蒙特利尔一两次。
因为长期在中国生活，有时回到加拿大，他难免会以中国的礼仪为标尺，观察父母的举止。他说，一般送客人的时候，中国人会一直看着对方走远才会转身离开，但在加拿大，他要离开时，母亲送他出门后就会把门关上。“我在中国呆得久了，母亲这样做我会觉得有些不舒服。”
贝淡宁比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更规范自己的礼仪——把客人送出自己的视线之外;握手时很自然地稍稍低头鞠躬;点咖啡时还会抢着埋单。
他对当下的中国现状有一份理解，他知道中国经过了百年反传统的冲击，尤其是经历过“文革”，许多礼节已荡然无存。但他说，和西方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礼仪还是有很多。
既然生活在中国，当然少不了喝酒，这也是贝淡宁最先遭遇的“冲击”。
他多次对本刊记者谈到喝酒的礼仪。刚到中国时，和学生一起吃饭，学生坚持让他喝酒，他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每一次举杯都要碰杯，而且敬酒的方式又这么多，实在不如西方人自己喝自己的更随意。后来他去了日本和韩国，发现这两个东亚国家保留了更多的饮酒礼仪，比如韩国人向长辈敬酒后必须扭过头、遮住嘴喝。
为什么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都非常注重酒桌上的礼仪？为什么这些国家的人喜欢结伴去KTV唱歌？贝淡宁体悟着生活中悄悄进行的礼仪：喝酒、唱歌都是一种礼，都跟传统的礼乐有关系，当然它们的呈现形式是现代的。
“在一起喝酒、唱歌的过程中，参与者都会产生一种归属感、社群感，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等级的人。”他说
等级礼仪
贝淡宁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当时的他只比学生大几岁，所以希望学生直呼其名，但从没有人这样叫过。有个学生总是尊称他为“贝尔博士”，他批评这个学生过于客气，但学生马上说：“是的，先生。”后来，他只能适应“贝尔博士”这个称呼了。
与西方国家的老师不同，他发现在东亚国家，老师显然拥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与此相对应的，他也知道中国的老师不仅要负责学生的教学，还要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和道德发展。他在牛津读书的时候，学术导师和道德导师是两个人，但在中国，老师显然要成为学生的道德榜样。
师生关系是让贝淡宁最为感慨的一种关系。他的孩子从清华附小毕业的时候，那种依依不舍道别的场面让他记忆犹新。
贝淡宁还注意到中国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许多餐饮业的员工常常在开工前集体训话，早锻炼，唱集体歌曲，或者高喊公司口号。他觉得，在日本和中国企业中老板和雇员一起参加集体唱歌，一起吃饭、度假、工作，如同师生关系。
而中国人用“让”字来体现的餐桌礼仪，也串起了贝淡宁对东亚儒家社会广泛存在的“等级礼仪”的思考——“强者就会有更强烈的动机来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贝淡宁说。
他希望能建立一个帮助弱势群体礼仪形成的机构。他引用《论语》中的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他向本刊记者举例日本的城市规划：“穷人和富人、生活区和商业区没有地理上的明显区分，不同阶层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来往，参与共同的礼仪，所以富人也会关心穷人的利益。”
如果中国能成立这样的机构，他希望能够学习日本在城市规划方面的经验，在社区内提供一个贫富交流的公共空间，培养人们彼此尊重的情感。
一辈子的事情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现在哪些儒家的价值观非常重要？
贝淡宁：礼、和谐，还有贤能政治。西方国家一般认为民主是最重要的政治价值观，实行一人一票的制度。但中国不一样，它有很长的历史，有贤能政治的传统。怎么解释中国的政治哲学？我觉得中国的政治哲学是把贤能政治与民主哲学结合起来。
《瞭望东方周刊》：从现实角度来看，儒家资源中的优势与劣势是什么？
贝淡宁：比如说，如何解决腐败，如何培养领导，如何培养社会责任，等等，儒家这方面的资源非常丰富。
有一些问题，比如男女平等，儒家是有缺陷的。再比如环保问题，可能道家的资源更多。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待于丹的走红？
贝淡宁：她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我觉得儒家是很关心政治的，《论语》最核心的是培养君子，君子要为社会服务。如果完全用去政治化的价值观来解释儒家经典，说都是为了个人的幸福，当然儒家不反对个人幸福，但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人与家庭、社会、自然的关系。个人的幸福并不是最核心的问题。而按照于丹的观点，是有点偏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瞭望东方周刊》：对你来讲，儒学意味着什么？
贝淡宁：这是一辈子的事情，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
“您好！”贝淡宁礼貌地伸出右手。
“您好，贝老师！”与贝淡宁握手的同时，来访者同时稍稍低头鞠躬。
如果此时是剪辑视频，那么贝淡宁一定会按下暂停键，把这一桢定格。
坐在咖啡馆里，他对本刊记者说：“你刚刚进我办公室，我们握手的时候，你在无意识之中也会稍微鞠躬一下。”
贝淡宁是在用这画面提醒，尽管现在中国通用西方的一些礼节，但许多人还保存着传统的礼仪方式，虽然经过了改良。
贝淡宁本名丹尼尔·A·贝尔，他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名字前有许多定语：“来自加拿大的中国女婿”，“一位儒家学者”，一个“中国的观察者”。
送客、握手、喝酒和唱歌
就像一个“北漂”，贝淡宁现在一年只回老家加拿大蒙特利尔一两次。
因为长期在中国生活，有时回到加拿大，他难免会以中国的礼仪为标尺，观察父母的举止。他说，一般送客人的时候，中国人会一直看着对方走远才会转身离开，但在加拿大，他要离开时，母亲送他出门后就会把门关上。“我在中国呆得久了，母亲这样做我会觉得有些不舒服。”
贝淡宁比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更规范自己的礼仪——把客人送出自己的视线之外;握手时很自然地稍稍低头鞠躬;点咖啡时还会抢着埋单。
他对当下的中国现状有一份理解，他知道中国经过了百年反传统的冲击，尤其是经历过“文革”，许多礼节已荡然无存。但他说，和西方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礼仪还是有很多。
既然生活在中国，当然少不了喝酒，这也是贝淡宁最先遭遇的“冲击”。
他多次对本刊记者谈到喝酒的礼仪。刚到中国时，和学生一起吃饭，学生坚持让他喝酒，他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每一次举杯都要碰杯，而且敬酒的方式又这么多，实在不如西方人自己喝自己的更随意。后来他去了日本和韩国，发现这两个东亚国家保留了更多的饮酒礼仪，比如韩国人向长辈敬酒后必须扭过头、遮住嘴喝。
为什么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都非常注重酒桌上的礼仪？为什么这些国家的人喜欢结伴去KTV唱歌？贝淡宁体悟着生活中悄悄进行的礼仪：喝酒、唱歌都是一种礼，都跟传统的礼乐有关系，当然它们的呈现形式是现代的。
“在一起喝酒、唱歌的过程中，参与者都会产生一种归属感、社群感，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等级的人。”他说
等级礼仪
贝淡宁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当时的他只比学生大几岁，所以希望学生直呼其名，但从没有人这样叫过。有个学生总是尊称他为“贝尔博士”，他批评这个学生过于客气，但学生马上说：“是的，先生。”后来，他只能适应“贝尔博士”这个称呼了。
与西方国家的老师不同，他发现在东亚国家，老师显然拥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与此相对应的，他也知道中国的老师不仅要负责学生的教学，还要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和道德发展。他在牛津读书的时候，学术导师和道德导师是两个人，但在中国，老师显然要成为学生的道德榜样。
师生关系是让贝淡宁最为感慨的一种关系。他的孩子从清华附小毕业的时候，那种依依不舍道别的场面让他记忆犹新。
贝淡宁还注意到中国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许多餐饮业的员工常常在开工前集体训话，早锻炼，唱集体歌曲，或者高喊公司口号。他觉得，在日本和中国企业中老板和雇员一起参加集体唱歌，一起吃饭、度假、工作，如同师生关系。
而中国人用“让”字来体现的餐桌礼仪，也串起了贝淡宁对东亚儒家社会广泛存在的“等级礼仪”的思考——“强者就会有更强烈的动机来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贝淡宁说。
他希望能建立一个帮助弱势群体礼仪形成的机构。他引用《论语》中的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他向本刊记者举例日本的城市规划：“穷人和富人、生活区和商业区没有地理上的明显区分，不同阶层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来往，参与共同的礼仪，所以富人也会关心穷人的利益。”
如果中国能成立这样的机构，他希望能够学习日本在城市规划方面的经验，在社区内提供一个贫富交流的公共空间，培养人们彼此尊重的情感。
一辈子的事情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现在哪些儒家的价值观非常重要？
贝淡宁：礼、和谐，还有贤能政治。西方国家一般认为民主是最重要的政治价值观，实行一人一票的制度。但中国不一样，它有很长的历史，有贤能政治的传统。怎么解释中国的政治哲学？我觉得中国的政治哲学是把贤能政治与民主哲学结合起来。
《瞭望东方周刊》：从现实角度来看，儒家资源中的优势与劣势是什么？
贝淡宁：比如说，如何解决腐败，如何培养领导，如何培养社会责任，等等，儒家这方面的资源非常丰富。
有一些问题，比如男女平等，儒家是有缺陷的。再比如环保问题，可能道家的资源更多。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待于丹的走红？
贝淡宁：她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我觉得儒家是很关心政治的，《论语》最核心的是培养君子，君子要为社会服务。如果完全用去政治化的价值观来解释儒家经典，说都是为了个人的幸福，当然儒家不反对个人幸福，但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人与家庭、社会、自然的关系。个人的幸福并不是最核心的问题。而按照于丹的观点，是有点偏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瞭望东方周刊》：对你来讲，儒学意味着什么？
贝淡宁：这是一辈子的事情，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